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永遠不會被忘記,紀念林昭逝世44周年
人物簡介：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蘇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勳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後因“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在獄中她堅持自己的信仰，並書寫了二十萬字的血書與日記。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決。
1980 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複字第435號”刑事判決書，撤銷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1962年度靜刑字第171號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 事管製委員會1967年度滬中刑字第16號兩次判決，宣布林昭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 “滬高刑申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書中認為80年的判決書宣告無罪的理由為精神病不妥，“在病發期間的行為不應以反革命罪論處……林昭的行為既不構成反 罪……滬高刑複字第435號判決在適用法律上亦屬不當，均應與前兩個判決一並予以糾正”，撤銷了1980年“滬高刑複字第435號”判決書，但依舊對林昭 宣告無罪。另在1980年12月在北京舉行追悼會。
“林昭？那是誰？”
如果不是5年前在和朋友聊天時偶然問到這個問題，胡傑根本不會和這位40多年前死去的、與他毫無關係的女性產生什麽聯係。
他 也不會想到，這個簡單的問題，尋找“答案”的過程卻日漸漫長，以至於他不得不辭去公職，將其作為一個“個體事業”。5年裏，在對80多人的尋訪過程中，他 倔強、百折不撓地堅持著，使許多緊閉了幾十年的嘴終於張開———關於林昭，他們甚至對家人也很少提起。胡傑越來越認識到：找回林昭，重新審視她所生活的那 個時代，“對於今天的我們，絕對是一種精神財富”。
林昭生活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了。對於中國的青年一代，僅僅過去不到半個世紀“反右”時期，似乎已成為一個“不曾存在”的時代。在他們的印象中，它甚至不如“秦始皇”和“唐太宗”那樣為人所熟悉。
然而曆史總是要頑強地呈現出本來麵目。冥冥之中，飛機機械師出身的胡傑，像組裝上萬個飛機零件一樣，重新組裝這段曆史，重現那個被人遺忘的傑出的中國女性。
這筆“財富”，現在以一部紀錄片的形式，被無數人默默傳看著，雖然它還尚未完成，還在不斷地補充新的材料，不斷地更新。紀錄片引出淚水、震驚、憤慨和無盡的沉思。
林昭邊笑邊輕聲告訴我：“我已經參加了組織……”
林昭被槍殺時，胡傑隻有10歲。他那時是一名在學校裏高喊口號打倒老師的“紅小兵”。
“打倒反革命———”
胡 傑握緊拳頭，向天空揮舞著。他那時根本不知道什麽人是“反革命”，這三個字又代表了什麽。如今再次回想當時的場景，他覺得可笑又無奈。林昭就在被小胡傑要 “打倒”的那群人之列。但在今天的胡傑看來，她的一生，卻是最最堅定、最最“革命”的。這種革命精神，在她十幾歲，麵對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時，便已萌發。
在胡傑尋訪到的一份林昭的檔案中，有這樣一段她家庭及曆史情況的簡略描述：
母係蘇州民革委員、政協委員，早年參加共產黨，後又參加國民黨，抗戰時期偕同林昭一起坐過牢；父係偽官吏，反革命管製分子，管製期間畏罪自殺。
這並非林昭家庭所有成員的實際情況。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於蘇州。
她出生前5年，她的舅舅許金元，大革命時期中共江蘇省的負責人，1927年“四·一二”事變中遇難，屍體被沉入長江。
母親許憲民，自16歲便在哥哥影響下投身革命。1946年，在史良的支持下，許憲民參加國民黨偽國大競選，並當選。在一係列有利身份的掩護下，她資助共產黨地下電台的建立，提供收發電報的場所，並幫助地下黨進行策反活動。
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隨後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因為政清廉，不擅逢迎，隻任兩屆便賦閑在家。日本投降後，他又任中央銀行專員，按例可免費分得鎦金一塊，他卻認為是不義之財，堅決拒收。
“那個時期，這個家庭的情況非常有代表性。”胡傑說，“媽媽瞞著家人暗中幫助中共地下黨；父親雖然表麵不聲不響，但多次為中共地下黨人開脫罪名；而他們的大女兒，雖然表麵上在蘇州教會學校上學，可暗地裏也在做著同樣的事。”
那時的林昭隻有十五六歲，她依靠自己的辨別力，不僅積極猛烈地反抗國民黨的腐朽統治，而且在那個“黑暗的時代”裏，找到了照亮前進道路的“火炬”。
她的一位中學同學向胡傑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
1948年9月的一天，令昭忽然來到我家，上樓進了我的房間。來不及坐下，她就說有事要告訴我，我問什麽事？於是她就靠在我那扇房門旁，邊笑邊輕聲告訴我：“我已經參加了組織……”
