生民無疆
由於一些“曆史學家”的偏執與偏心，出現了一個少有的怪現象：中國大陸編寫的歐洲曆史，遠比歐美學者自己編寫的歐洲曆史要光鮮照人，也就是說，歐洲曆史，我們的“專家”的評價，比歐美學者的評價高出N倍。
比 如，古羅馬，在歐洲專家的筆下，美好的東西自然不會遺漏,而屠殺、戰亂、奪權、饑荒、無視科學等等，也無一漏網，總之隻有客觀的陳述；而到了我們的“專家”手中，羅馬隻有科學、藝術、法律、強大等等，錦上添花尚嫌不足，似乎如果沒有從天而降的禍患，羅馬帝國不知會創造出怎樣一個偉大的未來。甚至，“專家們”一再不無遺憾地感歎：絲綢之路的沒能直接連通“偉大的”羅馬，因而使中國與“民主科學”失之交臂。對於中國軍隊手下敗將輕鬆摧毀羅馬帝國，沒有一個專家願意因此做一點對比分析。
再比如，歐洲中世紀，是歐洲人的正宗後裔公認的“黑暗時期”。這時，大部分的王公貴族是文盲，是徹底的粗鄙武夫，歐洲大陸動輒饑荒，瘟疫蔓延，城鄉各地臭氣熏天髒亂不堪，所謂大城市也不過是中國鄉村小鎮的規模。這些實實在在的事實，在歐美專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但是，在我們“專家”的大作中，打著燈籠，也是難以找到的。
又比如，在前些時甚為火爆的《大國的崛起》一書（電視片）中，“專家們”
對於發現新大陸、“藍色文明”津津樂道，至於為什麽是西班牙、葡萄牙首先走向大海，始終一聲不吭；至於英國“海軍”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之後，西班牙就此一蹶不振走向衰落，到底是為什麽，“專家們”同樣是一言不發。
其實，中世紀的歐洲，基本不會造海船，更不懂得遠程航海技術，僅僅一個小小的地中海，航海權也被阿拉伯人掌握著。長期以來，阿拉伯海盜隨意闖入這些歐洲國家搶掠，歐洲國家唯一可做的就是請神父念經祈禱。
西班牙葡萄牙的造船和航海技術，恰恰是來源於阿拉伯人。因為此前這裏是阿拉伯國家，這裏的居住著大量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正是從這些人致富的經驗，讓基督徒懂得了航海、經商是條好路子；正是依靠這些人，基督徒才擁有了遠航海船和水手。當西班牙人依靠這些人致富、變強後，便神經錯亂地屠殺“異教徒”，使得西班牙從此百業凋敝，就此衰落。
《大國的崛起》說：英國人消滅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所以西班牙衰落了。一個艦隊覆滅，就會導致一個國家衰落？那麽，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不也就衰落了？艦船沒有了，再造就是了；水手沒有了，再招收不行嗎？問題在於，西班牙因為將能工巧匠阿拉伯人趕盡殺絕了，而基督徒們還沒有學會這些。所以，西班牙想不衰落也不行了。
有趣的是，“專家們”說英國因為戰勝了西班牙無敵艦隊，一躍成為海洋大國，為了自圓其說，不惜隱瞞此戰之後英國近百年時間根本沒人關心所謂“海軍”建設的事實。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曆史常識的東西，到了我們的“專家”這裏，成為了堅決不談的“禁區”。
其實，這些禁區，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問題，而是“專家”們自己設置的。他們隻有一個目的：西方自古就比中國強。
我不是一個盲目排外的人，也不是什麽學者。我隻是針對專家們的“著作”中的一些疑問，在西方人的著作中，找到了一些答案，證明了我們的“專家”的虛偽。
我們必須積極地認真地學習西方，因為我們今天落後於他們。但是，西方的崛起，本質上源於啟蒙運動。是啟蒙運動，促成了現代科學民主的發展進步。而啟蒙運動，也不是西方獨立的思維成果，而是東西方文化交匯、發酵的產物。
無論徹底地排斥什麽，還是徹底地崇拜什麽，都是荒唐的，缺少理智的。
盲目崇拜中國傳統文化，排斥西方文化，是閉關鎖國行為，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本身，就是在不斷學習、借鑒、吸收外來文化的過程中，發展形成的。
盲目崇拜西方文化，排斥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另一種閉關鎖國行為。
一、說說“希臘文明”----子虛烏有
古希臘文明，是指在公元前8世紀--前323年間，被稱為希臘人的人們
“創造”的文明。此前的幾個世紀，稱為荷馬時期，還有一個好聽的名字為“英雄時期”；此後古羅馬時期，稱為“希臘化”時期。
希臘文明時期的希臘，從來就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希臘人的地盤主要在愛琴海兩岸的諸“半島”或者島嶼上。
希臘人分成大大小小若幹個獨立的“城邦”。說是城邦，實際上是一個村莊或幾個村莊的聯合體，人口不過萬兒八千的。他們或農耕或漁獵或商貿，但多以農業為主。為了利益，相互間戰爭不斷。
希臘有兩個“超級大國”，為斯巴達、雅典。人們一談到古希臘，90%是拿這兩個“超級大國”來說事，最多的是雅典，因為古希臘的名人大多長居於此。
斯 巴達，是四個或者五個村莊的聯合體，稱霸希臘時，也不過9000戶人家，衰落時僅700戶，按照平均每戶5人計算，巔峰時人口4.5萬人左右。因土地較肥 沃，故以農業為生。斯巴達是2名國王加上長老會議的政治模式。兩個國王分別由兩個家族推選產生，權利相等。國王隻負責處理日常事務，除非領兵在外，大權始終在長老們手中。
雅典，是4個家族的10個部落的聯合體。綜合西方各研究者的數據，巔峰時期人口在6.7----17萬 人之間，取中間值則是11萬左右。因土地相對貧瘠，故手工業和貿易較為發達。雅典是9名執政官（起初是1名，後來是3名，最終為9名）、貴族會議的政治模式。9名執政官由公民會議選舉產生，輪流執政處理日常事務。軍事上還選出10名司令官。但是，大事由400人議事會或者後來的500人議事會議決。
斯巴達和雅典，其規模相當於我國今天的大一點的鄉鎮。在管理體製上，與我國解放前的農村家族、村莊沒多大區別：平時，族長（或莊主）處理雜七雜八的事務，擔當調解員的角色，但凡遇上重大事務，則召開家族會議（各房推舉的代表）或者村民大會（每家派一名代表）集體討論決定。直到今天，我們到不少偏遠鄉村，還能找到這種影子。
顯然，這不過是一種部落或者部落聯盟性質的村民自治性的組織。這樣的環境中，能夠獨立（這是關鍵）創造出多大個文明，無異於天方夜譚。最多，比大邱莊、華西村、南街村鬧得水聲更響一點，但是要想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產生出中科院院士，隻能是一種夢想。
古希臘運氣不錯，四大文明古國中，古埃及、古巴比倫就在希臘的旁邊。特別是以兩河流域為中心的西亞，古巴比倫消亡了，亞述帝國興起；繼而新巴比倫誕生，接著出現波斯帝國。這裏與南方的埃及、東方的印度、東北麵的中國之間，經濟、文化、政治、軍事交流頻繁，始終是處於經貿繁榮、科技文化發達的狀態。
古希臘的曆史學家希羅多德明確記載：希臘文字就是希臘人模仿西亞的腓尼基字母創造的。這大約發生於公元前8世紀。和日文來源於漢字一樣，今天我們熟悉的26個英文字母，源頭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
希羅多德還明確記載：流行於希臘的奧菲教義是從埃及傳來的。就和基督教的上帝、耶穌來自於中東一樣，我們熟悉的宙斯、阿波羅、普羅米修斯等“明星”，本是古埃及人創造並崇拜的神靈。
至 於希臘人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科學史家W.C.丹皮爾說：“早期希臘哲學家所搜集到的事實大部分是從外來的來源得到的----他們的天文學是從巴比倫尼亞得來的，他們的醫學和幾何學是從埃及得來的，可能一部分是通過克裏特島。”科學史家喬治·薩頓說：“希臘科學的基礎完全是東方的，不論希臘的天才多麽深刻，沒有這些基礎，它並不一定能夠創立任何可與其實際成就相比的東西。……我們沒有權利無視希臘天才的埃及父親和美索不達米亞母親。”
近些年來，西方學者也越來越多地“發現”，從《荷馬史詩》開始，直到亞裏士多德的著作，都有了大量“模仿”西亞文化的內容。
其實，古希臘人從來就承認：“光明來自東方”。《荷馬史詩》的編著者荷馬出生於小亞細亞的士麥那；希臘詩人阿基洛古是帕洛斯島人；畢達哥拉斯生於小亞細亞的薩摩斯島；亞裏士多德是斯塔吉拉人；高爾吉亞是利昂提尼人；普羅泰格拉是阿布德拉人；提奧夫拉斯圖斯是累斯博斯人；芝諾是塞浦路斯人；特拉敘馬庫斯是卡爾西冬人；“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也是可斯人……他們都是出生、成長於境外，成熟後回到希臘本土發展的“希臘裔”人。畢達哥拉斯、德摩克裏特、柏拉圖、梭倫、亞裏士多德等都有留學西亞、埃及的經曆。
古希臘的知識界，是“海歸”的天下。
遺憾的是，因為不絕的戰爭，巴比倫、波斯、古埃及的大量史籍消失了。老師的作品銷毀了，而來自窮鄉僻壤的學生的作業，因為地處偏遠等原因保存下來，故而學生為後世所傳頌。
3、古羅馬到底有多偉大？---獨裁與野蠻
一說到西方，洋奴和漢奸學者們總喜歡說完古希臘，再說古羅馬。事實證明，古希臘是一個子虛烏有的“文明”，那麽古羅馬呢？
古羅馬直至帝國內戰爆發（公元337年），是西方人所謂“希臘化”時期，也就是仍屬輝煌時期。這大致相當於我國戰國晚期至東晉初，正是我國百家爭鳴，並誕生造紙術、地動儀等一係列引導世界科技文化進步的成果的時代。
先說古羅馬的的科技、文化。
洋奴們不斷誇耀古羅馬科技、文化如何了得,然而，嚴肅的西方學者不僅不領情，而且還愛抽洋奴、漢奸的嘴巴。
讓我們學習一下英國著名學者W.C.丹皮爾教授的教導：“羅馬人似乎隻是為了完成醫學、農業、建築或工程方麵的實際工作，才對科學關心。他們隻用知識之流，而不培其源----為學術而學術的源泉，結果，不到幾代，源與流就一起枯竭了。除了3世紀後半葉亞曆山大裏亞的第奧放達斯是希臘最偉大的代數學（注：西方曆史學家早就發現：代數學是從中國傳到波斯的，而亞曆山大裏亞屬於波斯地盤）著作家以外，沒有一個第一流的人物。在羅馬帝國頭300年間，羅馬法的偉大成就登峰造極，但是，羅馬政權還沒有衰微，科學就顯然已經和哲學思想的其他部門一起差不多停滯不前了。知識沒有進步，人們唯一的工作隻是寫些注釋和撮要，主要是希臘哲學家的注釋和撮要。”請記住：丹皮爾教授是一位典型的持歐洲中心論的西方專家，他為什麽如此謙虛呢？
在經濟建設上，羅馬帝國也是乏善可陳。帝國早期，主要是以戰養戰，到支撐擴張的人力物力資源消耗殆盡後，帝國主要靠榨取亞平寧半島之外的土地上的產出實現驕奢淫逸。稍懂羅馬曆史的人都知道，在羅馬帝國的地盤上，社會經濟文化最發達的是西亞和埃及一帶，因此，這裏成了帝國的錢包和糧倉，而龐大的羅馬城僅僅是一個揮霍場所。遺憾的是，帝國當局堅決抑製工商業的發展，隻是重視農業。羅馬皇帝們一再下令，逼迫北非、西亞等地鏟除葡萄種糧食，使得羅馬帝國連葡萄酒也沒有喝的。盡管如此，羅馬帝國還是動不動就鬧饑荒。
再說古羅馬的政治。
古羅馬，洋人曆來將它定義為奴隸社會，是一個人性缺失的時代，這一點不假。
古羅馬原本是從多瑙河沿岸遷到亞平寧半島上的幾個小部落的聯合體，通過發動無數次戰爭，逐步發展成以地中海為中心、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他們發動戰爭的目的，一是奪取土地，二是掠奪占領地區的所有財物，三是將被占領土上的百姓統統作為奴隸。羅馬大軍所到之處，百姓要麽被殺，要麽擄做奴隸。一次性殺死數萬人、擄數萬人為奴，這樣的事件不勝枚舉，其血腥與殘忍，無以言表。
盡管羅馬人以奴隸勞動果實為生，但是，在羅馬人眼中，奴隸還不如牛馬，牛馬不僅能幹活，而且還可以吃它的肉。羅馬時代，一次又一次頒布奴隸主可以隨時處死奴隸的法律。比如，公元57年，羅馬元老院通過法案，奴隸主在家被殺，不僅在這家所有奴隸要被處死，而且連已被釋放尚未離開這家的獲釋奴隸也要被處死。羅馬人以觀賞一個奴隸殺死另一個奴隸為樂，他們觀看兩名奴隸持劍生死相搏，仿佛當時中國人看鬥雞、鬥蛐蛐一樣興高采烈，與當今人們看籃球賽一樣的感覺。要說古羅馬人有人性、講人權，隻有傻瓜、250才相信。
洋奴學者經常說到羅馬法如何如何，羅馬有什麽民主、法治的基因。
說起來頗為有趣，羅馬帝國與大清帝國一樣，也有一幫八旗子弟---羅馬公民，他們從出生到死亡，可以不幹任何事，帝國按時給他們按人頭發放糧食衣物零花錢。後來，這幫貨們覺得做飯太麻煩，於是帝國幹脆改為發放麵包。這些洋八旗子弟一輩子隻有一個義務----當兵打仗。如果打勝了立功了，還有土地和金銀珠寶等獎賞。結果自然與大清八旗子弟相同，變成徹底廢物。到了後來，羅馬帝國不得不通過賜予“羅馬公民”身份，征集“蠻族”男子上戰場。蠻族漢子自然不會像羅馬公民那麽廢物，於是政變更加頻繁，以致龍椅上坐著的是蠻族人。
羅馬看起來還是民主的，它曾經有元老院等類似今天議會的機構，即便是獨裁者渥大維也不是金口玉言。一次，渥大維在一個騎士家做客，席間，一個奴隸將一隻水晶高腳杯打碎了，主人要將這個奴隸扔進魚池喂鰻魚。奴隸向渥大維求救，渥大維勸說，騎士不理，還是將奴隸扔進了鰻魚池。對此，渥大維也沒有生氣。
但是，若因此說古羅馬講民主重法治，那絕對是扯淡。
羅馬時代，動輒數以百計“元老”（大約相當於今天的議員）被屠殺，以至於這些貴族們活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連後代也不敢要。盡管這些羅馬帝國的貴族們，無論誰當皇帝都點頭哈腰，但仍然逃不脫被屠殺的命運。所以，過不了多久，元老院就換成全新的麵孔。公元前43年，渥大維和安東尼、雷比達聯合奪取政權後，大肆追殺政敵，一次性殺死300名元老。盡管元老院是一直存在，但是，大多數時間，元老們連皇帝的麵也見不到，因為皇帝根本沒把他們當人看，長期呆在其它地方。帝國首都遷到君士坦丁堡之後，元老院被皇帝遺忘，扔在羅馬自個兒民主議政去了。
龍椅的誘惑是巨大的。如果按照中國的習慣，所謂羅馬帝國，可以分為N個朝代。大家為了爭奪這把椅子，你剛唱來我登場。有腦袋進水花錢買椅子的；有認幹爹繼承位子的；有幹脆領兵殺進皇宮直奔椅子的；也有前線將領陣前黃袍加身的。無數人為此掉了腦袋，不少人坐上椅子後被人割了腦袋。到了後期，更是內戰連連，以至於出現30餘人割據稱王。中國曆史上的大戲，羅馬帝國無一例外地，全部上演過。就這樣稀裏糊塗之中，363年，朱利亞努斯在與波斯作戰中負傷死去，不 久，羅馬就分裂成東、西兩個帝國。3、中世紀歐洲---文盲與武夫的世界
476年，由於匈奴人的不斷擴張，以及為躲避匈奴的北歐“蠻族”----日耳曼人的持續攻擊下，早已腐敗透頂的西羅馬帝國覆亡了。從此，西歐進入了長達千年的“中世紀”。
法國著名曆史學家、哲學家丹納，以形象生動的筆墨描繪了中世紀西歐社會：
“蠻族的洪流也就決破堤岸，滾滾而來，一批來了又是一批，前後相繼，不下五百年之久。他們造成的災禍非筆墨所能形容：多少人民被消滅，勝跡被摧毀，田園荒蕪，城鎮夷為平地；工藝、美術、科學，都被損壞，糟蹋，遺忘；到處是恐懼，愚昧，強暴。來的全是野人，等於休隆人與伊羅誇人突然之間駐紮在我們這樣有文化有思想的社會上。當時的情形有如宮殿的帳帷桌椅之間放進一群野牛，一群過後又是一群，前麵一群留下的殘破的東西，再由第二群的鐵蹄破壞幹淨；一批野獸在混亂中喘息未定，就得起來同狂號怒吼，獸性勃勃的第二批野獸搏鬥。到第十世紀，最後一群蠻子找到了棲身之處，胡亂安頓下來的時候，人民的生活也不見得好轉。野蠻的首領變為封建的宮堡主人，互相廝殺，搶掠農民，焚燒莊稼，攔截商人，任意盤剝和虐待他們窮苦的農奴。田地荒廢，糧食缺乏。（生民無疆注：這是中國從六朝到北宋的一個漫長時期，中國人正在實施科舉取士，創造唐詩宋詞，進行印刷術、火藥、指南針的發明，研究武學、律學、書學、算學、畫學、醫學....對 比一下，我們是什麽感覺呢？）
5世紀中葉，匈奴人在今天的匈牙利一帶崛起，四麵出擊，驅趕得北歐的日耳曼人雞飛狗跳。匈奴人，原來呆在蒙古高原，被中國漢朝打得滿地找牙後，大部分歸順漢朝融入主流，小部分一路西行，如入無人之境，最後占據當今東歐一代，繼續向西向南擴張。在匈奴大軍多次踐踏、大麵積擄掠之後，隨著日耳曼人向南方蜂擁推進，三下五除二，西羅馬帝國便奄奄一息。
476年，稀裏糊塗中，蠻族們讓西羅馬帝國灰飛煙滅了，西歐就此進入了所謂的“中世紀”。
西羅馬帝國雖然完蛋了，但是以君士坦丁堡為都城的東羅馬帝國，仍一如既往地生活著，而且壽命長達千年。
東羅馬帝國完整地繼承希臘文明、基督教文明，皇帝是基督教教主，也是國家政權的主宰。東羅馬人讀的書，一半是基督教經典，另一半則是古希臘人的著作。東羅馬帝國同樣繼承了羅馬帝國熱衷於“篡黨奪權”的優良傳統，幾經折騰，7世紀後，東羅馬皇帝也是希臘人。遺憾的是，除了房子建得有特色且頗為壯麗，雕塑還算過得去，而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科學技術上，同樣是一塌糊塗。
一部東羅馬曆史，除查士丁尼統治時（527 ----565 年在位）有過短暫的輝煌，剩下的就是一部挨打史、屈辱史。
5世紀，為了少受匈奴人攻擊，一次給匈奴首領阿提拉送去14000鎊黃金，以後每年繳納貢金2100鎊。
6世紀，在 “蠻族”們（主要是日耳曼人）的侵略、蠶食下，帝國在歐洲地區僅剩下沿海的一些據點。
7世紀之後，就一直處於阿拉伯人的沒完沒了的“欺負”之中，帝國在亞、非的領土喪失殆盡，淪落為龜縮於小亞、巴爾幹半島部分地區的國家。帝國原本指望西歐十字軍能夠教訓一下阿拉伯“異教徒”，以出口惡氣，結果，1204年，第四次十字軍卻將東羅馬首都拜占庭洗劫一空，大火焚燒7天之久，並且將帝國大片領土 予以瓜分。
1461年，僅一隅之地的東羅馬被奧斯曼帝國消滅，拜占庭成了阿拉伯國家的都城。當然，東羅馬帝國的全部地盤早已變成穆斯林的樂園了。
說來有趣：在文化傳承上，這個窩囊的東羅馬帝國，是最有資格的代表西方文化的---正宗嫡傳的古希臘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由於它實在是窩囊得過頭了，所以，西方曆史學家們寧願在黑暗的中世紀（西歐）上多做點文章，也不願提到它，連“希臘化”的資格都不給它，讓人有一種東羅馬與歐洲文明無關的感覺。
