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員/沈迦
主持人讓我一定躲在這個背景板後麵，要像奧巴馬夫人出場的樣子。
非常感謝大家在霧霾這麽大，明天還要上班的休息日，來到這裏分享一本書。這本書出版已經有一年了，所以我早上做PPT的時候不知道今天的聽眾是什麽樣的人，是否讀過這本書，是否了解蘇慧廉？麵對不同的聽眾，我講座的內容應不一樣。看來今天的聽眾大多都不太了解蘇慧廉，那我就用一點時間講蘇慧廉的生平。這本書的題目叫《尋找·蘇慧廉》，我今天講座的題目也是《尋找·蘇慧廉》。
大家看這張照片，非常漂亮，這是我家鄉的一個教堂，今天仍在。
我家鄉是浙江的溫州，相信大家都知道溫州，不過不見得都去過。以後大家去溫州買皮鞋時可以去看看這個教堂。它在市中心，城西街。走到附近，你會被它的氣場震撼。我的寫作就始於這座教堂。
這個教堂有一百多年的曆史。我小時候和我的祖母就到這裏做禮拜。我的祖母1912年出生，如果今天活著也過百歲了。我很小的時候，祖母就領著我去這個教堂。我小時候就覺得祖母很老了，我今天仍很懷念她。這本書的扉頁上，寫著：“獻給我的祖母。”
那個時候我也不知道什麽是信仰，反正奶奶要我去，我就乖乖地去。這座教堂有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大殿有六根黑色的柱子。中國傳統文化中，柱子都是紅色的，在我有限的印象裏，好像隻有這座教堂的柱子是黑色的。小時候的眼睛裏，奶奶在做禮拜，做禱告，小孩子就東看看西看看，看來看去就看到那六根黑色的柱子。同時我聽別人講，這些柱子是外國運來的，是英國人建造了這座教堂。在我小時候的記憶裏，英國是個特別遙遠的國家，所以就很納悶，怎麽會有人從英國把這六根大柱子運過來？
我出生在一個基督徒的家庭，自然會見到祖母的那些教友，他們在交流時，好像有講外國人對他們怎麽樣怎麽樣，我童年就有這樣的記憶。
這個記憶一直到2000年，我是1969年出生的人，2000年已大學畢業了，我大學的是新聞係，分配到《溫州日報》當副刊編輯。2000年，好像全國媒體都流行做百年回顧。我們自然也不免俗，籌劃類似的專版。
那時候有人告訴我，溫州圖書館有兩本英文書，夏鼐先生捐贈的。夏鼐是我的老鄉，中國現代考古學奠基人。說夏先生上世紀五十年代有一天在北京街頭淘到兩本與溫州有關的英文書，後來捐給了溫州圖書館。這兩本英文書裏有溫州最老的照片。溫州圖書館像寶貝一樣把這兩書保存在善本書庫裏，一般人看不到，我們媒體相對有點特權，於是就把這兩本書找出來了。為做版麵，請攝影記者把書中的圖片翻拍下來。在手中翻這兩本書，其實我的英文水平也不是看一眼就能看懂，囫圇吞棗地翻翻。我看到了書作者的英文名字，我突然想，這個外國人是不是就是我小時候聽說的，那個把六根黑色柱子運來的人？童年記憶和青年的看見突然勾連起來。
因為是副刊編輯，對地方文化相對有點了解，於是就從地方史裏找材料，找來找去僅有非常少的一點記載，也就兩三百個漢字吧。講這個人叫蘇慧廉，從英國來，是傳教士，在溫州呆了多久，然後就沒有下文了。那個時候我也非常忙碌，跟在座同齡人差不多。新世紀前後左右可能是中國最近一波改革開放最好的年代，我們忙著追求財富與夢想，就沒把這件事放在心裏。
這個名字再一次撞擊我，一直要到2006年，那時我已移居加拿大。那一片土地跟中國土地的脈搏好像不一樣。這裏一天能幹四件事，那裏四天隻能幹一件事。生活節奏不一樣。那裏的天空也不一樣，藍天白雲，不知霧霾是什麽東西。那裏的外國人聊天不談論錢，也不論房子，也不跟人比，誰的車牌子更好。我突然有了大把時間，覺得我這種進入中年危機的人，也許還可以幹點什麽。當然，前提是加拿大也沒生意好做。於是就想到，是否可以利用在國外的機會，來挖掘一下蘇慧廉是什麽樣的人。因為他在國內隻有三百個字的介紹，說得很不清楚。它寫在溫州年鑒上，或者抄來抄去的各種溫州地方誌書上。就這三百個字，抄來抄去還抄錯了。不過，幸虧還有這三百個字，大家知道中國曆史，總有意無意地屏蔽一些人。
我記得很清楚，這本書寫了六年。正式開端是2007年3月的某一天，我太太開的車，一起去溫哥華附近的一個衛星城吃飯。在國外，車都開得飛快，正好開到一座橋上，我突然有想法，於是對太太講，我想寫蘇慧廉的傳記。在我家大事都得領導批準，我覺得這屬於大事啊！（笑） 平常申請報批，三件事有一件獲批，已算不錯了。沒想到，今天就一件事，領導還馬上同意了，並且補充了一句，“你有一個別人所不具備的條件，就是吃飽了沒事幹”。領導批準很重要啊！從此我就開始這個吃飽了沒事幹的工作。
我們在座的人，讀過的曆史中，傳教士給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麽？ 他們是文化侵略者，披著宗教的外衣，幹著見不得人的勾當。我們的近代史好像就是這麽寫的。每個人也都讀過毛主席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這就是我們對傳教士的了解。
但問題是，這披了宗教外衣的人為什麽還能在溫州曆史上有三百字的記載，因為這個人除了建教堂外，還建了醫院和學校。他建的醫院到現在還在運行著。他建教堂的事，我們可以把它抹掉，他傳的宗教教義也給堙沒了，但他建了學校你抹不掉，就像燕京大學永遠抹不掉司徒雷登的名字，作為創始人之一，他的名字永存史冊。所以實在沒辦法，還有幸保留著三百字。看這個人幹了啥？
剛開始時，我隻知道這張照片，這也是圖書館那兩本英文書裏的插圖。這張照片好模糊啊，這還是高清掃描的。照片下麵的說明沒有講這個人是蘇慧廉。他太太的另外一本書，這不是兩本書嘛，另外一本書裏麵有一句話提到，坐在人力轎子上穿白衣服的人是我的先生，由此我們知道這個人就是蘇慧廉。他建過的醫院和學校到今天都已經超過一百年，他們在百年慶典時會說百年曆史，要說創始人叫什麽，然後就把那三百字抄上來，頭像則從這張圖中截出來。這張圖已夠模糊，再截個頭像，天哪！那能看得見啊！這個人離開溫州以後，就以這樣模糊的狀態活在溫州近代史上。從這一張模糊的麵孔開始，開始尋找蘇慧廉。
我覺得我是幸運的。除了吃飽沒事幹外，我還生活在國外，居住在溫哥華。溫哥華有一所在世界排名很靠前的大學，也是中國家長現在擠破腦袋也要把孩子送過去的大學，UBC大學，翻譯成中文就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它是世界排名前五十名的大學。
