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但中國的專製體製並沒有完結。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經曆了三次巨大的轉型，每次轉型都給許多中國人，熱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帶來了對民主自由的無限的期望，然而，轉型之後無情的現實很快把中國人的期望打得粉粹。2008年，我的網文“中國又到了需要偉人的時代 — 兼論二十世紀中國的四大偉人”曾經間接地提到這三次轉型，在這裏不妨再梳理一下：
第一次轉型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勝利不但標誌著統治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製度的結束，也為中國向人類文明社會邁出了關鍵一步。但是，滿清皇朝的被推翻，沒有讓中國人體驗到民主的滋味，卻把中國帶入了巨大的混亂中：北洋政府，複辟帝製，北伐戰爭，軍閥混戰；雖然蔣介石最後統一了中國，建立起國民政府， 但國民黨政府卻越來越腐敗，民怨沸騰，最後被共產黨打敗，逃到了台灣。這一次轉型的失敗有眾多原因，即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在國內，中國人對這次轉型在思想上似乎還沒有作好準備，清朝的倒台來得太快，雖然在這之前，已經有很多有識之士已經預料到，但在這後，卻不知怎樣建立新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中，各種思潮蜂擁，沒有主流思想，無所適從。在國際上，蘇聯和法西斯的崛起，兩次世界大戰，特別是日本侵華戰爭（這次戰爭所導致的“西安事變”不僅解救了中國共產黨，也讓其力量乘機坐大）。如果不是這樣，根據以後將經國領導台灣的轉型，中國也會像亞洲一些國家一樣，在1970年代轉型成功，中國的曆史會翻開新的一頁。但中國人是時運不濟，仍舊在生活在專製體製之下。雖然在物質上，享受了現代生活，但在思想，甚至連滿清都不如。不管怎麽說，1920-30年代的民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最充滿活力的一段時期，中國文化的許多大師都產生於這段時間，如果沒有相對寬鬆的民主和自由，這種現象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轉型是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這一次，中國人在思想上似乎已經充分做好了準備，尤其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更是歡欣鼓舞，大批海外學者也響應共產黨的號召，回到祖國，準備為“新民主”作出貢獻。然而，好夢不長，中國人民滿懷希望引來的“新中國”，不僅很快讓人們的希望破滅，更是惡夢連連。從1949到1977年毛澤東去世，在這二十八年中，中國人民如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水深：經濟生活之困苦；火熱：政治運動之頻頻）。這一次轉型的失敗不用說，主要在於毛澤東，這位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梟雄，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的思想至今還在毒害中國人，使中國遲遲不能邁向現代文明。
第三次轉型是1980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從1980到2010，中國經濟有了高速發展。在我的文章“中國又到了需要偉人的時代“中，我談到怎樣看待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績，是關係到中國前途的一個關鍵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績，主要是得益於全球化。全球化中，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是因為外貿、外資和外國旅遊者等“外”來錢。 但由於中國的國家基本體製沒有改革，中國的經濟發展隻是一種投機成果。我曾預計到，隨著西方的經濟危機和對全球化失算的覺醒，中國經濟繁榮將成明日黃花。