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則故事，新中國伊始，百業待興，作為共和國總理，周恩來同誌日理萬機，一天他剛剛走出辦公室，身邊的工作人員走上前來說：“總理，有幾件事想向您匯 報一下。”周恩來馬上打斷他的話，很鄭重地說：“不要叫總理，我們黨內還是稱同誌好。”
毛澤東同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保持 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無疑，毛澤東在“兩個務必”之前所加上的“同誌們”一詞，不僅讓人有一種親切 感，更有一種使命感和重托感。
然而，現如今的當下社會，在市場經濟衝擊下，理想信念在不少黨員幹部中間變得淡薄，“同誌”一詞在黨內也隨之被冷落和有 意避之。除官方正式場合的介紹，幹群之間、同事之間工作交流、人際寒暄時鮮有以“同誌”相稱，曾經“根正苗紅”的“同誌”二字，再也難覓其蹤影。無怪乎有 人調侃，我們黨內的“同誌”都去哪了？
相比於“同誌”一詞的平等樸素莊重，時下黨內稱呼似乎尤顯庸俗，甚至夾雜綠林氣息和封建陋習。譬如“老板”、 “某某總”強調的是權錢地位關係；“大哥”、“老弟”則凸顯了幫派團體的江湖習氣、“部長”、“局長”、“處長”則意味著官場等級差別，甚至對副職官員不 提“副”字都成為大家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黨內稱謂的各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其本質還是封建帝王等級思想作怪，為官至上、唯級別至上，用一堵有形 或無形的牆把自己同群眾隔離開，無視《黨章》要求的平等觀念和民主意識，這不僅有損黨的形象，也不利於黨的事業發展。
“同誌”一詞，就其內涵而言，曆 史感頗為濃厚。從“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誌”到“所與交友，必也同誌”，從“所與交友，必也同誌”到“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對“同誌”一詞的溯 本求源，是建立在誌趣相同、誌向相同，能夠為共同理想、事業而奮鬥的“中國合夥人”層麵上。依著這個原則，中共“一大”在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 政策，並願成為忠實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誌”。自此，“同誌”一詞開始成為我黨一個專屬名詞。 1959年8月3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彭真、楊尚昆等同誌，要求不準稱職務，不準稱老總，“一律稱某某同誌”，並要求從第二天 “就照此改正”過來。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再次指出：“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誌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誌，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 包括中央領導同誌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
梳理這條曆史的主線，“同誌”一詞能夠最終被我們黨使用，並得到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數代黨和國家領導 人的認可，有著其高度的政治色彩和黨性要求。“同誌”一詞，不僅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遷的產物，也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在改革中不斷取得進步的時代 結晶。這個詞的背後，反映了我們黨在艱難中邁進、在困難中奮鬥、在低穀中崛起那種“革命理想高於天”的革命認同感和“魚水情深”的平等博愛理念。
習近 平同誌指出，“黨性是黨員幹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須在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中不斷增強。要增強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鬥性，使各種方式 的黨內生活都有實質性內容，都能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黨內稱謂是件嚴肅的事，黨內互稱“同誌”既是規矩又是傳統。其根本目的，就是通過對黨員幹部之間稱 謂的改變，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的精神實質，讓有著共同信念的黨員能夠在這次“反四風”的活動中，更加樹立對理想信念的高度認同感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複興“中國夢”的曆史責任感。 “細節決定成敗”，我們要掃除的“四風”，恰恰是存在於日常工作的細微之處。黨內稱謂這一看起來錐刀之末、片瓦之地的小 事，恰恰體現著黨員幹部的權力觀、地位觀、榮辱觀，關係到領導幹部怎樣認識“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事關百姓的心中秤、眼中情、胸中敬。
“功崇惟 誌，業廣惟勤，實幹興邦”。黨員幹部之間的稱謂看似小事，實則體現著黨內作風、彰顯著幹群關係、凝結著宗旨意識。當前，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 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進行，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徹底解決已經存在的“四風”問題，切實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如果放任“老板”、“大哥”這類稱謂擴張 與蔓延，就會導致公職人員不講拚搏、不問付出、不求實幹，一味琢磨如何與領導加深感情、通過歪門邪道求提拔。而一旦處在“同誌”一樣溫暖的海洋裏，就能贏 得團隊之心，必然會在黨內形成風清氣正的務實之風，促使領導班子精誠團結、幹部隊伍上下一心，推動形成務實發展的整體合力。