很榮幸，雖然我不是這所大學畢業的，但家就在這座大學邊上，坐公交三站地就到了。那些好大學，沒有校門，也沒有圍牆，沒有說必須憑他們發的ID你才能到圖書館看書，它的門向所有人敞開。作為全世界最好大學之一的圖書館，它幾乎有西方所有重要的圖書，隻要是經典的、著名的、它幾乎都有。加拿大曾是英聯邦國家，因此它有英國政府的公文、檔案。該校還有亞洲圖書管，我就在亞洲館裏讀到很多中國讀不到的台版書、港版書。所以我就在這兩個圖書館裏開始不花一分錢的基礎尋找工作。我非常感慨。待會兒我還要談到，我在中國的圖書館裏找中文資料，比如民國的資料，不說複印，就拿數碼相機拍照，拍一張要五塊錢。我就覺得，外國的圖書館，跟我一毛錢都沒關係，他一分錢都不要，還提供舒適的環境、免費寬帶、咖啡（當然咖啡要付錢的）。並且它還非常歡迎你來做研究的工作。這兩座圖書館，是我基礎工作的圖書館，我能夠把這本書寫出來，還有個很重要的來源，就是後來聯係到蘇慧廉教會的母會，當年把蘇慧廉派到中國來的那個教會——循道公會，現在它還在運作。我聯係到循道公會，他們告訴我原來的檔案資料還在，保存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善本書庫裏。我去了幾趟英國，陸續把這些資料找出來，用這些檔案複原了他的一生。當年傳教士的工作非常嚴謹，可能老外就比中國人理性思維強很多，他每隔一段時間，比如半個月，必須寫一份工作匯報：我幹了啥？花了多少錢？現在的困難是什麽？ 西方教會是一個類似NGO的組織，跟政府沒關係，資金來自教徒奉獻，所以每一分錢的花銷都必須記錄很清楚。這也是為什麽這些檔案能保存一百多年，讓我們找到蘇慧廉。
這張照片我們終於看見蘇慧廉了。我從教會一堆檔案中找出來的。它來自蘇慧廉剛來中國時寫給母親的信中。那信屬於私人物品，蘇慧廉死後，他女兒捐給了教會，製成縮微膠片保存在教會檔案中。我想這就是蘇慧廉了，1882年從英國出發到中國來時的蘇慧廉，啟程時應就是這個樣子，那時候他22歲。22歲，多年輕，竟就立誌要做一番怎樣的事業。
這個人，左邊這個高富帥，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會熟悉，這個人改變了中國一百多年來基督教的曆史。他叫戴德生，有一個外國人建立，專門幫助中國，他隻有一個目標，就是幫助中國人，還不幫助非洲人，就隻幫助中國人。1865年創立，僅向中國派出傳教士，機構的名字叫內地會。這就是鼎鼎大名的內地會的創辦人。
這個年輕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他不僅自己死在中國，太太死在中國，孩子死在中國，他的家族到現在是第五代。這五代人，全部奉獻給中國，第五代今天還在中國。當然中國政府不讓他們呆在大陸，他們就在香港或東南亞，但是一直在默默地為中國做貢獻。戴德生來中國的時候也就二十來歲。
很多人會以為，溫州基督教新教曆史從蘇慧廉開始。當然蘇慧廉很優秀，今天因了媒體宣傳和這本書，蘇慧廉還變得著名了。但我要強調，蘇慧廉並不是第一個到達溫州的新教傳教士。
我要不斷地強調，從晚清到民國，像蘇慧廉這樣的人物，一定數以萬計。現在還沒人去統計到底有多少傳教士來過中國，服務於中國。我能看到的民國留下的資料，相對比較權威的資料，到1919年，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還有六千多人。由這數字推測，前後來過的人一定數以萬計萬，蘇慧廉僅是其中的一員而已。
在蘇慧廉之前到溫州的傳教士叫曹雅直。我今天不是講這個人。我隻是講在那個年代，有那麽多的年輕人在從事如此偉大的事業。曹雅直來中國之前是個老師，這個中學老師是個殘疾人，有一條腿在年輕時就壞了，是瘸腿。戴德生建立內地會，向英國人招募，誰願意與我一起去英國？這個瘸腿的老師就報名了。戴德生很驚訝，就問他，你這樣怎麽到中國去？意思是你自己尚需要別人照顧，你怎麽能到中國去？那個時代，中國可是好遠的國家。
這個人回答了一句話，我沒看到兩條腿的人願意去。這句話，今天我們讀來仍覺擲地有聲。
這句話打動了戴德生，於是他被接納了，並於1867年被派往中國溫州。他是溫州新教的開拓者。他在溫州待了二十多年，他去世後，他太太還繼續在溫州服務了很多年。
這也是個英國年輕人，他的名字叫李華慶。傳教士是由各自的教會派遣的，教會與國家沒有關係，它可不像我們的孔子學院，是國家出資的。教會的錢來自教徒的個人奉獻，從事的是自願的工作。
李華慶是蘇慧廉的前任。蘇慧廉所在的教會叫循道公會，剛才說戴德生的叫內地會。晚清有兩家外國的教會派遣傳教士到溫州。李華慶是蘇慧廉所在的教會派到溫州的第一個傳教士。他到溫州時23歲，但他在溫州前後不到四年就去世了，去世的主要原因是水土不服。
大家不要用今天全球化、一體化的眼光來看待一百年前的世界。一百年前的中國跟今天的中國差別大不大？天地之差。一百年前的英國跟今天差別大不大？不大。他們好像除了沒寬帶，其他生活條件差不多。蘇慧廉啟程的那個時代，倫敦已經有地鐵了。他們在倫敦是用抽水馬桶的，到我們這裏發現還是隨地大小便。所以在那種物質條件下的人，願意放棄它而來到這個地方，要付出怎樣的代價。水土不服是自然的。再說，中國南方那麽潮濕，而且我們連個西醫概念的醫院都沒有，隻有幾個現在稱為中醫的郎中。你怎麽解決生活問題？還有西餐吃麵包嗎？不可能的事。據蘇慧廉回憶錄記載，曾叫他的廚子做麵包，說做出來的這是麵包嗎？因為那時中國人隻會做饅頭。
我在讀蘇慧廉的檔案時，看到李華慶的一個細節。1881年，他到溫州的第四年，身體已非常虛弱了。那時有個女孩子竟然從英國來到了溫州，這是他的女朋友。那個時代，坐船到中國要兩三個多月，她來是舉行婚禮的。她出發的時候，李華慶可能還沒有病得那麽嚴重，但她到達時，李已病入膏肓。他們已沒有辦法舉行婚禮，於是她就護送著他的男朋友，離開溫州來到了寧波。因為當時溫州連一家醫院都沒有。《南京條約》簽訂以後，寧波就開放了。寧波的西方人來得更早些，當時已有西醫的診所或醫院。但李華慶到寧波後不久，就去世了。
溫州到今天，剛才那張照片裏的老教堂，還是年輕人結婚的聖地。不管信教不信教，很多人喜歡到這裏舉行結婚儀式，或以此為婚紗照的背景。我那天看到這些檔案時就想，如果一百多年前這個小姑娘在溫州舉行婚禮的話，她將成為這座城市裏第一個穿上白色婚紗的新娘子。