“十一世紀時，七十年中有四十年饑荒。一個叫做拉烏·葛拉貝的修士說他已經吃慣人肉；一個屠夫因為把人肉掛在架上，被活活燒死。到處瘡痍滿目，肮髒不堪，連最簡單的衛生都不知道；鼠疫，麻風，傳染病，成為土生土長的東西。人性澌滅，甚至養成像新西蘭一樣吃人的風俗，象加萊陶尼人和巴波斯人一樣野蠻愚蠢；卑劣下賤，無以複加。（生民無疆注：這是中國北宋時期，政治、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高度繁榮，看一看《清明上河圖》，讀一讀歐陽修、柳永等人的詞，放一放宋人發明的焰火，甚至搭乘宋朝商人的海輪到印度西亞做做生意旅旅遊，是什麽感覺呢？）
“到一五五〇年，英國隻有獵人，農夫，大兵和粗漢。一個內地的城鎮統共隻有兩三個煙囪。鄉下紳士住的是草屋，塗著最粗糙的粘土，取光的窗洞隻有格子沒有窗子。（生民無疆注：這是中國明朝中葉，參觀一下故宮、明十三陵、全國各地的古鎮，或者陪著徐霞客遊山玩水一次，又會是什麽樣的感覺呢？）
“至於法國，到十五世紀末，國內的優秀人士，所謂貴族隻是粗野的蠻子。一五二二年，巴大薩·卡斯蒂裏奧納伯爵寫道：‘法國人隻重武藝，看不起別的事情；他們非但輕視文學，而且深惡痛絕，認為文人最下賤，所以把一個人叫做學者是對他最大的侮辱。’總之，整個歐洲還處在封建製度之下，人像凶悍有力的野獸一般隻知道吃喝，打架，活動筋骨。”（生民無疆注：這是中國明朝中葉，隨便找一部明朝士大夫日記類的作品讀讀，琴棋書畫詩酒山水撲麵而來，又會是什麽樣的感覺呢？）
大家可別瞧不起這些蜂擁而來的“野人”，西歐後來的貴族，諸如國王、公爵、騎士什麽的，全是這些野人及其後裔。
在這些野人的領導下，中世紀的西歐具體是什麽樣的呢？生民無疆隨後將從多方麵予以介紹---堅持用洋人提供的曆史資料，拒絕參考洋奴學者寫的歐洲史。
古希臘頭號聖賢蘇格拉底說：“我要對公民們說：你們彼此雖是兄弟，但是神還是用不同的東西把你們造出來的。你們之中有些人具有統治的能力而適於統治人，在創造這些人的時候神用了金子，因此這些人也就是最珍貴的。另一些人是神用銀子作成的，這些人就成為統治者的輔助者。再有一些人是農夫和手藝人，這些人是神用銅和鐵做成的。……統治者應當把這個神讖引以為戒，即：一旦銅鐵做成的人掌握了政權，國家便要傾覆。”這就是說，根據神的安排，人類社會被分為金子做的人、銀子作的人、銅做的人、鐵做的人這四個等級，每個人出生前，神已經確定好分別屬於哪一個等級。蘇格拉底還說，金子做的人會生出金子做的兒子，銀子和銅鐵做的人會生相應的兒子。至於蘇格拉底經常提到的奴隸，自然是等外品，隻不知他認為奴隸是用什麽做的。
第二號聖賢柏拉圖認為，國家是個人的放大，個人是國家的縮小，據此勾劃出了自己的“理想國”。柏拉圖也是一個以精神力量----智慧、勇敢、節製和正義這 “四德”治天下的倡導者。柏拉圖的理想國是按照神的意誌設計和實施管理的，所以，“我們製定有關不敬神的法律如下：如果一個人在語言上或行動上犯了不敬神的罪，任何人見到了就應該起來維護法律向地方官報告。地方官接到報告之後，就應該立刻依法把這個人送到法庭。如果地方官接到報告之後拒絕這樣做，已經有人揭發，他就要以不敬神的罪名受到審判。國家裏麵要設三個監獄：第一個是在市場附近的普通監獄；第二個是在午夜法庭附近，將稱為‘感化所’；第三個要設在國土中心的某個荒野山區，要用某種果報懲罰的名字來稱呼。當他們監禁期滿後，如果其中有人思想健全，就讓它恢複正常生活；但是如其不改，再度被定罪，就應該把他處死”。總之，誰敢反對神甚至否定神的存在，一定要好好教訓他，讓他匍匐在神的腳下，或者將他從肉體上消滅。
沒有亡國胚宗教基督教利用希臘羅馬文明的兩個致命弱點奴隸製和多神教造就的不重視曆史摧毀希臘羅馬文明,為西方文明開道,那麽當今以日爾曼係統的民族為 主導力量的西方文明很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西方文明的主導力量日爾曼人也不可能取代希臘羅馬人的位置成為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主導力量。所以說亡國胚宗教基督教確實對西方文明的興起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基督教對西方文明來說本質上還是由猶太人製造出來的一種建立在撒謊和欺騙基礎之上的外來的亡國胚宗教。
說到底亡國胚宗教基督教和歐洲人的關係和共產主義與中國人的關係沒有什麽本質區別，都是靠利用原有文化的致命弱點取代了原有文化的外來思想，隻不過共產主義在中國沒能徹底取代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化形成了共生關係，而希臘羅馬文明被基督教徹底摧毀取代，才有了建立在希臘羅馬文明廢墟上的西方文明這一點有所區別而已。同樣和中國這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也是一個逐步去共產化的過程一樣，西方文明的真正崛起的每一步都實際上伴隨著去基督教化的趨勢。但是這個過程就和中國一樣並不徹底。中國當今的指導思想名義上還是共產主義，亡國胚宗教基督教也依舊是西方文明名義上皈依的宗教。但基督教對西方文明來說本質上仍然是一種外來的異己宗教，就如同共產主義對中國也是一種外來玄學一樣。
更要命的是基督教已經用它的那套來源於猶太人這個亡國胚民族的處女生上帝、三位一體之類不可思議的荒誕故事把自己逼到了不是終極真理就是終極騙局的兩難處境裏。也正因為基督教的教義荒謬絕倫，所以基督教才會出現那麽多教義分歧和論戰，比如關於三位一體的論戰，曆史上因為三位一體的問題是死過不少人的，比如著名的被燒死的塞爾維特，究其原因，就是因為三位一體是基督教的核心教義，如果這個核心教義被否定了，就等於動搖了基督教的基石。現在看來主張上帝一位一體的上帝一位論肯定更合乎邏輯和理性，也更容易被人理解。但科學和理性最發達的西方文明卻始終沒有接受上帝一位論，說到底就是因為否定了三位一體，就等於否定了基督教。最強大、最講究邏輯和理性的西方文明居然被三位一體這種邏輯不通的東西牽著鼻子走，這就說明基督教是西方文明沒有辦法解開的一個死結。不是終極真理就是終極騙局，這就是西方文明所皈依的基督教麵臨的終極難題。
最為強大也最講究科學和理性的西方文明皈依的居然是最為弱小的亡國胚民族猶太人所製造出來最荒誕、最沒有理性可言的亡國胚宗教基督教，這實在是對最強大、也最講究科學和理性的西方文明自身的一種諷刺。而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的總統，在就職時居然一本正經對著猶太人編造出來的充斥著上帝六日創世並且還需要休息之類的瀆神邪說的神經宣誓，也隻能說是一幕滑稽戲。也正因為如此由弱小的亡國胚民族猶太人所製造出來的最荒誕、最沒有理性可言的亡國胚宗教基督教也就是最為強大。也最講究科學和理性的西方文明的阿喀硫斯的腳踵或者也可以說是最短的木板即最為致命的弱點。
而且西方文明的這個致命弱點從根本上來說是不能由它自己解決的，因為西方文明的成長路徑實在太過依賴基督教了，要讓西方人承認自己這一千多年來相信的不過是由猶太人製造出來的一場騙局，這從人的本性上來說就是很難接受的。但要不解決這個致命弱點，最為強大、最講究科學和理性的西方文明居然被弱小的亡國胚民族猶太人製造出來的最荒誕、最沒有理性可言的亡國胚宗教基督教牽著鼻子走，對西方文明自己就始終是一個潛在的致命危險。
西方文明在對付遠比西方文明弱小的由猶太人的同樣不吃豬肉、割包皮的閃族兄弟阿拉伯人製造出來的伊斯蘭教所表現出來的手足無措，就間接體現出來了這點。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兩者之間的衝突和較量從伊斯蘭教誕生後不久就開始了，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文明衝突可以說是現存各大文明中持續時間最長也最激烈的文明衝突。但因為希臘羅馬文明就是被猶太人製造的基督教所摧毀的，而西方文明由於基督教的關係，根本不能從希臘羅馬文明因為存在致命弱點而敗給基督教這一典型的劣幣驅逐良幣的事例中汲取教訓，才導致它現在沒有對付伊斯蘭教的真正辦法這種情況的出現。西方文明單靠自己很難打贏對伊斯蘭教的文化戰，當年希臘羅馬無論比文化、比軍事都不知道要比猶太人強出多少倍，可希臘羅馬文明照樣被猶太人所創立的基督教給毀滅了，這絕對是人類曆史上劣幣驅逐良幣的最佳典範。
現在曆史真有重演的可能，隻有十億人口的發達的西方世界在對付已經有了十三億人口的落後的伊斯蘭世界時，有比當年羅馬人對付基督教更好的辦法嗎？對伊斯蘭教宣傳什麽自由民主？在目前情況下這等於是在縱容伊斯蘭教繼續擴張。和希特勒對付猶太人一樣搞種族屠殺？這等於是在道德上宣判西方文明的死刑。用猶太人創立的亡國胚寄生宗教基督教對付伊斯蘭教？別說基督教就是一個猶太人的原始一神教和希臘多神教混雜出的怪胎，根本就不可能克製伊斯蘭教這種真正的純粹的一神教，而且利用基督教這種原始宗教對付伊斯蘭教，西方就得當心還沒把伊斯蘭教解決掉，自己就先掉進了宗教狂熱和忘掉自己的文明真正根基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6、說說歐洲的家族製度---族權
五四時期的陳獨秀、魯迅等“旗手”們，對中國家族製度深惡痛絕，認定儒家學說為禍首。有“隻手打翻孔家店”之稱的吳虞先生，為了與家族劃清界限，毫無保留地與家庭決裂，不僅在大庭廣眾之下辱罵自己的父親是“老賊”，親手痛揍自己的父親一頓，而且寧可將自己的錢拿出來娶小老婆、逛妓院，也不給自己的兒女用於上學。
殊不知，歐洲的家族製度及其危害性，一點也不比中國差。中世紀的歐洲，同一血緣的人們世代同堂共享財產的現象十分普遍，家族幹預其成員的私有財產處置，具有對成員婚姻的決定權,而且家族之間的仇殺也是見怪不怪的事情。
據法國大學者馬克.布洛赫《封建社會》：“在整個封建歐洲，當時存在著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群體。在法國，當人們談到親屬成員時，通常直接稱之為 amis（朋友）；在德國則稱之為Freunde（朋友）。一份寫自11世紀法蘭西島的法律文獻這樣列數家族成員：‘他們的朋友們，即他們的母親、兄弟們、姐妹們以及以血緣和婚姻維係的親屬’。”
中國有四世同堂、五世同堂的習慣或者風俗，歐洲也不例外。大小領主（即貴族）的後人共同繼承、共同使用公共遺產，共同居住在祖傳的城堡裏，例如博騷家族幾代人均控製者普羅旺斯地區的各個伯爵領，雖然這個家族的每一分支都有自己的勢力範圍，但都認為整個采邑的統治權是統一不可分的，並且所有人都采用同一普羅旺斯‘伯爵’或‘諸侯’的稱號。至於平民百姓，更是重視血緣關係了。在整個鄉村，到處都是由若幹個有血緣關係的家庭組成的 “兄弟會”，他們共用一個爐灶、同桌進餐，耕種同一塊共有地。
7、說說歐洲婦女的權益
五四以來，不少精英人物痛感中國婦女地位低下，在不斷呼籲提高婦女地位的同時，將中國婦女受虐待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矛頭直指儒家學說，並持續地進行深揭猛批。
殊不知，自歐洲有文字記載以來，無數證據證明，歐洲曆史上，婦女的地位一點兒也不比中國女人高，可以說處境更糟糕。
古希臘最大的聖賢蘇格拉底，是這樣教導人們的：“一個女人的美德，如果你想知道的話，也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出來：她的責任是在管理她的家務，和看管屋裏的東西，以及服從她的丈夫”。
著名的柏拉圖認為，女人的智商和小孩、奴隸差不多，除了有各種欲望、痛苦和快樂，啥也不懂。
同樣著名的德謨克利特則說：“接受一個女人的命令，對一個男人來說是最大的侮辱”。德謨克利特還諄諄告誡道： “女人不應該動口舌，因為這是很危險的，”“少說話對於女人是一種裝飾，而裝飾簡樸，在她也是一種美”。是否發出這一章，我猶豫了很久，因為擔心基督徒誤解。仔細想想，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我不是教徒，是無神論者，而且堅持信仰自由，客觀談問題，應該不會產生多大的誤會。更何況，我寫這一章，僅僅是針對“信仰基督教的國家都發達”這一論調的，因此，我想，即便有偏頗之處，真正的基督徒也會原諒我的。
8、 平心靜氣說基督教 之 1
平心而論，對於基督教，我沒有什麽絕對的敵意。盡管基督教曆史上有過不十分光彩的地方，特別是鴉片戰爭以來，一些傳教士作過有損中華民族利益和感情的事情，但是這與基督教教義無關。任何一種宗教，或者一門學說，倘若能夠流傳百年，必然有其過人之處，有其繼續流傳下去的理由。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這些大教也好，道教、猶太教、印度教等教民略少的小教也罷，都有千年以上傳教史，均應作為人類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給予高度尊重、充分保護。
重要的是，任何一個宗教，都應該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其它宗教和文化。否定、打壓、排斥其它宗教，無疑是愚蠢、無知的行為。實事求是地講，在這方麵，少數基督徒表現得很不好。我曾經多次與幾位基督徒討論宗教問題，因為我不讚成他們的一些觀點，便有人將我當作“反基”惡魔，說我死後必下地獄。對此，我笑答：我是中國人，即便將來真的下了地獄，也是下佛教道教的地獄，與基督教地獄無關，上帝管不著我。某基督徒堅持隻存在基督教的地獄，根本不存在其它的地獄，並聲稱基督教必將傳遍世間每個角落，其它宗教都是邪教，都不值得一提。如此態度，好比一個生意人，想賺盡天下所有的錢，豈不是笑談！
宗教屬於文化領域的東西，是人類早期文化的產物。比如，《創世紀》中的許多東西，即便是原創，也構不成壟斷。稍有知識的中國人都知道，在中國有盤古開天辟地、女媧補天、三皇五帝等大量傳說。不誇張地說，這些關於人類早期活動的故事，遠比《創世紀》豐富、生動。不過是因為當今教育體製的缺憾，許多人知之甚少罷了。
《聖經》，特別是舊約，原本是中東地區的先民們代代相傳的一些神話故事和格言、諺語的集合，故事範圍也沒有跨出中東地區一步。不管專家們研究得如何辛苦，即便考證出伊甸園的具體位置，也隻能證明先民們確曾在此生活過，而無法證明上帝來過這裏；即便證明確實存在亞當、夏娃，並確定了身高、體重、膚色等，也沒法解釋四大洋五大洲的多種膚色人類的來源。作為宗教，基督教的誕生晚於佛教數百年，假如上帝真是萬能的，是不會等到釋迦牟尼傳教數百年之後，才降生耶穌的。按照上帝的脾氣，也肯定會立即以雷霆般的手段，嚴厲懲罰殺死耶穌的人類。
隻要讀者動點腦子，就會發現，《聖經》中的很多東西是不能當真的。創世紀說，上帝造了亞當夏娃這兩個人類始祖，以及豺狼虎豹等飛禽走獸的始祖。好在舊約將一代代記載的還算清楚，從“亞當共活了九百三十歲就死了”，一直說到亞伯拉罕。到了新約，也詳細列出了耶穌的家譜，而耶穌出生的時間更是“公元”了。我們姑且算這都是真的，而且耶穌的所有祖宗都以千歲計算壽命，那麽，人類的曆史不過數萬年。事實顯然不是這樣，至少在中國大地的考古發掘證明，數十上百萬年之前，地球上就有人類在活動。恐龍化石的發現證明，N萬年之前，地球上就有生靈在奔跑跳躍。而地球，至少在數億年以前，就已經存在了。
基督教於其他宗教一樣，用老百姓的話來說，都是教人積善行德的。基督教早期組織，便是以經濟互助形式出現的。真正的基督徒，都是道德操守高尚之人，這樣的人與事不絕於西方曆史。近代以來，基督教會在看病就醫、教書育人方麵，做了不少有益於中國人民的事情。抗戰時期，在拯救中國人性命上也做了大量力所能及的工作。這一點，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
關於基督教也給人類帶來不少負麵的東西。早期基督徒們為了傳教，跳大神、用死去的基督徒的遺骨治病之類的笑話，充斥了羅馬帝國。整個中世紀，可以說，歐洲就是在基督教統治之下的政教合一的社會，和當今的個別阿拉伯國家差不多。而且，教會掌握著教育權，但是教會的學校隻培養教士，使得整個歐洲遍地文盲，甚至大多數貴族乃至國王也是大字不識一個。教會也擁有收稅權，什一稅始終是壓在中世紀百姓頭上極為沉重的負擔。教會甚至擁有自己的軍隊，並建立了獨立教會國家，更不要說教會持續不斷組織十字軍東征之類的罪惡活動了。所以至今，歐洲人仍稱中世紀為“黑暗”時期。
盡管《聖經》中的大部分內容是教人積善行德，但是其中的糟粕還是很多的，比如歧視婦女、宣傳暴力等等。尤其“耶和華”、耶穌一再強調信徒們隻能相信他，使得辨別力差的信徒們極端的排斥其他學說，因此，基督徒們幹出了大量的令人發指的罪惡勾當。比如12--15世紀，基督徒們將西班牙、葡萄牙的穆斯林幾乎屠殺殆盡，盡管穆斯林統治西班牙葡萄牙時，對基督徒極其寬容。實事求是地說，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也與此有直接關係。
9、 平心靜氣說基督教之 2
元朝統治疆域廣大，欽察汗國、伊兒汗國都奉中國為宗主，故流浪於中國大地的基督徒頗多。由於元朝高層大多信奉薩滿教、佛教或伊斯蘭教，道教也屬於重點扶持對象，所以，基督徒相反紛紛改宗與基督教有姻緣關係的伊斯蘭教，成為當今“回族”成員。
明朝中後期，歐洲的洋和尚，接連不斷地進入中國。此時，基督徒們正在大規模地，屠殺西班牙的穆斯林，屠殺美洲、非洲、澳洲土著。中國皇帝向來寬容，隻要不胡鬧，對任何宗教都不排斥。比如伊斯蘭教，明朝皇帝還親自撰寫牌匾，予以褒揚，有現今西安的清真大寺為證。明朝皇帝對基督教也一視同仁，還讓洋和尚在朝廷做官。
就這樣，到了清朝，洋和尚在中國有了幾個固定的傳教點，便向羅馬教廷報功請賞。羅馬教廷開始頭腦發脹，歐洲最有學識的人們比如擔當著法國
“最高法庭”職責的巴黎大學，他們用西歐思維作出裁決：中國必須絕對服從基督教，也就是必須聽他們的。於是他們派出全權大使，找到康熙皇帝，語氣強硬地要求中國：禁止儒家學說、道教、佛教、伊斯蘭教，不得追祭祖宗，如此等等。康熙帝豈能接受這種條款？結果自然是，將西歐和尚趕出中國。康熙帝從不無端地排外，在北京，始終存在著俄羅斯和尚創辦的教堂，也就是所謂的東正教堂。鴉片戰爭後，在洋槍洋炮的支持下，西歐的洋和尚和鴉片煙一起，開始大規模地湧入中國。之後的事情，就不用我來敘述了。不過，中國不是歐洲，中國人有敢於造反的傳統。一次義和團運動，還是把少數膽大妄為的洋和尚嚇怕了。即便義和團運動最終失敗，許多洋和尚還是沒敢回到曾經作惡的地方去。
