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1860 年以來，北京多發戰事，但古城均未遭到大的破壞，幾次還幸免於戰火。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9 月，北平更名為北京，10 月，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都城。
圍繞行政中心區的設置、城牆的存廢等問題，梁思成等專家展開激烈爭論，最終卻沒能改變古城的命運。
圖為清末前門大街。攝影：山本讚七郎。
在城市建製上，明北京城突破了元代所遵循的“前朝後市”的定製，正陽門周圍以及南至鮮魚口、廊房胡同一帶，形成了大商業區。
圖為清末北京的四合院和城牆。攝影：山本讚七郎
清代北京城基本沿襲了明代的格局，對皇城內規製有所裁撤，將皇城內的大量內廷供奉機構改為民居，同時將內城的衙署、府第、倉庫、草廠也改為民居。將內城劃作滿城，內城成為八旗專屬居住區，令漢人統統遷往外城居住。
圖為清末北京城牆。供圖：華辰影像
北京古城牆已有幾百年的曆史，始創於元代，建成於明代，主要用於軍事防禦。古城牆呈“凸”字形，城牆周長 24 公裏，牆基寬 24 米，牆高 8 米，全部為板築的夯土牆。
圖為被八國聯軍毀壞後的正陽門箭樓。
在 1900 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的過程中，正陽門箭樓和城樓、崇文門箭樓和朝陽門箭樓被毀。他們在天壇圜丘架炮轟擊正陽門，箭樓被毀；印度兵在正陽門城樓內取火，引發火災，城樓被毀。
圖為通火車後的崇文門。
八國聯軍侵華的同年，英國自行將京奉鐵路從永定門延長至正陽門，為此，英國人拆去永定門東側和東便門處城牆，在崇文門甕城開洞。美國兵為乘坐火車方便，拆除部分城牆修建券門通道。
圖為通火車後的崇文門。
圖為 1917 年左右的北京內城角樓。攝影：甘博
北京內城和外城的東、南、西、北四隅分別建有角樓。北京內城角樓為明、清兩代北京內城轉角處的箭樓，簡稱角樓，建成於明正統四年(1439 年)，是城防防禦建築。北京城東南角樓是明代北京城唯一保存至今的角樓。
圖為 1917 年左右的鍾樓地區。攝影：甘博
北京鼓樓和鍾樓都位於地安門外大街上，是老北京中軸線的北端點。鍾鼓樓是擊鼓報時之處，根據明清規製，鍾鼓樓每天兩次鳴鍾，寅時的稱為“亮更”，戌時的稱為“定更”。鍾樓曾被北京防空指揮部作為辦公地，1980 年代後騰退。
圖為攝於 1917 年左右的東四牌樓，於 1954 年被徹底拆除。攝影：甘博
東四牌樓與西四牌樓同時修建於明朝年間，皇城一東一西各有四座，故以“東四牌樓”、“西四牌樓”簡稱之。1953 年，北京市對牌樓作出了規劃，在公園、壇廟之內的可以保下來；大街上的除了成賢街和國子監的 4 座外，全部遷移或拆除。
1918 年 11 月 1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1918 年 11 月 13 日，中國政府將打著恥辱烙印的克林德牌坊遷往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並將坊額改為“公理戰勝”。這座牌坊是 1900 年清政府被迫為被清軍殺死的德國公使克林德而立。
圖為 1920 年代北京東郊民巷美國領事館鳥瞰。東交民巷自 1860 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就逐漸成為各國的使館區。攝影：赫達·莫理循 供圖：華辰影像
北洋政府時期，北京經曆張勳複辟、直奉大戰、“北京政變”等軍政事件，但戰火始終未殃及古城。
1937 年 7 月 29 日，日本侵略軍攻陷北平，從正陽門入城。
日軍計劃在距離北京舊城約 7 公裏的西郊（今五棵鬆一帶）興建日本人的居留民地，稱新市區。後來，日偽政府在北平內城東城牆與西城牆各開一個豁口，稱之為啟明門和長安門。日本投降後，中國人將之更名為建國門和複興門。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北平光複。蔣介石的巨幅畫像掛到了天安門上。