這位同學注意到，林昭那天頭發經過整理，發辮上紮著紅綢帶，上身穿著雪白的府綢襯衫，下麵是藍底白點的裙子，那雙皮鞋也很光潔，她的眼睛光亮，臉上泛起紅暈，整個人換了一副樣子。
這位同學立刻欣喜地小聲說：“我也參加了組織。”
那一天，兩個年輕人麵對麵，興奮地交談著。兩個人都麵泛紅光，心情異於平常。
沒過多久，彭令昭的名字出現在了蘇州城防司令部的黑名單上。為保存實力，地下黨組織黑名單上的人緊急轉移。但林昭沒有參加這次撤退。從此，她與地下黨斷了聯係，也失去了那分好不容易得來的“榮譽”。
“我一定要爭取再次入黨。”帶著悔恨和自責，林昭在解放前夕報考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所學校———蘇南新聞專科學校。這個純潔的願望，再也沒能實現。
那一年，她17歲。出於對時局的擔憂，許憲民要求林昭出國留學，或報考北大。麵對母親“出去了就別再回來”的氣話，林昭立下了“生不往來，死不吊孝”的字據，並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決絕。
“大約我們這類人參加革命，不著著實實碰幾下釘子不會好”
一年多後，林昭參加了土改工作隊。幸運地，胡傑找到了林昭當年的朋友倪競雄，從她保存的部分林昭的信中，了解到林昭當時對新生的祖國和政權的熱情擁護與讚揚。
“土改，誰都知道，是鞏固祖國的一個重要環節，我們的崗位是戰鬥崗位，這樣一想，工作不努力，怎麽對得起黨和人民。”
“現在我真是一無所求，就是對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隻有一顆紅星，我知道我在這裏，他（毛澤東）卻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動。”
在信中，她多次將毛澤東稱為“父親”。
土改隊努力地工作著。為了讓農民看到工作隊的權威和力量，他們將地主放在冬天的水缸裏，凍得徹夜嚎叫。林昭把這稱為“冷酷的痛快”，認為隻有這樣的鬥爭，才能夠顯示改革的決心，滅掉地主的威風。
在 談到“愛國主義”時，林昭寫道：“對地主的仇恨是這樣，對愛國主義也一樣。這種愛與恨，也同樣是我前進的力量。當我看到了誌願軍的英勇戰鬥的故事，從紙上 的戰雲中探出頭來，望一望窗外的恬靜美麗的春天的田野，我就更加重一些對工作的責任心。這樣的祖國，決不能讓它受難。”
那時隻有19歲的林昭無法意識到，11年後，當她從上海提籃橋監獄的鐵窗向外張望時，同樣是這種“決不能讓祖國受難”的情感，使她的目光望向了更遠的未來，更廣大的後代。
土改工作是艱苦的，但林昭以此為樂。她的苦惱來自另外的方麵。
她 的一些行為仍被認為具有小資情調，比如讀的書，寫的詩；她因率直地指出一些看不慣的事情，譬如有的人拋棄了鄉下的原配妻子，娶了年輕貌美的女大學生，而遭 到某些人報複性批判；她寫信要求家裏“交待”清楚他們的“罪過”，卻被認為沒有與反動家庭徹底劃清界線；在幾次大會上，她曾被公開點名批評，以至於她一度 想不通，想借生病的機會，回家休養……
但林昭依然追求著“進步”。在一封長達6000字的信中，林昭這樣寫道：“大約我們這類人參加革命，不著著實實碰幾下釘子不會好。一旦投入這洪爐不經烈火，不成器材……”
“我要向上，我要向上！但舊社會的遺毒、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如石塊般拖住我的腳向下沉，到什麽時候才能戰勝它們！”
胡傑找到了一張林昭此時的照片，她將兩條長長的辮子卷在耳後，曬得很黑，一身白衣，人很瘦，麵色憔悴。她或許處於痛苦的折磨中吧，或許正為自己的“不上進”感到焦灼。
“今後寧可到河裏、井裏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係。雖然在文學方麵基礎深厚，但她還是選擇了新聞專業，希望能成為毛澤東時代最優秀的記者。
“她笑著，兩條小辮子從後麵掛出來，穿一件白色的襯衫，工人褲，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張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傑形容她記憶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覺得她走起路來輕柔的樣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幾句詞：嫻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迎……”
在 這裏，林昭瘋狂地閱讀了大量她喜歡的書籍，同學們常常看見她從圖書館抱出滿滿一懷的線裝書。沒人知道她閱讀和思考的結果。她觀察到現實生活並非如她想像得 美好，從而陷入了“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氣中，她成長著，思考著。在想到自己曾親自揭發過母親的“罪行”時，她痛苦得哭出來，寫信給母親 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裏、井裏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這種對親情、對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許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轉折。
張元勳，林昭當年的北大同學，向胡傑講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關重要的一幕：
