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標題，套用了一部曆史著作的書名。它的作者，是研究納粹大屠殺的美國曆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人類曆史上最可怕的暴行之一。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種族清洗屠殺了近600萬猶太人。二戰之後，納粹大屠殺否認派漸漸浮出水麵。大衛•歐文是納粹大屠殺否認派最重要的成員之一，他說：希特勒1943年前對屠殺猶太人一無所知；奧斯威辛集中營和集中營的毒氣室、焚屍爐，是波蘭政府為了吸引遊客而在戰後興建的。
1989年，歐文在奧地利發表演講，公開否認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根據奧地利法律，公開發表 “開脫、否認或正當化納粹大屠殺曆史”的言論是犯罪行為，奧地利當局隨即發出了對歐文的通緝令。
1992年，因為歐文公然聲稱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納粹毒氣室是“騙局”，德國法院判處歐文6000美元罰款。
1993年，企鵝出版社出版了利普斯塔特教授的著作《否認大屠殺——對真相與記憶的挑釁》。在這本書中，利普斯塔特博士稱歐文是“否認大屠殺的最危險的代言人”。
1994年，歐文在英國起訴黛博拉•利普斯塔特和企鵝出版社。
2000年，倫敦高等法院判決歐文敗訴。
2014年2月，在接受《開放》雜誌采訪時，《文革受難者》的作者王友琴，第一次提到“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她說：“在過去的十年裏，宋彬彬一直相當積極地否任文革中的迫害和殺戮。她是紅衛兵中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
“紅衛兵”是“毛主席的紅色衛兵”的縮寫。1966年5月29日，中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在清華附中成立。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文化大革命宣言，紅衛兵組織擴展到別的中學和大學。這一時期的紅衛兵基本上都是高幹子弟，他們口號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1966年8月1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並寫信支持清華附中紅衛兵。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在校園被紅衛兵虐殺，拉開了紅衛兵群體虐殺的序幕。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被虐殺的第13天，毛澤東接見了首次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亮相的紅衛兵。宋彬彬登上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沾染著卞仲耘鮮血的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袖章。毛澤東與宋彬彬對話中的“要武嘛”，是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群體虐殺的公開肯定，也是對全國範圍大規模、群體性虐殺的煽動。宋彬彬給毛澤東戴紅衛兵袖章的形象定格在曆史的底片上，宋彬彬本人從此成為紅衛兵虐殺的標誌符號。
