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宏觀經濟的變化，牽動著整個市場。但對於增長前景，卻有著冰火兩重天的預判，樂觀者認為還能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高速增長，悲觀派卻認為國內外環境都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蘊含著極高風險甚至可能崩盤。
對於經濟前景和改革動向，中銀國際執行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向南方周末記者講述了他的判斷。
30年來從沒見過這麽長時間的下滑
南方周末：對於中國經濟的增長前景，現在有樂觀和悲觀兩派，樂觀派估計中國還能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高速增長，悲觀派認為國內外因素都有很大不確定性，土地財政、地方債、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內部哪個環節出問題都可能對經濟形成大的衝擊。你怎麽看？
曹遠征：從理論上講，經濟學處理經濟問題有三個角度，即經濟波動、經濟增長及收入分配。如果從經濟波動也就是周期角度觀察經濟，可以看到，從2010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開始下滑，至今已下滑了12個季度。我做了三十多年宏觀經濟研究，沒見過下滑的時間如此之長，超出預期。2013年全年經濟增長隻有7.7%，為1999年以來最低。超出預期意味著經濟下行不僅僅是周期性的波動變化，它在周期性變化的背後一定有更深刻的趨勢性變化，即經濟增長的結構性變化。因此，從結構入手，在趨勢性變化的基礎上討論短期經濟波動變得十分重要。否則，樂觀和悲觀都無從談起。因為那隻能說明一時，並不能說明趨勢。
從經濟增長的角度，回顧中國經濟增長20年的運行軌跡。可以看到，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走上了一條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道路，出口引領著國民經濟增長，突出表現在出口與投資的關係上，不是出口增長帶動民間投資，就是出口下降逼迫政府擴大投資。於是投資增長推動了經濟增長，投資的波動導致了經濟的波動，形成了經濟周期。但更為重要的是投資並非是拉動經濟增長的獨立自變量，而是依附於外需的因變量。
當出口的好壞變成了判斷短期經濟走勢的最重要指標，這個過程中，長期增長反而不受重視，宏觀經濟政策被迫鎖定於出口波動上，以刺激或者控製投資作為應對波動的手段，而使用的工具主要依賴於國有部門的投資。這是中國經濟既定結構下的規律性短期宏觀經濟波動現象。
這個現象說明了兩點：第一，中國經濟結構中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事實上“十一五”規劃的22項指標中，有三項與服務業相關的指標沒有完成（服務業增加值和就業比重、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第二，中國的工業又是出口導向型的，進出口的規模曾一度達到GDP總額的70%。高度外向工業對世界經濟波動非常敏感。
如果中國經濟結構不發生深刻轉變，上述規律會一直發揮支配作用，就沒有長期增長的潛力。所以“十二五”規劃提出來調結構，重點發展服務業，擴大內需、擴大消費等。
南方周末：但調結構這句話是老生常談了，“九五”計劃就提出調結構，提“兩個轉變”，即經濟運行方式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變成集約式。十多年過去了，似乎沒有發生什麽變化，這次會真的有變化嗎？
曹遠征：我認為會。原因不在於政府的號召，而在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在發生變化。
我認為有四大因素：第一，世界經濟低速增長，意味著出口導向必須轉向擴大內需。我們現在看到的溫州中小企業倒閉現象，表麵是融資難問題，核心問題是訂單沒有了，沒訂單借的錢就還不上，沒良心的就跑路了，有良心的跳樓了。這反映的是世界經濟可能長期低迷，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黃金時期可能已經過去了。這個因素和過去30年有重大的不同。
第二，勞動力成本提高，農村剩餘勞動力不再充裕。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從1993年起在中國大規模發生，形成了低端製造業的世界工廠地位。20年以後，45歲以下的農民工一半以上已經進入非農部門，過了這個臨界點，就意味著農村勞動力不再充沛，工資水平就會大幅上漲。過去幾年中國最低工資水平大幅上升，有意思的是西部上漲的比東部還要快。這意味著從勞動力成本來講，產業不大可能從東部轉移到西部。
中國經濟增長的下一步挑戰，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不是大規模投入勞動力。這個挑戰是深刻的，衝擊將是全麵的。提高勞動生產率是所有民企的難題，這跟過去30年是不一樣的。
第三，人口結構的變化。對人口變化我們始終估計不足，包括我自己，到現在我們還不能全然理解它的含義，但已經可見端倪。兩年前，我們一般估計總和生育率在1.8左右，2011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很細，根據那次數據，我推算的結果是1.4-1.5之間，還有人算得更低。這個數據有哪些含義呢，至少有三個：