我絲毫沒有否定基督教神聖性的意思，也無意反對誰信仰什麽宗教，因為每個人都有信仰任何宗教的自由。但是，我十分反感某些基督徒（這裏說的是某些，不是全部）唯我獨尊，排斥別的宗教，尤其厭惡他們無視曆史事實，將宗教與“發達”聯係起來，說佛教、道教甚至儒家學說導致了中國的落後。
有基督徒說，信仰基督教的國家都發達、繁榮，這是典型的扯淡。
基督教被君士坦丁確立為羅馬的國教之後，羅馬帝國不僅沒有走上繁榮昌盛之路，而且愈加衰落，國內動蕩不已，民不聊生，並很快分裂為兩個國家。西羅馬在被匈奴蹂躪得一塌糊塗之後，很快被蠻族三拳兩腳打死，西羅馬大地就此進入長達千年、沒有白天的中世紀。如果中世紀也叫發達，那麽今天的朝鮮人，一定比“上帝”
的日子還要美滿！一部東羅馬曆史，就是一部挨打史、屈辱史。如果說這也叫發達的1000年，那麽，目前被美國占領的伊拉克、阿富汗，也屬於發達國家了。
如果說信仰基督教就發達，要麽，這段曆史與基督教無關，要麽，昏暗的中世紀歐洲和可憐的東羅馬是因為信仰基督教造成的。倘若這落後與基督教無關，憑什麽把今天西方的“發達”的功勞歸到基督教頭上！
西歐走上發達之路，源於啟蒙運動解放了歐洲人的思想。而啟蒙運動，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破除人們對基督教的迷信，消除神權。這，我就不多說了，大家隨便翻幾本啟蒙運動大師級人物的著作就行了。
有基督徒說，信仰佛教的國家，沒有一個發達的。這又是典型的扯淡。我隻說中國的事情。
佛教是漢朝時傳入中國，到六朝時，便成為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宗教，此後癡迷佛教的皇帝不勝枚舉，飽含禪意的名著數不勝數。漢朝打敗匈奴，匈奴的殘餘逃到西方，在今天的匈牙利定居後，一方麵打得東羅馬年年納貢，一方麵驅趕著上麵說的那些野人將西羅馬帝國摧毀。唐朝打垮突厥，突厥西逃到裏海一帶，後來建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又打得歐洲的基督徒滿地找牙，並且消滅了東羅馬帝國。中國的兩個手下敗將，分別消滅了一個基督教帝國，你說中國強大不強大？如果將今天西方國家發達歸功於基督教，那麽，也應該將這接近1500年的輝煌曆史歸功於佛教了。
眾所周知，中國的四大發明，都是佛教傳入之後的事情。如果說宗教能夠影響到國家的“發達”，那麽，這是不是佛教的功勞？反之，在十五世紀末以前，歐洲對人類的科技進步基本沒有貢獻，是不是應該由基督教承擔責任？
世界上另一大宗教伊斯蘭教起源於中東，信徒主要在西亞、北非。伊斯蘭教興起後，迅速建立了橫跨歐亞非的大帝國，而且創造了高度繁榮、發達的政治、經濟、科學文化。西方能有後來的科技文化知識，主要是繼承了穆斯林的成果。直到奧斯曼帝國中期，歐洲各國無不聞穆斯林而魂飛魄散。
顯然，三種宗教的信徒，都曾創造過輝煌，也都曾經曆過昏暗時期。
如果僅僅看基督徒今天日子過得不錯，就斷定基督教有什麽特異功能，必然得出極其片麵、可笑的結論。
在今天還有不少國家，如非洲某些國家，國民大多信奉基督教，可是這些國家陷入民生凋敝、戰禍連連、政局動蕩之中不能自拔，難道上帝還有偏心不成？
我認為，除了邪教，任何宗教都是平等的。不同的宗教，教義會有所不同，但對於人類而言，都屬於精神食糧；而宗教本身，就好比吃飯的工具，有的是筷子，有的是刀叉，各有所長，相互之間取長補短，才是正途。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宗教是有國界的。歐洲宗教改革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將各國聽命於羅馬教廷的天主教會，轉變為隸屬於各國政府，服務於國家利益的國家教會。不管什麽宗教，隻要在中國大地上傳教，首先必須忠於中華民族，永遠無條件地服從於中華民族的利益。
我們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學和曆史學上的基本常識和概念，而中國的某些"曆史學家"長期以來正是靠著混淆這些基本常識和概念來誤導愚弄中國民眾。這就是關於"文化"和"文明"這兩個概念的區別的問題，以及構成"文明"的幾個基本特征。
考 古學曆史學上所說的"文化"和"文明"這兩個概念是有嚴格區別的（雖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們混用）。簡單說來："文化（culture）"是一個屬於石器時代範疇的概念，用於專指石器時代特別是新石器時代包括金石並用時代的原始部落人類遺跡，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屬於青銅時 代範疇的概念，專指人類進入青銅時代以後的國家階段。
其實，從"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這兩個英文單詞的詞源上我們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兩者的區別。"文化（culture）"這個單詞的詞根"cult-"的原始 意義是"耕作"，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這個概念的本義是屬於與"農耕"相聯係的原始部落時代的範疇的；而"文明（civilization）"這個單詞的詞根"civ-"的原始意義是"市民"，這也同樣清晰的表明了"文明"這個概念的本義是屬於與伴隨著"市民"的出現而同時產生的"城市"及工商業相聯係的青銅時代的範疇的。（城市city這個單詞就是從詞根"civ-"的變體"cit-"演繹而來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幾個主要特征：文字，金屬冶煉術，城市國家（城邦），宗教禮儀，等等(雅斯貝爾的定義)，正是與工商業的出現密切相關的。要判定一個文明是否開始了，什麽時候開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幾個標準來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發現】來核定的，而不是用什麽神話傳說，民間故事，野史雜書，或者是像什麽《史記》之類的晚於考古年代兩千年之後的所謂"曆史紀錄"來判定的。這是一個考古學曆史學常識。
可能有人會問我這樣一種問題：那麽，我們為什麽要用【西方的標準】來判定我們自己的曆史，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標準來判定嗎？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 "文化"這些概念本來就是西方傳來的，不僅如此，整個考古學，曆史學的方法體係，都是從西方輸入的觀念，如果要用我們自己的標準，那麽我們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來宣揚什麽"我們有五千年‘文明’曆史"，而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們有五千年神話傳說的曆史"。
但是按照這樣的標準，我們倒是有"五千年曆史"了，而其他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地中海周邊國家地區及中東地區，他們就不僅是"五千年曆史"了，起碼都是一萬年以上的曆史了。這樣我們還是占不到什麽便宜。
而 中國的"曆史學家"長期以來正是靠著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標準來誤導愚弄民眾。比如說把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換冒充成是所謂"文明"時代，這樣中國的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兩千年，甚至兩三千年。而在介紹其他國家其他文明的時候，又用另一種標準，從人家文明開始的正式起點（文字，金屬冶煉術，城市國家出現）嚴格算起，這樣無形中就縮少了中國與那些最古老文明國家間的距離，甚至給人一種錯覺，似乎中國比這些實際上比中國文明曆史早得多的國家和地區反倒還要早些，而實際上，如果按照中國衡量自己的那種標準，很多國家和地區，特別是地中海周邊國家地區以及中東地區，起碼都是一萬年以上的曆史了。就是諸如此類的小伎倆小把戲。
順便說一句，如果要像中國官方那樣將新石器時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遺跡混淆為"文明時代"的話，那麽日本根據其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跡——繩紋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說成是"一萬年文明曆史"。
總之西方單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打不贏這場文化戰。治標必先治本,如果不認識到伊斯蘭教實際上正在學習阿拉伯人的猶太兄弟創立的亡國胚宗教基督教征服羅馬帝國的榜樣,美國這個當今的羅馬帝國就別想找到對付伊斯蘭教的辦法。同樣製造出基督教毀滅希臘羅馬後，又製造出共產主義在西方文明內部製造混亂的猶太人之所以始終是西方文明內部的一大問題，究其根源也是因為基督教根本不是真正的一神論宗教，所以看上去無比強大的西方文明始終不能真正同化弱小的亡國胚民族猶太人。西方文明的根本弱點也就在於它相信的是猶太人捏造出來的猶太人自己都不認可的三位一體的冒牌上帝，所以它既不能真正同化猶太人，更不可能擊敗伊斯蘭教這種真正的一神論宗教。
因此要搞清楚當今的羅馬帝國美國的前途，恐怕必須先搞清楚亡國胚宗教基督教以及基督教的創立者亡國胚民族猶太人的本質。猶太人究竟是上帝的選民還是打著上帝旗號招搖撞騙的騙子這個問題關係到整個人類的命運，也關係到美國的命運。姑且不論美國今天的強大是不是真和基督教有什麽關係（其實要按某些人的邏輯，別人也完全可以把埃塞俄比亞之類的國家的問題“歸功”於基督教）。如果美國人相信的宗教從根本上隻不過是猶太人製造出來的騙局，難道美國真的就能永遠強大下去？人類曆史上出現過那麽多不可一世的帝國，憑什麽美國就能避免和別的帝國一樣的下場？特別是美國還是被一個猶太人這個亡國胚民族牽著鼻子走的帝國？美國真的能撐到沒有爸爸的猶太人耶蘇重新來到世界上的那一天嗎？如果這個沒有爸爸的猶太人真的能重新來到世界上的話。
實際上從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可以看出西方文明中最強大的國家美國被猶太人牽著鼻子走對美國自己都不是好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是美國同化了猶太人，因為美國無法使猶太人相信猶太人自己製造出來的亡國胚宗教基督教，而是猶太人同化了美國人，眾所周知寄生民族猶太人最善於搞買空賣空的金融業而不是腳踏實地的製造業。而本來是以製造業見長的美國卻在猶太人的引導下，越來越依賴金融業，這正是這次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總之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製造者猶太人始終就是西方文明內部的毒瘤，這個毒瘤很可能會惡性演變讓西方文明大吃苦頭的，金融危機以及騙了六百億美圓的人類曆史上頭號金融騙子麥道夫也是猶太人，就是再明顯也不過的朕兆。
和中國人一樣，歐洲人的婚姻大事，也是由家族長輩決定。“在一個個人十分渺小，難以主宰自己命運的社會裏，婚姻（我們知道，婚姻與眾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聯係在一起）遠遠不被視為個人選擇的行為。是否締結婚姻首先是由父親決定的事情。……親屬們可以幹預這類事情，有時候是與父親聯合加以幹預，尤其是他父親不在世時，就更是如此。”
中世紀歐洲自始至終籠罩在家族間複仇的烏雲之中。每個家族都有一個族長，全體成員聽從他一個人的指揮。隻要家族成員受到外人的傷害，在族長的帶領之下，家族成全體成員將拿起武器來懲罰殺害或者僅僅虐待其家族成員的行為。11世紀，勃艮第兩個貴族家族在葡萄收獲季節的發生了糾紛，雙方的械鬥搏殺持續了30 年，其中一方就有11人死於非命。最位奇怪的是，這種家族仇殺行為為法律所認可，例如，在卡斯蒂爾的塞普爾維達，地方法律規定，複仇者隻要與原來的受害人擁有同一個太祖父，就可以向殺害親屬的凶手複仇而不認為犯罪。
閱讀西方人撰寫的西方曆史，我們發現：
第一，沒有國內專家們寫的西方曆史那麽美好，他們承認西方曆史有很多很多不光彩的地方；
第二，在論述到並不那麽美好的地方時，作者也是那麽心平氣和地娓娓道來，而不像國內某些專家寫中國曆史那樣邊寫邊罵，還痛心疾首、義憤填膺地對古人進行一番深揭猛批。
20世紀上半葉，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在中國知識階層風行一時。不知道吳虞、魯迅、陳獨秀等五四幹將們研究過沒有：誰是歐洲的家族製度的禍首？難道也是孔夫子？歐洲人又是如何對待自己祖先的？
在歐洲文化的另一主要源頭《聖經》之中，也有不少類似的言論。如《馬太福音》中說：“人若休妻，就當給她休書。隻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為淫亂的緣故，就是叫她作淫婦了。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奸淫了。”這就是說，被男人休掉了的女人，連再嫁人的機會也沒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在宋朝以前，女子再嫁是稀鬆平常的事情；明朝以後，至多也就視再嫁不夠光彩罷了。
直到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婦女的生存狀況都是十分可怕的，她們基本沒有受教育的權利，婚姻由父母或者家族決定，出嫁後必須絕對服從丈夫，而且未經允許不得邁出家門一步----這就是今天歐美婦女大多婚後便辭職回家當家庭主婦的來曆。更為可悲的是，歐洲男人為了確保妻子獨處時不紅杏出牆，不僅發明了將女人陰部套上銅鐵鎖鏈的 “貞節帶”，而且，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貞節帶還是暢銷產品。據說，直到十九世紀上半葉，這玩意兒還在市麵上流行。有人曾經將“貞節牌坊”作為儒家思想虐待婦女的罪狀之一，開句玩笑，無論如何，獲得貞節牌坊怎麽也比戴上貞節帶好受得多吧。
中國自漢朝以來，有作品傳世的才女，數不勝數。舉個例子，比如中國宋朝，既有李清照詩詞歌賦無所不通的文人墨客，也有韓世忠夫人梁氏這樣的巾幗英雄，在《全宋詞》作者中，女性多達107人。嶽母刺字、蘇洵之妻管家、薛氏教子等眾多資料證明，宋朝婦女識字率顯然不低。翻遍十八世紀以前的歐洲曆史，也找不出這樣才女輩出的場麵。女子接受教育的資格都沒有，談什麽女權，絕對是扯淡。
歐洲的風流王公們，並不比中國富貴而好色的男人少。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普就有3個正式妻子和24個外室。法國學者馬可·布洛赫說：“曆史提供的證據更加明晰無誤。我們知道，貴族的婚姻常常是一宗平凡交易，貴族家族中私生子成群結隊。”在男權專製的時代，世界各國無不如此。順帶舉個例子，以高呼“打倒孔家店”而聞名的吳虞，本有妻有妾，59歲時又納一個16歲女孩做小妾。這足以說明，要想取締這種醜惡的東西，是多麽的不容易。
古希臘的大人物說了這麽多昏話，《聖經》中有如此難聽的話，歐美人不僅沒有用惡毒的語言攻擊他們，而且始終將他們置於至高無上的位置。
道理很簡單：隻有善待古人，才能善待今人，並示範於後人。
、說說歐洲的海洋文明----之 1
成果一：歐洲文明為海洋文明，中國文明為農耕文明，按大自然的賦予的顏色，稱歐洲文明為藍色文明，中國文明為黃色文明；
成果二：歐洲文明為城市文明，中國文明為農村文明；
成果三：歐洲文明為商業文明，中國文明為農業文明；
成果四：歐洲文明為科技文明，中國文明為封建文明；
……
歐美發達後，研究“大國崛起”之路成為國內的“顯學”。研究“大國崛起”，是因為中國沒崛起，所以，研究“大國崛起”的經驗，是為了找出中國沒崛起的教訓……於是，大國崛起之經驗、逸聞趣事、經典語錄等等，以及中國沒崛起的教訓、逸聞趣事、經典語錄等等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
歐洲文明是海洋文明嗎？中國文明為農耕文明嗎？
果如是，歐洲曆史應該主要體現在“海洋”二字上。按照當今最最時髦的判斷標準，僅2000年來，歐洲各國的GDP中，來自於海洋，或者降低一點標準，來自於與海洋沾邊的產業的貢獻率，應該不低於50%吧？同時，歐洲各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應該以海洋為中心吧？
果如是，中國曆史應該主要體現在“農耕”二字上；各曆史時期橫向比較，歐洲人應該比中國人更加“海洋”一些吧？也就是說，在上述各項指標中，中國應該大大低於同時期的歐洲吧？
真實情況到底如何呢？
現在，我們就來看看洋人是怎樣撰寫自己的“海洋”曆史的。
無須多說，歐洲人的正宗“航海史”，是從地中海開始的，盡管北歐尤其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在歐洲航海史上應該占有重要的一頁。