因為李華慶的去世，所以蘇慧廉來了。因為必須有人來填補空白。當時他所在的教會招募，誰願意到中國去當傳教士，於是蘇慧廉報名了。不過，蘇慧廉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他交上表格後就後悔了，他做禱告，說上帝啊，我可以做傳教士，但不要派我到中國去，到日本去也比中國好，因為兩個國家的物質條件差別太大了。第二點，在當時西方人的概念中，中國是一個特別現實的民族。我怎麽向一個如此現實的民族來傳達看不見的上帝。我們今天也還很現實啊！去拜一拜觀音，最好明天就生孩子。生了病去拜一拜，最好馬上就病好了。你要跟他講一個上帝的概念，上帝在哪裏？看不見啊！
但是，他說，上帝沒有聽我的禱告。最後揭曉，就是派我去中國、去溫州。他在回憶錄當中寫，當我知道我必須去溫州的時候，他說我這一生都沒有後悔過。他來到溫州，是1883年的1月，從此，就把他的一生都獻給了中國。
這是蘇慧廉中年的照片，大概1900年左右。在座的可能都知道溫州，溫州是一個名聲很大的城市，不過，好像臭名大於美名。溫州過往二、三十年經濟快速發展，小商品、炒房團、錢雲會，三樣東西最出名。現在再加一個蘇慧廉？這是昨天一編輯對我說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溫州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東西也很出名。世界的基督教學界，把溫州叫做“中國的耶路撒冷”。這不是溫州自己說的，溫州人沒敢這麽說，他們僅說自己是中國的猶太人，沒敢說是“中國的耶路撒冷”。這是西方基督教學界定的。好多老外，數字不會太少，在研究為什麽溫州會成為中國的耶路撒冷？舉個例子，在今天，溫州基督徒的比例是全中國最高的。溫州760萬人口，大概有100到120萬的基督徒，也就是六個到七個人中有一個是基督徒，這個比例無疑是全中國最高的。溫州為什麽會成為“中國的耶路撒冷”？學術界到今天都還沒有探究明白。但其中有一點是肯定，那就是跟我們今天講的這個人一定有關聯。
溫州成為“中國的耶路撒冷”，並不是因為溫州是中國最早向基督教開放的城市。《南京條約》是1842年簽訂的，被迫開放了五個口岸，這其中是沒有溫州的。後來不斷有門戶被開放，溫州被打開，是根據1876年的《煙台條約》。到了今天會發現，那些所謂被迫打開的城市，正好成了以後一百年中國最好的城市。上世紀八十年代國務院批複的首批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無一不是當年被迫簽訂條約的城市。溫州就是那時被迫開放的。
蘇慧廉1883年才來，其實在1876年，這個城市就已經允許外來的基督教傳播了。在那之前，是不允許傳教的。但是有傳教士偷偷地幹，很多城市都一樣。可以傳播後，他們在城裏建了學校和醫院。蘇慧廉在溫州待了二十五年，建學校，建醫院，建教堂，寫他的書，帶領很多人信教。
這是蘇慧廉在溫州建造的醫院。這所醫院叫白累德醫院，是1897年創建的。大家知道我們今天醫院的模式就是西醫模式。掛個號，找個專科醫生，有門診，有住院，要化驗。今天你如果去看中醫，需要特別說我今天看了個中醫。看西醫已不需特別表明。但大家需要明白，西醫的概念是傳教士帶來的，中醫這個名詞也是為了跟西醫有分別才造出來的。蘇慧廉在溫州建白累德醫院，無數的傳教士在中國其他各地建了無數的醫院。每一個城市裏麵，如果一座醫院號稱有一百年的曆史，幾乎沒有跟傳教士無關的。
有人問，他們來傳教，為什麽要建醫院？外國人其實很明白，向中國人講一個空泛的概念是很難的，他們會說你把上帝叫出來給我看看。於是他們就曲線傳教，曲線傳教，我們好像曾說“曲線救國”。
中國那時的醫療製度、衛生製度非常糟糕，那時中國人的壽命也很短。中醫相對而言，療效比較慢。特別在西方已發明抗生素的年代，西醫是極其有效的。中醫束手無策的病，西醫打一針、吃一片阿司匹林可能就解決了。同時，因為他們是傳教士，他們對窮苦人是免費的。在傳教士的眼中，不管窮富，人都是平等的，因為在他們眼裏人都是上帝創造的，沒有貴賤之分。那時的窮人哪有條件看病啊，所以西醫在那個時代，高效並免費治療了大量中國人。中國人那時文化程度也相對比較低，如果說在這裏把你的病治好了，中國人就會很感激，中國人在那個時代還是很感恩的。因為那些醫生都是傳教士，他會對你說一句頗標準的話：“是上帝派我來，把你的病治好的。” 那個時候，醫院的規模不大，門診候診時，有人會給你講講道，唱唱讚美詩。中國人想法很樸素，既然免費，那就得認真聽，有的還以為這是免費看病的一個部分。聽完了多少有點概念，再加上病又治好了，那個時代，很多中國人就是這樣走上信仰之路的。
白累德醫院是1897年創建的，在晚清的年代已成為浙南地區最好的醫院，並且這個最好一直持續到“文革”前。1949後它改稱溫州市第二人民醫院，這座醫院現在還在運行，很遺憾，從曾經浙南地區最好的醫院淪落到今天的二、三流醫院。
這是蘇慧廉在溫州建立的學校，名字叫藝文學堂，1878年創建的。
我們今天的教育是什麽模式？ 就是西方的教育模式。分科，老師麵對大家一起教，禮拜天不上課。為啥禮拜天不上課？因為要去做禮拜。還有男女同堂上課，這些都是西方傳教士帶來的。
蘇慧廉在溫州建學堂的時候，無數的傳教士在中國允許傳教和不允許傳教的地方，建立了類似的教育模式。1905年廢了科舉，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那時西方人辦的西學的模式，在中國已呈現蓬勃之勢。廢了科舉後，整個中國的教育模式就全盤西化了。今天的教育模式、醫療模式仍就是全盤西化的。中國人的教育原來是私塾模式，一個老師啥都幹。今天為什麽有圖書館，公共圖書館的概念也是傳教士帶來的。第一家公共圖書館“文華公書林”建立在武漢。傳教士帶來的概念或模式，還包括今天的出版、新聞。
藝文學堂1878年創辦，到民國已成為浙南地區第一流的學校。溫州近代史上很多名人都畢業於此。1903年藝文建設了新的校園，要舉行開學典禮，這張照片也是在英國檔案裏找來的，背後這個人就是蘇慧廉，前麵那個大胡子是李提摩太。馬克思學說來到中國，就是在李提摩太辦的《萬國公報》上第一次被介紹。當年的馬克思學說隻是西方的一個學說而已。李提摩太跟別人一起翻譯的時候，第一次把這個詞翻譯成今天的“馬克思”。後來中國人學了馬克思，結果把他趕走了。