果然，從2010第一季度開始，中國的GDP增長速度出現了連續13個季度的下滑。隨著“外來錢”的減少、自然資源的短缺、環境的惡化和即將到來的老齡社會，中國的經濟形勢會更嚴峻，中國改革的紅利已經用盡，可以說，中國的轉型又一次失敗。但中國領導人並沒有意識到危機，還在高唱“中國夢”。這次轉型的失敗的根源在於“六四”事件。“六四”事件的發生對中國可說是天不時、地不利、人不和。“天不時”是指“六四”發生得不是時候，“六四”民主運動在中國失敗了，但它引發了“蘇東波”事件，使得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民主轉型成功，如果“六四”在這之後，情況會大不一樣。“地不利”則是指當時中國中央領導層的保守勢力太強大，改革派胡耀邦、趙紫陽隻有虛位，沒有實權，如果改革派掌握實權，中國的政治改革會隨著經濟改革起步，中國現在的情況也會大不一樣。“人不和”則是指中國人熱別是年輕人太過急躁，對政府在改革中的一些失誤不能容忍(與現在的腐敗比起來，當時的政府腐敗簡直不值一提)。“六四”之後，由於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掩蓋了中國社會的矛盾，使得中國人更安於現狀，精神的追求完全被物質利益取代了。
現在，中國的專製體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民主社會已是遙遙無期。政治上，習近平已經超越了中國所有的統治者，是中國有史以來具有最多頭銜的國家領袖，在這麽多頭銜下，你搞不清中國是一個國家、一個黨組織、一個武裝力量、一個情報機關、一個反黑行動隊還是一個勞改營。思想上，當權者控製了所有媒體，任何被當局認為會擾亂社會的思潮和行為都會遭到無情鎮壓，言論自由不說倒退到改革開放之前，連一百前中國人已經有的“五四”精神也蕩然無存；民主、自由、憲政、普世價值等等都成了問題。經濟上，國家雖然還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但實質上是壟斷資本主義，政府壟斷了一切資源，所有人的衣食住行都必須依賴政府。中國仿佛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中。不同的是，這一次統治者有了強大的物資實力作支撐，底氣十足，不僅對國內的異見不放在眼裏，對國外的批評也不屑一顧。習近平的執政理念已經昭然若揭， 通過“中國夢”，重溫昔日漢高祖唐太宗的“盛世”，把北京變成當代長安，實現中國人（其實是中國統治者）大一統的世界。
對於專製體製在中國為什麽如此具有生命力，西方的許多學者長期以來是迷惑不解，從孟德斯鳩、黑格爾、韋伯到馬克思，都有過論述。還創造了一個專用名詞：“東方專製主義”。在孟德斯鳩看來，因為氣候和身體的自然原因，東方人民精神怠惰，行動上缺乏努力，所以東方的法律、風俗和儀表數千年來沒有變化；此外，中國的封建統治者把宗教、風俗、行為和法律合而為一，即所謂的“禮教”，使中國的民眾遵守禮教，得以維持長久的統治。黑格爾把則簡單地把整個東方叫做“暴政的舞台”。馬克思提出了“亞細亞生產方式”來解釋“東方專製主義”。美國曆史學家魏特夫1957年發表的“東方專製主義——對於集權力量的比較研究”把中國的專製體製歸於中國的治水工程：由於中國社會的水利建設和管理工程巨大，需要高度集中組織和強勢控製才能完成，導致專製體製。
相對於西方學者對中國專製體製是霧裏看花，中國的官方學者卻玩弄移花嫁木之術，用中央集權的概念來掩蓋專製體製的實質，中國有學者甚至認為中國的中央集權不是專製，而是中國對世界政治文明的一大貢獻！專製體製和中央集權是兩個概念，但所包含的內容基本交結在一起，並沒有什麽實質上的區別，可說一個事物的兩種表達，一個著眼於政治形態，一個著眼於管理方式。
專製體製與民主體製的區別其實就是人治與法治的區別。人治是按所謂的道德行事，推崇個人權威；法治是建立在嚴格的法律基礎上，強調依法治理。長久以來，正是由於依靠人治、缺乏法治，造成了中國社會形態的三個基礎，順民、忠臣和天子，這三個基礎又反過來保持了專製體製得以在中國長存不衰：
順民