其一，如果這個數據是1.8，那麽中國的人口高峰值將是16億左右，發生在2030年；如果是1.4-1.5，人口高峰隻有14億，發生在2025-2027年左右；其二，如果是1.8，那麽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即64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10%的時間，將在2020年；如果是1.4-1.5，那麽中國現在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2020年中國的退休人口將達到20%；其三，如果是1.4，就業壓力緩解。事實上這已經發生了，2012年新進入市場的勞動力第一次下降0.6%，345萬人。這是個革命性的變化。
第四，資源耗費型、環境汙染型經濟增長已經玩不下去了。2012年中國石油進口依存度已達58%，隨著居民消費升級，工業化城鎮化推進，石油消費還將快速增加，而全球能源供應日趨緊張。土地資源也緊張，2011年，中國人均耕地麵積僅為1.35畝，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環境問題形勢嚴峻，大城市頻現霧霾天氣。這些現實在迫使轉變經濟結構，代價會非常大。
中國經濟必然而且已經進入新階段了，新階段就是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告別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下到這個台階之後能否站住腳，並持續平穩地增長相當長的時間，這是個挑戰，有賴於結構的調整，結構調整必須依賴改革。
重新設計財稅體製極端重要
南方周末：在經濟改革方麵，我們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將財稅體製改革和金融改革作為了重點，你認為這個選擇是否正確？
曹遠征：重新設計財稅體製是極端重要的。三中全會的重大舉措，是重新確定中央、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1994年我也參與了分稅製設計，當時我們知道事權劃分的重要性，但沒有辦法劃清楚，有幾方麵原因：一是當時討論財政製度與國家組織形式相關，國家組織形式分為聯邦製和集中製兩種。聯邦製有一個前提條件——各州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一致。前蘇聯和南斯拉夫之所以崩潰，最大的原因也是各民族、各加盟共和國之間貧富不均。中國也存在這問題，聯邦是各掃門前雪，但我們的欠發達地區怎麽辦，隻有中央政府才能抽肥補瘦。第二個原因是當時中央財政沒有錢，要向地方借錢，連軍隊都養不起。所以當時不能討論事權劃分問題，隻能集中財力。
如果從這個目標來看，那次改革是極其成功的。但19年以後情況完全不一樣了，政府太有錢了，中央政府太有錢了。這時候財稅改革怎麽改，按照事權和財權一致有兩種思路，要麽把事權跟財權匹配，要麽把財權跟事權匹配。我個人認為，前一種思路是對的。因為不改變地方事權而給予其相應財力，在中國做不到，一個核心的原因是我們的稅製是間接稅為主，增值稅是全國統一征收的，改成直接稅的話，主要是所得稅，它的征收成本極其高，征稅方法非常複雜。而中國人交易不開發票，沒有銀行記錄，多是現金交易。我們現在也在征個人所得稅，但基本是人頭稅，不是國外真正意義上的與贍養人口和家庭負擔相關的家庭所得稅。西方那套征稅製度在亞洲社會很難複製，技術條件不成熟所以改不了直接稅，而增值稅是根本放不到地方去的。
除了技術上，邏輯上也應該是前一種方案。我們天天講公共服務均等化，怎麽均等化，隻有中央才能均等起來。所以改革的方向應該是事權的上收，而不是財權的下放。
南方周末：對地方政府來說，這次財稅改革之後，財源和稅種是什麽？備受關注的地方債問題是否能得到化解？
曹遠征：全世界通行的地方政府的財源，一是財產稅，主要是房產稅，二是消費稅。這兩個稅的開征不僅是對財政收入有意義，而且對社會公平有意義，有利於防止貧富差距的代際遺傳。消費稅也有必要，現在地方政府的行為是投資導向，因為稅種全部是生產性的，所以它壓低地價把企業吸引過來，把住宅價格弄得很高，改為消費稅後有個導向作用，地方政府的行為就轉移到改善生活消費環境，吸引更多人來消費。
地方債問題很重要，也很不重要。很重要是因為這是個財政體製問題；不重要是說這個問題在嚴肅財政紀律的前提下是可以解決的。解決地方債問題的辦法，一是嚴肅財政紀律，重新劃分事權；二是把負債與財政剝離，地方融資平台企業化，變成企業負債；三是真正的財政債展期，資產證券化，用長期債券市場發展來替代現有地方債。允許發地方債的好處是至少要經過市場檢驗能否賣得出去。
上海是個池子，前海是個管道
南方周末：你對上海自貿區評價很高且寄予厚望，為什麽？它對於深化改革和中國經濟的升級有何重大意義？
曹遠征：上海自貿區的全稱是“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請注意中國二字，這意味著這個自貿區是獨一無二的，上海是人民幣的本幣中心，是金融市場，其他自貿區不具有上海這樣的開放性。上海自貿區要做的是兩件事，一是負麵清單，就是政府不禁止的即可從事；二是準入性國民待遇，即除國民待遇以外，不再設任何限製條件，沒有任何歧視。負麵清單現在看起來還是很長，但它是管理模式和思路的重大變化，過去是正麵清單、審批許可製，而且負麵清單動態管理，將來會越變越短。準入性國民待遇是說準入前不能有任何障礙，過去辦事情有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各部門都有前置性許可權和自由裁量權，現在都沒有了。