1903年的這張照片，可顯示那個時代，我們還蠻開放的，國際交流也蠻好的。
這張照片是輔仁大學的舊址。
蘇慧廉在溫州創辦藝文的同時，前前後後很多傳教士也在各地辦學校。這也是傳教士辦的大學。輔仁大學是今天北師大的前身。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學校，蘇慧廉是基督教的。我們基本上可以下一個結論，如果你讀的大學是中國的什麽211，我相信百分之九十八會跟教會大學有關聯。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母校的曆史上溯不到教會大學，估計你的母校也不是全國重點大學。我們的曆史就是這樣殘酷，教會大學與重點大學密不可分。
中國1952年有過一次全國高校院係大調整。解放後把傳教士趕走了，到52年時，基督教留下的十三所大學，天主教留下的兩所大學，都給“關停並轉”了。
現在北京大學的未名湖畔，就是燕京大學的校址，燕京的校長就是司徒雷登。毛主席的一篇《別了，司徒雷登》給每一個中國人都留下印象。其實是別不了的司徒雷登。我前天去看輔仁大學的舊址，看到一個牌子“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我看看樹立的日期——2013年，2013年才成為文保單位啊！也就到今天，我們才知道它的價值。
建醫院，建學校，建教堂，蘇慧廉在溫州二十五年，還建立了一百多家教會。李華慶那個時候，還隻有十來個教徒，蘇慧廉離開時，已發展到一萬個教徒，包括慕道友。這個數字不得了。但是那些教堂我們後來幾乎都拆掉了。
同時蘇慧廉還學習溫州話，把《聖經》翻譯成溫州話。溫州話很難的，網上評選全國最難方言，溫州話還沒出過前三名，但蘇慧廉學會了。他在回憶錄中記載，到溫州僅半年，就能用溫州話講道了。有人可能會說吹牛，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溫州話堪稱一流。他是1883年來溫州的，1894年就把《新約》中的《四福音書》及《使徒行傳》，非常重要的五卷書，翻譯成了溫州話，1894在英國出版。這本書在今天歐美還能看到，比如大英圖書館，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我能查到大概有五六個地方，還保存著這本書。但中國沒有了。這本書是用拉丁字母注溫州方言的發音。為什麽要做這個工作呢？因為當時教徒多不識字，他們很窮，是社會底層的人，連漢字都不認識啊，怎麽叫他們讀《聖經》呢？拉丁字母比漢字容易，用拉丁字母一拚，就能念出來。1902年，蘇慧廉把整本《新約》全部翻譯成溫州方言。
全本的溫州方言《聖經》，我在全國各地一本都沒有找到。當年聽說社科院有，編目裏確實有寫，我專門去找，仍是沒有，基本確定整個中國一本都沒有。後來我終於在劍橋大學圖書館找到了一本。為什麽劍橋還有保存？那個時候《聖經》出版都是由英國一個叫大英聖書公會的機構資助的。他們資助過的《聖經》會留存一個樣本，這本書就是樣本。
我專程到劍橋就是為了看這本書，他們從庫房裏調出來，他們也很高興，說這本書到這裏這麽久，至今沒有一個人看懂過，你終於來了。他們不能讀溫州方言。
這幾個拉丁字母拚寫的字，就是溫州方言“新約聖書”。
這張合影的背後就是劍橋大學的圖書館。我在劍橋還沒進館，就碰見了一個老鄉。他以為我到談生意的。他根本想不到我來幹這個的。後來回到溫州，還有老鄉抱怨，說你去英國買房也不說一聲，我們可以團購啊。這就是我的家鄉啊！
蘇慧廉在溫州待了二十五年。1907年離開溫州，去了太原。為什麽離開溫州，因為他收到一份邀請，李提摩太向他發出邀請：你願不願意到山西大學堂當校長。我在檔案中還能看到蘇慧廉當時寫給母親的信，他在做思想鬥爭，我離不離開溫州去太原？
蘇慧廉為什麽會做山西大學堂的校長呢？繞不過去，一定要講山西大學堂是怎麽建立起來的。
山西大學堂是近代史上很著名的學堂，它的教育管理體製對整個中國的現代化高校教育是有啟示意義的。晚清，中國隻有三所官辦大學，一是京師大學堂，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二是北洋大學堂，再就是山西大學堂。
山西大學堂創建的曆史，是中國近代史想掩蓋或回避的一段曆史，也是今天要遮遮掩掩的曆史。校史上有簡略的記載，但個中詳情就省略了。
大家知道義和團運動吧，教科書上寫這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群眾運動。我們的教科書至今都這麽寫。在西方人眼中，或者民國人眼中，哪怕我們自己的民國史、清朝史，又怎麽寫義和團？其實講的難聽點，就是一場恐怖運動，一場歹徒的暴動。比今天的昆明火車站事件，死傷人數還多。
其實這就是一場經濟形態的革命。今天從實體經濟到網絡經濟，也是這樣。但在那個時代，我們把一場經濟的革命，形態的革命，歸結為外國的侵略。那外國侵略咋辦，把就把洋人趕走唄，都是這些人禍國殃民！居然很多人接受了這個觀點，還有人煽風點火。所以在義和團運動中，首當其衝的人就是外國人，要殺外國人。外國人有很多群體，商人群體、政治家群體、軍人群體、傳教士群體，哪個群體最乖？傳教士群體。因為按照基督教教義，世界是要和平的。《聖經》說，別人要打你左臉，你還要把右臉給他。所以在暴力麵前，他們是最軟弱的一個群體。那個時代，各地都發生著殺害傳教士的案件。
義和團運動1900年到達頂峰。山西就是李提摩太傳教的地方。那裏有很多傳教士。當別的省份殺害傳教士時，山西的巡撫毓賢，這是一個滿族人，發了命令給各地的教會，說現在社會不安全，我官府有責任保護你們外國人的安全，你們到太原來，我的軍隊可以保護你。傳教士於是就從各地來到太原。等他們都聚齊了，沒有想到的是，等待他們的是一場集體的屠殺。
這一天是1900年的7月9號，毓賢親自動手，殺掉了46個人，就是召集起來的傳教士及他們的家屬。46人中，其中34個人屬於基督新教，12個屬於天主教，全是外國人，中國教徒還不止這個數字。那個時代屠殺外國人可是一個很大的事件。一個晚上殺了46個人，其中甚至包括天主教山西教區的副主教，他在天主教徒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們當著母親的麵，把孩子殺掉，當著先生的麵，把妻子殺掉，然後把所有人趕盡殺絕。
