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黨性vs人性 胡耀邦留下的絕唱
十八大之後，中共全麵貫徹執行鄧小平執政之策，以“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並行不悖，但是被鄧打倒的胡耀邦和被他鎮壓的89民運，雖然過去四分之一世紀，卻昭示著中國的前途和未來。
1987年1月2日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迫遞交了辭職書，在鄧小平的授意之下，中共高層1月10日至15日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生活會”，對胡耀邦進行無情批鬥。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胡耀邦辭去總書記。之後，中央高層又開了一個會，研究對胡耀邦怎麽辦？李鵬發言：“我們一定要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百萬人的聲討大會，聲討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鄧小平說：“耀邦也沒什麽了不起的錯誤，就不要開了。今後就是一個淡化，就不要再提了。” 如果李鵬的意見得逞，89學運很可能提前兩年發生；但是主張“淡化”胡耀邦“錯誤”的鄧小平，卻在兩年之後下令對胡耀邦病逝激發起來的空前規模的學運進行了血腥的軍事鎮壓，並且導致另一名總書記趙紫陽被打倒。這是一段淡化不了、也抹不去的中國當代史。
這段曆史並沒有結束，不但左右著今天的中國政局，而且還要影響著中國未來的變局。
一部曆史也是一部文化
“鄧小平為什麽要打倒你爸爸？”這是今年我直言不諱對胡德華提出的問題。“是兩種文化和信念的不同。鄧小平是救黨，我爸是救民。” 繼承父親讀書思辨家風的胡德華回答的並不籠統，他列舉兩篇文章，一篇是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唐少傑的書評《蘇聯衰亡史的縮影——讀<古拉格：一部曆史>有感》，另一篇是去年去世的中國理論家張顯揚紀念胡耀邦的文章《人本思想和黨文化的分歧》。這兩篇文章都刊登在《炎黃春秋》上。
美國學者安妮•阿普爾鮑姆的《古拉格：一部曆史》，2004年出版後產生了轟動世界的影響，它不僅詳盡記述了“古拉格”自1917年至1986年五十七年興衰的曆史過程，而且揭示蘇聯社會鐵絲網裏邊和鐵絲網外邊並無本質不同，不過是小監獄和大監獄之分，整個蘇聯的曆史，就是由“黨政機關政權”和“特工機關政權”共治並存的專政曆史，“是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出敵人”的曆史。該書記述的“‘古拉格’的囚禁地的日常生活和勞改營運作的總體狀態，這些都相當完整地再現了“古拉格文化”，也就是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民的蘇共的“黨文化”。這部曆史和文化的罪孽，書中有數字統計：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直接經曆過或陷入到“古拉格”生活的總人數不會低於當時蘇聯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達到兩千八百七十萬人。但是從“古拉格”彌漫、擴散到全蘇聯的精神毒氣和心理病變，對人的心靈的吞噬和人格的戕害，超過對生命的關押和處決。
無疑，毛澤東在中國克隆了“蘇聯模式”，在他統治之下的中共政權，也是一部“北大荒”、“夾邊溝”、“提籃監獄”和“秦城”的曆史，更有“大躍進、人民公社、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因為中國人口眾多，被關押和受迫害的人數遠遠高過前蘇聯。從《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立運作十年，中共的黨文化對人的戕害與《古拉格文化》難分伯仲。
1976年毛死，使得中國有了徹底結束共產極權製度的契機，抓住這個契機的是胡耀邦，阻撓胡糾正國家罪錯，延續毛專製的是鄧小平。
胡耀邦最大的功績都是在鄧小平重新掌權之前立下的
毛死後76年—78年的大變革，中共用“撥亂反正”概括。其中抓捕“四人幫”結束文革，是華國鋒為首的一批“文革台上派”葉劍英、汪東興，包括李先念完成的。他們啟用了文革被打倒的“走資派”胡耀邦，胡耀邦在黨校副校長任上，開始領導和推動“真理標準”的討論，在中組部部長任上平反冤假錯案。為“改革開放”進行了思想和組織的準備。胡耀邦之所以能完成這兩項重大的變革，與當時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恢複了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分不開。
4月15日法學家郭道暉在《中國胡耀邦研究會》召集的胡耀邦逝世25周年紀念會上，重新評價了胡耀邦領導的“平反冤假錯案”。郭道暉是朱鎔基的入黨介紹人，２９歲擔任清華大學黨委常委兼宣傳部部長、校刊《新清華》總編輯，被打成“袁永熙反黨右派集團”成員。78年中央55號文件（即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統戰部、公安部、民政部1978年8月25日呈報的《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下發之後，當時清華大學一把手蔣南翔不予執行，不準前校長袁永熙回校工作，袁曾是團中央學生部負責人，胡耀邦“收留”、召回袁永熙去中組部平反辦公室參與平反工作，使得清華“袁永熙反黨右派集團”最終獲得平反。郭道暉說紀念耀邦，不是從個人感情出發。他認為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的意義，至今評價不夠。
郭道暉引用統計資料：獲得平反總數約有4千多萬人；按4口之家計算，株連所及就是1億6、7千萬人。葉劍英講過，單是文革的受害人就上億，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這種冤假錯案之多和對它在短期內一舉全部平反，可謂幾千年中華文化乃至人類曆史上得未嚐有。
郭道暉說：胡耀邦主持的大平反“是中國憲政運動的一次閃光——平反意味著對人性、人道主義的複歸，對人權、民主、法治等基本價值的尊重。特別是責任政治的擔當。這都屬於實行憲政的範疇。”