那 是1957年夏天一個悶熱的夜晚，在北大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批判“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的舌戰正在展開。張元勳因為貼出了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而 處於猛烈攻擊的焦點，討伐進行得“聲嘶力竭，語無倫次”。這時，一名女學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靜的女中音使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麽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不需要鬥爭。鬥爭誰？張元勳嗎？他有什麽地方值得你們一鬥？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麽又勃然大怒了呢？”
話音未落，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傳來：“你是誰？你叫什麽名字？”
“你是誰？你有什麽資格問我？”女生反問道：“你是公檢法嗎？還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鬆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鬆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對張元勳說：“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日！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願不流血！”
在 胡傑的考證中，林昭並非因為讚同張元勳的言論而跳上桌子為他申辯。她感到痛苦而無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瘋子”和“魔鬼”。這 段時期，她在日記中寫道：“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盡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麽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這個夜晚成為林昭生活的轉折點。不久，她成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這個數字占當時北大學生總人數的十分之一還多），並因此永遠沒能畢業。
“刀在口上之日”，這句精彩的即興演講，成為林昭短暫一生的縮寫。
“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我知道的惟一一個不肯檢討的，就是林昭。”陳愛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憶說：“不僅不檢討，還在會上公開頂撞。有人對她說，你是什麽觀點，講出來。林昭回答：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
“平心而論，林昭那時的言論，實際上都是常識。”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學在接受胡傑的采訪時說。這名同學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無芥蒂，仍然同他談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沒敢吭聲”，也“從來沒和別人談過”。
“但我們那時處於曆史的低穀，把常識說出來，就是反革命。”麵對胡傑，他激動地揮著右手，一遍遍地重複：“實際上就是這樣：說出常識就是反革命！”
這名“左派”同學在經過長時間考慮後，同意接受胡傑的采訪。
這位70多歲的老人，電話裏沉穩平靜，在為胡傑打開家門的那一刹那，卻突然嚎啕痛哭。他哽咽著對驚呆的胡傑說：“馬克思說：法蘭西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氣的人。”他頓了頓：“我覺得，林昭就是一個有著那樣骨氣的人。”
“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
林昭並非一開始就是這樣“有骨氣”。她被劃為“右派”後，曾經自殺，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眾人都沒有意識到時，這個嬌滴滴的林姑娘，卻慢慢地在內心生長出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劉發清在校門口碰到了林昭，被強拉出去吃飯。他沒精打采地坐在林昭麵前，愁眉苦臉地吃不下去。林昭邊吃邊咯咯地笑著，告訴他：她當“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們隻見她流淚，卻不知她心裏在流血。