中國各地都在爆發義和團運動，但太原的教案是死人最多的，並還是官府親自動手的。所以在那個時代，在西方世界，這可是比今天飛機找不到的事件不知大多少倍。你去查那個時代的《泰晤士報》《紐約時報》，都有報道。那時西方世界不可接受如此野蠻的事件，他們不理解怎麽會有這樣野蠻的事件。
太原血案的同時，北京的義和團在幹嘛？攻打使館。我們叫攻打東交民巷。東交民巷是使館區，今天還是這樣。按國際法，使館屬於外國領地，今天也如此。那時義和團不止攻打一個使館，而是攻打整條東交民巷。使館還是有一點自己的武裝力量的，他們還有槍，所以聯合各使館的力量，抵抗對峙著，但是隨時可能被攻破，一旦被攻破就是全體屠殺。這時慈禧還向幾個國家同時宣布開仗。這就是1900年的那個夏天發生的事。
被圍攻的使館，本身武裝力量是有限的。同時我的僑民在你的國家被殺，你還說要向我宣戰，那我隻能從我國家的本土派遣軍隊來了。有八個國家一起派遣軍隊，浩浩蕩蕩開到中國，他們自己的稱呼是“中國解救遠征”，英文直譯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叫什麽？八國聯軍。我們近代史隻講八國聯軍來了，從來沒講為什麽來。有一個近代史的專家講，八國聯軍是第一次來到中國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前幾年伊拉克打成那樣，我們作為負責的大國不也參加維和嗎？林語堂說，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八國聯軍壓進城，慈禧就帶著光緒跑掉了。清朝的曆史把那個逃跑叫“西狩”，到西邊打獵去了。其實當時的條件下，清軍怎麽打得過八國聯軍。聯軍占領北京的同時，有一隻軍隊大軍壓境山西，因為山西是殺人最多的地方。這時慈禧知道禍闖大了，便把毓賢殺了，叫賜死。他死了，就好說這些事跟我沒關係，都是他幹的。兵臨城下之時，山西新任巡撫岑春煊該怎麽辦？根本打不過啊，談判吧，但是懂英語的人都沒有，傳教士都死了。他突然想到了一個人——李提摩太。
那時李提摩太在上海。他說我們山西人都認識你，西方人也都認識你，你是一個最好的中間人，你能代表我們和他們和談嗎？麵對這麽多的生靈塗炭，李提摩太來到了太原。外國人與中國談判，好像就兩個事，你闖了這麽大禍，兩個解決方案，一賠償，二懲治匪首。匪首就一個，其他人是被蒙蔽的，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殺更多人，匪首處理一個就可以了。匪首是誰？毓賢。毓賢人呢？死了。山西不需要再有人付出生命的代價。還要賠錢啊，那麽多家庭要給撫恤金。
那麽多遇難家庭，第一個提出不要錢的，是內地會的人。他們第一個表態，這些傳教士是為上帝殉道而死，我們不要中國人的賠償。但不是每一個教會都像內地會這樣。於是由李提摩太協調，最後達成，中國賠償50萬兩白銀。但是山西政府沒那麽多錢，他說沒關係，分期付，一年五萬，分十年給。但是，我們所有的家庭與教會，這筆錢一分都不拿走，我用這筆錢在山西辦一所大學。你們為什麽會殺人？不就是沒有受過教育嗎？不知道文明的規則嗎？我要培養你們山西人，你們讀了書，就知道了。十年內，這所學校由我辦，你不能插手，教學大綱、師資力量，都不能插手。條約寫好。十年後，連一張課桌我們都不帶走，到時全部交還給你。因為十年後，你也有能力接辦這個大學了。
1901年，山西大學堂創立了。這就是這所大學的來曆，那麽多人的血換來的，但今天我們的校史是回避這段的。
這就是那些死掉的傳教士。這張照片是他們被殺前，山西的教會開年會時拍的合影，這裏麵的大多數人在那場屠殺中都死了。
我剛才講的這段曆史，已專門寫了篇文章，叫《西齋十年》，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發表在2013年第2期《讀庫》上。
那些死掉的傳教士，除了太原的46人，其實其他地方也有。有一個美籍華人，香港人，他叫黃錫培，前幾年出了一本書《回首百年殉道血》，這本書國內讀不到。他一一記錄當年死掉的這些人的名字及當時情況。其實在民國時，上海還有死難者紀念碑，但現在老早就沒了。
山西大學堂1901年創辦，這是當年留下來的唯一一棟教學樓，現也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了。
我去訪問時，有人告訴我，“文革”時有人把這兩個碑文砌在了牆裏，外麵用石灰抹平，所以才有幸保存到今天。這兩個碑文，有一個上麵就記著蘇慧廉的名字。蘇慧廉咋會在那呢？
1901年大學開辦時，蘇慧廉還在溫州。李提摩太是個社會活動家，非常忙，不可能在那裏當校長，他就從陝西叫了一個傳教士，敦崇禮，也是英國人。他準備十年都叫他當校長。但是敦崇禮英年早逝，1906年死在太原。這時李提摩太想到蘇慧廉，問他你願不願意來接這個班？這個學校最後在蘇慧廉手上交還給了山西政府。這兩塊碑是當時山西政府立的，記錄辦學過程。那時李提摩太年紀很大，已回英國，不能來參加交接儀式。
太原人對他們很感念啊，到十年期滿，山西大學堂已成為亞洲第一流的學校了。太原近代史上多少著名人物都是這個學校畢業的。他們仿照這兩個石碑，做了兩個小的銅牌，委托蘇慧廉回英國時帶給李提摩太。清政府給他們授功名，李提摩太是一品頂戴，蘇慧廉是二品頂戴。由此可見，在清那個年代，還是麵對自己的曆史的，至少沒有遮遮掩掩這段血腥的慘案。
一直到閻錫山接手這個學校。蘇慧廉的女兒記載，1936年她到太原的時候，那時她爸爸已去世。她到太原就想看看年輕時住過的地方。她說學校專門派了一輛福特汽車去接她，為什麽？因為你是蘇慧廉的女兒。你們家族對我們這個城市是有貢獻的。那個年代，汽車是很貴重的。她在山西期間，閻錫山還接見了她，也是因為她是蘇慧廉的女兒。所以1911年，在舉行交接儀式的時候，蘇慧廉記載，整個山西，各行業的人，林業、礦業、小學老師、中學老師，多少人都是我們培養出來的。
1911年2月，蘇慧廉把學校交還給政府，7月離開太原。誰也沒有想到，不論是李提摩太還是蘇慧廉，幾個月後辛亥革命就來了，清朝滅亡了。