1946 年天安門附近鳥瞰。在這條產生了“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的中軸線上，從前還有一座門。這座門在明代稱大明門，清代稱大清門，民國時改名為中華門，原址在正 陽門北側，現人民英雄紀念碑南邊、毛主席紀念堂一帶。1959 年擴建天安門廣場時，在蘇聯專家的建議下拆除。攝影：Dmitri Kessel
圖為 1946 年的長安左門。攝影：Dmitri Kessel
除了“中華門”被拆之外，在今天天安門的東西兩側，在建國之初還有兩幢明代建築，它們與天安門城樓、中華門共同圍合成了一個“T”字型宮廷廣場。它們就是長安左門與長安右門。但是，這兩個門被認為妨礙了交通和遊行活動而於 1952 年被拆除。
圖為 1946 年，矗立在原址的東牌樓，正麵鐫“孔綏皇祚”，背麵鐫“先天明鏡”。攝影：Dmitri Kessel
在北京皇城之內，北海公園之東，景山之西，有一座明清皇家道觀，名為大高玄殿。大高殿門外有東、西、南三座牌樓，是北京唯一沒有戧杆的牌樓。1955 年 1 月，大高玄殿東西兩座牌樓被拆除。
圖為 1946 年的北平城牆。攝影：Dmitri Kessel
1946 年的前門大街北端。正陽門城樓上掛著蔣介石畫像，跨街的牌樓上掛著“車馬改靠右行”橫幅。
1930 年代推行的“新生活運動”規定車輛都得靠左行駛，而後的東北等日本占領區也采取左行規則，全國的左行規則基本得到統一。但十多年後，又“一律改為靠右行” 了。抗戰期間，汽車多由美國輸入。美國汽車是靠右行駛，因此美國的車輛到中國後，必須對方向盤及燈光進行改裝，這需要大量的費用。抗戰期間的後方和抗戰勝 利之初，一些城市先後駐紮了一定數量的美軍。美軍不習慣中國靠左行駛的規則，頻頻發生軍車交通肇事案。新中國成立以後，繼續維持這一交通規則，沿襲至今。
1949 年 7 月，北平市各界人民紀念七七抗日戰爭十二周年大會，天安門廣場上掛起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在那之前的一天，一名解放軍幹部赴清華園訪問建築學家梁思成，請其繪製北平古建築地圖，以備迫不得已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3 月，北平市建設局對內外城牆進行了察勘。4 月，市建設局令工程總隊修複城牆。
1949 年 7 月，人民解放軍第 208 師指戰員突然接到一份“戰鬥”——去北平急速清理天安門周邊城牆上的雜草和多年堆積的垃圾、維修殘垣斷壁，以迎接開國大典。攝影：孟昭瑞
圖為 1954 年參加北京展覽館工地義務勞動的學生。
建國後，中共領導人聽從蘇聯專家的建議，將行政中心安置於內城，否定了梁思成和陳占祥提出的將行政中心設置在距離舊城以西約 1.5 公裏的三裏河地區（公主墳與月壇之間）“梁陳方案”。北京城開始拆城牆、拆牌樓並大興土木。
1958 年，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民兵。攝影：亨利·卡蒂埃·布勒鬆
圖為 1987 年，正在建設中的東直門立交橋。攝影：郭建設
經曆各個曆史時期，特別是北京地鐵的修建之後，北京的城門隻剩下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德勝門箭樓；角樓隻留下了內城東南角箭樓；城牆隻在崇文門至東南角箭樓之間以及內城西城牆南端殘存了兩端。
“改造”北京
那是 1948 年 12 月 18 日晚，一名解放軍幹部由清華大學政治係主任張奚若帶領赴清華園訪問建築學家梁思成，請其繪製北平古建築地圖，以備迫不得已攻城時保護文物之用。
麵對張奚若帶來的解放軍幹部，梁思成感動得熱淚盈眶。他說想不到共產黨如此珍視文物，竟做了他原來一直擔心而不敢奢求的大事。
一 天前，中共中央軍委向前線部隊發出關於充分注意保護北平工業區及文化古跡的指示：“沙河、清河、海澱、西山等重要文化古跡區，對一切原來管理人員亦是原封 不動，我軍隻派兵保護，派人聯係。尤其注意與清華、燕京等大學的教職學生聯係，和他們共同商量如何在作戰時減少損失。”
分歧之始