作為“內海”性質的地中海，無論是傳說，還是其它什麽記錄，都足以證明，很早很早以前，地中海周邊的先民，就在海上討生活。毫無疑問，腓尼基人、埃及人、波斯人、希臘人等等，都曾在這裏留下航跡。畢竟年代久遠，今人很難確定他們的活躍程度。至今，我們隻能知道，西亞（中東）的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岸留下了足跡；根據希臘人“神話”類的文字，以及散布於地中海岸上的希臘人定居點，我們可以判斷，希臘人也曾為海上驕子。
對於歐洲人來說，真正留下較為可信的文字依據的，是古羅馬時期。這一時期，地中海成了帝國的內海，其性質類似於中國的洞庭湖、鄱陽湖，或者渤海。不過，在羅馬統治者----羅馬公民眼中，海洋是微不足道的，隻有陸軍才是正經的軍隊，騎士才是高貴的象征。精銳士卒被充任禁衛軍，稍次的編入選軍，最次的編入輔軍。不用懷疑，羅馬一定有一支艦隊常年遊弋於地中海，即便是出於治安需要。但是海軍士兵，都是免奴----剛剛摘掉奴隸帽子的下等人，當然，海軍司令自然得由高貴的騎士來擔任。
羅 馬公民不參加海軍，也許有另外一個客觀原因----怕水。羅馬是個“農民國家”，古羅馬有句經典的話：“我們祖先讚揚一個好人的時候，就稱頌他是一個好種田人，一個好農民。”因此，自始至終，羅馬公民們都是將全副精力投入到土地上，羅馬皇帝帶頭，當上了頭號大地主。貴族們起而效尤，想方設法多撈土地，以致出現了許多貴族所占地盤太大，仿若國中之國，進而尾大不掉。
但是，在羅馬的領土上，穿梭於地中海上的商船、運糧船隻也是不少的，但是，他們主要是西亞人、埃及人的事，與羅馬人無關。也許羅馬貴族也想過經商發財，但是羅馬法律禁止羅馬貴族經商。因此，這些海上活動，與高貴的歐洲人是沒有什麽關係的，最多也就是做做消費者而已。
羅馬地盤上的紅海一帶，也有著繁忙的主要對印度的海外貿易，但是，船隻主要是“印度和阿拉伯人的”。有西方學者說，後來，希臘人也到這裏建立了貨棧。對東方的外貿，盡管帝國收取25%的高額關稅，由於沒有值得出口的東西，羅馬帝國虧透了。“據普林尼記載，約值二千萬美元的黃金，每年從羅馬帝國支出去，以平衡東方貿易差額。”
就這樣，歐洲跨入了中世紀。
正當西歐大地上依然處於相互殘殺、一片混亂的時候，時間已經到了7世紀。幾乎與中國唐朝創立時間相同，默罕默德的伊斯蘭教誕生了。以宗教精神凝聚起來的穆斯林大軍所向披靡，迅即占領大片領土。美國學者湯普遜在《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中說：“他們在648年占領了塞浦路斯，在653年占領了羅得島；在654—673年間多次進攻了君士坦丁堡；在667年對它進行了第一次大圍 攻；在672—673年再度對它舉行了圍困。……不久，這些新征服者野貓線出海，而大海遂變為他們進一步征服的通路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各地都不能幸免他們的侵掠。他們對各島嶼進行侵犯，西西裏遂被他們占領。……在750年巴格達城建造的時候，默罕默德教已控製著阿拉伯半島、舊波斯帝國以及除小亞細亞各省以外所有原屬拜占庭的亞非兩洲領土。她用有著非常富饒的地區，全世界貿易的中心，並統治著千千萬萬最勤勞的農民、精巧的手藝者和狡猾的商人。它是所知道的陸上海上最古老商路的主人翁。”
法國著名學者馬可•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會》說：“阿拉伯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是水手，他們的海盜船從非洲、西班牙，特別是巴利阿裏群島的巢穴出發，襲擊地中海西部的目標。從842年開始，他們上溯羅納河，遠至阿爾附近，沿河兩岸大肆搶劫。 890年左右，一艘來自西班牙的薩拉森人的小船被風吹到了普羅旺斯海岸（生民無疆注：位於法國東南部），也就是今天的聖特羅波茲城郊。船上的人晝伏夜出，殺害鄰近村莊裏的居民。他們隱蔽的這一地區多山崗，森林茂密，當時被稱為梣樹林堡，或叫弗萊內，是個易守難攻的隱蔽地。此時，這夥阿拉伯人同坎帕尼亞地區阿根托山上的同胞一樣，在高地的茂密荊棘叢中建築了堡壘，並召集同類入夥。於是就產生了一個極為危險的盜匪巢穴。
“維護阿爾卑斯山或普羅旺斯鄉村的治安，為當時的各世俗政府的能力所不及。基督教徒惟有希臘人是技術熟練的水手，然而希臘人有時也像薩拉森人那樣參與海盜活動，從中牟利。931年和942年，拜占庭船隊兩次出現在離梣樹林堡不遠的海岸，但兩次進軍均一無所獲。951年，東法蘭克（生民無疆注：今德國）國王奧托大帝自立為倫巴第國王，在962年加冕時就繼承了查理大帝的皇冠。他相信自己的使命就是結束薩拉森人的侵掠。他首先試圖通過外交手段，勸服科爾多瓦的哈裏發下令撤走在梣樹林堡的屬民，然後又製定了一個禦駕親征的計劃，但始終沒有付諸實施。
“我們看到，甚至在11世紀，萊林斯的修士仍在為贖回被阿拉伯海盜捕獲並運到西班牙的基督教徒而奔忙；1178年阿拉伯人對馬賽附近進行了一次襲擊，捕獲了許多俘虜。”
瞧瞧，一群阿拉伯海盜占據位於今天法國沿海地區一個高地，作為燒殺擄掠的據點長達百年，西歐霸主奧托大帝也好，東羅馬帝國也罷，竟然束手無策。阿拉伯海盜在地中海隨心所欲，他們的船隻深入到歐洲大陸胡亂搶劫，而歐洲人隻能靠神父教士們祈禱上帝排憂解愁。洋奴們寫的歐洲曆史，是見不到這些曆史事實的。
9世紀以來，特別是10世紀以後，由於阿拉伯世界分裂和長期的內部紛爭，才使歐洲人有了些許喘息的機會。基督教世界，在羅馬教皇的發動下，在1096至 1270年間，先後組織了八次瘋狂與愚昧的群眾性十字軍東征。盡管長達200年的戰爭是災難性的，但較為有效的促進了地中海地區的海上商貿活動，以威尼斯、熱那亞為代表的海上商業力量在戰爭中發展起來。但是，作為國家海上力量的艦隊，在歐洲國家仍然是空白。如第四次十字軍東征（1202至1204年）時，由各國派遣的騎士組成的十字軍進攻目標是埃及，因為沒有船隻渡海，隻好求助於威尼斯商人。威尼斯開價85000銀馬克，十字軍無奈答應。為確保錢款到手，威尼斯將十字軍扔到一個荒島上，要求先交錢再渡海。十字軍想盡辦法才湊到2/5的現金，不得不同意威尼斯商人的條件：以攻打也是天主教徒的商業對頭紮達爾城作為補償。十字軍在攻下紮達爾城後，被教皇狠狠臭罵了一頓。
這一時期的歐洲，在航海和海洋貿易上依然處於十分原始的狀態上。此前，在造船和航海上，真正代表歐洲大陸最高水平的，是阿拉伯人控製下的西班牙。自711 年阿拉伯人占領並統治西班牙以來，由於與西亞地區始終保持密切的商貿文化往來，這裏的造船、航海業都有了很快的發展。湯普遜教授在《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承認：“西班牙最熟練的工人一直不是基督教徒，而是摩爾人和猶太人。”10世紀末和11世紀初，王室內部紛爭不斷，在基督教國家聯合打擊下，11世紀末，西班牙倭亞瑪王朝滅亡。西班牙恢複為基督教國家後，國民被分為四個等級。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便是第四等級的公民，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主要從事工商業活動。由於教廷呼籲和發動十字軍東征，長期困擾西歐的私鬥之風逐漸好轉，各個行業開始複蘇，總體來看，此時歐洲海上貿易呈上升勢頭，北海和波羅的海地區部分城市也結成了商業性的漢薩同盟，英國與葡萄牙簽訂了航海通商條約，威尼斯、佛羅倫薩等海上貿易也挺活躍，標誌著歐洲的地區性海上貿易有所發展。不過，直到14世紀末，歐洲仍維持著在大西洋歐洲大陸岸邊、地中海沿岸活動的水平，與中國商船的遠涉重洋的航行有著本質的差距。
11、說說歐洲的海洋文明----之 2
阿拉伯世界的內訌，讓歐洲人甚至搞出身十字軍東征之類的荒唐事，過了大約3個世紀的安穩日子後，他們不得不再次麵對強大的伊斯蘭世界了。13世紀末、十四世紀初，一個與中國頗有淵源的民族再次登上西亞的舞台。土耳其人，也就是在唐朝時與大唐軍隊征戰中落敗西遷的突厥人，這一時期，在不斷奪取東羅馬地盤的過程中崛起。土耳其士兵訓練有素，戰鬥力遠超過歐洲人的所謂騎士，也強於周邊其他國家。
1331年，土耳其人攻占尼西亞城，打傷拜占廷皇帝。
1337年，攻占君士坦丁堡眼皮底下的尼科米底亞，戴克裏先當皇帝時，他將這裏建設成為羅馬帝國的首都。
1365年，攻占亞得裏亞堡，土耳其遷都於此。
1396年，徹底擊敗法國、德國和匈牙利三大歐洲強國聯軍。
1453年，土耳其300艘戰船和20萬大軍將拜占庭付之一炬，摧毀千年帝國東羅馬。自此，君士坦丁堡更名為伊斯坦布爾，成為奧斯曼帝國的都城。
土 耳其人不僅在甘於歐洲大陸事務，而且不斷攻城掠地，讓歐洲人聞風喪膽。1521年，攻占貝爾格萊德，占領匈牙利。1529年攻陷維也納。1525年，法國國王一再派使節請求向土耳其求援，幫助他們對付哈布斯堡王朝。1535年，法國終於與土耳其結盟，贏得了這個強國作靠山，順帶獲得了在土耳其港口做生意的權利。
與此同時，土耳其人在北非開疆拓土的不斷成功，地中海漸漸幾乎變作土耳其人的內海，雖然地中海北岸主要是歐洲人的國家。直至16世紀中葉，土耳其海軍始終是地中海名副其實的巨無霸，穆斯林再一次成為這裏的不二的主宰，歐洲各國不敢越雷池一步。盡管後來意大利的諸如威尼斯等完全靠做生意過日子城市，則采取行賄、拍馬等各種手段，獲取經商資格。
土耳其的誕生，對於歐洲人時間大壞事。想當土匪，往東去不敢，唯有往南往西去碰運氣
-------這就是為什麽西歐人為什麽拋棄“十字軍東征”的土匪傳統，麵對近在咫尺的北非、西亞不敢輕舉妄動，而不惜冒著天大的危險開辟什麽新航路、
“發現”新大陸，不惜遠渡重洋去搶掠一個蠻荒的“印第安”、“黑非洲”，不惜以大大超過一半的死亡率的代價去殖民美洲、黑非洲的原因。
歐洲人真正走向海洋，是在十五世紀初。
1415年，葡萄牙的亨利王子率艦隊占領了阿拉伯人的休達城，他隨即被任命為該城的總督。他以此為據點，派人沿著非洲海岸線，不斷向南方探索，每到一地，在將那裏洗劫一空之後，便建立據點。亨利王子的水手幾乎全是阿拉伯人或者猶太人。“由於航海家亨利王子的倡導，他們在1419年發現了亞述爾島。”
雖然這個群島不過距離伊比利亞半島咫尺之遙，但畢竟是歐洲人第一次走到古羅馬帝國地盤之外的地方。掠奪財富、販賣奴隸與殖民，迅速給葡萄牙帶來巨大財富。為了進一步擴大掠奪規模，亨利王子創辦了航海學校，利用阿拉伯技術人員和阿拉伯人留下的科學典籍，批量培養航海人才。葡萄牙人於是繼續“探險”之旅，先占加納，再到剛果、安哥拉，將一船船奴隸、象牙、珠寶等值錢的東西不斷運回歐洲。
西班牙人很快加入進來。更雄厚的工商業基礎，使得西班牙後來居上。當葡萄牙人堅持不懈地沿著非洲西海岸向南探索時，西班牙人在參與非洲“探索”的基礎上，開始另辟蹊徑。1492年，哥倫布出現了，西班牙國王為他準備了三艘船和一些兵士，這是不及我國宋朝普通商船的帆船，最大的一艘聖瑪麗亞號也不過120噸排水量。哥倫布帶著國王封他為新發現地終身總督的承諾，成功橫渡大西洋，“發現了”美洲，並且從美洲帶回了一批被擄為奴隸的印第安人。不久，除巴西被葡萄牙占領，西班牙國王占領了整個中美洲、南美洲。通過屠殺土著和移民，這廣袤大地變成了所謂的“拉丁美洲”。
為什麽最先走向海洋的是葡萄牙、西 班牙呢？這是因為這裏曾經是阿拉伯人的地盤。711年，阿拉伯人渡過直布羅陀海峽，通過多年征戰，占領伊比利亞半島。750年，倭馬亞王朝被推翻後，唯一活下來的王室成員阿卜杜•拉曼潛入西班牙，於756年取得政權，建立科爾多瓦埃米爾國。中國曆史上稱之為西大食。在這裏，他們興修水利工程，將大米、蔗糖及其他有價值的農作物引進來，改良了西班牙的農業。他們探采金銀等各種礦產。他們發展絲織和毛紡手工業，僅科爾多瓦便有紡織工 13000多人。他們帶來了玻璃、紙張、皮革的製造方法，以及刀劍甲胄製造的新技術。他們和所有阿拉伯人一樣，熱衷於海外貿易。西班牙還建立了一支強大的海軍，並稱霸地中海。在前麵我們談到的襲擊西歐人的那一群海盜，正是這一時期的西班牙人----阿拉伯人。到10世紀中葉，西班牙已經發展成西歐的經濟中 心、科技文化中心。首都科爾多瓦至少有50萬居民（生民無疆據有關資料，科爾多瓦有居民10萬戶，按照平均每戶5人計算得出），成為西歐最大最繁華的城市。阿拉伯人能夠容納各種文化，實行寬容的宗教政策，不強迫異教徒改信伊斯蘭教。他們始終與亞非阿拉伯世界保持密切的經濟文化交流關係，辦有許多學校和研究機構，公共圖書館70多個，這裏藏書豐富，不僅有大量阿拉伯人的作品，而且有古希臘羅馬人的著作，甚至有來自中國的書籍。許多意大利人、法國人來此留學深造，正是在這裏，他們才知道了歐洲曆史上曾經有過的古希臘文明。基督教的葡萄牙、西班牙之所以能夠成為西歐最早的海上霸主，正是繼承了這一時期的遺產。歐洲學者也承認，在中世紀，基督徒既不是水手，也不是熟練的工人。
關於阿拉伯人在航海領域對歐洲人的貢獻到底有多大，我們還是引用一段西方人的話作為證據：“隨著伊斯蘭教的興起，出現了一類新的探險家……他們尋找新的商業航路。現在，我們所要講的，就是關於這批探險家及其商業冒險活動的奇異成績。在海上主人翁甚至陸上主人翁中，所有曾經指揮各民族命運的海陸軍優勢，再也沒有像阿拉伯人的優勢那樣，在地理探險領域中，如此遍布著的。全世界就是他們所探險的全世界。他們的船隻遠涉重洋來尋找新航路，甚至像他們的哈裏發在陸上開辟新通路一樣；而他們所有這些活動的根源，在於閃族的商業本能……在世界上，再也沒有比阿拉伯人在亞洲、非洲、西歐迅速展開的征服，更可令人驚異的事件了。我們的‘海軍司令’（Admiral）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海上司令’‘Al-mir-ul-bahr’的來源以外，或者我們的‘船舶’（Barge）這一字，除了阿拉伯字‘戰艦’（Barija）的來源外，還有什麽來 源呢？”（引自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
國內有一些“專家”在撰寫“大國崛起”的文章時，往往有意無意“忽略”阿拉伯人對西歐發展的特殊貢獻，讓人以為歐洲人生來就無所不能，仿佛“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是歐洲人的天性或者傳統使然。其實，所謂“現代科技、工業文明”，從醫學到化學，從天文到數學，從造紙到火藥，乃至從造船到航海，歐洲人無不是繼承了阿拉伯人的遺產。W.C.丹皮爾教授也承認，這一時期，“由阿拉伯語到拉丁語的翻譯工作，在西班牙最是活躍。......那時科學文獻的通用語言是阿拉伯語。”
“葡萄牙人在阿拉伯和猶太天文學家的指導下，首先開始（航海）探險。”
12、說說歐洲的海洋文明---3
前麵說過，伊比利亞半島原屬於阿拉伯人統治。“手工業的發展，手工工場的零星出現，商品農業和貿易的增長，航海技術的改進和航海的成功，最後，印刷機之類的驚人的文化聯係工具的發明，以及軍事技術方麵的革新如槍炮的出現，----所有這些因素，都是地理大發現的先決條件”（《美國史綱》，作者阿•符•葉菲莫夫），乃至於航海必須的“航海手冊”，所有這一切，阿拉伯人早已準備好了。阿拉伯政權雖早已灰飛煙滅，但留下了航海的傳統，留下了大批熱愛海洋、勇於探險、精於造船和航海、擅長製造槍炮的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留下了圖書館、學校和大量的科學文化典籍。留居於伊比利亞半島的阿拉伯人生產先進的大炮、火槍等武器，不僅滿足本地區使用，還暢銷法國等國家。盡管基督徒中的貴族們不屑於航海與經商，基督教平民無力也不擅長這一行，但是，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靠航海致富，不斷刺激著基督徒們的神經。終於，眼熱的騎士們，尤其是被排除在長子繼承製之外（歐洲與中國一樣，也是長子才能繼承祖宗的爵位）的貴族們，走出所在的農莊，加入到航海隊伍中來。
阿拉伯人的工商業天才成就了西班牙的強大，而頭腦發昏的西班牙國王斐迪南、腓力二世、腓力三世，反過來要建設“純粹的基督教國家”，成批的穆斯林被燒死，剩下的被驅逐。美國加州大學湯普遜教授在《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指出：“在西班牙，除了摩爾人的王國以外，生產相當落後，隨著1492年摩爾人的被驅逐，西班牙王國的國民中，喪失了最勤勉的能工巧匠。”西班牙迅速進入百業凋敝的境地。也許是天怒人怨，西班牙無敵艦隊進軍英國途中，遭遇風暴損失慘重，最後被臨時拚湊起來的英國艦隊摧毀。內外交困，特別是愚蠢的宗教和民族政策，使西班牙形成了國內政治經濟惡性循環的局麵。到17世紀初，西班牙已經淪落為 歐洲無足輕重的二流國家。
說到這裏，有必要進行一點澄清。我們有些“專家”，一談到“大國崛起”，將無敵艦隊作為西班牙衰落、英國在海上“崛起”的標誌，是毫無道理的。西班牙的衰落，源於其糊塗的國君、昏庸的內政，以及後來無休止地卷入歐洲大陸的戰爭。無敵艦隊覆亡後，在海洋上，西班牙並沒有損失什麽，南美和其他地區的大片的殖民地，主權仍然是西班牙的，並沒有誰跑去爭奪。也就是說，地盤猶在，國力無損，想要恢複海軍，再建設一支就是了。而且，英國僥幸取勝後，首先想到的是感謝上帝，根本就沒有發展海軍、走向海洋、像西班牙那樣以國家力量去開拓海外殖民地的計劃，而是仍然過著與從前一樣的日子。
西班牙、葡萄牙兩國瞬間致富的捷徑，的確吊起了荷蘭人、英國人、法國人的胃口。但是，需要強調的是，曆史事實告訴我們，這些國家走向海洋，並非一種長期的、自覺的、有計劃的行為，更與所謂的“海上文明”無關。
荷蘭土地不適宜耕種，成為一個漁業國。因為十六世紀隸屬於西班牙，受其影響才逐步加入到西班牙海外掠奪隊伍中來。荷蘭雖然曾在海外建立過若幹殖民地，畢竟國小民少，國力不足，最終要麽被當地人驅逐（如台灣），要麽被其他“大國”趕跑（如北美、印度）。
