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習近平出訪荷蘭，與荷蘭國王和王後會晤的時候穿了一件類似中山裝的服裝，媒體普遍報道說習近平穿的是“國服”，而一些專家教授也不失時機地說這體現了中國領導的文化自信和其他的種種自信。
其實，這套衣服到底是不是國服，還可以深入討論。很多人認為它是中山裝，而中山裝被認為是中國的國服；但這套衣服與中山裝的區別甚是巨大。它的領子是不翻的立領，紐扣是暗的，而胸部的口袋，也隻有一個。可以說它顛覆了中山裝的一些關鍵構件。這款衣服看起來像中山裝，但是在國內的正式場合，也從未見過中共領導穿過這樣的衣服。所以我倒是認為這是一種中山裝基礎上的改革，創新，或許將來真的可以成為國服；但今天好像還不是。目前，世界服飾文化中的中國元素確實是相當的稀少，除了旗袍還有一定的市場，就看不出其他哪些服裝有中國元素，尤其男性服裝更是如此。這種狀況下，民族主義者迫切地要想象一種國服以體現自信，其急迫的心情應該理解。
中山裝據說來自孫裝山的設計創造；但被叫做中山裝，恐怕主要是因為孫中山穿的最為頻繁，並賦予它許多意義。中山裝，需要放到世界和中國的服裝史中去認識。
在一千多年的曆史上，中國和歐洲等文明卓著的民族在服裝上都基本上走著一條越來越簡潔方便靈活的道路。曆史上，無論中國還是歐洲，其男性服裝都不但繁複，而且五彩繽紛，五花八門。對於貴族和上層社會來說，更是如此。款式和色彩的簡單化，是近兩百年以內的事。我以為，主要文明國家男性服裝的簡化，主要是被軍裝所帶動的；當然服裝簡化，服裝體現的等級化消弭，也與世界主要文明國家的民主化浪潮有關。
冷兵器時期的軍裝十分複雜，主要是有沉重而繁複的盔甲。但自從火器成為主要武器之後，軍人的服裝便必須改革以適應新的形勢。它必須有利於運動和訓練，有利於追擊和逃跑，而且軍隊的組織也格外需要整齊劃一。所以，簡便合身整齊劃一的軍裝便誕生了。因為近代歐洲的軍事技術走在世界前列，軍裝的簡單化當然首先從歐洲開始了。隨著軍裝的簡單化，歐洲男子服裝也開始了簡單化的改革潮。
當歐洲使用槍支軍隊的軍裝大大簡化的時候，中國滿清的軍隊還主要使用長矛弓箭武器，其服裝還是那麽笨重繁複。而當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時期中國致力於學習西方先進的科技軍事的時候，中國軍隊的裝備、訓練和服裝也 逐漸西方化、簡單化、合身化了。1885年，李鴻章在天津建立北洋武備學堂，聘德國教官訓練，軍服也參用德式；1895年，兩江總督張之洞亦仿德製編練自強軍，袁世凱采用德操編練新軍，官弁軍衣靴鞋均仿德式，顏色一律純用黑色，“在營軍衣均須窄小，尤須大眾一律”。仿效西洋式樣的新軍軍官軍服,全國推行新式陸軍訓練軍製改革是清末改製的一項內容，這種 變化，可與戰國時期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相媲美，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為適應新形勢的第二次“胡服騎射”運動。
這就是說，當時中國的軍隊已經實行簡便的統一的歐式的軍裝。這是中山裝誕生的大背景。至於孫中山具體如何設計改良引進中山裝的，說法不少。從現在的一些資料看，可能是這樣一種路徑：孫中山從日本的學生裝受到啟發，而日本的學生裝本來是就是軍裝的改版，至於日本軍裝，和中國的軍裝一樣，都是從歐洲學來的，來自同一個發源地。至於日本自己，人家的民族服裝是和服，和中國與歐洲傳統的服裝一樣，是非常繁複的。
孫中山設計推廣的“中山裝”，應該說是對於中國社會已經普遍存在的這類類似軍裝的簡單化方便化實用化的服裝進行了標準化操作，並賦予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含義，比如，前身四個口袋表示國之四維（禮、義、廉、恥），袋蓋為倒筆架，寓意為以文治國；門襟五粒紐扣區別於西方的三權分立的五權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左右袖口的三個紐扣則分別表示三民主義（民主、民權、民生）和共和的理念（平等、自由、博愛）；後背不破縫，表示國家和平統一之大義；衣領定為翻領封閉式，顯示嚴謹治國的理念。等等。
孫中山生前可能絕對想不到，真正把他的中山裝真正弄成一種國粹的，是後來的毛澤東等共產黨人。毛澤東登上大寶之後就一直穿著中山裝，直到去世躺到水晶棺供人參觀，從未有過改變。因此，中山裝又被叫做“毛式中山裝”，這種中山裝打上了濃重的“毛氏”印記，成為毛氏政治和政權的一種象征。