1949 年 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3 月，北平市建設局對內外城牆進行了察勘，將城牆的破損情況寫了專題報告。4 月，市建設局令工程總隊修複城牆。
在 1949 年 3 月和 5 月初北平市建設局召開的兩次專家座談會上，梁思成兩次提出利用西郊日本人留下的新市區，這與他後來與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共同提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是同一思路。
西 郊新市區是指日本占領北平後，於 1938 年確定的方案：計劃在距離北京舊城約 7 公裏的西郊（今五棵鬆一帶）興建日本人的居留民地，稱新市區。要旨之一為：保存北平城作為文化、觀光城市。由於舊城內再開發需要相當多的費用，同時中國傳 統住宅的布局和設計無法滿足日本人的生活要求、改造困難，且有損其作為觀光都市的價值等，采納於郊區興建新市區的方案。
1949 年 5 月 22 日，北平市都市計劃委員會成立。會議決定由建設局負責實地測量西郊新市區，同時授權梁思成帶領清華大學營建係全體師生設計西郊新市區草圖。
7 月，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秘密出訪蘇聯，為開國做準備。蘇聯選派 220 位專家到中國幫助工作，是這次會談的成果之一。9 月 16 日，蘇聯市政專家小組來到北平，幫助研究北平的市政建設。在“一邊倒”的旗幟之下，這些蘇聯專家被授予絕對的權威。
10 月 1 日下午 3 時，梁思成應邀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蘇聯專家也在被邀請之列。就在天安門城樓上，蘇聯專家對北京的規劃建設提出意見。他們指著從城樓上清晰可見 的東長安街南側的東交民巷操場，提出在那裏建設政府辦公大樓，並開始對北京城的改造。而在 7 個月前，梁思成已與許多中國學者共同阻止了人民日報社占用這塊空地建設辦公樓的計劃，並提出應將其辟為公園綠地。
分歧顯然已經開始了。
這一天，同樣是在天安門城樓，剛剛被任命為政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向梁思成提出了改建天安門廣場的設想。
後來的事實表明，梁思成是不讚成對天安門廣場進行大規模改造，並由此開始對這個文化古都進行大規模拆除重建的。
登上城樓之前，梁思成已隱約感到了這個城市可能出現的變化。9 月 19 日，他致信北平市市長聶榮臻，提出首都建設必須“慎始”。
與蘇聯專家的較量
蘇聯專家把“斯大林的城市規劃原則”帶到這個文化古都。其內容一是“變消費城市為生產城市”，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首都必須是全國的大工業基地”。
在聶榮臻市長的主持下，1949 年 11 月北京市在六部口市政府大樓召開城市規劃會議，梁思成、陳占祥等中國專家、北京市各部門領導和蘇聯專家到會，蘇聯專家巴蘭尼克夫作《關於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問題的報告》，蘇聯專家團提出《關於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議》。
蘇聯專家對建設西郊新市區的設想予以反駁，指出這是不經濟的，是“放棄新建和整頓原有的城市”。蘇聯市政專家組組長阿布拉莫夫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毛澤東認為政府機關應該在城內。這位蘇聯人還提出，建設新市區“就是承認市內 130 萬的人口對政府是沒有益處的”。
梁思成、陳占祥陷入了孤立。
這次會議之後，1949 年 12 月 19 日，北京市建設局局長曹言行、副局長趙鵬飛提出《對於北京市將來發展計劃的意見》，表示“完全同意蘇聯專家的意見”。
“梁陳方案”
梁思成、陳占祥感到，必須立即拿出一個具體的方案，闡明自己的觀點。
1950 年 2 月，著名的“梁陳方案”，即梁思成、陳占祥《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完成了，梁思成自費刊印，報送有關領導。這份建議書長達 2.5 萬字。
