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學生運動雙重性的反思
作者：零點的火車
由於”五四”，紅衛兵和“六四”三次大的學生運動（以下簡稱“學運”）對20世紀的中國曆史產生的巨大影響，所以，中國人對學運具有一種特殊的曆史情結。一個世紀過去，時代已經發生巨大變化，時代的變化必然對學運產生新的影響，我們有必要站在曆史與時代的角度重新審視學運對社會發展所具有的正反雙重意義。
近代中國的學生運動可以追溯到1895年的舉人請願的公車上書事件。而以純粹學生身份發生的學生運動，最早的是1905年底東京中國留日學生抗議日本政府《取締清韓留日學生規則》的活動。在該運動中，陳天華蹈海身亡。而對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第一個學生運動則是“五四運動”。百度百科的詞條是這樣評價的：“ 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以青年學生為主的一場學生運動，廣大群眾、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階層廣泛參與的一次示威遊行、請願、罷工、暴力對抗政府等多形式的愛國運動。是中國人民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 ”由此可看出，“五四運動”給中國學運帶來了巨大的榮耀，為學運披上了神聖的光環。“五四”之後，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又稱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是指1935年12月9日中國青年發起的反分裂、反割據愛國運動，要求保全中國領土的完整。毫無疑問，一二•九運動為學運增添了新的光榮。
學運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確實對中國曆史起了十分積極的推動作用。正因為如此，在1949年建國後，學運在中國大陸一直被宣傳為是正確的，人們隻看到學運的積極意義，看不到它的盲目性和破壞性；隻看到學生追求理想和驕氣蓬勃的優點，看不到學生幼稚和容易受騙的缺點。過去正確，不代表它將來正確，不代表它就不會犯錯誤甚至帶來災難，事物常常具有雙重性。正因為沒有對學生和學運作全麵深刻的認識，才導致後來紅衛兵運動給中國帶來曆史性的災難。
1966年5月6號，“五一六通知”宣布“文革”正式爆發。“文革”爆發後，首先在青少年中發起了紅衛兵運動。紅衛兵最早於1966年6月出現於北京。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紅衛兵運動很快遍及全國。紅衛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號，造所謂“牛鬼蛇神”的反，揪鬥所謂“走資派”，搞亂了地方黨委，並造成群眾之間派別糾葛和紛爭。紅衛兵在1966年8月以後進行了大串聯。毛澤東支持他們的串聯活動。從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澤東先後8次在北京接見全國各地來京的1300萬師生和紅衛兵。全國停課、停產串聯的人數以千萬計。直到1967年8月，毛澤東號召“就地鬧革命”， 串聯活動才基本上結束。 紅衛兵搞教育革命,破四舊, 砸爛文物,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教育體製造成了很大的破壞。紅衛兵運動對“文化大革命”的發展起了先鋒和推波助瀾的作用，是造成全國動亂的重要因素，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起了曆史性的破壞作用。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否定“文革”，也即否定了紅衛兵運動，從此，學運在中國不僅失去了絕對正確的曆史光環，而且是光榮與恥辱並存。紅衛兵們經受了曆史的巨大欺騙而帶來的命運的沉浮，轟轟烈烈一時，悲悲戚戚一世，韓愛晶和張鐵生是二個典型的紅衛兵悲劇人物。韓愛晶以對彭德懷逼供和毆打而聞名，張鐵生則是”白卷英雄”，二人後來都進監獄。是誰煽動單純的學生卷入曆史的旋渦？是誰對學生不負責任把他們當作政治利益的工具推上火線充當“炮灰”而毀滅他們的命運？
如果因為學生是單純的，我們就認為學運一定是神聖的，正確的，就代表社會的發展方向，隻會推動社會進步，那是妄顧曆史事實，那就無法解釋“文革”紅衛兵運動給中國曆史帶來的巨大破壞作用。
