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覺香港人對內地的情感這幾年有些變質，以前台灣人看大陸像看鄰居，香港人看內地卻像看兄弟，現在香港人看內地倒像在看鄰居——你過你的就好，別來煩擾我。”3月上旬的一天，灣仔鴻星茶樓，在香港媒體供職多年的洪小姐與《環球時報》記者的交談始終圍繞著一個話題展開——回歸17年，香港與內地間的情感為何看起來反而愈加疏遠，曾經自詡不關心政治的務實的港人，為何喊著“反赤驅蝗”、“港人自決”等極端口號頻繁在街頭出現。在香港采訪期間，不同階層的港人向記者講述對自由行、對一國兩製不同的看法，有些甚至是抱怨。言談話語間凸顯的，是當下內地與香港亟須增強對彼此關切的急迫感。
“本土主義”在香港抬頭
銅鑼灣，因電影《古惑仔》在內地“走紅”的香港商業區。商務印書館的3層書店內，《香港城邦論》白藍紅三色的封麵在“暢銷書”架上頗為顯眼。在港期間，《環球時報》記者采訪過的港人不論政治立場隸屬親建製派還是泛民主派，人人都在可能性上否認“港獨”，卻又大多樂談“本土”。《香港城邦論》因“為香港本土主義提供理論基礎”被人推薦一讀。售書小姐推銷時很賣力地說：“這書出了第四版，很暢銷喔。”
2012年，兩地關係因內地客與香港人在地鐵裏爭吵、廣東道D&G店港人拍照遭拒等事件頻起風波，惡毒攻擊內地客的“蝗蟲論”在香港互聯網上興起，而2011年末出版的《香港城邦論》被視做“驅蝗”運動中的“綱領性著述”。在書中，作者陳雲露骨地宣揚“香港是城邦”，“一國兩製，城邦自治”。稱在兩地關係中，“中共不是阿爺，香港也絕不是小孫”。曾有香港資深新聞評論員提出“城邦論”存在的邏輯悖論，理由是曆史上的城邦對移民大多持包容態度，香港本土主義者卻要將內地客從所謂的“城邦”中驅逐。
“我們是香港人!”商務印書館外，綽號“快咇”的譚得誌帶著“人民力量”成員在怡和街站台，厲聲嘶喊。3米外的對麵，“愛港之聲”成員高喊“你們是香港的垃圾”。在香港“建製VS泛民”的政治光譜中，“人民力量”被視做激進民主派政團，其展台背板上寫著“沒有公民投票，馬上占領中環”。“愛港之聲”則是支持香港政府、支持中央的民間團體。兩派此起彼伏的喊聲讓人仿若置身台灣特有的“藍綠罵戰”。難怪有內地學者撰文警告，香港存在“政治台灣化”風險。值得關注的是，在“愛港之聲”、“幫港出聲”等“愛國愛港”組織舉辦的街頭集會中，參與者大多五六十歲。相比，上街宣揚“占領中環”的大多是20多歲的年輕人。
被港媒喚做“金金大師”的“驅蝗行動”發起人梁金成今年37歲，接到《環球時報》記者電話，他表示自己已讓很多人不開心，不便受訪。這一天，香港《亞洲周刊》的文章批評“驅蝗”是必須加以譴責和立法對其阻嚇的“仇恨犯罪逆流”。記者在港6天，從特首幕僚、大學教授、公司白領到的士司機，人人都說“驅蝗”的是極少數“自私的人”，但又大多對“驅蝗”的初衷表現出不同程度的理解，其中“自由行擠占生活資源”是他們提及最多的抱怨。
“拉高房價”、“買光奶粉”、“雙非孕婦占床位”，這是香港媒體爭議“自由行”時提及最多的“三宗罪”。出租車司機劉先生說，1983年他月薪6000港幣，在九龍買套40平方米政府公屋，首付1.2萬港幣就入住了，如今這房漲到20萬一平方米，33歲的兒子如今月薪4.5萬還買不起房，“內地人一買就好幾個單位，很誇張”。
抱怨歸抱怨，但香港分析人士也清楚，內地客買房隻是香港樓價高企的表象原因。自港英政府時期開始的土地出售政策，及其在1997年前引發的港人炒樓風潮，還有當下大地產商對香港經濟的壟斷，都是其中的原因。
“去年，我們47%的客源來自內地”，香港迪斯尼的工作人員這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她與一名香港政府幕僚都向記者提及，2003年自由行開放前，港人已在討論是否關掉海洋公園，是自由行挽救了香港旅遊業。
什麽在影響“人心的回歸”
內地經濟崛起，昔日的窮親戚“阿燦”一夜乍富，港人卻隻好做“港燦”。諸如此類對香港社會心理變化的分析，以往已有過很多。但港人對內地愈加疏遠的原因絕不僅是“羨慕嫉妒恨”那麽簡單。
在回顧香港回歸17年曆史時，許多人把2003年當做節點。一名香港資深媒體人稱其為“三合一危機年”——非典、經濟危機、特區政府推出“二十三條立法”引發港人七一遊行抗議。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係。而2003年立法失敗顯露出港人對中央幹預香港事務的擔心。
2012年，特區政府原定於9月試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其使用的中學教材《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因“一邊倒唱好中國國情”引發爭議。香港反對派於7月組織大遊行，“反赤化、反洗腦”，香港中學生政治組織“學民思潮”在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
談到這兩次事件，作為“愛港之聲”初創成員的劉寧川很健談。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2003年上街抗議的港人中許多是因對樓市崩盤，對經濟問題的不滿，“二十三條立法”在這種環境下推出很難通過。而2012年國民教育事件是道德層麵的問題，正是因為看不慣香港年輕人“連祖宗都不認”，一群誌同道合的朋友才自發組建“愛港之聲”。劉寧川說，香港亂局背後最重要因素是英美做了並且至今仍在做大量“去中國化”的工作，而中國在收回香港後“去殖民化”的工作做得太少了。