它的意義有三點，第一，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現在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太多了，一是對價格的幹預，不僅是價格管製，而且直接參與價格形成，比如利率和匯率；二是政府通過國有企業直接占有資源；三是通過審批製幹預市場。自貿區的革命性變化就在於，除了禁止的以外，其他就不用審批了，這是政府職能很重要的一個轉變。
第二，利於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的核心是金融業，金融開放、利率市場化，將為服務業的發展提供空間。1984年時，有人把深圳罵得一塌糊塗，說深圳除了一麵五星紅旗其他都不是中國的，當時我們說深圳開放做了三件事：引進資金、引進技術、引進管理經驗。我想特別強調管理經驗的重要性，我們通過開放來知道金融業應該怎麽做、怎麽發展，通過服務貿易開放來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中國的服務業向更高層次發展。
第三，更為重要的是，與國際接軌。我們正在進行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談判，它與WTO有什麽不同？WTO是個邊境之間的事，涉及的是關稅和各種非關稅貿易壁壘，而TPP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是深入到境內，與很多國內政策相關。比如競爭中立，政府不能袒護市場的一方，國有企業為什麽不分紅，不分紅就意味著對別的企業的歧視，這叫競爭不中立。又比如它有很高的勞工保護要求，核心是勞資談判，那麽要建立獨立工會製度。拋開意識形態和政治利益，這是新標準。當年加入WTO時，我們與國際規則接軌廢除了2700個條例，如果中國“第二次入世”加入TPP和TTIP，那還得廢除多少規定？
南方周末：上海將建立第一個全自動跨境人民幣雙向資金池，你認為上海自貿區將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試驗場，為什麽？
曹遠征：人民幣從2009年實行跨境貿易結算之後，到現在大概占了對華貿易的14%左右，是全球第二大貿易貨幣和第九大支付貨幣，形成了香港、新加坡和倫敦三個離岸中心。
由於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我們突然發現一個變化，就是人民幣全麵可兌換的條件變了。按IMF的標準資本項下一共43個科目，中國隻有三個資本行為主體科目還沒有可兌換：外商投資審批FDI；中國居民（包括企業）不得對外負債；中國資本市場尤其二級市場不對外資開放。這是最重要的三個科目，但這三個科目在發生變化，FDI依然還要審批，但外商投資如果用人民幣投資的話是鼓勵的；中國居民可以對外以人民幣負債，跨境人民幣貸款；中國債券市場對三類外資機構用人民幣投資是開放的，股票市場也有RQFII，這表明，資本項下最重要的三個管製科目人民幣是通的。資本項下本幣開放，隻不過本幣和外幣目前還不可兌換。
過去本幣可兌換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傳統難題，因為本幣可兌換，外資可以自由進出，一旦外資大幅流出，就會造成金融和經濟困難。這就是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於是資本管製成為不得已的選擇。目前，人民幣的跨境使用，使國際資本可以以本幣流動，部分解決了經濟全球化中資本流動問題，與此同時，由於本幣和外幣還不可兌換，又能克服外資以外幣形式頻繁流動帶來的衝擊。這為上海自貿區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
上海是一個人民幣市場，一個在區內注冊的企業的人民幣額度可以流到內地，你突然發現過去是外匯管製並且是按用途管製的，現在盡管有外匯管製，但本幣可以流動，並且不管製用途，隻有額度管製。
本幣流動帶來的經濟效果是匯率自由化，匯率自由化一定會傳導到利率上，推動利率市場化，匯率自由化和利率市場化的結果是形成各種各樣的金融產品體係。因此上海是個本幣中心，上海和前海不同在於上海是個池子，前海是個管道。上海具有定價能力，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涵義就是成為人民幣定價中心。
隨著上海人民幣定價中心能力的逐漸提高，就逐漸奠定了本外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條件。事實上，資本項目可兌換就是將上述提到的關於資本行為主體的三個科目中外幣的使用條件向現行人民幣使用條件靠攏的並軌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銀行關於支持自貿區的三十條恰恰是開啟了這一過程。現在人民幣隻是雙邊貿易的結算貨幣，最重要的國際貨幣不僅是多邊貿易結算工具，而且是多邊的投融資工具和儲備工具，將來其他國家之間不僅貿易結算用人民幣，而且國際金融市場上以人民幣進行投融資活動，並且人民幣開始廣泛地進入非居民的資產負債表，成為非居民的儲備工具，人民幣才算真正的國際化。
這樣一來，上海會成為有舉足輕重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我認為上海將是中國的紐約，是人民幣定價中心；香港是中國的倫敦，多幣種交易中心。上海和香港都是對世界經濟有重要貢獻的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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