她 突然停住了筷子，說：“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那麽多右派，全國劃了多少？”她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反右鬥爭還在全 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曆史有什麽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麽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誰 也不知道，林昭尋找到了什麽樣的答案。此後兩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勞動，隨著北大新聞係並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監督勞動。在那裏，她 結識了另一位右派，開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對的戀情，在申請結婚未果後，男方被發配新疆勞改，林昭也因病被母親接回了上海。
劉發清再次與林昭發生聯係，已是兩年後在甘肅某地勞動時。那是1960年，他的口糧已減至每月20斤，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每頓全靠一塊三兩多的玉米麵饅頭。因為餓得全身浮腫，他甚至把醫藥室的藥都吃光了，而周圍的村莊，更是“餓殍遍野”，“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林昭從上海寄來的信，裏麵夾了一個小紙包。他打開一看———驚呆了。
“一張糧票，兩張糧票，三張糧票……”在胡傑的鏡頭前，他含著淚，一張張地數著，好像那些糧票現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張糧票，每張都是5斤的全國通用糧票。看到這些糧票，當時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林昭在信中說：我知道你很困難，我也很困難，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過去節約下來的這一點糧票寄給你……
劉發清連忙回信以示感謝，還真誠地敦促她要“認真改造，早日回到人民懷抱”。
林昭的回信很簡單：吾與足下同舟人也，舟若靠岸，吾亦可登。
靠著林昭支援的這些糧票，劉發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糧食，撐過了最艱難的兩個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腫漸漸消退時，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參與地下刊物《星火》，在蘇州被捕。她的父親當時已被打為曆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為生。得知心愛的女兒入獄後，自殺身亡。
“我 們都預料到會有這樣一個結果，但是就覺得，不做不行啊！”另一位因《星火》案獲罪的人士，在肝癌第一次手術出院後，瞞著家人接受了胡傑的采訪。他已是滿頭 白發，瘦骨嶙峋，虛弱地坐在椅子上，一個勁兒搖著頭說：“魯迅先生說，總要有第一個人出來喊啊！如果一個民族到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說真話，這個民族就沒有希 望了。”
“被 劃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實是很低調的。她對當時的政策有看法，但並不完全讚成激烈的反對的方式。”經過多方查證，胡傑沒有找到林昭直接參與《星火》編輯 出版工作的證據。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由於主創人員紛紛入獄，這本刊物隻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但是，入獄似乎給了林昭一個充分的理由，要站出來，說出自己的觀點，而且以一種前所未有的勇烈的方式。”
“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
林昭開始了她近8年的牢獄生活。
8 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簽、發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餘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 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製度。這些借鮮血噴湧而出的文字，或許正是幾年前，她還在北大校園裏時，下決心認真思考並努力找尋的答案。
林昭這樣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汙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蕩，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誠 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一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曆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 多。即使在中國這麽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種比較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間重新犯罪的記錄中，這樣寫道：“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采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一係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