虐殺，就是將人以殘酷的方式殺死。虐殺不僅剝奪人的生命，而且在剝奪生命的同時，給人施加人類難以承受的肉體痛苦，從而摧毀人的精神，剝奪生命的尊嚴。1966年8月5日，卞仲耘在校園裏被毆打、折磨四個小時。紅衛兵罰她下跪、往她頭上澆墨汁，強迫她挑土“勞改”，逼她說“我是牛鬼蛇神”；他們用帶釘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打她，用壘球棒打她，用跳欄的橫檔打她，用皮靴踢她，直到她瞳孔沒有反應了還在她身上蓋報紙，壓竹掃帚。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卞仲耘想到了什麽？被自己的學生淩辱和被自己的同類拋棄的痛苦，是肉體瞬間消逝痛苦的多少倍？而虐殺在周圍的人心中所產生的恐懼，又是子彈穿過心髒的多少倍？
1966年8月18日之後，大批無辜的中國人像卞仲耘一樣被紅衛兵虐殺。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的張輔仁和張福臻老師，被打的身體不再動彈，紅衛兵為了試試他們是否死了，先是拿冷水澆，後來用開水燙。北京半導體研究所的工友李叢貞，因為勸阻毆打朱廣相醫生的紅衛兵，被綁在柱子上用銅扣皮帶猛抽，直至李叢貞失去知覺，為了試試李叢貞是死是活，紅衛兵用一把大砍刀劈了他的肩膀。在東城區東廠胡同，70多歲的左大娘和50多歲的馬大娘先後被紅衛兵“綁在葡萄架子上，用帶有銅扣的軍用皮帶抽打”，後來倆人都被用開水多次澆頭燙死。
紅衛兵對文革事實的“否認派”所否認的，就是文革中紅衛兵大規模、群體性虐殺的事實真相。我認為，其全稱可以叫做“文革虐殺否認派”。它包括“紅衛兵虐殺否認派”和“毛澤東虐殺責任否認派”。
他們否認虐殺的方式，有這樣幾個方麵：
一， 否認1966年夏天的文革受難者死於大規模、群體性虐殺的事實。
宋彬彬“團隊”的重要人物葉維麗（她也在2014年3月13日《南方周末》的報道中），在Carma Hinton拍的紀錄片《八九點鍾的太陽》中，聲稱卞仲耘死於高血壓和心髒病。葉維麗是師大女附中紅衛兵，也是宋彬彬獻給毛澤東的紅衛兵袖章的設計者之一。Carma Hinton 並非不熟悉文革的人，她1949年在中國出生，在北京長大。文革中她的母親是“外國專家”中的積極分子，她給毛澤東的信曾得到毛的批示。她的父親Williom Hinton，中文名字“韓丁”，文革中從美國訪問中國，與高層領導人見麵的照片發表在《人民日報》顯著位置。 Carma Hinton二十多歲時才離開中國到美國。她的紀錄片中有北京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出現，其中就有宋彬彬和葉維麗。在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書裏，記載有這五所中學的紅衛兵在1966年打死的九名受難者。對此，《八九點鍾的太陽》根本不提。因為，如果提到紅衛兵打死受難者，電影的標題就無法成立。
清華附中紅衛兵初三某班紅衛兵核心小組組長卜偉華，則在《記憶》電子刊物第十期上2008年斷然否認該校三名在1966年8月“自殺”的人是因為受到紅衛兵迫害和虐待“自殺”。三人中的一名在被紅衛兵關押和“鬥爭”一個星期後，逃出校園臥軌，被行進中的火車推出軌道，身體嚴重受傷，並且失去了三個手指，卜偉華卻說她隻“受了輕傷”，“自殺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另外一名在紅衛兵安排好“鬥爭”她的一天前服毒自殺，卜偉華說，那是因為她“生性內向”和“憂鬱症”。
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中說到，清華附中紅衛兵最早使用“紅五類子弟”和“黑五類子弟”。對此，卜偉華不加論證，稱之為“不實之詞”。他否認校園裏發生的殘酷暴行，對紅衛兵給受害人造成的痛苦無動於衷。卜偉華行文傲慢無理，而且透著殘忍。
2. 否認毛澤東及其同僚在文革虐殺上的責任。
在《南方周刊》對宋彬彬的專訪中，宋彬彬說：
2002年，我美國朋友告訴我，現在出了一本書，提到了“宋要武”。這本書是在美國和歐洲所有大學和圖書館裏都有的參考書，是本嚴肅的學術著作。作序的蘇珊•布魯奈爾是法國一個很有名的性別學者，她專門挑了其中一篇文章為分析對象，在序裏明確說宋要武是紅衛兵負責人，“八五”那天打死了校長，然後“八一八”上了天安門，她爸爸就得到了提升，成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我的美國朋友正好認識那篇文章的作者艾米麗，問她，你去調查過沒有？她承認說沒有調查，就是相信了王友琴的文章。