奴性是中國人眾多劣根性的突出表現之一。魯 迅在其雜文《燈下漫筆》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 ‘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麽奴隸規則來，自然就 ‘皇恩浩蕩’了。”他說中國的全部曆史隻能分為兩個時代：一個叫做“欲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時代”，另一個叫做“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中國人的奴性和專製體製是相輔相成的，中國數千年的封建製度極大地壓抑了個人自由，造成了中國人逆來順受的國民性，反過來，這種奴性又成全了中國代代相傳的皇帝。雖然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多次發生農民起義，有的起義還成功地推翻了舊的皇朝，但是，所有的這些起義都不是為了追求更大的人身自由，都是因為“欲做奴隸而不可得“，其中多數是被逼得走投無路無法生活而揭竿而起，少數則是被某些有帝王心得人操縱。
中國人對統治者的要求即高又低。高的方麵是物質方麵的，希望統治者什麽都能管，衣食住行，房子、工作、醫療、教育等等。低的方麵是精神方麵的，隻要有飯吃，就不會鬧事。中國人對民主自由曆來不感興趣，認為是奢侈品。在個人精神上，中國人對政府的依賴性就像低能兒，當個人利益受到傷害時，在過去是攔轎喊冤，現在則是上訪，總是希望有清官出現。在中國人心目中，官是大人，民是小民，像“父母官”、“為民做主”這類詞不勝枚舉。
中國人對統治者的順從也可以從漢語“國家”一詞看成，國在前，家在後，通過“家”，“國”就把個人給罩住了。在古漢語中，“國家”是有不同的意思的：諸侯統治的領地稱為國，卿大夫統治的采邑稱做家；有時，皇帝也被直接稱為國家。西學東漸之後，“國家”一詞成了county、 nation和 state的統一翻譯。 在英文中，county（一般的概念）、 nation（多為民族意義上國家）、 state（多為政治意義上國家）這三個國家概念在詞義上都與個人沒有扯在一起。
中國人對“國”也有對“家”一樣的感情。在家裏，丈夫打老婆，或者父母打孩子，通常是家裏的事，外人不能管，要是別人指責，全家就會團結一致對外。同樣，對於國家的惡劣行為，中國人自己說說可以，但要是外國人來批評，中國人常常就會和政府站在一邊，說外國人不安好心。 最近，大陸一篇題為“沒有了祖國你將什麽都不是”的文章，不僅得到了像人民網、新華網、北京日報等官方媒體讚揚，也得到了不少大陸網友的叫好。且不說這篇文章本末倒置，顛倒了因果關係（沒有人民哪來的國家？）更是數典忘祖；二千多年前，孟子就說過：君為輕，社稷次之，民為重。 唐太宗也曾用魚水關係比如君民關係：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追求自身的自由解放上，中國人可說是越活越蠢，就連古人都不如。
這就是中國的民情，對於民主自由，除了少數知識分子，大多數中國人都不感興趣，甚至搞不清是什麽。幾千年來，皇帝換了一茬又一茬，老百姓還是一樣過日子，現在不叫皇帝了，叫主席，還有任期，那又何妨？隻要管飯吃，就行了。民以食為天嘛！民主自由管俅用！中國的統治者聽著這話，心裏偷著樂呢。
忠臣
忠臣也可說是中國人奴性在更高層次上的表現。有奴性的人民就有奴性的官員。“忠”本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後來被中國的封建統治者加以發揮，變成了臣民服從於君主的行為準則。忠在其它文化中也有，但不像中國文化中這樣被神化，例如，亞裏士多德的名言：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中國人卻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忠臣是中國專製社會的特產，也對中國專製社會的穩定起了巨大的作用。
作為忠臣的兩個典型表現，一是清官，二是酷吏。清官也叫良吏或廉吏，也就是那些所謂廉潔奉公的官員。酷吏則是那些嚴刑峻法的官吏，以凶狠殘暴著稱。清官和酷吏都是缺乏法治的表現，如果人人都按照法辦事，哪有什麽清官和酷吏。清官和酷吏是中國專製體製的兩大支柱（其實是一個支柱的兩個麵），一個唱紅臉，一個唱黑臉。中國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清官和酷吏的演義。
但是，不管是清官還是酷吏，皇上主子常常是用完棄之，在中國曆史上，“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例子比皆是。在另一方麵，“忠臣”也常常成為君主的替罪羊，中國曆史中也曾多次發生“清君側”，駐外將軍造反直指皇位，卻以近臣作為借口，打的還是“忠”的旗號。“忠”既是中國人的擋箭牌，又是殺手鐧。然而，諷刺的是，被那滿朝文武忠臣擁載的皇帝（特別是打天下的開國皇帝）卻是最不講忠義的家夥，這可說也是中國曆史中的一個怪象。