她的宗旨和立場的確從未改變。無論是革命時期、土改時期，還是反右之後，她所追求的隻是：自由、平等、友愛、和睦。獄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時期的信仰，隻有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這兩個簡單的字，不僅是她為“右派”辯護的理由，也成為服刑時期她進行血的反抗的最終目的。
“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這慘無人道的處境下，這個柔弱的女子依然給迫害者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向你們，我的檢察官閣下，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啊！為什麽我要懷抱著，乃至對你們懷抱著一份人性，這麽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這就是林昭的立場和宗旨———為了他人不流血，為了他人能找回“作為人的一切”，她寧願流盡自己的血，隻要“一息沿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誌！”
這些血書能夠最終保留下來，並傳遞到胡傑手上，有賴於數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幹警。至今，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有人告訴胡傑，他們中有人為此獻出了生命。
張元勳，是胡傑采訪到的惟一一位見過獄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張元勳結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後，以未婚夫的名義，去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了林昭。監獄同意他與林昭見麵的條件是：說服林昭翻然悔悟，好好改造。
“我給她買了些奶粉和蛋糕，每件物品，包括蛋糕，武警都用鐵扡子一個個插進去檢查。
“進來十幾個武警，每個都帶著槍，這是我從來沒見過的接見場麵。又有腳步響，林昭來了，一個女獄醫攙著她，後麵有兩個武警帶槍跟著。
“她穿一件白色襯衣，很髒。外麵披著夾的外套，也很破舊。手裏抱著一個破布包。頭發很長，最明顯的是，三分之一的頭發都白了。頭上頂了一塊手絹，上麵是血寫的字———冤！
“她一進門，站住了，看見我，嫣然一笑。整個屋子的人都愣住了。後來別人告訴我，從來沒見她這麽笑過。
“她對我說：我現在趁此機會告訴你，萬一有一天我死了，母親、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請你多多關照他們，他們太可憐了，千萬千萬。說完，她就哭了。”
臨別時，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給張元勳一件禮物。張元勳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紙疊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鮮黃色的船身和桅杆，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留下這段曆史的記錄，對我們的未來很重要”
20多年後，風浪歸於平靜，滄海上的那一葉白帆卻永遠消失了，但風浪帶來的恐懼卻並沒有消失。
林昭當年的朋友和同學，如今都已是古稀老人。尋找並說服他們，接受這樣一部曆史紀錄片的拍攝，就像他們幸存於那個時代一樣艱難。
麵對胡傑，大多數人的第一個反應是：“你是誰？你到底想要幹什麽？你想要達到什麽目的？”
他們麵前的這個40多歲的漢子，當過兵，身體強壯，一臉大胡子，既拿不出介紹信，也沒有工作證明。他隻是一再誠懇而溫和地說：“留下這段曆史的記錄，對我們的未來很重要。”
一個初次接待胡傑的人，把他關在防盜門外，隔著鐵柵欄，嚴厲而冷漠地說了40分鍾拒絕的話。他最後打開門時，隻說了一句：“如果不是因為林昭，我絕對不會讓你跨進這個門一步。”
另 一個最初很堅決地拒絕了胡傑的人，答應在胡傑離開前最後與他見一麵。胡傑並沒有再次要求他回憶林昭，而是同他聊起了從小到大的生活：參軍，去朝鮮戰場，因 家庭出身不好被打成右派，在農場勞動……老人說著說著，突然老淚縱橫。他親眼看見許多人被餓死，他和另外幾個還算強壯的人負責把死人拉出去埋掉，但第二天 再去時，都會發現新墳都被刨開了，那是周圍的老百姓來偷走裹屍的棉被和死者的衣物。
之後，他離開了農場，在這段時間裏，他認識了被“保外就醫”的林昭。沒過多久，便因與林昭相識，開始了另外一次服刑……”
“我要開始拍！”胡傑擦擦溢滿眼眶的淚水，堅定地說。
對方默默地點點頭。這一天，他們在胡傑住的簡陋的旅館聊了五六個小時。直到離開時，這個人才承認，他本來打算一字不吐，來挨胡傑一頓臭罵，然後便坦然回家的。“絕不能讓我的孩子知道這段痛苦的經曆。”不止一位受訪者這樣對胡傑說，“太殘忍了。”