蘇慧廉在山西大學堂期間，還把《論語》翻譯成了英文並出版。這本書是1910年在日本出版的，後收入牛津“世界經典叢書”。因為這個譯本非常好，一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牛津的“世界經典叢書”裏的《論語》還用這個譯本。蘇慧廉女兒講，他爸爸非常喜歡《論語》。他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蘇慧廉交接下了大學，他當然沒有想到辛亥革命隨後會發生。在他交下之前，有一所新的大學已聘他當校長。那個時代，蘇慧廉已經成為了晚清西人圈子裏很有名的“中國通”。聘請他的學校叫做華中聯合大學。
我前麵講過十三所教會大學，這些大學其實都是某一教會辦的。基督新教有很多宗派，剛開始時一個派別辦一所。到晚清末期，他們覺得必須聯合起來，為中國辦一所更好的大學，第二個問題，這十三教會大學，基本上是美國血統，當然天主教的不是。那時的英國人覺得，我們也得在中國做點什麽。我們先不講它有什麽政治企圖，客觀事實是英國要在中國辦一所最好的大學，聯合各教會，各宗派。他們組織了牛津劍橋聯合計劃委員會，聯合世界上七所著名大學的師資力量，在中國辦一所最好的大學。校地選在武漢。這所大學的校長，聘書明確發給蘇慧廉，蘇慧廉也上任了。大學校長的首要工作就是籌錢。蘇慧廉用幾年的時間，在英國奔走，籌集了30萬英鎊，30萬英鎊在那個時代是一筆巨款。場地選了，第一批老師也到中國了，開始前期的語言培訓，正準備幹一番大事業了。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了。
一戰，美國、英國全部卷入，誰也不知這場戰爭要打多久。所以這個偉大的項目就夭折掉了。如果沒有這場戰爭，中國的曆史上會誕生一所超過聖約翰、燕京的大學。當然，如果這所學校辦成的話，也就輪不到我來寫蘇慧廉傳了，他老早很出名了。曆史就這樣，陰差陽錯。
蘇慧廉在英國籌建華中聯大的時候，他太太與女兒還在中國，住在北京。蘇慧廉的女兒叫謝福芸，是牛津畢業的。她小時候出生在寧波，溫州長大，後來在牛津上學，畢業以後就回到中國，她敬佩她的父親，追隨父親的腳步，我也辦教育。她在北京籌建了一所女子中學，是所貴族女校，名字叫做培華女校。開學在辛亥革命之前，後來清朝滅亡，他們在1912年離開了中國，這個學校就沒有再參與了。但這個學校一直辦到民國，其中培養出來的一個學生很有名，她叫林徽因。
幾乎所有林徽因的傳記裏都有這張照片的，她穿的這身校服就是培華女校的校服。林徽因是有錢人家的女兒，能讀得起這種貴族女校。
1914年的世界大戰，打亂了全球的計劃。大學辦不成了，蘇慧廉回到了自己的祖國英國。我們都知道中國是一戰的戰勝國，但我們一顆子彈沒發，一隻軍隊沒派，我們憑什麽成了戰勝國？這是外交的高明之處：輸出了中國最有特色的土特產——中國人，也就是中國的勞工。我們向英法前線輸出了二十萬到三十萬的勞工，他們不打仗，但修地道，建鐵路，挖戰壕，就幹這些勞力活。這些勞工來自貧苦人家，當時說給你在外國找份工作，他們就從農村到上海、到北京報名，來了先給你多少錢，供家裏用。
這個人叫蔣廷黻，他在大陸名聲不大。他在民國時當過清華大學的曆史係主任，是國民黨駐聯合國的常駐代表，在民國史上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蔣廷黻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聽到這聲召喚就去了。
這個人叫晏陽初，大陸名聲也不大，我們好像也在屏蔽這些人。晏陽初當時在耶魯大學留學，一聲召喚也去了。當時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在那裏教華工識字。做一年以後繼續回校讀書。晏陽初回去完成學業以後，幫組華工的這段經曆，讓他畢業以後一生都從事這個工作。他做平民教育，一直做到1949年，我們連平民教育都不讓他做了。其實我們後來的掃盲運動，很多方法來自晏陽初。民國時代，有“南陶北晏”之稱，陶就是陶行知。可能年輕人已不了解。
這個人是林語堂。林語堂也是當時義工隊伍中的一員。那時蘇慧廉就在組織這個工作。不論是蔣廷黻，晏陽初，還是林語堂，這些人其實都有一個共同背景，都是基督徒。
1918年，一戰的炮火終於停息了。那些華工，死的也死了，活著回來的政府也不管。這一部分人帶回來了什麽？他們在西方學會了工會運動，知道工會的力量，帶回了中國早期的工人革命。中國曆史的錯綜複雜也在於此，後來有人利用了這批人。此後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乃至暴動，很多可以追溯到這批華工的歸來。
1918年一戰的炮火停息了。我們覺得蘇慧廉總是這麽年輕，可以幹那麽多的事。其實到這時，他已是花甲之年了。傳教士在教會做事，做到六十歲也要退休。但他一直擔任循道公會的海外差會的委員，作為傳教士的工作是可以退休的，但作為教徒，信仰及侍奉是終生的。他在中國這麽多年，這時已不僅僅是個社會活動家。比如還翻譯了《論語》，他也是一個學術中人。
這個時候，他來到了牛津擔任漢學教授。1920年，牛津宣布第三任的漢學教授是蘇慧廉。牛津的漢學教授，篩選是極其嚴格的。我書上記載的另外一個很有名的“中國通”，跟他為了競爭這個職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後選上的還是蘇慧廉。
英式大學的設製，一個學科隻有一個正教授，並且是終生的。就是你不死，下麵的評不上。大家都知道另外一個很有名的研究中國的學者叫李約瑟，李約瑟是劍橋大學的。李約瑟這麽大的貢獻，到死時職稱是什麽？講師。李約瑟前麵的副教授還沒死，他先死了，所以他一直是講師。
蘇慧廉在這個漢學教授的位子上，1920年到1935年，1935年他去世了，做了十五年。
這是蘇慧廉所在的牛津聖三一學院的草坪。我拍的時候覺得，要能在這種地方讀書，大概還要修行一千年。
這是牛津的漢學中心，也叫邵逸夫中心。樓不是邵逸夫蓋的，邵逸夫出的錢，資助牛津的漢學。
這是漢學中心的圖書館。也是我用在封麵上的照片，我向他們要的授權。他們也隻有這一張原版照片。我說要這張，他們就派人把它拿下來，打開鏡框，拿去掃描，然後做了電子版，寄給我。
蘇慧廉在牛津的學術生涯，1920到1935，十五年間，他寫了大量的書，還培養了一個很有名的學生，叫費正清，二十世紀美國最頂級的“中國通”。當時費正清跟著他讀博士。蘇慧廉寫了很多關於中國曆史的書，還翻譯了佛經。我在教會給他寫的材料裏看到，他懂好幾國語言，英語是母語，中文也非常好，還有法文、拉丁文、希伯來語、意大利語、梵文，因為研究佛教還要懂梵文。
