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戰又要進入一個新的高峰。
大約四年前，我曾經提出中國人應當在匯率理論上有所建樹，從而在與美國人的匯率保衛戰忠有理論的武器。
現在美國人隻能拿貿易赤字說事兒，但是貿易赤字的原因很多，匯率隻是其中之一，而針對中美貿易來說，完全沒有證據說明是匯率所致。比如美國的貿易限製，使得美國的許多商品不能進入中國。這是美國的不開放，不是中國的壁壘。隻要有這個貿易壁壘，赤字就難以消除。而對美國來說，軍備擴張，以財政赤字支持軍備擴張，掏空的民用工業，使得美國在國際市場上失去了競爭力，在菜市美國貿易赤字的根本原因。比如美國與加拿大的貿易，應當不存在匯率問題吧？加元兌美元匯率從十年前的0.7左右一度上升到1.0以上，現在還在0.9 ，但是兩國之間的逆差一以貫之，是年年月月如此。我查過十幾年的貿易記錄，月月如此。我們的美國朋友是該反省了。否則，長此以往誰都幫不了美國。
為保衛中國的人民幣，中國還需要理論的突破。現在的匯率理論還很薄弱，還沒有一個可信的站得住腳的理論來解釋匯率。我們還僅僅隻能把匯率交給市場。但是市場也是有傾向性有盲目性的。我記憶最深刻的是1985年，美元對德國馬克從年初近於一比三，一路上升，到年中達到3.2。人們一直希望市場能自動糾正這個匯率，但是市場就是不買這個賬，最後還是七國財長會議決定采取措施，才解決了。這件事給我很深的印象。明明所有的人都明白匯率已經不正常，但是它還是要向錯誤的方向走。這個市場的盲目性，即使是在國際貨幣匯率這個最公開的市場上也還是無法避免。更何況主觀操控貨幣的大有人在。美國政府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我認為，貨幣既然是財富的尺度，我們應當能夠找到一個度量匯率的客觀的標準。在金本位時代，這把尺子就是黃金。但是隨著生產的發展，金本位顯然不適用了。不再有一個單項的產品可以承擔這個使命。但是我們應當相信，在不同國家既然貨幣都是本國的財富的度量，那麽他們之間必有客觀的可以計算的對應關係。尤其是向中國和美國這樣的大國，他們之間有許多產品是雙方都能生產的。任何一個單項的產品，可能在兩國之間價格相差很遠，但是如果我們把他們之間能夠生產的主要產品，具有可比性的產品的集合分辨用美元和人民幣計價，他們的比值就應當是匯率的“期望值”。這個期望值，就是匯率應當在它附近波動。如果偏離太遠就是錯誤的。由於經濟活動涉及到人的欲望等等非經濟的因素，所以這個理論不可能像物理定律那樣準確無誤，比如說多個國家的匯率用這個共識去計算肯定會有矛盾。我們可以把多國匯率的差別當做係統誤差來看待。
這個公式與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的公式在表麵上幾乎一模一樣。我在多維博客發表這個假設的時候有一位朋友問我這個假設與PPP有什麽關係？我感到這是一個好問題。但是當時我對PPP簡直可以說一無所知。我跟經濟學界也從無瓜葛，於是不得不在在黑暗之中摸索。我現在可以說，這個假設與PPP的出發點不同。PPP關心的是對於消費者來說，貨幣的價值。而不是從財富的創造度量的觀點來看問題。從技術上所，PPP用的是消費端的價格，我的假設用的是生產端或者大宗批發的價格。這兩者的差別在於商品分銷的成本。PPP有一個統一價格假設（One price law）是說，在不計銷售成本的條件下任何產品在任何地方都應當有一樣的價格。但是當商品到了消費者手中的時候，這個transaction cost是不能忽略不計的，尤其是在不同的國家，這個成本相差太大。比如說在中國的超市售貨員可能一個月是兩千人民幣吧，而在美國大概至少也得兩千美元。這不是因為美國的售貨員的做的工作比中國的多，而是因為美國的生活成本高。這個巨大的成本癱在PPP裏，就使得統一價格定律不在成立。於是PPP不在能夠成為貨幣價值的判據。而我的方法，采用大宗商品的批發價，或者出廠價，或者，如果從貿易的角度采用離岸價，都更能反映貨幣作為財富度量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