英國國王亨利七世曾經嘲笑並拒絕哥倫布提出的航海計劃。在得到哥倫布成功的消息後，他於1494年派遣卡波特乘一條僅18名船員的小船，進行橫渡大西洋的探險。次年，卡波特再次橫渡並到達北美。由於北美人煙稀少，探險隊所獲有限，英國政府的海上行動就此沉寂。事實上，這時的英國，是僅擁有現今英格蘭、威爾士的國家，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麽工商業的話，唯一值得稱道的，也就是向意大利出口羊毛。在歐洲大陸的眼裏，英國不過是化外之地。但是海上冒險活動的豐厚回報，激起了英國的少數亡命之徒和海盜們的熱情，而正是這些亡命之徒與西班牙人爭奪奴隸貿易市場，大幹殺人越貨的海盜勾當，甚至搶劫西班牙人的商站，嚴重影響了西班牙的商路安全，侵犯了西班牙的國家利益。由於英國海盜將搶劫來的財物的一部分送給英國女王，得到英國女王的讚許和保護，女王甚至授予海盜頭子爵士、騎士的桂冠，才引發了西班牙和英國之間的戰爭。然而，直到1588年與西班牙無敵艦隊開戰前，英國根本就沒有海軍，僅有的34艘戰船，還是伊麗莎白女王的私人艦隊。大敵當前，英國政府不得不求助於海盜幫忙，以高官厚祿吸引他們加入英國海軍。由於老天爺幫忙，這支由烏合之眾拚湊起來的艦隊竟然大獲全勝，不小心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海戰過後，活動在海上的英國人，大多是英國的一些冒險家們，依然體現為亦匪亦商的海盜作風。少數獲得國王授予的特許狀的冒險家，開始組織一群亡命之徒從事更大的冒險活動。而國王授予特許狀，並不是出於開拓海外殖民地或者發展海外貿易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給王室撈錢。如英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對於海外貿易和發展海軍毫無興趣，他隻關心兩件事：一是搞到更多錢，甚至肥皂、紙張等日用消費品的銷售權也“收歸國有”，然後將這特許“專賣權”作為能夠賣錢的東西，統統出售換回真金白銀；二是為建立一個宗教純粹的國家，拚命發展國教和迫害清教徒。1606年，倫敦公司、普利茅斯公司獲得在北美殖民的特許狀，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1607年----距離西班牙人1496年建立聖多明各100多年，倫敦公司才將120 來名賣身給該公司為契約奴的英國農民送到大洋彼岸，建立了英國在海外的第一個殖民點----詹姆斯城。在隨後的半個世紀中，賣身為奴的英國農民、避難的清教徒等，開始不斷湧入北美。與此同時，法國、荷蘭也向這裏殖民，而且開始與英國人之間發生摩擦。但是，所有這些，在英國都不過是冒險家們自發的民間行為。
英國政府將眼光投向海洋，並建立起強有力海上勢力，是英國革命時期的克倫威爾。克倫威爾一不小心當上英國的老大之後，各種欲望極度膨脹，產生了填不滿的征服欲，不過，他的視野也就隻有英吉利海峽兩岸這麽大。他於1649年出兵愛爾蘭，1650年出兵蘇格蘭，1654年將愛爾蘭、蘇格蘭並於英國。控製英倫三 島後，又與荷蘭大戰了一場，並於1654年贏得勝利，同時 “不戰而屈人之兵”，迫使葡萄牙簽訂允許英國商人在其殖民地經商的條約；1655年又打敗西班牙，獲得了西班牙的殖民地牙買加島，同時占領了西班牙的敦刻爾克。克倫威爾的稱霸歐洲的戰爭欲望，以及孤懸歐洲大陸之外的島國特征，大大刺激了英國的海軍建設。到1658年克倫威爾告別人世時，英國海軍已成為歐洲當之無愧的霸主。1664年，英國艦隊遠航來到北美，一槍未發占領了荷蘭人的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今天的紐約，直到此時，才算是英國以國家力量直接投入到了全球性殖民活動，但是，這距離英國與西班牙戰爭，已經80年了。
歐洲大陸上的強國法國，同樣曾經嘲笑並拒絕哥倫布提出的航海計劃。盡管法國有少數冒險家加入到海外殖民行列，甚至比英國還要早一年在北美建立殖民點，在路易十四時代也建立了東印度公司等海外貿易機構，但是，法國向來最關心的，是與陸上強國之間玩華山論劍的遊戲。這與法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有直接關係。十八世紀的法國仍然是一個農業國家。1789年革命前夕，農業經濟占國民總收入的四分之三，2500萬居民中隻有200萬人住在城市裏。俄羅斯教授葉菲莫夫《美國史綱》說：由於“法國在十七至十八世紀時，還受著封建專製製度統治，農民為封建義務網所纏累，事實上被固定在土地上麵。法國殖民地的人口增加得很慢，僅在加拿大的幾個地區，集中了相當大量的法國人口。大部分屬於法國的北美土地中，並沒有農業殖民地。法國人在那裏建立不大的移民區----貿易站。他們以不值分文的東西向印第安人購買毛皮，並因他們極其醉心於一本萬利的毛皮貿易，所以沒有把印第安人從久居之地趕走。”直到法國大革命之前，由於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被牢牢固附在土地上，法國的對外殖民活動和貿易是中沒有大的進展，自然不能為法國帶來大量的財富。這種狀況，又反過來讓法國政府進一步忽視海洋。
伏爾泰《路易十四時代》說：“正當葡萄牙人在一為人所知的世界的東方和西方發現和征服新世界的時候，法國人還經常在比武場上耍槍弄劍”。直到17世紀初，“在一個雖然瀕大西洋和地中海都有港口，但卻無船隊。路易十三（生民無疆注：1610—1643年在位）登位時，法國連一艘大船也沒有”，“法國海軍久已消亡，黎世留（生民無疆注：路易十三的首相）紅衣主教曾使之稍加恢複，但在馬紮然（生民無疆注：1643----1661年任路易十四的首相）統治下，它又複敗落。”當法國終於成為大陸霸主，在歐洲的擂台上，隻剩下英國與其爭鋒時，法國才深感有必要建立強大的海軍。由於法國想用左手抓雞、右手抓兔，最終導致在“七年戰爭”中，與英國在歐洲、亞洲、美洲、海上同時動起手來的時候，顯得不堪一擊，並將海外不多的殖民地大量丟失。即便在輝煌的拿破侖時代，也始終隻是大陸的霸主，沒能建立一支足以抗衡英國的海軍。直到工業革命到來，原材料和市場的價值充分展現出來之後，法國才真正地走向海洋。
就此，西歐 “大國崛起”了，
“海洋文明”開始了。大約1個世紀後，英國的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個角落，變成了地道的日不落帝國；法國也在這場海盜“文明”中搶得一杯羹。
不過，以GDP為標準來衡量，也許隻有英國一個國家夠格成為“海洋文明”國家，因為隻有英國人做到了本土產出量可以忽略不計；法國，也就算半個吧。
不 知道是否有專家統計過：在這場持續約5個世紀的“海洋文明”中，到底有多少人的生命被“文明”掉？到底有多少個民族、多少種語言和文化被以武力“文明” 掉？到底有多少人被賣到“文明世界”為奴？到底有價值多少美元的財富被“文明”到歐洲？如果這也叫做文明，那麽，希特勒也是一個大文明人，南京大屠殺也是一場文明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國內有一些“專家”在撰寫“大國崛起”的文章時，往往有意無意地“善意”分析“大國”們的動機。他們諄諄就教導我們：這些洋大人走向海洋，僅僅是為了尋找新的貿易通道，目的是為了做生意。
事實勝於一切雄辯。歐洲古希臘、古羅馬就留下了搶掠人財、販賣奴隸的傳統，中世紀的騎士們買船，目的隻有一個，就是要去從事這一行當。歐洲各國的君主目標相對複雜一點，他們除了真金白銀，更感興趣的是對“新發現”土地的占領。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哥倫布們，每到一地，首先插上本國國旗宣布占領，
“探險隊員”們先是將財物則是搶掠一空，接著將土著或被擄為奴隸或被趕盡殺絕；隨後，國王便向這裏殖民，派遣總督。人煙稀少的美洲、澳洲，土著基本滅絕，然後，白人們擄掠奴隸來墾荒種地、挖礦尋寶，於是，廣袤的美洲、澳洲大陸，變成了白種人的國度。隻有亞非地區因人口實在過於稠密，盡管有無數人被屠殺，大批人被擄為奴隸販賣到歐美，仍是原住民占主導的國家。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許至今，整個非洲、大半個亞洲，仍被這些洋大人的“總督”們統治著。
奇怪的是，在遍布於中國各地的租界麵前，
在香港、澳門剛剛回歸祖國的事實麵前，
在可惡的“麥克馬洪線”仍然阻擋著我們腳步的事實麵前，
在中國失去了數百萬平方公裏領土的鐵的事實麵前，
我們的“專家”們，竟然還在到處販賣他們的“研究成果”------ “大國”們發動鴉片戰爭，以武力打破中國國門，目的僅僅是為了和中國人做生意。
在談到晚清、民國政府為了盡量保全國土所作的各種努力時，這些“專家”一再意淫般嘲笑道：中國政府因為不了解“大國”，總是以“農業國”的小人之心，度“商業國”的君子之腹，在與“大國”打交道時，擔心對方對土地和政權產生非分之想。
更為奇怪的是，偏偏就是這一個個“將殺父仇人論證為偉大的恩人”的“學術成果”，在中國大地上，擁有很大的市場！偏偏就是這樣的“專家”，一個個變成了著名“教授”、“博導”、“政府特貼專家”、 “學術帶頭人”！
我不知道，這世界到底怎麽啦！
13、海洋文明--吃飽了撐出來的概念
洋奴們說，歐洲是海洋文明，中國是農耕文明。這一說法，流毒深廣，幾乎成了人們研究分析中國當今存在的所有問題的主要“理論基礎”。今天中國無論什麽令人不滿意的事情，都會與“農民意識”、“小農經濟”、“農耕文化”等掛鉤。
其實，這種看似深刻的理論，完全是建立在杜撰出來的曆史基礎之上的。
生民無疆在《說說歐洲的海洋文明》中，以曆史事實否定了洋奴們所謂“歐洲是海洋文明”的說法。我們不妨就此說說中國的情況。
中國與歐洲大陸不一樣。盡管中國大部分地區遠離海洋，但是中國大地上滿是江河湖泊，所以我們的先民很早就與水結下了不解之緣。遠的不談，僅僅眾所周知的赤壁之戰（中國的三國時期，歐洲的羅馬帝國中晚期），就足以證明我們的祖先在水上是十分活躍的。
元朝遠洋商貿活動也十分繁榮，元朝政府基本保持了宋朝以來的市舶管理機構。據馬可波羅、伊本•白圖泰等洋人記載，中國的港口帆檣如雲，商貿之興盛舉世無雙。除了一般商人，元朝皇室和朝廷大員也常常組織開展海上貿易，與宋朝一樣，中國商船的航跡遍及東南亞、南亞、西亞和非洲，最遠到達今坦桑尼亞。據當時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在印度所見：“這個國家的全部貿易都操在中國船隻手中”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宋至明，由於海外貿易發達，大批中國商人僑居海外，許多人因為種種原因就此定居當地。有史可查的，在印度、東南亞都有大批中國僑民。到明朝末年，僅在菲律賓，就有數以萬計的中國僑民。同樣的，也有無數外國商人僑居、定居於中國。中國當今的“回族”，主要是這些商人的後裔。
同時期的歐洲，正處於中世紀。中國繁忙的海上活動，對於歐洲人來說，無異於天方夜譚。即便在內河航運方麵，直到15世紀，由於關卡林立、戰爭綿延、盜匪橫行，歐洲大陸的河流基本處於天地長在水長東的閑置狀態。商旅也好，軍士也罷，“要使旅行既不過分疲勞又不緩慢，就必須騎馬或坐馬車”（引自洋人著作《封建社會》）。徒步、騎馬或坐馬車行進於泥濘的大地上，基本是歐洲人交通的唯一方式。而千年前，中國全麵完成了交通南北的大運河，神州便是“沉舟側畔千帆過” 和“王睿樓船下益州”的繁盛氣象。
那麽，中國如此值得驕傲的表現，是不是可以稱之為“海洋文明”呢？當然不行！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代，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海外貿易也好，國土防禦也罷，海洋在中國的經濟、軍事、政治活動中都不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由於可以用來交換的物資並不豐富，加之導航和動力等手段落後、風險巨大等諸多原因，對外貿易所能帶來的財富必然是十分有限的。據周一良先生《宋朝簡史》，即便是工商業高度繁榮的宋朝，在政府貨幣性的財政收入中，商稅的貢獻率也才占到1/5，農業稅始終占主導地位。
從政府層麵來講，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必然始終處於重中之重的位置。
中國的農業技術水平遠高於同時期的歐洲，然而，金國“全國每年從土地上獲得的平均收入正好足夠供養全國人口，但是能儲備較充足的糧食，就需要有好的年成了。”（《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德國傅海波、英國崔瑞德編，史衛民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8月）同時期的南宋，農業水平和氣候條件優越一些，正常年份，糧食稍有剩餘。眾所周知，在中國曆史上，盡管中國曆朝曆代政府都堅持“以農為本”，但仍出現過許多次全國性的饑荒。明末李自成、張獻忠等 “起義”，導致全國生靈塗炭，起因便是可怕的饑荒。以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一旦出現饑荒，必將是災難性的。
同時期的歐洲，情況更糟糕。據《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僅14世紀上半葉，法國“1304年饑荒；1305年饑荒；1310年饑荒；1315年饑荒……1330—1334年饑荒；1334年饑荒，人口大量死亡”，英國“1315—1316年普遍饑荒……1321年半饑荒；1325年普遍旱災……1351年普遍饑荒”。所以，無論是古羅馬時代，還是中世紀的歐洲，除帝王外，貴族們都居住在自己的采邑內，靠收取地租過日子，他們最關心的，就是如何擴大地盤和地裏的收成如何，而對其它創收手段毫無興趣。
直到歐洲人開辟出了“新大陸”，有無數奴隸在無邊的土地上為他們生產糧食棉花了，不愁吃不愁穿了，英國人才敢於將大批良田圈起來養羊發展毛紡業，西歐（記住，隻是西歐）才有十足的膽量來“重商”。
在人類吃飯都成問題的時代，什麽海洋文明”、“重商主義”，無異於夢囈。
看到這樣的曆史事實，我不知道那些動輒批評中國曆朝政府“重農”政策的專家們作何感想。難道是這些專家不知道前不久中國還出現過“三年自然災害”，全中國人吃不飽肚子？不知道餓肚子是什麽滋味？還是中國曆史上那位“何不食肉糜”皇帝一般的智商？
說到這裏，聯想起袁隆平先生參評中國工程院院士的經曆。有些評委剛剛吃飽肚子，就將為解決全中國人吃飯問題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置之腦後，開口商業，閉口產業化，嘴巴半開半合時必定是金融業，似乎自己從來沒有使用過糧票，沒有排隊購買過糧食。
中國人有句口頭禪：吃飽了撐的！有些專家，應該讓他們嚐嚐餓肚子的滋味，省得他們一吃飽就胡說八道。
14、明清為何遠離海洋
中國的國運因為來自於海上的敵人而改變，今天的中國人對海洋又愛又恨，念念不忘，這在情理之中。
15、說說歐洲的城市文明和商業文明--1
洋奴學者們說：歐洲從來就重商，工商業發達，所以歐洲是城市文明和商業文明；中國從來就重農輕商，工商業落後，所以中國是農村文明和農業文明。就是這樣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今天西方的先進，中國的落後。
真是如此嗎？為了讓洋奴們無話可說，我們還是按照慣例，主要以洋人的著作為依據，讓曆史事實說話。
談到歐洲古代城市和工商業，首先讓我想起的，是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話：一個城邦的最佳規模是五六千人；接著想到的是美國學者羅斯托夫采夫的話：“有一件事是很顯著的：工業永遠同希臘本土無緣。”
既然複述古希臘的什麽神廟之類的建築毫無疑義，所以，我們還是從古羅馬談起。
毫無疑問，古羅馬是歐洲古代史上最輝煌的時期。據英國人艾德華•吉本撰寫的權威的《羅馬帝國衰亡史》：“麵積估計不少於160萬平方英裏的土地，其中大部分都是肥沃的熟地。……按這一不很嚴密的估算來看，那羅馬帝國的總人數便將升至約一億二千萬。這一人口數量可能已超過了現代歐洲的人口，而且是自有史以來，在一個統一政府統治下組成的人口最為眾多的社會。”
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說：“普遍的繁榮促使城市繁榮發展，從而把帝國變成了一個由最繁華的城市組成的機體，其中尤以希臘、伊奧尼亞（小亞細亞）和埃及的城市為著。”
不過，洋人這裏所說的城市，與我們理解的城市在概念上還是有差別的。“每一個城市都規定轄領一塊或大或小的地區，我們稱之為‘市轄區’。這個市轄區或者是古代希臘城邦或意大利城邦原有的領地，或者是因意大利或外省的羅馬人而製定分配給新城市或舊城市的土地，這樣的城市也許是羅馬屯市或拉丁屯市，也許是土著的市鎮。”“每一個城市都有它自己的地方自治，都由它本地的‘政治’生活（指古代所謂的‘政治’），都由他自己所要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執掌國家大事---外交、軍事、國家財政。”羅馬的“城市”，是相對於貴族們的大片的“領地”而言的，大致和我國古代的鄉村治理模式相似。《羅馬帝國衰亡史》說：“據說古代意大利共有城市1197座……高盧可以吹噓自己共擁有1200座城市……”由此可知，這些所謂“城市”的規模，是微不足道的。至於其中大一點的城市到底有多少人口，就不得而知了。
各個城市長官的首要的，也是最麻煩的任務，就是確保居民的糧食供應。羅斯托夫采夫說：“許多情況下，城市轄區的大小不足以供應足夠的糧食。何況，收成的變化無常，乃是古代世界經濟生活的顯著特征就是像埃及這樣的地方也不例外。……中央政府不負責解決調整市場的問題。相反地，在有關生活必需品的貿易自由發展的道路上反而設置了許多嚴重的障礙。對於皇帝及其所屬官吏們說來，國家和國家的需要是至高無上的。就皇帝而言，甚至可以說，有關緊要的，是如何保證它的權利。因此，他們為本身利益壟斷了大量的穀物，用以供應羅馬城和他的軍隊；隻有得到皇帝特許狀者，才可以從埃及運出糧食。皇帝的大莊田遍於帝國各地，所產穀物為量甚巨，也都用於此目的。這些荒裝上所產的穀物，很少出現在公開的市場上。”“無怪乎當一個城市能夠保持穀價低廉的時候，就要把這件功績刻在該城官長提名碑上的市易官姓名側旁。”可見，帝國政府從來都沒有把這些所謂的城市當回事，任由他們自生自滅。