到了現代，皇帝沒有了，專製體製還在，忠臣也還在。蔣介石與其黃埔子弟的關係盡人皆知；戴笠及軍統則是蔣介石的酷吏。共產黨也一樣，“忠誠”是黨選拔幹部的首要條件。“忠誠”表麵看是忠於黨，其實是對某個人的忠誠。共產黨的曆史是一部“路線鬥爭”的曆史，所謂“路線鬥爭”，並不是誰對誰錯，也不是誰是真馬克思主義者誰是假馬克思主義者，而是領導權的爭奪。“站錯隊”或者說跟隨誰則攸關幹部的生死存亡。在戰爭年代，黨的幹部還可以憑鬥爭業績來爭取自己的地位，在奪取政權之後，則完全變成了封建皇朝的官吏一樣，一切行為都是對上級的服從，地方大員有“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座右銘，小幹部則是看大幹部的眼色辦事。而“焦裕祿式的幹部”和“打黑英雄”其實也就是過去封建皇朝的清官和酷吏的翻版。
天子
“天子”是中國封建皇帝的自稱，他們宣稱自己是秉承天意治理天下，其目的不僅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更是為自己所做所為尋求合理性。西漢大儒董仲舒說，“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一國則受命於君。君命順，則民有順命；君命逆，則民有逆命。”換句話說，所謂“天子”就是“救世主”，是奉上天的旨意來統領或拯救民眾。
應該說，所有的統治者除了權力欲之外，都有救世主情結，就連民主體製下的領袖也不例外，例如小布什，在反恐戰爭時狂熱地引用“正義與邪惡”的概念，擺出一幅“救世主”的姿態。獨裁者更不用說，薩達姆、卡紮菲死到臨頭時，還以為人民愛自己，會為他獻身。但是，在民主社會，統治者的權力欲會受到製約，而專製體製下統治者卻不受法律約束，可以為所欲為，加上本來就是偏執狂、過度自戀，天子心態更是無以複加。
共產黨本來是建立在平等的觀念上，領袖和群眾隻是分工的不同。《國際歌》是這樣唱的，“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創造人類的幸福， 全靠我們自己！ 我們要奪回勞動果實， 讓思想衝破牢籠！”但是，取得政權之後的共產黨領袖與農民起義的領袖一樣，毫無例外都成了皇帝（嚴格講，從來就沒有什麽真正的共產黨，所有的共產黨領袖都是冒牌貨，都是打著共產主義的旗號為自己謀利益獨裁者），在中國也是如此。“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首與《國際歌》唱反調的《東方紅》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幾乎天天聽到，毛澤東不僅是是“大救星”，還是“紅太陽”，照得“萬物滋潤”。即使過去的封建皇帝也不敢把自己比作太陽呀！
毛澤東之後，沒有中國領導人敢稱自己為“救星”，但是，“天子心態”仍然存在於當今的中國領導人之中，在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就寫明自己是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在這個核心之中又有一個“以某某為核心”的核心。這個“領導核心”與過去的皇帝以“天子”自居又有什麽區別？都是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真理，自以為隻有自己才是對的，自以為離開了自己的統領，天下就會大亂，中國人就會無法生存，而且，還按照自己的思維邏輯，用過去的事情來推導未來的事情，且不許別人反駁，對於任何敢挑戰他們權威的人都繩之以法。
中國統治者有天子心態，中國民眾則有天子崇拜，前麵已提到，中國人曆來有盼望救世主的心態，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統治者的手上。“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這首歌，直到現在，還在中國人心裏唱著。