筆者給“艾米麗”（Emily Honig，加州大學Santa Cruz分校）打了電話、寫了電郵。“艾米麗”不承認她對王友琴關於宋彬彬及其父親做過這些評論。也就是說，在這件事情上，宋彬彬說了謊。事實上，即使“艾米麗”真的說過，也不能證明王友琴寫的不是事實。
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後，北京紅衛兵每日殺人數字，很快從一位數變成兩位數，直至三位數。 《文革受難者》的第224頁有一個圖表，上麵是1966年8、9月間北京市每日被打死人數。這些數字每日由北京的有關單位上報中央。紅衛兵殺人在當時被稱為「戰果累累」。因為王友琴的書裏記載了這些事實，李紅雲和羅治在《南方周末》報道中，指責王友琴對宋彬彬“一直揪住不放”。
他們還抱怨為什麽王友琴不提劉進。王友琴並非沒有提劉進。隻不過，劉進不是紅衛兵虐殺的符號人物，而王友琴不可能給每個紅衛兵頭頭同樣的篇幅。在卞仲耘被虐殺事件上的責任，劉進跟宋彬彬一樣大。劉進也是活躍的否認派。她說自己的父親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事實上，1966年5月，她的父親，高教部副部長劉仰嶠，和康生的妻子曹軼歐一起到北京大學發動聶元梓寫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這說明，劉仰嶠當時是文革紅人。文革後，劉仰嶠揭發了康生和曹軼歐，處罰隻是降職使用。聶元梓的大字報向全國廣播的第二天上午，劉進和宋彬彬就貼出了師大女附中第一張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後果之一，是全國大學停課五年，中學停課兩年。如此長時間停課，在現代曆史上絕無僅有，與國於民，損失巨大。這樣的事實，不是宋彬彬借助兩個外國教授（其實二人都是美國人，宋彬彬誤以為其中一個是法國人。）就可以否認得了的。劉進不能以“父親在文革中受過衝擊”來洗脫自己在紅衛兵虐殺中的責任。
2014年2月28日，印紅標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毛澤東對文革武鬥的責任主要是放縱》。“毛澤東對文革武鬥的責任主要是放縱”？是印紅標不懂放縱這個詞的意思，還是印紅標不知道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公開煽動“要武”？不過，還沒等到讀完，我就找到了答案。在文章結尾，印紅標寫道：“不能抓住一個“宋要武”的符號，忽視曆史事實，文章寫得再尖刻，也難於麵對史實的拷問。嚴肅的文革批判，理應擯棄概念化、簡單化的套路。”
難於麵對史實的拷問的，不正是以“嚴肅的文革批判”為借口，為“宋要武”開脫的印紅標嗎？難道宋彬彬和劉進不是紅衛兵的負責人嗎？難道宋彬彬的責任僅僅是“沒有保護好“校領導嗎？難道1966年8月5號卞仲耘、胡誌濤、劉致平校長和梅樹民、汪玉冰主任跪在操場高台上被打的時候，宋彬彬沒有說“煞煞他們的威風也好”嗎？（師大女附中學生陶洛誦2007年證詞》）王友琴展開的正是“嚴肅的文革批判”，宋彬彬對文革中自己的作為哪怕有兩分悔悟、三分歉疚，她還能糾集《記憶》和《南方周末》，以十幾萬的文字去對付王友琴不過兩萬字的《卞仲耘之死》嗎？宋彬彬表現得仿佛自己是天下第一個受到委屈的人。在她的眼裏，自己的生命仍然比卞仲耘的生命、比中國受難者的生命更高一等。劉進那句“死了就死了”，早已進入他們的骨髓！
3. 否認紅衛兵組織和紅衛兵個人在文革虐殺上的責任。
“文革虐殺否認派”創造了女附中1966年8月5日“權力真空”理論。
《記憶》47期宋彬彬、劉進、葉維麗等人的對話錄與47期其他文章，都以女附中在1966年8月5日存在權力真空為理由，強調紅衛兵和宋彬彬對卞仲耘之死沒有責任。但是，他們不能否認，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長被打死時，宋彬彬和劉進有他們的辦公室；當天晚上他們可以到北京飯店，向北京第二號人物吳德匯報；第二天，劉進在學校的廣播室向全校發表卞仲耘「死了就死了」的講話。這幾點還不足以說明他們是學校裏掌握權力的紅衛兵頭頭嗎？女附中何曾有什麽權力真空？