梁 思成接受陳占祥的建議，將行政中心區位置從舊城以西約 7 公裏的五棵鬆“新市區”，東移至舊城以西約 1.5 公裏的三裏河地區（公主墳與月壇之間）。《建議》指出，在這裏建設行政中心區，是根據“大北京市區全麵計劃原則”出發的，是“增加建設、疏散人口的措 施”，是“保全北京舊城中心的文物環境，同時也是避免新行政區本身不利”的“新舊兩全的安排”。
但由於後來的複雜境況，梁、陳二位的“大北京計劃”一直無法著手進行。
不久後，梁思成與陳占祥的建議被一些人指責為與蘇聯專家“分庭抗禮”，與“一邊倒”方針“背道而馳”。最嚴重的指責是他們設計的新行政中心“企圖否定”天安門作為全國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毛澤東肯定了蘇聯專家的建設意見。
1950 年 8 月，彭真在北京市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北京一解放，我們就必須把這個城市由消費城市變為生產城市，從舊有落後的城市變成現代化的城市。”
對於這一係列的決定，梁思成不甚理解。他在晚年回憶道：“當我聽說毛主席指示要‘將消費城市改變成生產的城市’，還說‘從天安門上望出去，要看到到處都是煙囪時’，思想上抵觸情緒極重。我想，那麽大一個中國，為什麽一定要在北京這一點點城框框裏搞工業呢？”
城牆的最後拆除
就在梁思成為“梁陳方案”奔走的時候，已拱衛北京五百多年的明城牆正麵對存與毀的抉擇。
對於北京城牆，“梁陳方案”做出這樣的設想：“今日這一道城牆已是個曆史文物藝術的點綴……城牆上麵是極好的人民公園，是可以散步，乘涼，讀書，閱報，眺望的地方。（並且是中國傳統的習慣。）底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開辟城門。”
然而，梁思成未能阻止拆除者的腳步。
從 1952 年開始，北京外城城牆被陸續拆除，辦法是組織市民義務勞動，或動員各單位拆牆取磚取土。1953 年 8 月 12 日，毛澤東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說：“拆除城牆這些大問題，就是經中央決定，由政府執行的。”
1953 年，北京市對牌樓作出了保、遷、拆三種處理方式，即在公園、壇廟之內的可以保下來；大街上的除了成賢街和國子監的4座外，全部遷移或拆除。
拆除曆代帝王廟的牌樓，梁思成痛哭了好幾天。毛澤東定了這樣的調子：“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北京城牆的拆除，經曆了一個較長的過程。20 世紀 50 年代，外城城牆被徹底拆除。“大躍進”結束之後，全長 39.75 公裏的北京城牆的狀況，正如北京市規劃局鄭祖武所言，“外城拆完了，內城剩下了一半”。
在 大躍進潮流中，先進單位的“事跡”是把城牆進行了“廢物利用”。1960 年 8 月 17 日，《人民日報》刊登報道，稱讚北京宣武鋼鐵廠“克勤克儉加速生產發展”，“這個擁有九座小高爐和四座轉爐、電爐的鋼鐵廠，是 1958 年用城牆上的舊磚，在一個野草叢生的葦塘上興建起來的。”
1965 年修北京地鐵，內城城牆開始被連根挖掉。由於工期緊，拆除城牆、城樓的主要任務就由鐵道兵承擔。
經曆各個曆史時期，特別是北京地鐵的修建之後，北京的城門隻剩下了“一對半”，“一對”即正陽門城樓和箭樓，“半”即德勝門箭樓；角樓隻留下了內城東南角箭樓；城牆隻在崇文門至東南角箭樓之間以及內城西城牆南端殘存了兩端。這兩段城牆和內城東南角箭樓，是因為地鐵拐彎而得以留存。
與城牆一道遭殃的是護城河。在修建地鐵的同時，內城東側、西側和南側的護城河被蓋了板、修成暗溝。
梁思成呢？他被“文革”的風暴打倒了。
在生命的最後旅程裏，梁思成回想起 1950 年他與陳占祥提出的“梁陳方案”，對後來的妻子林洙說：“我至今不認為我當初對北京規劃的方案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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