蘇慧廉在牛津時，還做了一件工作。1900年我們簽訂了《辛醜條約》。《辛醜條約》有一筆巨大的賠款，叫做庚子賠款，四億兩白銀，每個中國人人賠一兩。我們的愛國教育，說老外別有居心，以此羞辱每個中國人。清政府當時哪有那麽多錢，於是決定分三十九年給，但這筆錢最後有沒有給？
三十九年裏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清政府一滅亡，民國政府就想耍賴，不是我幹的，跟我沒關。再後來俄國紅色革命，你我一條戰線了，這筆也可以不給了；一戰後德國、意大利戰敗，我成了戰勝國，哪有戰勝利國給失敗國賠錢的，這筆也不給了。其實我們真正付出的錢有限，同時很多賠款他們後來主動退回了。退回的背後當然有外交的考量，這三十九年世界發生太多變化。
第一個退回庚款的是美國，美國退回的錢幹嘛了？清華大學與此有關。用美國的錢培養中國人，讓他們去美國留學。胡適就是其中的一員。中國老一輩的兩院院士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拿過這筆錢。清華大學可稱民國的“新東方”。培訓語言的，當時叫留美預備學堂。
民國時代，美國已經崛起了。美國崛起後，英國不甘居後。英國想，我也不能姿態太低了，人家這麽高尚，我也要做點高尚的事。英國議會後來經過很多磨合，也決定退回更庚款。這是一筆大錢，怎麽用？用在哪裏？英國組成一個委員會，委員會有三個中國人、三個外國人，一起商量這筆錢的用途。具體辦事得找一個懂中國、懂中文的人，英方找來的就是蘇慧廉，跟他工作搭檔的中方委員，就是胡適。
這是個巨大工程，蘇慧廉是其中一個重要推手。那個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已經很興盛。當時他特別申明，庚子賠款退來的錢，教會一分不要。他自己作為宗教界人士，宗教界一分錢都沒有得到。
為處理這事，他在晚年專程來到中國，1926年，隨庚款調查委員會來到中國。
這是他跟胡適的合影。這也是我在國外圖書館尋找到的第一張蘇慧廉的照片。它來自胡適的私人相冊，香港商務出版，國內沒見到。這也是我第一次正麵看見蘇慧廉。他的女兒作為秘書跟隨他同行，他女兒在英國是作家，她先生曾經做過駐溫州的領事，是個爵士，也頗有地位。他女兒寫了很多書來記錄在中國的生活，但都用的是化名，說這是小說。我也就在這本書裏發現有一張照片，她說這是我的朋友，中國的哲學教授，這不就是胡適嘛？我也是這時才發現，胡適跟他們家有深度並密切關聯。後來在胡適的材料裏找到佐證。好幾年前我寫過一篇胡適與蘇慧廉的論文，發在台灣的《傳記文學》上，講他們之間的交往。
他們在中國期間還專門回了一趟溫州，蘇慧廉覺得溫州是他的第二故鄉。1926年剛經曆“五卅慘案”，民國時期， “五卅”是繼義和團運動後的第二次民族主義高潮。1926年5月，他全家來到了溫州。那時他當年建造的教會正鬧分裂，中國人要自立，學校與外國人也沒關係了，學校要驅逐外國人。1927年以後，民國政府開始規定，中國所有的學校不管是外國人辦的還是中國人辦的，必須上三民主義課。還規定宗教課不準上，法人代表必須是中國人，哪怕是外國人辦的學校。董事會中國人要超過一定比例，用這些方法來排擠外國人。他來到溫州這個年份，正好是民族主義鬧得最厲害的年份。他的關於這次回溫的文字中，沒有留下關於教會與學校的一句話，隻記載了醫院，看到還有外國醫生給人看病。中國人很有數的，醫院最有用不趕你。其實他創辦的藝文，在他這次離開後不久就就關閉了，是教會主動關閉的。
中國的教會學校，在近代走過三個坎坷。
第一個是1925-1927年之間的民族主義運動，大量的教會學校被關閉，不過這時被關閉的多是中等學校，規模相對小些。有些教會學校，你如果不讓我教《聖經>，我寧可不辦。你要我登記，一定不登記。此前，外國人辦的學校是不需要登記的，很多的教會學校是在美國登記的。你不讓我教《聖經》，不行，我辦學的目的就是這個。所以有一批學校沒有走過這個坎。其中包括蘇慧廉創辦的藝文學堂，1929年就主動關閉了。我看到他們教會內部的檔案，中國人寫的曆史書上說，這個學校在1929年，在溫州人民的唾棄之下關閉，洋人夾著尾巴灰溜溜地逃走了。這是我們近代史的寫法。其實是他們主動關閉學校，我是一所教會學校，如果不開宗教課，違背我辦學的意圖，我辦學的錢是教徒奉獻的。
我前麵講到的十三所教會大學，都走過了1927。因為它們規模已經很大了。聖約翰一直頂到1947年才登記。
第二個坎坷是抗日戰爭。美國、英國都是日本的敵對國，外國老師帶著中國的學生在流亡。十三所教會大學在八年抗戰中全部保存了下來。但所有的學校沒有走過1952年的院係調整，這是第三個坎。從此以後，中國就沒有教會學校了。
我想到一句很好笑的話，一個瑞士詩人寫的：“生於波登湖畔，死於肚子痛。” 生於波登湖畔，多麽高貴、優雅，最後竟然死於肚子痛。生與死竟呈現如此滑稽的狀態，這樣的狀態就在我們的近代史中不斷呈現。
蘇慧廉1935年去世，他的太太是1932年去世的。這是他太太的照片，他太太叫路熙。路熙1884年來到溫州，蘇慧廉1883年來。1884年溫州發生一場教案，叫“甲申教案”，因為1884年是甲申年。溫州一些人把城裏六座跟外國人有關的建築都燒掉了，其中就包括蘇慧廉最早建立的城西教堂。當時他住在教堂裏，還把其中一間房裝修一新，等待新娘子來結婚。結果房子燒掉了，他自己也避難到上海，在上海他發個電報給未婚妻——你別來了，我們的新房沒有了，我的命也不知在哪裏？
他太太晚年寫了本回憶錄，記載自己到中國的開始。她說我收到電報時，正做著出發的準備，我在向蘇慧廉的親友告別，當時要做坐三個月的輪船才能到中國，那時我就二十多歲。這時我決定繼續前往。如果我不去，這個年輕人什麽都沒有。她就這樣來了。蘇慧廉晚年笑她，說太想嫁給我了，暴亂都擋不住。這些都是真實的故事。我在讀的時候，覺得那個時代年輕人的愛情原來是這樣。我們今天沒房子不嫁的，是吧？我們這個時代到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他們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多年。1912年路熙離開北京，正好曹錕發動“北京政變”之後。她晚年寫的回憶錄，由女兒整理，去世後不久就出版了。回憶錄的結尾寫——我在中國的歲月，以暴亂始，以暴亂終。你問我後悔嗎？我不後悔。蘇慧廉在他太太去世以後，在這本書上簽了名，寄給溫州教會。同時簽名的還有他的女兒。當時他也是垂垂老矣。這本書從遙遠的英國寄到溫州。他對溫州非常有感情，早一年還把從阿姨那裏得到的一筆遺產捐給溫州。