毛澤東時代，全國人民，不但男人，甚至很多女人，都穿著這種中山裝。當然，嚴格說起來，這種服裝不是正統的中山裝。正規的“毛式中山裝”隻有各級幹部穿，一般老百姓穿的是“軍便裝”，這可以看作是中山裝的簡化版。這種衣服的樣式就是當時解放軍的軍裝，但是顏色主要是藍色，而不是草綠色。當時軍隊服裝的草綠色具有神聖性，除了軍人外老百姓是不應該穿的，不管他們多麽向往這種色彩。當時全國數億人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穿藍色的這種服裝，因此那時的中國人也被叫做“藍螞蟻”。這種軍便裝與中山裝的區別主要在於口袋。中山裝四個口袋，都是明的，而軍便裝的口袋是暗的，而且不少軍便裝隻有三個口袋。軍官的服裝是四個口袋，四個口袋的衣服認為是幹部專有的，士兵和老百姓穿四個口袋的服裝有僭越之嫌，因而一般不會是四個口袋的；之所以軍便裝的口袋是暗的，大概也是因為明的口袋是幹部身份的標誌，人們不能僭越吧？這種區分，正是那個時代人們身份等級的強烈象征。
實質上並無什麽專門的規定要求人們必須穿這樣的衣服，但是全國幾億人民，數十年如一日地穿著這種衣服。形成不一種頑固的傳統。中山裝被賦予某種神聖性。很多人的這種衣服是非常破舊的，是補丁摞補丁的，但如果一個男人有一件可以拿得出來的或預備走親戚或參加重要活動或結婚當新郎時穿的稍微新一些的體麵衣服，那當然百分之百地就是藍色的軍便裝。
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發生變化，第一件變化就是人們的服裝豐富多彩了，尤為重大的變化是西服重新進入中國。但是，西服受到強烈的批判和抵製，因為它是西方的。批判西裝的人認為穿西裝就是全盤西化，就是洋奴賣國賊，就是堅持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就是崇洋媚外的洋奴。在懸掛著馬恩列斯巨幅畫像的地方，維護中山裝的人唾沫橫飛地批判西裝，維護中山裝。他們不知道，馬恩列斯巨幅畫像上，他們穿的都是西裝，而中國的中山裝，追根溯源也仍然來自這種服飾係統。為此，力行改革開放的中共領導人不得不自己帶頭穿西裝而引領示範，胡耀邦，趙紫陽那些領導，以及當時政治局常委如李鵬胡啟立這些人，在黨的大會上，在出國訪問時，在重要的場合，都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風格是前輩們有很大不同。
中國曆史上，服飾一向承載著巨大的政治意識形態使命，中山裝自然也不例外。國外有人曾說，觀察中國政治的走向，隻需看最高領導人在重要場合穿西裝還是穿中山裝。這可以說是非常英明的論斷。胡耀邦他們帶頭穿西裝，中國打開國門努力融入國際社會。八九風波後新一屆領導是整齊地穿著中山裝出席重大的活動的。隻是在鄧小平南巡講話，改革開放再次成為主旋律後，中共領導人再次以西裝而不是中山裝示人。而2009年國慶60周年胡錦濤主席等國家領導人身著中山裝曾引起人們的猜測。甚至連作為中共喉舌的CCTV的主持人穿什麽衣服，也往往成為觀察中國政治走向的風向標。今年春節晚會上，一向以高八度聲音朗讀口號式政治大話而被人們深深反感的朱軍穿著中山裝主持節目，就受到人們的議論。
服裝確實能夠體現民族精神，民族自信，民族情感。不過同樣重要的是，服裝它本身也是個性化的，審美化的，實用化的。一種服裝能不能真正成為一個民族的標誌服裝被自己民族堅守，被其他民族尊重甚至學習引進，與它是不是美觀，是不是方便等等密切相關。中山裝能夠一度成為中國的主流服裝，主要是因為當時它比曆史上中國人穿著的長袍馬褂更為實用和方便。但中山裝的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它太死板，太嚴格。它的五個紐扣不但必須時刻扣上，而且脖子下麵的鋼絲領扣尤其要扣嚴；和正統的西裝一樣，中山裝也必須有雪白的襯衣相襯托。但是，在中國億萬人穿中山裝的時代，有多少人能夠有條件擁有幾件雪白的襯衣呢！說起來現在的人根本不能向相信，無法明白：那時候流行一種叫做“假領”的東西，就是隻有一件或幾件雪白的的確良的領子，套在中山裝的領子裏麵。晚上取下來洗幹淨，第二天繼續套上。你以為他有數件雪白的襯衫輪換著穿，實際上他隻有幾件領子，可能連一件襯衫都沒有。改革開放前服裝的單調乏味，物質的極度短缺貧乏，以及普通人從沒有尊嚴中尋求尊嚴的辛酸無奈，就是這個樣子。雖然中山裝並不能為這種短缺、貧窮和辛酸負責，但是極力維持中山裝正統地位的頑固守舊勢力，正是造成短缺、貧窮和沒有尊嚴日子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