現在他們“道歉”了，新的說法是她們沒有“保護”好校領導，這不是和“權力真空”說矛盾嗎？如果宋彬彬、劉進隻是普通的學生，他們怎麽會有“保護”校長的責任？總之，說來說去，都是企圖掩蓋事實真相。在《南方周末》的采訪中，宋彬彬談到“非幹部子弟出身”的這段話就更是扭捏作態：“當年我覺得她們跟我一樣，對她們從沒有任何歧視。但我確實不知道她們在想什麽，不知道班裏真有人在歧視她們。”當時那樣嚴重的血統論，她能不知道？
王友琴描述過班級紅衛兵召開的“鬥爭會”——十名“黑五類出身”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麵被“鬥爭”，一根長繩子繞過這十名學生的脖子，把她們捆成一串。十名“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紅五類”也不能算“黑五類”出身的學生則在“鬥爭會”期間被指定坐在地板上。大標語“打倒狗崽子”貼在教室牆上。“狗崽子”在當時被廣泛用來指“家庭出身壞”的青年。他們被命令逐個“坦白交代”他們的“反動思想”以及他們的父母的“罪行”，還必須重複說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該死。”紅衛兵用拳頭打她們，把墨汁潑在她們身上。
請問宋彬彬，這些侮辱、毆打，算不算“歧視”？
《南方周末》記者馮翔所做的采訪，是近來關於紅衛兵采訪最長的一個。但是，這個訪談缺乏對文革發起及紅衛兵運動的整體了解，也沒有仔細研究師大女附中的材料。有些重要事實也被遺漏。
例如，卞仲耘死後，女附中紅衛兵還打死西單玉華台飯館一名19歲的女服務員。女服務員被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當作流氓抓到女附中，綁在化學實驗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很多人聽到她的慘叫聲。王友琴描述過詳情。但在宋彬彬劉進的敘述中，這件事情完全被隱瞞了，仿佛1966年8月被女附中紅衛兵虐殺的，隻有一個卞仲耘。
4. 攻擊致力於記錄文革受難者死亡真相並追究虐殺責任的人。
這方麵，“文革虐殺否認派”也和“納粹屠殺否認派”異曲同工。
“文革虐殺否認派”集中攻擊的，是文革曆史學家王友琴，以及卞仲耘的丈夫，保留證據、堅持真理的王晶堯。
王友琴做了大量的采訪和調查，寫下了近百萬字的文革曆史文章。她把卞仲耘這樣的文革受難者寫了出來，替那些不能再言說者說話，為那些不能走上法庭的人作證。餘英時稱她的《文革受難者》是一個“挽救記憶的偉大工程”，還特別稱道她做調查采訪寫曆史，是繼承了孔子和司馬遷寫史的傳統。
從2010起，宋彬彬和她的支持者就不斷貶斥王友琴的研究和寫作。葉維麗的《好故事未必是好曆史》，把王友琴寫的卞仲耘之死說成是王友琴編織的“好故事”。《記憶》主編吳迪還特地出版了一本書：《故事不是曆史》。實際上，王友琴的書都是一些調查得來的沉重事實，即使可能有細節的出入，大量的基本人物和情節都是很紮實的。何來講故事的輕率？王友琴的書和她的工作得到廣泛的尊重，正是因為人們看到她的嚴肅性和責任感。維護毛澤東、維護紅衛兵的“文革虐殺否認派”，害怕的不正是對那些血淋淋的事實的揭露嗎？
2014年3月13日，《南方周末》記者馮翔在《王晶垚：“我，沒有忘記曆史”》一文中寫到，“1993年，他（印紅標）在北京市檔案館發現了一疊檔案，被放在禁止瀏覽的“文革”檔案之外，心頭狂喜，摘抄了一個星期。目前海內外“文革”研究者普遍使用的一個數據：1966年8、9兩個月，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的數字，就是從這裏來的。”
這不是事實。王友琴1995年發表在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1995年8月號上的《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文章中寫得清清楚楚，這個數字發表在1980年12月20日的《北京日報》上。一個1980年就公開發表的數字，哪裏用得著印紅標在1993年“再發現”。