這本書我是在哪裏發現的？最後一個離開溫州的傳教士叫愛樂德，他是1951年被驅逐出境的。他帶走了自己的私人物品，書啊、信啊，公家檔案是要交給教會的。愛樂德1997年去世了，我到他家時已是2012年了。
這是他的兒子朗召，他接待我。他從閣樓裏找出父親的遺物，我在裏麵找到了這本書。那本書裏麵，竟然還夾著蘇慧廉給溫州的一封信。這封信我估計他爸爸讀過後，即從1932年收到，從此就再也沒有人打開過了。那個別針一直在這個位置，已別了八十年。
他還拿出她媽媽的婚紗給我看，很多傳教士在中國結婚生子。他說我媽媽結婚那天就穿這件衣服。1951年回英國時我爸爸把衣服帶回來了，保存了一生。他媽媽1970年就去世了，他媽媽曾是溫州白累德醫院的護士長。我說你舉著這身衣服，要在這張照片前麵拍張照片。去年朗召也去世了。
1935年5月14日，蘇慧廉在牛津去世，享年74歲。我本來有張照片，現在PPT壞了，看不見了。是他牛津墓地的照片，夫婦合葬墓，就一方小小的墓地，一片沙土，連個墓碑都沒有。四條表麵墓地範圍的界石上，寫著他們的名字，還有兩句來自《聖經》的話，其中一句說，功業長存。
這就是蘇慧廉的一生，跟中國密切相連的一生。
我用了六年的時間，走過三大洲，亞洲、歐洲、美洲，走過蘇慧廉所有生活過的城市，找到了五、六十位跟他有關聯的人物或後人，寫成了這本書。由最早的三百個漢字跟一張模糊的照片，變成這本接近四十萬字、近百張圖片的書。
有人說，我們的檔案館裏有材料，隻是不開放而已。那這問題就更大了。在英國、美國查檔案，隨便你翻。其間有種坦蕩，敢於麵對自己曆史。我們為什麽不敢麵對自己的曆史？《老子》中有句話：“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茅於軾先生也說過一句話：“一個國家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窮而不知道窮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錯怪了窮的原因。例如，我們這裏就有很多人把中國的貧窮歸咎於外國的侵略，這是很荒唐的。”
我給大家看過那張李提摩太來溫州參加開學典禮的照片，中國人和外國人坐在一起，很開放嘛。曾經的年代，跟我們今天非常類似。比如我們往往會以為，中國隻有上世界七八十年代才迎來改革開放，從此走上正途。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就開始改革開放了。
這本書一年前出版，首發式上，有個曆史學家講到一句駭人聽聞的的話——鴉片戰爭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改革開放。聽起來是偏激了點，但冷靜思考，他講的是事實。我們的經濟改革，不是1978年或1992年“南巡”後才開始的，晚清中國就推動了經濟改革。當年的洋務運動，幹的跟今天叫“開放”的工作是一樣的。開放是經濟，改革是政治。戊戌變法，就在想推到政治體製改革。但可惜的是，過往的一百年，這些東西走了個輪回都失敗了。我們的經濟改革跟政治改革總是不配套。
也是在尋找、寫作的過程中，我驚訝地發行，過往的一百年，跟今天的一百年，有時竟是如此的相似。
我們回看蘇慧廉的時代，他是1861年，也就是鹹豐十一年出生，當時正是中國結束與英法的敵對，以“開放”的姿態邁向“同治中興”的開始。隨後有洋務運動，常見的說法是邁開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改革步伐。1882年蘇慧廉抵達上海時，經過“改革開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躍居亞洲第一位。1898年蘇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經意間親曆了標誌著改良結束的“百日維新”。他離開北京的那個早晨，火車莫名延誤，後來才知道是滿城搜捕康有為。隨後中國終於陷入革命的洪流，炸彈與改良開始賽跑。蘇慧廉在中國生活了三十年，離開中國是1911年的夏天，他當然不知道隨後就發生了辛亥革命。1935年蘇慧廉去世，那年中國的南方有遵義會議，北方有熱火朝天的“一二九”運動。有史家將蘇慧廉經曆的這段曆程稱為中國第一波現代化，以別於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第二波現代化。我在閱讀寫作的過程中，強烈感受到這兩波現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們都是以改革開放為導向，並且均在七十年代開始中興，九十年代戛然而止。三十年間，政治與經濟交織往返，纏纏綿綿，而曆史隻能以一種混沌的姿態向前寸進。當然，這不是我的發現，我僅是感慨並共鳴於這一發現。
於是我寫這本書，就有點想試著借蘇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國一個世紀的歌哭，並期待蘇慧廉及他的時代成為我們今人回首百年時一個可資分析和詠歎的角度。
這本書的扉頁，我抄了《聖經》中的一段話：“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日光之下無新事，你懂的！這些才是我在尋找過程當中，總想尋找明白的問題。
中國的曆史，太波瀾壯闊了。讀曆史，似乎可以欣賞這種波瀾壯闊，但生活於其中，就隻有涕淚橫流，家破人亡了。寧做太平犬，不做亂世人。西方有句諺語：“曆史平淡的國家，人民是有福的。”我希望這本書給大家帶來啟示的同時，更希望作為個體的我們都能幸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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