“說這些，有什麽意義？”另一位老人講述了自己在獄中的遭遇後反問道。他隻不過因為說了幾句至今仍堅信是正確的話，被以反革命罪判處入獄14年，和殺人犯關在一起。
“沒有人是天生的右派。”這位老人說，“是我們親眼看到老百姓凍死、餓死，讓我們認識到中央的政策有問題。難道我們不應該說出真相嗎？我們當時對黨和國家是有深切感情的呀！”
他突然笑了，有點神秘地問：“你說，把這些說出來有什麽意義？教訓嗎？”他頓了頓，“給誰的教訓？”
雖然都在拒絕，可一旦開始了回憶，這些人便陷入不可控製的激動。
“不，大多數人不哭。”胡傑說，“過去的經曆，使他們變得都很硬。但他們的故事，他們的表情和情緒，會讓聽到的人想哭。”
沈 澤宜，林昭北大的同學，和張元勳共同創作的詩歌《是時候了》，成為1957年北大張貼的第一張大字報。胡傑在湖州一處狹小的住屋裏找到了沈澤宜。沈澤宜缺 了幾顆牙齒，頭發稀少花白，坐在一把竹椅上，在昏暗的光線下，點燃一支煙，背誦他為紀念林昭寫的一首詩，雙眉不時緊蹙，目光神往而憂傷：
“不知道為什麽，我總會想起，山那邊的一盞燈。在冷霧淒迷的夜晚，在白茫茫的雪地中央，孤獨地、美麗的、凜然不可侵犯地亮著，以她的光，盡可能遠地摒棄著黑暗……”
甘粹，林昭那段被中斷的戀情的男友，1979年平反後回到北京。他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音樂人幫助，將林昭當年創作的一首歌的詞曲記錄下來。
胡傑找到他那天，天飄著雪花兒，老人坐在局促的小屋中，用二胡一遍遍地拉著這首他們年輕時共同歌唱過的《呼喚》：“在暴風雨的夜，我懷念著你，窗外是夜，怒吼的風，淋漓的雨滴，但是我的心啊，飛出去尋找你……”
當所有人的“罪行”被一紙文書宣告平反時，他們已年近半百。他們在牢獄中度過了最有創造力和智慧最發達的年華。
林昭看不到這一天。
1968年4月29日，她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第二天，一名警察到林昭家裏，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槍決。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
母親許憲民聽到後，立刻暈倒在地。有人說，她不久後就瘋了。7年後，這個當年堅定的抗日分子、熱情幫助過共產黨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灘街頭。
她的親友後來從一位獄醫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槍決那天，是從提籃橋監獄衛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來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終在反抗與呼喊。這位獄醫嚇得躲進隔壁的病房，聽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對他道“永別”。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決書上，林昭憤然寫下《曆史將宣判我無罪》的血書。12年後，她的預言應驗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級法院以“滬高刑複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為右派平反後，開始內心平靜地相互聯係時，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學和老師在那一年年底為林昭召開了追悼會，沒有骨灰，隻擺放了一束林昭的頭發，和一張遺像。照片上，林昭梳著兩條麻花辮，雙眼沉靜、憂傷而略帶笑意。
在這個追悼會上，出現了一副無字的挽聯———
上聯是：？下聯是：！
事隔20多年，當胡傑再次追尋那個充滿了回憶的悲慟與無奈的惋惜的場麵時，卻無人能回憶起這副挽聯的作者，但他們都承認，這的確是對林昭一生最好的詮釋與哀悼，或許，也是對他們所共同經曆過的那個時代，一副含義最為深刻的挽聯。
5年來，胡傑並不孤獨。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為他提供經濟援助，或盡自己所能尋找線索。在這支日漸龐大的隊伍中，有年過半百的老人，有聲名顯赫的中年人，更多的，是步入社會不久的年輕人。其中許多人，胡傑從未與他們見過麵，也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1981年初，人民日報發表新華社社長穆青等人寫的長篇報道《曆史的審判》，裏麵簡要記述了林昭的命運，“她就義的詳細經過至今無從查考”。但穆青“解釋”了胡傑們這樣做的意義———
也 許在若幹年以後，我們的後代對上述這一切將難以置信，但不幸的是，它確實是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中的事實。我們每一個活著的人，都曾經為它感到極度的羞 恥。請不要輕視這種羞恥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羞恥已經是一種革命”，“羞恥是一種內向的憤怒。如果全民族都真正感到了羞恥，那它就會像一頭準備向前 撲去而往後退縮的獅子”。
有的人是永遠不會被忘記的。這就是曆史的宿命。（江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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