那麽，這些城市的主要功能是什麽呢？羅斯托夫采夫說：“帝國各地沿海和沿河的大城市主要的生財之道就在於進行省際的貿易，而這種商業差不多完全是交易生活必需品。……所有這些商品的消費者是些什麽人呢？這麽多的穀物、肉類、油和葡萄酒，從這兒運到那兒究竟是為了誰呢？毋庸多說，隻要精密地研究材料就可以看出，消費量最大的是皇帝征收的公糧，而大多數商人----他們往往又是船主和堆棧主人----都在為皇帝的利益而忙碌。”也就是說，這些城市，實際上是政府物資的轉運站、軍用物資的補給站，對促進商品流通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那麽，這些商人都是誰呢？答案是“東方人”，主要是敘利亞人和埃及人，而不是什麽歐洲人。羅斯托夫采夫說：“當和平局麵來臨和東方開始複興以後，那些意大利人依然落後，而無法同精明的東方人競爭，東方人一直沒有把東方貿易的門戶要地、即亞曆山大裏亞和敘利亞----腓尼基沿海諸港放棄給西方僑民。在公元前2世紀和前1世紀時，敘利亞商人和埃及商人就是從這裏派出他們的經紀人到提洛斯島去，後又派到普特約利去……”。
“另一項致富之源是工業”，而工業，那個時代需求量稍大的服裝、毛毯、亞麻製品、玻璃等等產品，無不是被“東方人”所壟斷。高盧，是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區”，而經營者主要是敘利亞人。也就是說，工業領域，同樣與歐洲人無關。
湯普遜教授說：“敘利亞在羅馬出現於東方之前，已有一個悠久而又重要的工商業曆史。敘利亞人的經濟發展史可以追溯到腓尼基人的太爾和西頓兩城。他們的繁榮不曾因為亞曆山大的征服而下降，反而上升起來。敘利亞這個古國中的一些重要城市，尤其遠古的根源。……在羅馬帝國中，沒有一塊地方，甚至小亞細亞各省也沒有，比敘利亞繼承者更加複雜的遺產。”
因為多方麵原因，羅馬工商業舉步維艱。羅馬帝國的工業中，大量使用奴隸，其產品粗糙、技術更新緩慢，就在情理之中了。更重要的原因，還是在於羅馬統治者的荒唐舉措，主要體現在在這兩個方麵：
第一，羅馬帝國根據他們自己的身份世襲製度，出台了“那使一切手工業變為世襲的一種臭名昭著的法律，規定兒子必須繼承父親的職業。再也不能想象有比他更有效地壓製創造力和摧殘天才的辦法了。……在第五世紀中，由於工資的低微、工作時間的久長、賦稅的苛重，或在職業上沒有興趣，有成千類萬的人放棄了自己的職業。”（《中世紀經濟社會史》）長此以往，工業豈有不衰退之理？
第二個原因是關卡林立、賦稅沉重。“在羅馬帝國內完全的自由貿易是沒有的，因為有這許多關稅勢力圈。在它的邊界上，征收那叫做‘轉口稅’的內地通行稅，另外對食品，大多城市還課以入市稅。……稅率也不一致，一個關稅勢力圈和另一個關稅勢力圈各不相同，從2%到12%不等，後一項稅率起初是對奢侈品征收的。……跟著帝國貧困的增長和賦稅負擔的加重，轉口稅率變得越來越大了，到第四世紀那不折不扣的12%稅率變為到處實施的稅率了。” （《中世紀經濟社會史》）流通不暢，工業必然走向消亡。因此，羅馬帝國的工業水平始終是低層次的。所以，在對外貿易中，“大批貴金屬，尤其是白銀，源源輸出國外，流入西亞、印度，甚至中國。羅馬帝國不能以相應的國內產品，來抵消輸入的東西；結果，它的貿易差額經常是入超的。在東亞文明國家裏，帝國的糧食和製造品，卻是找不到銷路的。”盡管帝國在西班牙一地就有多達四萬人開采銀礦，但是，“到了第三世紀中期以後，金銀礦的出產已不足以彌補這項虧空了。” （《中世紀經濟社會史》）
“到了第四世紀，城市狀況達到了這樣的嚴重地步，以致政府強迫有錢人擔任官職，並有係統地以消耗私人財富來平衡城市的預算。為了這項目的，使城市官職成為富貴家族的世襲職位。” （《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也就是說，政府需要依靠盤剝富人，才能維持正常運轉了。
說到城市，不能不說到羅馬城。其實，學者們承認，由於資料的原因，今人比較了解的羅馬時代的城市，也隻有羅馬城。
無疑，羅馬城的規模是巨大的，建築是富麗堂皇的，功能是先進的，配套是齊全的。據估計，鼎盛時期羅馬城有常住人口約百萬人。世界其他大多數城市，是順應社會發展而逐步成長期來的，但是，這座城市卻不同，卻是僅僅為了滿足一部分人的享樂而生造出來的，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畸形的怪胎。
一定有人對我的這個說法大為不滿。且看《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的敘述：“羅馬城的行政管理是羅馬國家的一個沉重負擔。必需使羅馬成為一個美麗的城市，使它配稱世界的京都；必需使羅馬城不斷增多的居民在生活基本方麵得到保障，如水源供應、排水、衛生設備、防火防洪、鋪平街道、修築台伯河上的橋梁、一支有高度效率的警察部隊，等等----這些在希臘化時代希臘世界所有較重要的城市都曾具備過----除此種種而外，為了贍養羅馬城居民和滿足他們的文娛需要，還得付出浩大開支。住在羅馬城中成千上萬的羅馬公民很少關心政治權利，……但是他們堅持他們在內戰期間所取得的權利，那就是要由政府來贍養他們和滿足他們的文娛需要。任何一位皇帝，哪怕就是凱撒或者奧古斯都，也不敢觸犯羅馬無產者這種神聖的權利。他們最多隻敢減少和固定領公糧者的名額，以及定出一種適當的分配製度。他們也規定了羅馬城居民一年能在戲院、競技場和圓劇場裏看幾天好戲。但他們一直沒有侵犯過這種製度本身。他們並不是害怕羅馬的賤民，他們手下的禁衛軍足以平定任何可能發生的叛亂。然而，他們情願讓羅馬城居民保持愉快的情緒。在羅馬公民中有著這麽一大群享受國家津貼的人，其人數在二十萬左右，都是古代羅馬部落的成員，因此，皇帝們每當出現於凱旋、獻牲、主持競技賽馬或角鬥等群眾集會中時，一定受到熱烈歡迎。但久而久之，就需要有一種特別熱烈的歡迎，為此，他們舉辦額外的賽會，填補錢穀的犒賞，設筵席招待成千上萬的賓客，不是各種各樣的物品。長者這些手段是居民保持心情愉快，並且還‘製造’了羅馬城的‘輿論’。製造輿論的花費，再加上維持羅馬城優良條件的花費，無疑是一筆巨款。”
顯然，羅馬城的一切設施和大型活動，都是為了八旗子弟享樂的需要，由政府埋單完成出來的，沒有半點商業的痕跡，與城市的性質是背道而馳的。
羅馬城除了是首都，既不是經濟中心，也不是商業中心，隻是一個紙醉金迷的洋八旗子弟的安樂窩。對此，我們不妨引用羅斯托夫采夫教授的一段話：“城市的繁華是由城市居民中相當少的人創造出來的，也是為他們而存在的；然而就是這一小群人的福利也是建築在相當薄弱的基礎之上；而絕大多數城市居民群眾則或者收入及其菲薄，或者生活貧苦不堪。總而言之，我們不要誇大城市的繁華富麗：他們的外貌是迷眩人的。”
16、說說歐洲的城市文明和商業文明---2
當曆史的腳步接近中世紀的時候，西歐已經進入到了百業凋敝的狀態，羅馬帝國自己先鑽進“黑暗”之中，為中世紀的到來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湯普遜教授說：
“在第五世紀的開端，整個西歐是由有勢力的地主貴族控製者；他們占有者有時是毗連的，但多半廣泛地分散的龐大的世襲領，他們由兩類勞動者，即部分是奴隸，部分是農奴來耕種。由於這些轉變，人口的移動，在總數上是很大的。商業和工業的萎縮，使城市人口減少。農業乃成為主要的，差不多獨一的生產形式。財富是由土地來代表的，很少有別的東西來代表的。跟著城市的衰落，鄉村中興起了很多有主宰大領主的大莊園上農奴和奴隸構成的新社會。所有的大領地漸漸變成為一個私人業主手中的地方政府單位，因而把合法的政權抹去了。”這就是說，西羅馬帝國晚期的西歐，其社會和經濟狀態，已經基本與中世紀封建社會沒什麽兩樣了。即便沒有什麽“野蠻人”的闖入，歐洲照樣會黑暗得見不到陽光。
既然如此，野蠻人執掌西歐大權之後，也就不會過上什麽“文明”生活了。
野蠻人的老大奪取了西羅馬的天下，在接管了一片片田產之後，首先必然會酬謝馬仔，大封功臣良將。“法蘭克國王既然占有了帝國國庫領地，就成了一個大地主，的確，除了教會以外，是最大的地主。這些領地，不僅是作為進款的一個來源，而且是作為報酬他臣屬的手段。國王的賜給土地，在初期，看來簡直是贈與性質；但到後來，才完全認識到，王室土地再建立一個王室行政製度上，具有巨大價值，因而就發展成為一種封建式的庇護製度了。” （《中世紀經濟社會史》）
法蘭克國王，便是當時西歐真正的老大，也是中世紀歐洲的第一個老大。就是從這兒開始，西歐出現了國王、公爵、侯爵什麽的滿天飛的局麵。每個爵位配套相應的一塊土地和這塊土地上的百姓，受封者對這塊土地上的一切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包括建立自己的軍隊、法庭，這就是所謂的“封建領主”。久而久之，這一個個獨立王國演變成今天的英國、法國、德國什麽的。因為這些人原本都是一個主子手下的馬仔，很自然地相互通婚成為兒女親家，所以後來出現了法國人跑到英國當國王，奧地利人跑到西班牙當國王的事兒。
接下來，該輪到老大尋歡作樂享清福了。那麽，這老大到底過著什麽樣“奢侈腐化”的日子呢？答案是：在自己的莊園裏自給自足。湯普遜教授介紹道：“‘莊園’ 和王室領地遍布於全高盧和萊茵河區，總稱為‘國庫領’。其中有的是位於舊羅馬城市內的地產，象在巴黎、奧爾良、理姆、德裏弗斯、麥茨那樣，但是其中大多數是大農莊，而國王所喜歡的是位於象克利奇、奇爾、喬濟、埃皮內、馬倫海一類大森林附近的莊園，因為法蘭克國王是熱愛打獵的。耕地、草地和牧場、森林、魚池、采石場、礦場可能都包括在一塊領地之內。莊園內的住宅區都有一座高盧----羅馬建築式的莊園大廈，一般是用木材建造在領地中最適合的地基上，兩側並附有寄宿國王官吏的小房屋，以及馬房、倉庫、儲藏室和仆役間。當時國王是沒有固定首都的。隨便什麽地方，國王臨時駐紮在那裏，就是政府所在地，因為他的官吏、隨從、服役者、衛兵和家奴的整個隊伍，是跟他一起從一個莊園移動到另一個莊園去的；的確，那在一個幾乎是完全農業經濟的時代是必要的；當時商業和貿易既稀少，道路又破敗，而現款稅又是很少的。國王正像俗語所說，是‘吃著穿著自己的東西’的。地方賦稅，主要以實物來繳納，例如，繳納十五分之一的收獲、十分之一的豬和牲畜，等等。所以，王室莊園成了國王收入的最重要的源泉。”
老大都是呆在深山老林的“別墅”裏，過著“吃著穿著自己的東西”的艱苦樸素的生活，馬仔們的日子自然不會優於老大。湯普遜教授繼續介紹道：“一個法蘭克貴族在大莊園住宅內的生活，果然是粗陋的，但並不有別於十七和十八世紀美國弗吉利亞大農場主的莊園住宅生活。差不多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是就地生產出來的。……
但應注意，沒有說及在領地內存在什麽市場，就是說，商業還未曾高度發展。”
我們知道，中世紀的貴族們，十之八九是文盲。那麽，這些文盲們平時都幹些啥？著名法國學者馬可•布洛赫在其名著《封建社會》介紹說：
“一切事物都往往促使貴族生活在鄉村。采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由鄉村莊園組成，莊園主的住宅一般矗立在房屋群中間或附近。這些建築物的樣式，一般都非常簡單。在很長時間中，其最普通的樣式是木製塔樓，至少在地中海區域以外是這樣。盡管村落領主對其租佃者擁有的司法審判權構成其權力的基本來源之一，但它通常很少親自形式這一權力，而是通過管家代為管理，這些管家本身也是農民出身。貴族所熱衷的娛樂活動，首先是狩獵，此外是馬上比武。”
“貴族的天職使其不能從事任何經濟活動，它以全副身心承擔其特殊的職責，即武士的事業。”
看來，這些武夫們始終保持武夫本色，呆在鄉村的小木屋裏，每天吃飽喝足之後，就是打熬筋骨。
可以想象，這個社會的工商業是多麽的凋敝。馬可•布洛赫說：“貿易不僅限於有限的幾條路線，而且規模也極小。更為不利的是，貿易似乎一直明顯地呈現為逆差，無論如何對東方的貿易是如此。西歐用來交換這些奢侈品的東西，幾乎隻有奴隸。”
湯普遜教授說：“到九世紀，那原為高盧最富饒省的布羅溫斯變為一個最貧苦的省了。在那裏，敘利亞人的居留地已不複可見，科比的僧侶們曾長久享用從弗斯港口所得的大量通行稅的收入，到716年（生民無疆注：對應我國盛唐時期），則錢袋裏已是空無所有了。馬賽將為雜草叢生的港口，終於湮沒無聞約有200多年之久。除了貿易沒落以外，還有下列其他各種證據，說明法蘭克境內經濟狀況的顯著變動：墨洛溫朝的人頭稅已經取消，城市已在萎縮狀態，商品已不流通而具有地方性質。農業活動幾乎已占壓倒商業活動的上風，一種消費經濟已代替以前（至少部分的）交換經濟，關稅已退化到地方的、專橫的通行稅，造幣廠和市場已合並在一起……”
整個社會已經退化到了物物交換，貨幣變成了沒啥用的玩意，人們隻好挖個坑，將貨幣藏起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生民無疆注：時間在1095年，對應我國北宋時期）空前地需要現款，這一點終於打破了這個時代的‘自然經濟’狀態。當然，對於一個要到東方去的十字軍士兵來說，完全不可能把足夠的物品隨身攜帶在路上維持自己的生活。結果是那窖藏了好多年甚至幾百年的貨幣，優住持、主教、貴族、甚至農民，拿出來重見天日”。（《中世紀經濟社會史》）
十字軍東征，讓這些西歐的“莊主”們、農奴們大長見識。當他們進入東羅馬地盤，進入君士坦丁堡時，好一陣目瞪口呆之後，終於明白了什麽叫做生活。而跨入阿拉伯人的領土以後，更是領略到了什麽叫做花花世界。許多“十字軍”不願意回家，賴在中東不肯回去了，和當年中國有些人跑到西方之後不願回國一樣。
在經濟與城市建設上，西歐與阿拉伯地區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馬可•布洛赫論述道：
“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無論是高盧還是意大利，其貧困不堪的城市與富庶輝煌的巴格達或科爾多瓦相比，可謂相形見拙。12世紀（生民無疆注：北宋與南宋之交）以前，穆斯林世界仍對歐洲擁有名副其實的經濟霸權：在我們居住的歐洲這一部分地區，仍在流通的金幣出自阿拉伯的造幣廠，或者至少----也像不止一種銀幣 那樣----是仿造阿拉伯貨幣鑄造的。更糟的是，即使在同一地區，幾乎每次發行的貨幣，其重量和成色都有變化。在貨幣領域兩個基本變化具有重要意義：一是鑄造比第納裏重得多的更大銀幣，這一變化在13世紀初才發生，而且那時隻發生在意大利；另一變化是恢複鑄造本土風格的金幣，這一變化在13世紀下半葉（生 民無疆注：南宋晚期至元朝早期）才出現。”
湯普遜教授在其另一名著《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中，也談到了這一轉變時期的狀態：“從經濟和社會角度看，12、13世紀（生民無疆注：宋朝）的社會是由俗界和僧界大封建土地貴族所組成。而教會是其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當時不是‘貨幣經濟’時代，而是‘自然經濟’時代。在此時代中，有產階級的生產幾乎不超過其自身的需求，幾乎不消費任何非本地生產的物品。到1300年，貨幣經濟已大體取代了以前的自然經濟，這是因為工商業需要使用貨幣來經營，而與此同時，農業則長時間依靠以物易物的交換來維持。”也就是說，在我國南宋晚期至元朝早期，貨幣才再一次正式回到西歐人的生活之中。
此後的西歐，確實開始進步一點了。國君進了城，大小領主們開始鑄造自己的貨幣，並且在自己的領地設置關卡收取買路錢，甚至直接殺人越貨。手工業出現了，商人出現了，“城市”出現了。
先看看這一時期最先進最發達的法國：“在13世紀末（生民無疆注：南宋晚期至元朝早期），法國是歐洲最繁榮和治理得最好的國家。1306年，腓力四世由於迫切需要金錢，頒布了一部有關猶太商人的總的法令。宣布法國的所有猶太商人從屬於王權，他們構成王室財產的一部分。猶太人被迫在聖約翰節（6月24日）之前，將動產兌換成現金交國王使用，而所有的不動產馬上被沒收。1311年，同樣的厄運降臨到‘倫巴第人’頭上。倫巴第人喪失了財產、金錢，和猶太人一樣被趕走。盡管腓力四世推行高壓政策，工商業還是得到迅速發展。當時法國的人口在2000—2200萬人之間，而當時法國的版圖卻比現在要小得多。人口密度大概與現在不相上下大城市寥寥無幾。巴黎居民不超過20萬；魯昂7萬。這些算是絕無僅有的了。多數城市不超過10000人。”（《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 史》）
再說英國：“與英國這一時期的財富加以對比，法國幾乎比英國富3倍。1378年（生民無疆注：明朝初年），倫敦人口為46000人。” （《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當然，此時的英國，在歐洲仍屬化外之邦，沒人放在眼裏。
再 看德國：“在13、14、15世紀（生民無疆注：南宋晚期至明朝中期），德意誌是歐洲‘最傑出的’市民國度。它既不像法國，也不像意大利，而是自由城市的國家。市場一般每周開放一次，農民在市場上出賣雞蛋、奶油、水果等產品。買主不得先於商人離開城市，本地市民隻能購置自己必須的消費品。此外，零售商人隻有待消費者買足了所需品之後，才能登市選購。城市人口雖比今天少，但交易範圍比今天更大，市內設有糧食、牛、馬、幹草、蛇麻子等專業市場。德國城市給外國人留下難忘的印象，俄國首都的大主教伊西多在1430年去參加佛羅倫薩會議路經德國的時候，見到象紐倫堡、奧格斯堡這樣的城市竟是他驚訝萬分。同一時期以為意大利人艾利厄斯•西爾維厄•皮科洛米尼給我們提供了另外的證據。慕尼黑和紐倫堡同樣使他流連忘返。最後，他這樣作結道：‘德國城市的美麗和舒適是歐洲任何國家難與倫比的。’這時紐倫堡的居民或許還不及15000人，後來1449年戶口調查時，它的人口總計為 25000人。雖然猶太人處於王室特權統治下，從來沒有擺脫帝國的租稅。15世紀末，從對猶太人適當的寬容到不能容忍的轉變，根本原因或許是出於經濟上的嫉妒，正如反教權主義也是由於經濟上的偏見一樣。” （《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
當時西方城市經濟最發達的是德國，“市民國度”德國的 各個 “大城市”就是這樣的：“15世紀末，科隆無疑是德國最大的城市，估計擁有52000人。黑格爾和比西爾已經估算出：紐倫堡1431年有22797人，而 後來於1499年的統計是20211人；奧格斯堡、漢堡不超過18000人；法蘭克福不超過14000人；1460—1461年度，貝律克有20436 人，1487—1488年度，有22172人；羅斯托克1378年有10785人，1410年有13935人；但澤1416年人口為8549人；德累斯頓 1489年有4817人；巴塞爾1454年有7650人。” （《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