除了天子心態和天子崇拜外，還有“天子規則”，所謂“天子規則”，就是太歲頭上不能動土。在過去，封建皇帝都有避諱，任何涉及到當代皇帝名號的漢字，都不能使有，誰違反了，就是 “犯上”或“大逆不道”，關係到身家性命。避諱是“天子規則”的文字表現，此外，還有口頭表現，就是諫，指對皇帝的言行提出批評或勸告，特別是直諫，更是有生命危險。到了現代，隨著專製體製，“天子規則”也保存下來，雖然不用避諱也不用諫，但實質還是一樣，就是不能惹“主君”不高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萬言書”， 對毛澤東的批評，本來是一番善意，結果惹得龍顏大怒，遭到了滅頂之災，最後的下場比過去封建皇朝直諫的大臣還慘。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更是成了神，如果不小心把毛澤東的像掛倒了，或不小心弄壞了毛澤東的像章或語錄，就是大禍臨頭了。現在中國社會雖然比過去有了不小進步，批評政府可以容許，但要在國內點名批評中國最高領導人，還是絕對地犯忌，甚至會招來牢獄之災。在民主體製下，統治者隻不過像人民選出來的管家一樣，常是人們不滿發泄或開心作弄的對象。統治者在兩種體製下的差別可謂天地之別。
“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憑心而論，專製體製對中國未必完全是一件壞事，因為它很符合中國的國民性（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從某種程度上，專製體製也保障了中國社會的穩定性，而且，在救災救難時，專製體製有時比民主體製更有效率，對於多災多難的中國人來說，統治者能夠及時在災情現場露麵，就是不做什麽，也常會讓群眾感激涕零。現在，西方民主社會的衰落，更堅定了中國人對專製體製的偏愛，更堅定了中國人對走“中國路”的信心。
但是，專製體製有幾個先天缺陷，而且一個比一個要命。首先是貪汙腐敗，專製體製的貪汙腐敗是由於其權力的高度集中；人心都是肉長的，私欲沒有監督時都會膨脹，當權力高度集中時，私欲就會高度膨脹。這就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中國二千多年的曆史就是這樣：朝朝反腐，朝朝有腐，直至被一個新的朝代取代，周而複始，新的一輪循環又開始。第二是扼殺了創新機製，專製體製與創新機製是格格不入，因為專製不僅是權力的高度集中，還有思想的高度集中，專製思想是容不得異見的，而任何創新其本質都是異見。這其實也是民主體製和專製體製最大的區別（Forget 那些政客們！）：一個充滿創新精神的人民和一個思想被禁錮的人民。中國在幾千年的曆史中沒有給人類文明提供什麽大的貢獻是毫不奇怪的，就是因為專製思想禁錮了人們的“胡思亂想”。即使中國人常常自誇的所謂“四大發明”，且不說充滿了爭議，也算不了什麽發明，隻不過是一些工藝成果。因此，在專製體製下，不管中國GDP有多高，取得了多少奧運金牌，載人飛船登上了月亮，在精神上始終隻能是二流國家和二流的人民。第三是專製體製造就了平庸的人民，也造就了平庸的官僚。李鴻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倘若連官都不會做，那也太愚蠢了。就是這個意思。但不要認為當官的很傻，中國的官員其實都很精明，被人稱為“人精”，隻不過精明全用在了“一心向上”，而不是怎樣為人民服務上。專製體製扼殺了創新，也扼殺了社會的激勵機製，失去了這種激勵機製，官員除了想貪腐，想的就是怎樣揣摸和迎合上司。專製體製下的庸官不僅是普遍現象，更糟糕的是在這種劣勝優汰的機製下，最上層的領袖也會越來越差－庸官一般隻會提拔比自己更庸的人。看看中國的曆史就會知道，除了極少幾次“中興”之外，曆代皇帝基本是一代不如一代，直至滅亡。最後，也是專製體製最致命的缺陷，是政權的合法性，專製體製的政權多是用非法（革命或政變等暴力手段）取得，這就帶來了政權的合法性問題，你可以用非法手段推翻別人，別人也可以用非法手段推翻你，而且，這種變化（政權的取得和失去）的發生常會出人意料之快，外國是這樣，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皇朝也是這樣演進的，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也並沒有脫離這個軌道。專製體製的宿命就在這裏，最終都會被取代。要想改變，隻有轉型，否則別無出路。怎樣轉？世界上很多國家已有例子，有轉得好的，有轉得差的，中國人不要隻看那些轉得差的例子，多看看那些轉得好的國家，中國才有前途。
習近平最近訪問歐洲時說了一句讓人捧腹的話，他的話可作為當今中國的專製體製的寫照，他是這樣說的：“中國這頭獅子已經醒了，但這是一隻和平的、可親的、文明的獅子。”這會是什麽樣的獅子呢？這隻能是一頭禁錮在（思想）牢籠中、缺乏活力、不食肉隻吃人工飼料的轉基因獅子。當然，這樣的獅子是很令人類發怵的。
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