吳迪在2013年1月的《記憶主編告讀者》一文中還說，王晶垚指責王友琴，因為“僅在卞仲耘一案中，王友琴的相關文字就有62處失實”。吳迪大概忘記了，王友琴是最早關注卞仲耘的學者，也是最早采訪王晶垚的人。王友琴一直與王晶垚老先生保持著聯係。如果王友琴關於卞仲耘的文字多處失實，王晶垚難道不會在電話裏，或者在王友琴看望他的時候，告訴王友琴嗎？
王晶堯先生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以後，立即買了一個照相機，照下了屍體等等。他也在一個皮箱裏保留了血衣和有被打失禁後排泄物的褲子等大量虐殺證據。他是受難者家人中抗拒權勢堅持正義的典範。可是，就在宋彬彬2014年1月4日“道歉”的五天前，2013年12曰31日的《記憶》發表文章說，2013年11月27日去世的劉秀瑩老師曾經告訴《記憶》編輯說，王晶堯出示的一頁1967年的曆史資料是偽造出來。
王晶堯先生指責宋彬彬的道歉是“虛偽的”道歉。其實在筆者看來，王晶堯先生已經相當克製了。從2013年12曰31日的《記憶》這篇文章可以看出，他們的道歉不僅虛偽，也是宋彬彬團隊為了否認師大女附中紅衛兵虐殺卞仲耘的一個策劃。
《南方周末》記者劉長在《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曆史迷障》中寫道：“1968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天，她所在的保守派紅衛兵已經失勢，正深陷政治形勢變遷的苦悶中。8月18日，她站上天安門城樓給偉大領袖戴上袖章之時，不是登場，而是謝幕。這一天之後，她所屬的保守派紅衛兵，已經被革命大潮甩在了身後，甚至成為了“革命”的對象。”
宋彬彬站上天安門城樓給偉大領袖戴上袖章之時，不是登場，而是謝幕？這一天之後，她所屬的保守派紅衛兵，成為“革命”的對象？
問一問那些經曆過文革的人吧！在宋彬彬給偉大領袖戴上紅袖章的第二天，第二個周，第二個月，究竟有誰，敢讓宋彬彬謝幕？保守也好，激進也好，那時侯，有誰敢“革”宋彬彬所屬的那一派紅衛兵的“命”？連湖北省委都需要“宋要武”的保護，不是嗎？
在《八九點鍾的太陽》中，宋彬彬說：“破四舊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沒參加過。……因為我一直是反對打人，反對武鬥的。” 宋彬彬說，，署名宋要武的文章不是她自己寫的，名字也不是她自己改的，是報紙強加於她的。
1966年9月6日在支持湖北省委的公開信上的署名，是“北京師大女附中戰士”宋要武、華小康、劉靜梓、朱培、潘小虹。在華小康、劉靜梓、朱培、潘小虹署上自己姓名的同時，宋彬彬所署的名字，不是宋彬彬，而是宋要武。1966年9月，《長江日報》將這封信印成20萬份，分發全省。
宋要武並非被湖北省委綁架到武漢的。是宋彬彬這個名字，還是宋要武這個名字，有力量支持湖北省委？
《南方周末》記者馮翔在《王晶垚：“我，沒有忘記曆史”》中寫到，王晶垚對他（馮翔）說：“她（宋彬彬）沒有參與打人，但她是一夥兒的。”
讓我們看看王晶垚先生關於宋彬彬道歉的三條聲明：
第一 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是殘殺卞仲耘同誌的凶手！
第二，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沒有搶救過卞仲耘同誌！但是宋彬彬他們為自己辯護，說他們搶救了。
第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什麽叫參與？如果宋彬彬沒有“參與”，為什麽王晶垚會抗議宋彬彬當選榮譽校友？
因此，王晶垚的觀點隻能是：“她（宋彬彬）沒有親自動手打人(卞仲耘)。” 王晶垚不可能說：“她（宋彬彬）沒有參與打人(卞仲耘)”。
假設是王晶垚的口誤，那麽，馮翔就應該盡到一個記者的責任，看出王晶垚的話與他的聲明與行動不相符合的地方，再次確認這位93歲的老人的意思。如果不是王晶垚的口誤，那麽，馮翔這樣寫的目的是什麽？
