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說“韓國學生原地待命而亡”的新聞體現了韓國是一個尊卑有序，長幼倫理極強的民族。服從長輩（長官）是這一文化中重要的構成環節。正是這樣的循規蹈矩，服從指令才使得今天的韓國能產生出世界級的強大的超級企業，帶動了國家經濟的突飛猛進。
我想這也解釋了校長自殺，總理辭職的原因。要維持這個尊卑秩序，社會中代表“長”的那些人，就必須在這種時候以極端的方式站出來承擔責任，他們的行為對事件本身可能毫無作用，但對沉船事件帶來的整個社會秩序和信任感的危機，卻亡羊補牢，起到了一定補救的效果。非如此不可，“長”走出來領受最嚴重的懲罰，“幼”才會繼續臣服於他的威信。社會結構才能頂住地震波，維持它的運轉。這跟帶兵打仗，勝必衝鋒在前，敗則割頭謝天下，方能服眾一個道理。
這樣東方式的尊卑之分和西方講究的眾生平等，引導著兩個世界不同的來路與去路，本來是高下難辨，各有千秋。但複雜的是中國在其中的角色，作為原本東方倫理文化的發源和領袖，在經曆了六十年共產主義大刀闊斧顛覆式的改造之後，我們丟失了許多原有的傳統，又未能建立起西方的秩序，我們夾在中間，不倫不類，又中西合璧，千奇百怪的混亂之中，卻滋生出一種異常強大的生命力。用一個不敬的比方，它有點象是一隻凶悍的混血狗，桀驁難馴，狡詐多端，卻懷有一種天然的抗體，能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下苟且偷生，逢凶化吉。我們的丟失，我們的“混血”，到底是福？是禍？曆史終歸會給出答案。
梁也談到了韓國人對政府要求嚴苛的同時，又懷著對國家狂熱的激情。這樣的赤誠使得他們在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全民出動，捧著終生的積蓄在股市門口排起了長龍，爭相購買國企股票，幫助政府渡過浪潮的衝擊。聽到這裏，我聯想到這樣的激情在中國五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的時候，都曇花一現過。二者的共同點無非是當人民跋涉完一段黑暗穀底的荊棘路，終於看到一點民主的曙光時，他們便爆發出了對國家無法估量的希望，熱愛和責任感。
一種文化的形成需要上千年的歲月，但毀壞它短短幾十年就夠了。在經曆過許多次滿懷希望和幻滅絕望之後，中國人似乎已經不再相信任何的“長”，甚至也不去關心自己的“幼”，夾在信仰的廢墟和洪水滔天之間，亞細亞的混血兒，下一步，你要去往哪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