當時西方工商業最為發達的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工商業是這樣的：“中世紀晚期，意大利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使其在政治經濟上都占有優勢。由於地理條件的不同，使他們具備了各自的特點。威尼斯、熱那亞與利凡特進行貿易；佛羅倫薩處於內陸所以首先發展工業，其次是商業，最後發展銀行業。佛羅倫薩所有的自由民必須掌握21種手藝中的一種，這些手藝如下：1、審判官和公證人，2、卡裏馬拉或叫呢絨商，3、銀行商，4、羊毛商，5、絲綢商，6、醫生和藥商，7、皮貨商，8、製鞋工人，9、鐵匠，10、屠夫，11、麻布商和服裝商，12、石匠和石雕工，13、葡萄酒商，14、小客店主，15、油商和製繩匠，16、襪商，17、兵器、盔甲商，18、鎖匠，19、鞍工，20、木匠，21、麵包師傅。14世紀和15世紀前半期是佛羅倫薩羊毛工業和貿易的繁榮時期，由於巨額資本的需求，許多小企業合並為大公司，從而使14世紀初的300個小商行發展為1338年的200個大企業。1343年（生民無疆注：元朝末年），維拉尼 估算政府收入為604850金弗洛林，除去僧侶和修女，佛羅倫薩總人口估計為90000人，再加上流動人口平均為1500人。毛紡工人雇傭了3000多 人。” （《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
有專家說，因為工商業如何繁榮、如何發達，推動西歐走向了海洋。我們不妨再一次看看樣專家敘述的事實：“16世紀（生民無疆注：明朝中後期），流通貨幣繁雜，特別是在德意誌和意大利，使用起來既不方便且混亂不堪。在這一點上，英國是無與倫比的，因為她隻有一種貨幣，而且，除了蘭開斯特外，她隻有一種度量衡（1390年法案）。商業活動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製不統一，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漢薩同盟始終未能建立起統一的幣製，或統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這兩種弊端，他去世前四個月（1483年）曾招來一個商人代表團，以謀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國境內建立單一度量衡製和單一流通幣’。路易十一的打算隻得冬眠待時，直到1789年。到了15世紀在最大的貿易中心出現了常年商品市場，開始取代昔日的定期集市。商人們盡量置備田產，成為土地所有主；或者是為了投資，或者以他們中最富有者而言，是為了占有鄉村土地，模仿貴族紳士。” （《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
對前麵的內容，我們不妨做一個簡單歸納，順便將同時期中國、西歐的情況對比一下：
1、統一度量衡是商業繁榮的基礎。我國早在秦朝（即古羅馬帝國時代）就完成了全國貨幣和度量衡的統一。而歐洲各國全麵完成國內貨幣和度量衡統一，是19世紀的事情。
2、貨幣和金融是商業的血液。我國早在唐朝就誕生了銀行業，並且開始出現“匯票”，經營匯兌業務；宋朝誕生了紙幣（而此時，西歐的通用貨幣還是阿拉伯人鑄造的金幣）；元朝，紙幣更是成為百姓向政府繳納賦稅的通用貨幣（此時，西歐才從阿拉伯人那裏學會原始的以貨幣兌換和放貸為主要業務的銀行業，並開始經營簡單的匯兌業務，可是大多數國家都存在N種貨幣）。
3、常年商品市場是商業繁榮的前提。我國最晚在漢朝，就出現了常年商品市場；到唐朝已經形成了全國性、地區性商業中心，全國每個縣至少有一個常年商品市場，隻有經濟不發達地區的鄉村“草市”才是定期集市。更重要的是，中國不僅全國商路暢通無阻，而且自漢朝打通陸上“絲綢之路” 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興旺發達，進入宋朝後，海上、陸上對外貿易更是盛況空前，瓷器、絲綢、茶葉等產品行銷歐亞各地。而西歐直到15世紀才出現個別的常年 商品市場，可用於對外貿易的惟有“奴隸”。
4、城市化程度是一個國家的商業化水平的標誌。漢朝國土麵積至少是13世紀末法國的10倍，全國人口不足6000萬（據《劍橋中國秦漢史》），而洛陽人口多達50萬，另有至少1500個城鎮，而1000年之後的“巴黎居民不超過20萬；魯昂7萬。這些算是絕無僅有的了。”唐朝人口也不足6000萬（據《劍 橋中國隋唐史》），而不僅首都長安人口達到100萬，還出現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元朝人口不足7000萬，卻“淮河以南有許多大城市，人口從25萬到50 萬，還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其城市化程度是何等了得！
5、工業發達的商業繁榮的物質保證。14世紀中期工業最發達的佛羅倫薩的“200個大企業” “雇傭了3000多人”，即平均每個“大企業”員工不足20人。相比之下，中國的工業是如此發達，而早在公元前1世紀的民營企業的雇工便是數百上千人。漢朝“國營企業”的規模，更是嚇人，《劍橋中國秦漢史》說：“臨淄的三服官，每個擁有幾千名工人。”《劍橋中國隋唐史》說：“以致有些史學家認真地提出，近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條件到晚宋時期已經成熟了。”
6、文化開放是商業繁榮的思想保證。早在唐代，來自世界各國的人民都可以在中國自由地求學和經商；宋元時期，政府積極支持工商業發展，國際貿易更是繁榮興旺。因為社會環境優越，從未發生過政府無端占有商人財產的現象，大批外國人在中國定居。當今中國各地，特別是定居內地的穆斯林、猶太人等，大多是宋元時期來華經商的西亞商人、工匠的後裔。因為中國曆代政府寬容與開明的政策，人民開放的心態，生活在中國內地的外國人，無論穆斯林，還是猶太人，都與當地居民和睦相處，多取漢名、用漢字、同當地人通婚，很好地融入社會。歐洲特別是西歐，正好相反，對“異教徒”和外國人往往極度排斥，百般刁難，隨意剝奪他們的財富甚至生命，使得外國人無法融入社會，始終成為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群體，直到20世紀，仍發生了希特勒組織的針對猶太民族的種族滅絕慘劇。說到這裏，我們不妨思考，一個真正“重商”的社會，是否會幹出對印第安人趕盡殺絕的事情來？連通商者的財富都剝奪完了，“商”從何來？連通商者的生命都剝奪了，與誰去 “商”？歐洲之所謂“重商”，可以概括為：打得過就搶，打不過才“商”。
7、政府開明和支持是商業繁榮的政策保證。根據“劍橋中國史”，中國曆代政府重視工商業。中國自漢朝起，城市建設就是先考慮到市場的規劃，安排專人對管理市場日常事務，積極組織力量改善交通、治安、稅收等經商環境。同時，曆代政府都經營工廠、貿易等業務以增加財政收入。特別是進入宋朝之後，皇親國戚、宗室子弟也參與到經商隊伍中來。根據西方學者撰寫的關於歐洲中世紀曆史各類書籍，我們看到，“騎士”們隻看重土地和到手的真金白銀，西歐各國國王以及小領主們對於修路架橋、改善治安等花錢的事情毫無熱情，隻是熱衷於鑄造劣幣、亂設關卡、搶掠過往行商等竭澤而漁的眼前利益。據《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13 世紀時，僅萊茵河的德國段，關卡最多時竟達到62處，一船貨物60%被征為捐稅，而且貴族們還經常有組織地搶劫過往商船；18世紀的法國，國內關卡林立，加上特許公司的壟斷，都阻礙法國工商業的發展。當時，法國商品在國內轉運所花費的運費要比從中國運到法國的商品運費還多。
將西方學者撰寫的中國和歐洲的工商業史進行橫向對比，我們不是搞華山論劍，更不是為了分出個高低貴賤，僅僅是為了弄清一個事實：中國不是生來就工商業不行，歐洲也不是生來就工商業了不得。所謂“歐洲文明是城市文明、商業文明，中國文明是農村文明和農業文明”，純屬不著邊際的“胡言亂語”。
18、歐洲工商業如何走上興盛之路的
今天，我國的工商業、城市化均大大落伍於西方。對於落後，我們必須老實承認，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搞清楚：西方是如何走上超過我國的道路的呢？
有些事，說簡單就簡單；但是，如果一定要複雜化，也就變得複雜了。至少，歐洲今天工商業的發達，遠不像某些專家說的“文化基因”之類那麽複雜。
我們知道，新大陸的發現和環球 “商路”的打通，“海外”無數財寶源源不斷地被搬到歐洲，大大拓展了歐洲人的視野，促使歐洲發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思想文化革命。
環球航行的需要，推動了航海相關技術的不斷進步；環球市場的巨大需求，拉動著各行各業的生產能力的增強；人類生存的大地是個球體得到證實，導致天文學本質進步並與教會發生直接衝突。野蠻殺戮行為的增加、財富快速增長及財富分配上引發的不斷戰爭、科技和文化進步，包括印刷術在歐洲的普及等等，使得西歐逐步變成了一個思想多元化的社會，宗教改革水到渠成。
16--17世紀，馬丁路德、慈運理、加爾文等先後發動了影響巨大的宗教改革。由於宗教改革有利於加強君主地位，英國、法國等各國君主也加入進來推行宗教國家化。“教皇雖然在另半個基督教世界被視為教父，但他的一些兒女有時也理直氣壯對他進行反抗。一個世紀以來，風行於法國並幾乎遍及社會各階層的開明精神，曾經是醫治這種弊病的靈丹妙藥。就這一題材寫成的優秀著作都真正能為國王和百姓效勞盡力。路易十四在位期間，這種手段使我國的風尚產生的重大變化之一，就是修道士們全都開始樹立一種堅定的信念，即他們首先是國王的臣民，然後才是教皇的奴仆。”
在國君們的支持或默許下，在諸如斯賓諾莎的《神學政治論》之類著作的鼓動下，尤其是在宗教改革家們的精心運作下，羅馬教廷的神權一統西歐天下的局麵被打破了。神權，不再成為禁錮西歐人思維的樊籬。在君主和學者們的聯合推動下，民族意識和國家意識誕生了，於是，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的進步，也成為國家和民族有意識的自覺行為。科技、經濟、文化的進步，與啟蒙運動的相互促進（後麵的《說歐洲是科技文明純屬瞎掰》，會談到這個問題），“人類的理性這時已臻成熟。健全的哲學在這個時代才為人所知。”西歐走到科技大發展和工業革命的大門前了。
我們知道，法國，是歐洲最具代表性的國家。尤其是在促進全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近代化上，法國始終發揮著旗手的作用。可以說，沒有法國的助推，人類走向近代化的時間，也許還要晚許多。
下麵，我們引用兩部由兩名法國的親身經曆者撰寫的，具有實況錄像性質的著作，來幫助我們解答由“農耕歐洲”、“農村歐洲”走向“工商業歐洲”、“城市化歐洲”的過程。
與路易十四同時代的著名學者伏爾泰在其名著《路易十四時代》是這樣記錄社會劇變的：
“路易十三（生民無疆注：1610年—1643年在位，對應於我國明朝末年）登位時，巴黎居民不到四十萬。城內宏偉壯麗的建築不到四座。王國的其它城市與現在盧瓦爾河彼岸的市鎮相似。整個貴族階級與世隔絕，蟄居於鄉下有護城河圍繞的城堡中，殘酷壓榨種地人。通衢大道幾乎無法通行，城市沒有警政。國庫空空如也。政府在外毫無信譽可言。”
“克爾伯剛整頓好國家財政，路易十四（生民無疆注：1643年-- 1715年在位，對應於我國明末清初）就免除了百姓從1647年到1656年的全部欠稅，特別是免除了三百萬人頭稅。到那時為止，一直無法通行的公路不再廢棄荒置，並逐步變成今天路易十五統治下的這種模樣，受到國外人士讚賞。不管從哪個方向去巴黎城，除了個別幾處以外，現在都可以在兩旁植樹的堅固的大道上旅行五、六十裏。從1662年起，國王就對本國臣民免征所有外國船隻繳納的貨運稅。他還為本國人提供一切方便，使他們能以較少的費用自己運載貨物。海外貿易就這樣誕生了。現在還存在的貿易部就是那時建立的。國王每兩星期主持一次部務會議。敦刻爾克和馬賽被宣布為自由港。這一有利條件不久便把近東的貿易引向馬賽，把北歐的貿易引向敦刻爾克。西印度公司創立於1664年。東印度公司也於同年成立。國王把相當於今天六百多萬的巨款贈給該公司，並請有錢的人都來入股。王後、親王，和整個宮廷提供了當時的貨幣二百萬。各高級法院捐助了一百二十萬利弗；金融家捐助了二百萬；商會捐助了六十五萬。全國上下都出資支援他們的主子。1669年國王又出資創建北方公司，並象對兩個印度公司投資一樣，對該公司進行投資。那時做生意並不使人降低身份，失去體麵，因為連豪門巨宅也仿效國王，在各家公司入股。他對每噸出口貨物津貼三十法郎；對每噸進口貨物津貼四十法郎。所有在王國港口內造船的人每噸運載量可以得五利弗補助。從1663 年到1672年，每年都要新建幾個工場。從前需從英國和荷蘭進口的細呢，現在在阿布維爾織造。國王除了發給工場主一筆可觀的獎金外，還為每架開工織機預付兩千利弗。1669年王國擁有毛紡織機達四萬二千二百架之多。當時英國有一種精巧的織襪機，生產速度比針織快十倍。大家都知道法國政府後來怎樣用錢把這個秘密買來。與此同時，他在創立科學院之後，於1661年立即開始修建天文台。就使用價值、規模大小、工程難易而論，最光輝的工程要算連接兩個海洋的朗格多克運河了。與此同時，路易十四想從事一些更偉大、用途更廣、蛋也更加艱巨的工作，即法律改革。首先頒布了民法，其次是水利森林法。然後幾乎逐年頒布了各項製造工業的章程、刑事法、商法、海運法。甚至還創立了一種有利於我國殖民地的黑人的新法律。各個港口都成立了船舶修造指導機構，研究船舶具有何種式樣最為合適。在布雷斯特、羅什福爾、土倫、敦刻爾克和阿弗爾•德•格拉斯等地修建了五個海軍兵工廠。這些海軍也用來保護貿易。馬提尼克、聖多米尼克和加拿大等殖民地以往萎謝衰落，現在一派繁榮景象，並得到過去一直沒有期望過的好處。因為，從1635年到1665年，這些 殖民地一直是法國的負擔。1664年，國王派遣一批移民去卡宴。不久，又派另一批去馬達加斯加。路易十四試圖通過各種途徑彌補法國因忽視海洋而長期以來蒙受的損失和不幸。而此時，其它鄰國都已經在地球的另一端建立了殖民地。”
但是，路易十四的所作所為，對於法國發展的意義，依然是十分有限的。直到法國革命前，法國依然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業國，工商業對於國家財政的意義，不過是讓國王的零花錢增加了一點而已。1789年爆發的法國革命，才是歐洲大陸真正走向近代化的標誌。
我們可以看看法國著名學者米涅撰寫、法國1820年出版的《法國革命史》：“從路易十四到革命爆發，法國的政體不僅是專製的而且是很橫暴的。國王可以通過‘密劄’隨意監禁或流放人，用充公的辦法處置任何財產，用稅捐征收任何人的收入。貴族的特權是享受免稅，僧侶的特權是要別人給予饋贈。有幾個省實行包稅製，還有的省是捐稅自行攤派。整個民族分成三個等級，每個等級又再分成許多階層。第三等級，既受宮廷壓榨，又受貴族欺淩，也分成許多按照各自利益組成、但相互敵對的行會。第三等級僅擁有將近三分之一的土地，而靠著這點土地，還要向領主繳納封建地租，向教會繳納什一稅，向國王繳納賦稅。盡管他作出這樣多的貢獻，卻享受不到任何政治權利，不得參與政事，也不得擔任公職。”
“7月14日（生民無疆注：指1789年）的影響是巨大的。巴黎的運動傳到各省，在各城市，人們情緒激動1地反對舊官吏，也反對特權等級。在鄉村，人們縱火焚毀城堡，農民燒掉領主的租契。現在該采取一項更為重要的措施了：廢除各種特權。8月4日晚，諾阿耶子爵發出了信號：他提出對封建特權進行贖買並廢除人身勞役。夏特萊公爵建議免除什一稅，將它改為貨幣稅；夏爾特主教建議取消狩獵特權；維裏歐伯爵建議取消貴族領主養信鴿的特權。還有各項建議，如廢除貴族領主裁判權，廢除賣官鬻爵的惡政，免除免稅的特權和租稅的不平等，廢除僧侶的臨時收入、羅馬教廷的‘首歲教禮’和神職人員的名目繁多的與沒有名目的俸金等等，都一個接著一個提出並且通過了。這是掃除封建殘餘的一夜，它把人們從奴隸製度的殘餘中解放出來，把土地從貴族領主的所有權中解放出來，把平民的所有權從占奪獵獲物、強征什一稅中解放出來。它廢除了作為私權殘餘的貴族裁判權，從而建立了公權製度；消滅了買賣法官職位的製度，就預示著免費訴訟製度的到來。這一夜是從一切屬於個人的製度到一切屬於國民的製度的過渡。”
“他（生民無疆注：指拿破侖）進入馬德裏，但不是以統治者的身份，而是以解放者的姿態出現在半島居民麵前。他對他們說：‘我取消了異端裁判所，這是時代的要求，歐洲的要求。神甫的職責是指導信仰，而不應該對公民施以任何外在的、形體的裁判權。我取消封建權利，人人都可以開設麵包房、磨坊、宿店，設置捕魚網，自由經營工業。’教皇與法國的敵人保持聯係，就剝奪教皇的財產；教皇以開除他的教籍相威脅，法軍就進占了羅馬；教皇用詔書恐嚇他，拿破侖就在1809 年把教皇從世俗國王的寶座上推下來，並且像押解犯人一樣把他押送到薩沃納。拿破侖通過它的體係的悲慘結局，卻給了歐洲大陸以一個很大的推動，他的軍隊把法國的風尚、思想和較先進的文明帶到歐洲各地。歐洲社會的陳舊的基礎被徹底動搖。由於往來頻繁，各國民族混雜起來；邊界的河流上建起了橋梁，在阿爾卑斯、亞平寧、比利牛斯三大山區開辟了公路，使各個地域日趨接近。拿破侖使各個國家的物質方麵發生了變化，就像法國革命使人們在精神方麵起了變化一樣。封鎖政策補充了軍事政府的推動力，由於封鎖，大陸上的工業得到改進，從而取代了英國的工業；製造業生產代替了殖民地貿易。拿破侖就這樣在擾亂各國人民的同時，促進了他們的文明。他對本國的專製統治，使它成為反革命者；而他的征服歐洲的思想卻使它成為歐洲的革新者。好幾個歐洲國家在他到達以前毫無生氣，在他到達以後卻生氣勃勃。”
航海，僅僅是改變了一部分人對宇宙的認識；政府鼓勵下的掠奪導致暴富，刺激了人們對財富的欲望，培養、製造了大批的亡命之徒，也就是所謂的冒險家。這些事兒，始終都隻是在少數人，也就是小圈子中起作用，其社會影響，是遠遠不夠的。否則，中國、阿拉伯國家，早就現代化了。