“澳門是解放區，香港是白區”。在港采訪期間，這是時常被提起的一句玩笑。同樣是“二十三條立法”和國民教育議題，在澳門均未引發巨大爭議。學者大多從兩方麵分析：澳門經濟對內地的依賴度大於香港;澳門沒有力量強大的反對派，這是因為葡萄牙政府對澳門的影響力比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力小得多。
在《中國香港：政治與文化的視野》一書中，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強世功提及港英政府曆史上兩次重要動作。一是在1967年香港左派反英抗議運動後推出其對殖民地慣用的“洗腦贏心”工程，借“恐共”、“仇共”增強港人對內地的排斥。二是末任港督彭定康抓緊回歸前的最後時機推進激進政改，扶植香港反對派。“當英國人最終滿載榮耀撤退的時候，給香港人留下的除了精神上的挫敗感，更多的是短時期內難以消弭的分歧、不信任以及由此產生的冷漠、敵視、對抗、甚至仇恨。香港回歸後，政治發展的每一步都是在這種港人的悲情及香港與內地相互猜疑和不信任的政治氣氛中緩慢、曲折地前行。”
為什麽年輕人成為近年來香港街頭政治的主力軍？對此，多數人將目光投向教育。“香港的中學裏中國曆史僅作為世界曆史第一部分被提及，這樣的教育很難讓學生產生對祖國的身份認同”。一名香港資深媒體人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在身份認同問題上，也有學者認為“一國兩製”存在與時俱進的空間。有學者提出，人們一直認為香港亟須加強國民教育，但香港市民不能參軍保衛家園，不能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成為人民公仆，在內地上學被看做留學生。“今天，香港人麵臨的‘作為中國公民的非公民待遇’，可能恰恰是爭取香港人心回歸進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未來，兩地間需要更多理解
3月28日，17名來自民主黨、工黨、民協等政團的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發起爭取不選的絕食運動，工黨主席李卓人稱絕食是“占領中環”的前奏，一方麵是為爭取2017年特首普選，一方麵是為鼓勵市民參與“占中”。而在各方積極就政改方案磋商的當下，絕食迅速被質疑“時機過早”。
在特首普選問題上，親建製派與泛民主派的本質分歧在於，後者不能理解中央“循序漸進發展民主”、“確保愛國者治港”的主張，要求實行最徹底、最開放的普選。而基本法規定，香港2017年可以實行特首普選，但特首候選人必須由提名委員會提出，泛民卻批評提名委員會是北京的篩選工具。在此背景下，港大學者戴耀廷提議於今夏“占領中環”，被香港建製派人士批評“用占領香港金融商業中心的方式恐嚇中央”。香港輿論則大多預期北京將“以硬碰硬”，而非妥協。
“北京不讓香港辦今年9月的APEC財長會是對的，不能給這些想擾亂香港的人提供舞台”，在“幫港出聲”組織主辦的“和平香港，反對占領中環”集會上，63歲的程先生對記者說。資深媒體人洪小姐認為，從目前看，“占中”在港聲勢不大，普通民眾也大多批評“占中”違法。但洪小姐提醒說，如果內地客與港人爆發突發性事件，如肢體衝突，一些對自由行有抱怨的人可能也會帶著怨氣參與“占中”。
對於香港的未來，鄧小平1984年曾這樣表態：要相信香港的中國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國人有能力管好香港，這是老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思想狀態。時至今日，雖然香港與內地出現了一些矛盾，但兩地相互需求的總態勢並未改變。強世功說：“一家人關起門來也會吵嘴，當下最需要做的是從根源上搞懂彼此的關切，體會彼此的關切，照顧和滿足彼此的關切。” 3月底，不滿兩岸服貿協議的台灣青年學生占領“立法院”，台灣媒體稱台港兩地青年學生有合流的趨勢。強世功說，對港台而言，自由行與服貿協議的本質都是內地資本的投入，這些學生表麵上反內地、反大陸，其實他們是在“反資本”，北京成了他們眼中維護大資本家利益的人。強世功說，為什麽許多人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香港，因為當時香港處在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人人有機會成功，而現在香港已是壟斷資本主義當道，隨之而來是社會結構固化，以及年輕人畢業後發現自己買不起房、無法實現社會階層跨越的挫敗感。
在“反占中”集會上，記者遇到警員出身、曾在TVB多部電視劇中出演“阿Sir”的陳欣健。他回憶說，1967年動亂時，他還是名警員，目睹無辜港人與同僚流血，現在的年輕人衝動、有熱血，但沒有經曆過動亂，“良心讓我走出來，因為香港不能亂”。 （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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