麵對學運在中國曆史上所起的二種截然相反的作用，我們不得不從學生的性質本身和曆史條件的變遷去探討原因。
1〉要搞清學運，首先要搞清學生。
我們所講的參加學運的學生就是還在學校學習的青少年，大學生年齡一般在18歲到23歲，研究生稍大點，中學生一般在14歲到18歲。今天以大學生為主。大學生還處於知識不夠豐滿，世界觀正在形成過程中,還沒有完全形成獨立思考的能力。大學生隻能算是半知識分子。大學生單純,理想,有闖勁。但是，大學生缺乏社會實踐和經驗，見的世麵不夠，對社會的複雜性缺乏了解，對政治和經濟了解不深，對重大社會問題，對國家和世界的發展缺乏係統性思考。這些弱點決定了他們參與社會活動具有較大盲目性。
2〉學運的種類
A〉由學生自發的純粹學生運動。
B〉由政黨或社會組織暗中或公開領導和煽動的以學生名義發起的代理人運動。
大規模的學生運動一般是B〉類或者A〉與B〉混合。革命年代，中共就領導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學生運動，如學生領袖一般是地下黨員。所以，學生單純，不等於學生運動單純。學生運動不等於就是代表學生立場，也可能代表某一組織或團體立場。
3〉曆史條件的變化
當社會普遍處於文化低下的狀態時，例如，1949年前的中國，廣大農民和工人處於文盲或半文盲狀態，知識分子比例很少，中學生就算很有文化了。學生作為半知識分子，盡管知識還不夠豐滿，思想還遠未成熟，而且缺乏社會經驗，但他們相對而言是當時條件下社會最先進的分子。國家不得不利用他們在社會變革或革命中發揮先鋒作用，因為社會無人才可用，隻能矮子裏麵拔高子用學生作先鋒，讓他們去發動群眾和傳播進步思想。當時條件下，政治相對簡單，主要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封建，是非容易判斷，所以學生運動不容易犯錯誤。
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中國條件已經發生很大改變，社會各階層已經積累有大量的大學畢業生，還有更大量的有社會經驗的中學生，國家知識分子比例已經大幅提高，所以，在校大學生已經很難說還代表社會最先進的成員，他們社會經驗的不足倒顯現出弱點。另外，和平時期的階級鬥爭使政治反而越來越複雜，因為敵人不象戰爭年代那樣分明，尤其是共產黨黨內鬥爭學生搞不清。所以，學生卷入政治就很盲目，學生幼稚的弱點充分暴露出來，而他們的理想和激情反而將他們推向深淵。“文革”的複雜性遠遠超出學生的想象，就是到了今天，已經過去38年了，“文革”到底怎麽回事，很多人還是搞不清，存在巨大爭論。可見，政治絕不是那麽簡單的事情。今天，國際形勢已經較38年前複雜得多，全球化已經推倒了國家政治的圍牆，一切政治經濟問題都不是孤立的，絕不是普通大學生所能輕易把握。
今天，中國大陸的大學畢業生已超過一億人口，還有大量的成教和職教生，他們有社會經驗，他們對社會和時局的認識都比在校大學生強，缺乏社會經驗的在校大學生已經不能代表社會最先進的力量，社會應該給他們提供機會參加比較淺顯的社會活動作為一種鍛煉，而不是冒然由他們去引導社會的方向。讓學生去引到社會方向，等於是讓盲人去引到社會方向，那是危險的。
民主要走向科學。對待學生在遊行或者學運中的訴求，政府要針對他們的議題進行評估，對議題分類，製定參考係數以權衡重視程度。如果是學生熟悉的議題，在學生的知識和經驗範圍之內,比如學校的教學問題,教育體製改革問題，學校的管理問題，參考係數就可定高，應盡量傾聽他們的意見。如果是政治和經濟等公共議題甚至專業議題，要看議題的難度，而定相應的參考係數。如果是容易判斷是非的問題，比如反腐敗，反毒食品，反環境汙染，可定較高係數。如果是較複雜的公共議題，參考係數都應降低。學生的訴求隻是一個參考，而不能去輕易全盤接受，學生更不能強迫政府接受他們的觀點。這次台灣的學運,因為服貿是個比較複雜的經濟問題，大學生沒有經驗,隻是聽第三者或媒體傳播的觀點，它不象反腐敗這樣的議題能夠憑最基本的價值觀就可判斷是非。所以，我覺得學生為服貿協議議題占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破壞法律的作法是錯誤的。如果是某一組織或政黨反對服貿協議，應該自己公開站出來，而不應該讓學生卷入，把學生推向前台作為利用工具，這是對學生不負責任。
綜上所述，學運在中國曆史上作為一種特殊社會運動起過正反二方麵的作用，是雙刃劍。社會越來越複雜，不是學生們所能洞察的，發動學運應該謹慎，這是對學生負責和對社會負責。同時，由於高等教育日益普及，社會各階層有經驗的知識分子隊伍已經很龐大，對重大政治和經濟議題應直接發揮成熟知識分子的作用，讓他們引導社會前進的方向才是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