讓我們還“同誌”一詞的本 真，在第二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把“三嚴三實”落到實處，拆掉官員稱謂這堵牆，讓“同誌”健康而自然地回歸廣大黨員幹部心間，幹群之間、同事之間， 都能親切地叫上一聲“你好，同誌！”
毛澤東同誌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告誡全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保持 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誌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無疑，毛澤東在“兩個務必”之前所加上的“同誌們”一詞，不僅讓人有一種親切 感，更有一種使命感和重托感。
然而，現如今的當下社會，在市場經濟衝擊下，理想信念在不少黨員幹部中間變得淡薄，“同誌”一詞在黨內也隨之被冷落和有 意避之。除官方正式場合的介紹，幹群之間、同事之間工作交流、人際寒暄時鮮有以“同誌”相稱，曾經“根正苗紅”的“同誌”二字，再也難覓其蹤影。無怪乎有 人調侃，我們黨內的“同誌”都去哪了？
相比於“同誌”一詞的平等樸素莊重，時下黨內稱呼似乎尤顯庸俗，甚至夾雜綠林氣息和封建陋習。譬如“老板”、 “某某總”強調的是權錢地位關係；“大哥”、“老弟”則凸顯了幫派團體的江湖習氣、“部長”、“局長”、“處長”則意味著官場等級差別，甚至對副職官員不 提“副”字都成為大家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黨內稱謂的各種“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其本質還是封建帝王等級思想作怪，為官至上、唯級別至上，用一堵有形 或無形的牆把自己同群眾隔離開，無視《黨章》要求的平等觀念和民主意識，這不僅有損黨的形象，也不利於黨的事業發展。
“同誌”一詞，就其內涵而言，曆 史感頗為濃厚。從“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誌”到“所與交友，必也同誌”，從“所與交友，必也同誌”到“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須努力”，對“同誌”一詞的溯 本求源，是建立在誌趣相同、誌向相同，能夠為共同理想、事業而奮鬥的“中國合夥人”層麵上。依著這個原則，中共“一大”在黨綱中規定：“凡承認本黨黨綱和 政策，並願成為忠實黨員者，經黨員一人介紹，不分性別，不分國籍，均可接收為黨員，成為我們的同誌”。自此，“同誌”一詞開始成為我黨一個專屬名詞。 1959年8月3日，在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周恩來、彭真、楊尚昆等同誌，要求不準稱職務，不準稱老總，“一律稱某某同誌”，並要求從第二天 “就照此改正”過來。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再次指出：“全會重申了毛澤東同誌的一貫主張，黨內一律互稱同誌，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黨員 包括中央領導同誌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
梳理這條曆史的主線，“同誌”一詞能夠最終被我們黨使用，並得到包括毛澤東同誌在內數代黨和國家領導 人的認可，有著其高度的政治色彩和黨性要求。“同誌”一詞，不僅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遷的產物，也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在改革中不斷取得進步的時代 結晶。這個詞的背後，反映了我們黨在艱難中邁進、在困難中奮鬥、在低穀中崛起那種“革命理想高於天”的革命認同感和“魚水情深”的平等博愛理念。
習近 平同誌指出，“黨性是黨員幹部立身、立業、立言、立德的基石，必須在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中不斷增強。要增強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鬥性，使各種方式 的黨內生活都有實質性內容，都能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黨內稱謂是件嚴肅的事，黨內互稱“同誌”既是規矩又是傳統。其根本目的，就是通過對黨員幹部之間稱 謂的改變，落實黨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的精神實質，讓有著共同信念的黨員能夠在這次“反四風”的活動中，更加樹立對理想信念的高度認同感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複興“中國夢”的曆史責任感。 “細節決定成敗”，我們要掃除的“四風”，恰恰是存在於日常工作的細微之處。黨內稱謂這一看起來錐刀之末、片瓦之地的小 事，恰恰體現著黨員幹部的權力觀、地位觀、榮辱觀，關係到領導幹部怎樣認識“為了誰、依靠誰、我是誰”，事關百姓的心中秤、眼中情、胸中敬。
“功崇惟 誌，業廣惟勤，實幹興邦”。黨員幹部之間的稱謂看似小事，實則體現著黨內作風、彰顯著幹群關係、凝結著宗旨意識。當前，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正 在全國如火如荼地進行，其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徹底解決已經存在的“四風”問題，切實加強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如果放任“老板”、“大哥”這類稱謂擴張 與蔓延，就會導致公職人員不講拚搏、不問付出、不求實幹，一味琢磨如何與領導加深感情、通過歪門邪道求提拔。而一旦處在“同誌”一樣溫暖的海洋裏，就能贏 得團隊之心，必然會在黨內形成風清氣正的務實之風，促使領導班子精誠團結、幹部隊伍上下一心，推動形成務實發展的整體合力。
讓我們還“同誌”一詞的本 真，在第二批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把“三嚴三實”落到實處，拆掉官員稱謂這堵牆，讓“同誌”健康而自然地回歸廣大黨員幹部心間，幹群之間、同事之間， 都能親切地叫上一聲“你好，同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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