文革中紅衛兵虐殺的，不僅僅是一個卞仲耘。那個連姓名都沒有留下的飯店服務員，那個老實本分、把房產證都上交了都逃不脫厄運的房主李文波，那個死時年僅26歲的物理老師劉樹華，還有師大二附中高三後來精神失常的曹濱海，曹濱海被打死的母親樊希曼……
紅衛兵剝奪的，也不僅僅限於人的生命。從2014年3月7號出版的邢福增的《大時代的宗教信仰》中，我們可以看到吳耀宗對1966年8月23日這天的記載：“紅衛兵進入國際禮拜堂，搗毀與宗教有關的用具。男女青年會同工自動在青年會大門口焚燒聖經。夜九時在青年會開群眾大會，揪出牛鬼蛇神七人。要我向群眾低頭認罪”。
吳耀宗日記保存下來了。可是，多少人的日記成為罪證，多少人被迫把日記燒掉，多少人失去了寫日記的膽量！文化大革命摧毀中國的命脈，包括經濟基礎、文化傳承、道德倫理、宗教信仰……它毀壞中國人心靈的平安、精神的自由，它損害了中國人對尊嚴生活的追求。紅衛兵虐殺否認派挑釁曆史真相與曆史記憶，就是挑戰幾千年來建立起來的人類價值體係。否認派從職業上看也可以是曆史學者，譬如大衛•歐文，譬如葉維麗，可是他們的精神跟真正的曆史學家背道而馳，因為他們背離了人類的基本價值標準，因為他們挑戰了人類的道德底線。
在1966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一個月的時間裏，僅僅北京市，就有1772個人被紅衛兵虐殺，包括被紅衛兵用棍棒、銅扣皮帶打死，被紅衛兵用開水燙死，被紅衛兵綁在柱子上、樹上折磨死，被紅衛兵逼迫從碎玻璃上爬過後殺害或自殺，被紅衛兵按在乒乓球台上打死，被紅衛兵鬥爭、遊街、剃陰陽頭後自殺……在幾千年的人類曆史上，還有比這更殘忍的屠殺嗎？還有比這更大規模的虐殺嗎？
二十世紀是一個可怕的世紀。再沒有一個世紀，如此之多的人喪生於暴力與饑餓。二十世紀發生過幾次大規模的反人類罪行：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斯大林時代的殘暴，中國的饑荒和文革，紅色高棉大屠殺。其中，納粹屠殺、斯大林恐怖政治、紅色高棉大屠殺的罪惡都已經得到清算，隻有在中國，大饑荒和“文革”仍是研究禁區。我們中國人，沒有像猶太人那樣滿世界追剿納粹，也沒有像俄國人那樣查找出130萬個恐怖政治受難者並把他們的名字製成光盤，就連比中國小那麽多的柬埔寨，都在記錄紅色高棉受難者上比我們走得更遠。究竟是什麽，使我們中國人麵對數千萬無辜死去的人，無動於衷，得過且過？
從1990年代起，中國知識分子待遇逐漸升高。今天的中國文科教授和研究員，有著西方文科教授所沒有的相對高工資。然而，他們大部分都變成了被豢養的族類，隻會寫些不疼不癢的文章。當然，他們有他們的難處。去英國訪學，去香港開會，項目經費、房子、票子都是體製內的。一旦習慣了被豢養，失去這種生活就是最大的噩夢。如果僅僅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寫點垃圾文章，也就罷了。問題是，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失去了基本的價值判斷，對於紅衛兵虐殺否認派對真相與記憶的挑釁不僅不加駁斥，反倒加入了他們的行列。
2013年吳迪以回應筆者為由攻擊王友琴的文章， “《記憶》編輯部關於亦虹《光榮的荊棘路》一文的來信” ，就是知名文革研究學者徐有漁聯絡北美網刊《縱覽中國》主編，才得以在《縱覽中國》發表的。徐有漁不會不清楚，這篇所謂 “來信”中的主要部分 “記憶之路——兼談王友琴”，就是2013年初吳迪攻擊王友琴的文章《記憶主編告讀者》。筆者正是因為看不過《記憶主編告讀者》對王友琴的無理攻擊，才寫了涉及文革研究的第一篇文章《光榮的荊棘路—傑出的曆史學家王友琴》。吳迪在《記憶主編告讀者》中寫到“曾有多位學人這樣詢問：你們是否拿了宋彬彬的錢？” 並指責王友琴是“拿錢”說的起源。以筆者的理解，之所以會有多位學人這樣詢問，是因為《記憶》完全倒向了宋彬彬一邊。於是筆者在《光榮的荊棘路—傑出的曆史學家王友琴》中加了一句：“難怪後來有人會問：《記憶》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錢？”