至今《黨史》二卷，把76—78兩年排斥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外，認為是“兩個凡是”當道，這是十分荒謬的。“打倒四人幫”就是最先破除“兩個凡是”。胡耀邦的“大平反”，同樣“是一次解放思想的運動——是否定‘兩個凡是’的實踐。”郭道暉列舉以下事實進行了論證：胡耀邦決定對’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提出平反，鄧小平說：“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有人大放厥詞：“平毛主席定的案子，矛頭指向誰？”組織部門的人說“這是按毛主席指示辦的，就是把大樓吵塌了，也不能動！”汪東興也放下話：“這是經毛主席親自審閱、批定的案子，誰敢平反！”胡耀邦當時說：“毛主席他老人家做錯了，我們幫他改過來嘛。’”
人本主義與國家責任
胡耀邦是個14、5歲就參加革命的“紅小鬼”，他12歲爬上他讀書的文家市裏仁高級小學的牆頭，聽過毛澤東對秋收起義失敗隊伍的演講，毛提出大家去井岡山，做“革命的山大王”。胡耀邦追隨毛澤東，卻沒有追隨毛當“山大王”的理念。
胡德華告訴我：“我妹問過他，說你為什麽要參加革命？他說他覺得社會不公，他僅僅是認為這個社會不公，他要追求一個公平。當時黨說我要建立一個公平的製度，符合他的理想。抗日戰爭爆發後，黨又提出要施行民主，這些都是他所追求的。但是後來這個黨完全是背離了自己提出的理念，沒有實現自己的諾言，沒有給人民民主，沒有給農民土地，沒有讓工人當主人。”
胡德華還說“毛選第一卷，第一篇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都是從蘇聯斯大林那照搬的。”胡耀邦17歲和譚啟龍在江西根據地一同被打成AB團，被槍斃的頭一天被老上級馮文彬救走。在延安胡耀邦是軍委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對黨內激烈的鬥爭，胡德華說：“誰對誰錯，他心裏是有數的。” 胡德華還列舉廬山會議的例子，胡耀邦是毛澤東點名上廬山的：“上廬山之前，我爸好像回過老家，看到的情況，觸目驚心，他本來也要講彭德懷那些話的，雖然也輪不上他發言，但是他看到的那些情況，覺得應該說這些問題，但是一到廬山一看這架勢，他不敢說了。他不敢說，但是讓他來批評彭德懷，這他做不了，所以他就一直沒發言。所以毛59年以後就對我爸很冷淡。”
36年之後，胡德華是這樣評價父親的：“他是從人本主義的立場和角度出發，認為冤假錯案都是不公正的；而不是從黨派的立場和角度出發，認為共產黨做的錯事就不能糾正，糾正就是損害毛澤東，損害共產黨的形象。”
郭道暉總結：胡耀邦的大平反，無時效限製，也無對象限製，“從文化大革命上溯到土地革命戰爭，直到黨成立初期陳獨秀、瞿秋白的冤案，人無分級別高下，從劉少奇、彭德懷等數十位國家領導人，上百萬黨內外幹部，數千萬工人農民，上百萬的知識分子，40多萬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數萬宗教界人士，數十萬資本家、工商業者，以及華僑和僑眷，台灣同胞和去台人員，歸國人員，十八萬以上的“現行反革命”，數千萬地富反壞及其子女，數十起根據地的冤假錯案，都陸續脫帽、改正……”郭道暉評價這是一場偉大的政治改革，是國家承擔責任，掀掉革命和政權強加到人民身上沉重的政治包袱，是一場偉大的人的解放運動。胡德華也說比林肯解放的黑奴數量多多了。
胡耀邦的絕唱
1971年前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訪問波蘭，在被德國納粹殺害的波蘭人的紀念碑前下跪，開啟了國家領導人承擔國家責任和進行政治道歉的良好開端，因而獲得當年諾貝爾和平獎。胡耀邦1977年開始的“大平反”，時間緊隨其後，但是遇到的阻力是空前的，以鄧小平為首的一批政治老人，自己平反複出都認為理所應當，但是觸及到他們應該負的國家責任，都出來阻檔，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勇氣，還是留下高崗案，和98個右派不予以更正。胡德華說：“父親當時對我們說，要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我們還都不理解。”
中國至今不是一個正常國家，主要是國家責任在大平反之後戛然而止。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35個國家設立了真相委員會，直麵曆史創傷。國家罪錯由國家領導人出麵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已成為文明國家的一種政治道德慣例，包括台灣馬英九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向五十年代“政治受難者”鄭重地三度公開道歉。但在中國依然是“黨文化”大行其道。
前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李銳，為老團中央五位老人撰寫的《胡耀邦傳》三卷寫了“序”，這篇“序”和後兩卷至今不能公開出版，李銳在“序”中摘錄了胡耀邦在1979年6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嚴正表達他對取締民主牆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意見：“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誌點名也好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我奉勸同誌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至今沒有作過檢討。聽說他現在還在絕食。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成為烈士，是人們心中的烈士。”李銳在“序”中問：“我們現在還能在中央的會議上聽到哪個領導人發出這樣的聲音嗎？”
從六四大屠殺，25年再沒有聽到過，那是胡耀邦留在中國的絕唱。餘音未盡，新的冤假錯案又堆積如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