接下來的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解放了全民，至少相當一部分人的思想，但這遠遠是不夠的。思想再怎麽解放，隻要身體沒有解放，一切都等於零。因為這時候的歐洲，90%的人還是別人的奴仆-----被固定在土地上的奴仆，沒有領主的許可，他們不能離開那片土地半步。
真正讓歐洲工商業產生質的飛躍的，是革命---革命消滅了阻撓工商業發展的領主階層（即所謂貴族地主階級）。法國革命過程中，誕生了拿破侖，拿破侖的軍隊橫掃了歐洲大陸，將歐洲的絕大多數的人口，從對領主和土地的絕對人身依附關係中解放出來了。這時，歐洲才逐步進入了工商業唱主角的時代。
從某種意義上說，改變了歐洲曆史的走向的臨門一腳，是拿破侖踢出的。
19城市文明和商業文明--自殘出來的概念
洋奴們喋喋不休道：儒家學說重農抑商，以儒家學說為主要內核的中國傳統文化，製約了中國的工商業發展；因此，要想發展市場經濟，必須摒棄傳統文化，徹底打倒儒家學說。
生民無疆在《說說歐洲的城市文明和商業文明》中，已經介紹過西歐的“商業文明”曆史。至於儒家學說到底是不是障礙，隻有與其它國家作長時期的橫向比較之後，才能得出結論。
我們知道，根據很多資料，至少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工商業就十分發達。僅僅根據《考工記》，我們就可以得出春秋戰國時期我國的工業水平遠遠高於同時期歐洲水平N倍的結論。在諸子百家著作和《春秋》、《戰國策》、《史記》之中，有大量關於當時工商業和商人活動的記載。春秋時越國功臣範蠡棄政從商，成為後世商人膜拜的對象。戰國時呂不韋原本是一個成功商人，其家產之厚實，達到了可以助推一個人當上國王的程度。由此可見，當時的商人是多麽活躍。
自漢武帝開始（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儒家學說便成為我國曆代政府經世之國的法寶，成為主導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思想。為了確保“公正”，我們不妨看一看在西方專家學者親自撰寫的中國曆史中，是如何述評中國的工商業發展情況的。
漢朝，是儒家學說治理國家的試驗田。漢朝的強盛是不用說的，那麽，它的城市建設和工商業水平如何呢？《劍橋中國秦漢史》說：“前麵已經指出商鞅對計量的精確性有興趣，公元前221年，秦在全帝國實行衡器和量器的標準化是不足為奇的。另一項是金屬貨幣的標準化。最後，應該提出一個頗具現代色彩的改革，這是公元前221年製定的車輛的標準軌距，這樣車輛的輪子無疑就可以適合全國道路的車轍。隨著戰國時代商業、手工業和貨幣經濟的發展，特別在戰略要地和貿易要道上出現了新的城市，它除去作為國家首都和地方行政中心之外，還是重要的商業中心。漢代大城市就是從戰國時代發展而來的，其中包括這樣一些地方：在現在陝西的首都長安；在現在河北的涿、薊、邯鄲；河南的滎陽、宛、洛陽；山東的臨淄；四川的成都；今廣州城附近的番禺等。城鎮的總數肯定有1500個或更多（至少每個縣有一個鎮）。洛陽為後漢首都時的人口總數據估計有50萬左右。後漢時期管理洛陽市場的市長的工作人員由36名不同名稱的官員組成，他們的職責是維持秩序和征收商業稅。他們還根據每月的物價調查製定每種貨物的標準價格和批準買賣雙方的契約。前漢時期臨淄的商業稅年達黃金千斤或銅錢百萬。這一時期的商人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城市市場商店裏的坐賈，一是流動於城市之間和到外國的行商。漢代的製造業和前代一樣，也分為國家控製和私營兩個範疇。前漢前期的另一個大規模私營工業是製鹽，據說一個製鹽戶為此而擁有1000名流民。另一個私人製造業是紡織。宣帝時（公元前74----前49年在位）一個大官張安世的妻 子據說雇用700個家務奴隸進行紡織。 公元前111年，武帝征服南粵以後，南海的貿易逐漸擴展到東南亞和印度洋，這些國家以珠、玉、天青石、玻璃等物換取中國的黃金和絲織品。”
隨後是三國和六朝時期。由於我手頭沒有洋專家關於這一時期的著作，姑且不論。
接著是隋、唐、五代、宋等幾個朝代。《劍橋中國隋唐史》說：唐朝中央政府“把政治權力分散到各鎮治所，這意味著許多這樣的城市成了地區性大都會----有大批富裕官戶和從事服務行業的人的大規模行政中心。同時，在財政方麵又給了各鎮新的自由，此舉意味著該鎮的歲入被就地使用而不是上繳京師。在黃巢叛亂和以後的戰爭最後破壞之前，雖然人口超過100萬的長安仍是唐代最大的城市----在這方麵他又高居世界之首----和高度發達的商業中心，但有幾個鎮的中心已發展成大城市。其中較為重要的為長江中遊的成都、江陵以及揚州、廣州和汴州（開封）。這些商業繁榮和行業俱全的大城市成了地區中心。外國人，從印度僧人到波斯眼科醫生、粟特的賣藝人和商人，都可以自由地進入中國。8世紀後期和9世紀是商人階級大展宏圖的時代。貿易空前迅速的發展、商人的日益富裕和生產力的全麵提高，逐漸導致官方對經濟的態度的根本轉變，而這種轉變再次標誌著8、9世紀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到了晚宋，已產生了一個富裕、自覺並對自己的鮮明特征和特殊文化有強烈意識的城市中產階級。同時，以前富商和士大夫之間不可逾越的社會障礙開始崩潰，因為商人當官，官員也投資商業和參加經商活動。在政府的經濟政策中，最重要的一個變化是廢棄了原始幣製。這些事都交給銀匠去做，他們開始發展原始形式的銀行和信用製度。後來貨幣政策最重大變化----紙幣的出 現----是由私人而不是政府促成的。由於解除了這些束縛，再加上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和南方新土地的開發等刺激，中國經濟開始迅速發展，以致有些史學家認真地提出，近代資本主義出現的條件到晚宋時期已經成熟了。”
再下來，是元朝。《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說：“蒙古統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設起一座宏偉的首都，是根據古典中國帝王的規劃而設計的，但可能最多隻有 50萬居民。雖然它是世界上的一流城市，但還沒有宋朝的或中國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仍然是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人口將近100萬。除去大都，元代 中國北方沒有一個城市人口超過10萬。11世紀時的北宋首都開封曾有100萬人口，但在12世紀初被宋朝放棄後就衰落了。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許多大城市， 人口從25萬到50萬，還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縣和路有人口統計數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常沒有單獨的人口數字，但在1290年的統計數字中，那些擁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數字能夠透露出一些實情：揚州路在冊人口150萬，附近的常州路100萬，嘉興（浙江北部，與杭州接境）225萬，浙江與江蘇還有幾個 人口為100到250萬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饒州路，其中包括瓷器生產中心景德鎮，我們驚奇的發現有450多萬人口。這些數字所表現的人口密集程度，不僅顯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還向我們顯示了那裏有為工藝和手工業提供的勞動力，有專門用於銷售的農產品，有發達的內河和沿海航運，這些都維持了人口的密集。1275年至1291年來中國的馬可•波羅對這座城市（生民無疆注：指杭州）十分了解，他稱其為‘華美絕倫的城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忽必烈在他的政府裏設置一些機構組織手工業者並保障他們的福利。政府向他們提供相當高的工錢及食品和布匹配給並且豁免徭役，還允許他們完成每年的朝廷定額後製造可銷售的產品。13世紀後期，大約30萬戶人被劃為匠戶，而且不能更改戶籍。盡管有這種限製，總的說來手工業工匠是從中國的蒙古人統治中獲益的。商人可能是從忽必烈的政策中獲益最大的階層。為了便利貿易並且促進商人的福利，和中國曆史上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忽必烈在更廣泛的範圍使用了紙幣。忽必烈的政府還通過改善運輸係統幫助貿易和商人。把大運河延長到中國北部的蒙古首都和修建道路是兩個顯著的成就。來自那個時代的觀察者的證據表明在忽必烈統治時期蒙古人的確是成功的，商業蒸蒸日上。例如，馬可•波羅寫道：‘我相信世界上沒有別的地方能聚集這麽多商人，並且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裏的更貴重、更有用和更奇特的商品會集到這個城市裏。’”
直到元朝的這個時期，歐洲的最大的城市是巴黎，也不過20萬人口。歐洲其它的“大城市”，不過是幾千、萬把人的聚居點，而且是一周甚至一個月，才“營業”一次，這水平，也就相當於中國偏遠鄉村的“集市”、“草市”。
洋人撰寫的中國和歐洲曆史證明，在儒家思想主導下，中國的商業化、工業化、國際化、城市化水平都遠遠高於西方，而且僅僅如上所述的這個過程，就長達1000年。
洋奴“專家”們不知道上述曆史事實嗎？不大可能。顯然，說儒家思想阻礙了中國商業化、城市化進程，洋奴“專家”們，無非是為了自殘中國曆史、妖魔化中國傳統文化。
那麽，中國如此發達的城市和工商業，是否可以稱為城市文明或者商業文明呢？
絕對不行！
文明的定義是：人類在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那麽，隻有當工商業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時，我們才能稱之為“工商業文明”時期；隻有當城市成為全社會大部分人口的居住地，我們才能稱之為“城市文明”時期。
工商業、城市經濟最為發達的宋朝（10--13世紀），城市人口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5%，工商業對國家財政的貢獻率接近20%。這和法國19世紀初期的水平相當。倘若這也叫城市文明、商業文明，當今的西方發達國家，應該用一個什麽詞兒來稱呼呢？
既然中國曆史都不能用城市文明、商業文明這樣的詞兒，西方,就更不配使用了。
可以肯定，說什麽幾百上千年之前，存在什麽城市文明、商業文明，完全是洋奴專家們為了妖魔化中國曆史文化意淫出來的概念。
進入唐朝，我國的造船業和海上貿易甚為興旺，沿海地區是“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吳門持粟帛，汛海淩蓬萊”的繁忙景象。中國對外貿易業很發達， “在玄奘西遊之後過了不長時間，阿拉伯人即將通過海路與中國建立經常性和持續的關係。因此，在黃海與地中海之間的陸路和海路交通從未長時間的完全斷絕過。從公元
唐朝建立了強大的水師。洋教授撰寫的《劍橋中國隋唐史》說：“三個朝鮮王國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張，高麗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敵對。……645年春（唐）太宗到達前線，進攻開始。太宗親率大軍和他的大將李世勣直趨遼東，同時由大將張亮率領海軍43000 人分乘500 隻船從海道進攻高麗首都平壤。……到了660年，充分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中國大將蘇定方率領號稱10萬人的大軍出山東半島渡黃海，在百濟的首都、錦江邊的泗沘城附近登陸。……百濟的抵抗運動由一位名叫牟岑的將軍領導，他短暫的恢複了王室，直到663年後期才最後投降。叛亂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後者在錦江口與中國人進行的一次大海戰中損失了400多條船。”到了宋朝，造船業和海上貿易更是發達。宋人掌握了先進的船舶設計建造方法，可建造出適應各種環境、滿足各種特定需求的船舶。近些年，不斷有宋朝海舶被發現。1974年在福建泉州灣發掘出的一艘宋朝沉船，經複原，該船排水量約370噸，遠大於哥倫布“發現”美洲時的船隻。這尚屬中型海舶。眾所周知，宋朝已經將指南針用於航海，大大拓展了航海範圍。宋朝與日本、朝鮮、東南亞、南亞、西亞直至非洲，都有繁盛的海上貿易往來。航行於印度洋、南中國海的大型船舶，均屬中國商人所有，或者由中國建造。我們隻要讀一讀宋明小說，就足以看出當時海外貿易之興旺。
宋朝政府非常重視海外貿易。北宋時專門在廣州、泉州、明州、秀州、杭州、交州等地設置市舶管理機構（行政管理和稅務征收機關）。南宋又增設溫州、江陰和華亭（今上海鬆江）市舶管理機構。據陳振先生《宋史》：“北宋的海外貿易，輸出的主要是金、銀、銅錢、鉛、錫、瓷器和各種絲織品，輸入的主要是各種香料、藥材、犀牛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瑪瑙、水晶等。北宋末年政府每年從稅收和對外貿易差額中獲利達一百多萬貫。”南宋“紹興二十九年（1159年）時統計，每年‘抽解’與‘和買’所得的稅收及利潤‘約可得二百萬緡’。南宋外貿發達，海盜也很猖獗，為了保證外貿的正常進行，港口城市的地方官很重視海上治安。紹定五年（1232年）八月，著名學者真德秀出任泉州知州，他組織官軍、民兵進剿海盜，殘餘海匪南逃，‘今賊徒深入廣南，正當舶回之時，必有遭其剽劫者，其不虧失國課（生民無疆注：即稅收）。’‘而福建提舶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來，以供國課。今為賊船所梗，實切利害，本州不敢以閩廣異路為限，’真德秀準備與廣東水軍聯合剿滅海盜，以保障海上交通安全，促進對外貿易正常進行。”
宋朝政府擁有一支龐大的水師。此時，水戰，已經演變為主要作戰形式之一；水軍也升格為戰爭雙方的主要兵種。宋金戰爭、宋元戰爭中，雙方水師不斷在江河湖海展開廝殺，均頻繁使用火箭。紹興31年（1161年），宋朝水師出動百餘艘戰艦，千裏奔襲金國在山東的水師，以火箭將其消滅，使金國海上力量南侵計劃破產。南宋軍隊在對元軍作最後抵抗時，主要依靠海軍力量在東南沿海作戰。直到1279年，宋廷覆亡於廣州附近時，宋軍仍然擁有艦船幾百艘，水軍數萬人。
元朝通過招降招撫宋朝的商人、海盜和海軍，組建了更加強大的水師。元朝先後組織了四次大規模的海上征服行動，分別於1274年出動戰船900艘兵士1.5 萬人、1281年出動戰船9000艘兵士10萬人征討日本，1280年出動戰船100艘兵士5000人征討占城（今越南南部），1292年出動戰船 1000艘兵士2萬人和一年的糧草征討爪哇。盡管由於氣候和水土等原因，四次行動均無果而終，但足以看出，當時中國造船能力、遠洋航行能力和海上軍事力量之無以倫比。如此規模的海上遠征活動，對於當時歐洲人，無異於天方夜譚。正如美國學者在評價15世紀地理大發現時所說：“如果沒有羅盤和科學的製圖學的發明，沒有造船技術的巨大進展，進行如此長距離的遠航是不可能的。”（引自《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 5、說說歐洲人的奴性
每說到西方，人們便想到“民主”、“人權”、“科學”，而且將這些與西方的文化和曆史聯係起來，似乎歐洲從來就是民主、科學的社會，其實，根本不是這麽回事。
古希臘的聖賢們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事實就是如此，隻不過我國的“精英”專家們不肯“引用”而已。
再看《聖經》。《聖經》羅馬書說：“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
上帝的意誌有誰能抗拒得了呢？既然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我還是老老實實認命苟活吧。因此，中世紀以來的歐洲人，在匍匐在基督教腳下的同時，麵對大小封建主也十分“遵紀守法”。
西歐進入中世紀之後，形成若幹個王國、公國等，各國國君大封功臣，形成了世襲的大小領主（貴族）、平民（主要是農奴，地位和西藏解放前農奴基本一致）兩個等級，此外還有一個淩駕於世俗社會之上的教士等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在歐洲，始終是身份世襲製度占絕對主導的局麵。
歐洲人民普遍認為：國王的後人才能當國王，貴族的後人一定是貴族，農奴的兒子隻能是農奴，完全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好漢兒混蛋。整個中世紀直至1789 年法國大革命，接近1400年時間，歐洲的老百姓就沒有搞過一次起義，也就是沒有造過反。17世紀，英國貴族們搞了一次“革命”，最後也是老老實實地，迎請國王自家的人來做國王，直到今天。
中國不一樣，自古以來，誰造反成功，誰就當皇帝。朱元璋是要飯的和尚出身，劉邦原來不過是個村長，他們打下天下後，便自個兒當皇帝，普天之下沒有人認為不合適。文盲李逵一直認為，皇帝的龍椅，他的宋江哥哥也是可以坐的。
國人總在說“奴性”，比起奴性十足的歐洲人，中國人差遠了。
聲明：
1、本人所談到的西方曆史的所有內容，完全取材於 西方著名學者的 著作。
2、本人所談到的西方曆史的所有內容，完全拒絕 國內學者著作，不帶他們的一絲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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