“《記憶》編輯部關於亦虹《光榮的荊棘路》一文的來信” ，將吳迪攻擊王友琴的文章《記憶主編告讀者》以回應筆者的方式重新發表，變因為果，以此誤導讀者。徐有漁作為大陸知名文革研究者，難道看不出吳迪要求《縱覽中國》主編發表 “《記憶》編輯部關於亦虹《光榮的荊棘路》一文的來信” 的目的嗎？筆者也注意到，徐有漁在北師大所作的《西方的“文革”研究》演講，根本不提王友琴在文革研究中的貢獻和地位。一個知名文革研究者對吳迪這樣惡意和荒謬地攻擊王友琴保持沉默，在我看來已是懦夫；徐有漁幫助吳迪，則使我為中國文革研究感到悲哀。無數猶太人戰後致力於將納粹繩之以法，無數蘇聯學者支持過尋找和記錄蘇維埃受難者的工作，上百個俄國人支持索爾仁尼琴的寫作，我們呢？我們對30年來致力於文革研究、記錄和寫作的先行者王友琴，有過多少理解和支持？難道我們中國人真的像柏楊寫的那麽醜陋，而且要一直醜陋下去嗎？難道我們中國人的生命，就一錢不值嗎？
在《文革隻有宋彬彬們道歉不夠》一文中，徐友漁說：“我希望，所有研究和敘述文革的學者、作者，一切有關問題的寫作者，都重視宋彬彬本人和劉進等人的澄清與說明，如果有過對於北京師大女附中8•5事件不符合事實或不準確的描述，都要立即更正。我堅信，這種更正並不影響我們對於文革的批判，對於文革真正責任者的追究，但對於宋彬彬本人，卻影響巨大，不管你對她抱有好感還是惡感，即使你不想對她本人的處境和聲譽負責，你也必須對事實真相負責，對曆史負責。事實是最堅硬、最有生命力的存在，一個人，哪怕被很多人不喜歡，他說出的事實仍然是事實；一個說法，哪怕它充滿道義感，本意是要替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說話，如果不符合事實，仍然沒有說服力。正義感不能代替事實或彌補事實方麵的缺陷，反而會因為與事實不合（或不完全相合）而受到損害。”
對此，我想指出：“充滿道義感”，“替被侮辱與被損害者說話”，正是一個曆史學家，尤其是文革曆史學家，應有的立場。王友琴是一個嚴肅認真的學者，徐有漁欠缺的，正是這種態度。徐有漁曾經在自己的文章裏寫到宋彬彬打死了幾個人，後來不得不因此向宋彬彬道歉。徐有漁自己在既沒有調查又沒有文章可引的情況下，把傳言寫進自己的文章，喪失了一個學者應該持守的基本學術規範。他為此道歉是應該的。但是，王友琴對於北京師大女附中8•5事件，並沒有“不符合事實或不準確的描述”。談“研究和敘述文革的學者”對於宋彬彬個人的“好感”、“惡感”，是誤導讀者。一個曆史學家所秉持的原則，不關乎哪一個人的“處境和聲譽”，應該是“對事實真相負責，對曆史負責”。
利普斯塔特博士說，身為曆史學家的大衛•歐文是“否認大屠殺的最危險的代言人”，因為歐文最具欺騙性。歐文說他不否認有猶太人被納粹所殺，他說他隻是對在集中營內猶太人的死亡數量、死亡方式、證據、細節和研究方法提出質疑。葉維麗、印紅標、徐友漁也不否認文革有暴力行為。他們也是通過對文革暴力的細節和研究方法提出質疑。可是，不管他們說得多麽好聽，有一點很清楚，他們都是宋彬彬的代言人。我們應該清楚，葉維麗、印紅標、徐友漁，都是文革中的紅衛兵。表麵上，他們是“文革曆史研究者”；實際上，他們正是“文革虐殺否認派”最危險的代言人。
奧地利法庭認定，歐文“開脫、否認或正當化納粹大屠殺曆史”的言論，對納粹大屠殺受害者構成了傷害。2005年，歐文在進入奧地利南部時被奧地利警方逮捕。2006年6月20日，歐文被維也納法庭判處3年有期徒刑。澳大利亞、加拿大、意大利、新西蘭都拒絕歐文在其境內定居。在西方，歐文已經是“過街老鼠”。
紅衛兵虐殺否認派，對文革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也構成了傷害。可是在中國，否認文革虐殺的老鼠太多了，因為認真去打的人太少了。結果，他們就變成了碩鼠。
盡管如此，我還是讚成王友琴在接受《開放》雜誌采訪時說過的話：
“否認派們不會贏。”
2014年4月 俄亥俄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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