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人民好書記的沉重願望
為人民服務焦裕祿式的好書記，張欽禮書記是，被槍殺的朱讚成書記也是。
隻是他們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崗位和人生結局的“死法”不一樣：張書記是縣委書記，是刑滿釋放後病死的;朱書記是公社黨委書記，是直接拉到刑場“就地正法”的。
他們有著共同的特征，都是本土書記。張書記是河南省蘭考縣人，朱書記是福 建省泉州市城東人。雖然他們的領導職務、工作性質和工作能力有所級別大小、責任大小和成績大小之分，但是，他們真正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革命精神卻是一致 的，他們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宗旨卻是一致的。
他們都表現在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美好家園的困難麵前，不畏艱險，不畏自然和人為因素的客觀影響，戰天鬥地，不惜嘔心瀝血;他們都表現在為響應毛主席黨中央 “抓革命促生產”的革命號召麵前，不畏權貴，不畏修正主義當權派的反攻倒算，矢誌不渝，不惜粉身碎骨。
他們的“罪名”都差不多，都是屬於被清查的三種人。哪三種人呢?眾所周 知，一個是“造反起家的人”，一個是“幫派思想嚴重的人”，一個是“打砸搶分子”。幸運的是，張書記因為曾經先後受到過周總理的一次接見和平反，一次解救 和反正，才不敢被立即處死;而不幸的是，朱書記隻是一介公社黨委書記，隻是因為跟所謂清查人員據理力爭而不小心碰倒開水瓶摔在地上，就被定為“反革命打砸 搶”罪，就被綁赴刑場，執行槍決。
奇怪的是，過去，曾經有那麽多人敬佩著他們，追隨著他們，愛戴著他們，懷念著他們;直到今天，時光的流逝並沒有使這樣的熱度消退，相反，他們的革命事跡作為曆史事件的光輝典範，被熱烈地傳頌，是因為他們的時代價值，在今天看來，顯得是更加彌足珍貴。
如果不是張書記的骨灰魂歸故裏，在時隔27年後還被十幾萬人蘭考人民夾道 祭拜，以視頻為證，你很難相信這是真的;如果不是2011年親自隨團去到張書記的墓地去祭拜，你很難相信那一片林立的百幾十墓碑，像陵園一樣大小，但祭奠 的卻是同一個人，而且全部都是來自蘭考人民自發自願的行為。
如果不是朱書記的老戰友和老部下，原城東人民公社的副黨委書記林敏捷老師 死裏逃生十年後歸來，恐怕朱書記的骨灰將永遠不會入土為安;因為才33歲被槍斃的他，在他愛人和兒子們的心目中，這樣的好丈夫和好父親，怎麽說沒了就沒 了;如此草菅人命，在他們看來，好丈夫和好父親，不到平反昭雪，肯定會死不瞑目。
如果不是耳聞目睹林敏捷老師長達28年來，以革命戰友、同誌和兄弟之情， 為朱書記樹碑立傳，為朱書記鳴冤叫屈，為朱書記每年進行祭拜，你很難相信這是真的。如果不是朱書記之後的連續三任書記，因為群情對立而知難而退;如果不是 38年來被邊緣化的對立麵的老同誌，也覺醒後站在朱書記這邊來，你很難相信，這個當年全福建省“農業學大寨”的標兵——原城東人民公社的帶頭人——朱讚成 書記，是在“用當年打鬼子、打老蔣、鬥地主的仇恨”以及“斬草除根、除惡務盡、決不心慈手軟、不留後患”等極端敵視的口號下被槍殺的。
之所以當時原城東人民公社廣大人民群眾敢怒而不敢言，因為那次清查運動就 如同一次日本鬼子大掃蕩。一個公社就槍斃了黨委書記一名，支部書記二名，判無期、有期徒刑和其他受牽連的普通幹部群眾成百上千，這在全國來說，舉國無雙。 而時至今日，之所以一大批普通的幹部群眾還始終忘不了他，這是因為，38年來，泉州市的所謂經濟發展，如果不是靠朱書記當年頂著壓力，帶領原城東人民公社 全體幹部群眾圍海造田近萬畝，留下今天市級政府部門為創辦開發區而賣田賣地，而攫取數百億元財政收入的機會和條件;你很難相信，泉州市的官方報道，除此之 外，離開了當年圍海造田造福子孫後代的壯舉，而無一其他亮點。
我們知道，焦裕祿書記是累死在工地上的。而像張欽禮書記也好，朱讚成書記 也好，也都在社會主義的革命建設當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後;都是“跟我來”，而不是“給我上”。這就違背了當官做老爺的世俗，也就違背了修正主義的意誌， 也最終是違背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基礎。正是因為他們不願意當官做老爺，不願意腐化變修，始終是站在集體和國家的全局利益上，謀取的是人民的長遠利益， 殫精竭力，造福一方;所以他們才能夠像張書記一樣赤膊上陣，衝到最前麵;所以他們才能夠像朱書記一樣，不顧常年腳都長了雞眼，總是一雙人字拖鞋，甚至不顧 生命危險第一個跳入南堤合攏缺口的渦流之中。
而正是因為有他們這樣身先士卒的革命幹勁，他們才能帶動人民群眾團結起來 幹大事，建奇跡，創壯舉。張書記是頂著壓力引黃河之水來清洗鹽堿地，讓寸草不生的茫茫荒野變成了40多萬畝良田，可這卻成為了他的主要“罪證”之一，被汙 蔑成企圖“決開黃河堤放水淹死蘭考人”。朱書記是頂著壓力圍海造田近萬畝，讓城東人民公社曆史上被人稱作與豬爭食、吃“地瓜渣”為主的統銷社，變成支援國 家社會主義建設的統購社，可這卻成為了他的主要殺生之禍之一;因為他被評為全福建省“農業學大寨”的先進標兵，在全省“農業學大寨”的工作總結會議上，頂 撞了對前福建省委書記韓先楚同誌進行汙蔑和攻擊的某位走資派領導。
他們為什麽要頂住這些來自上峰的壓力呢，他們為什麽不按部就班地完成上峰 交代的份內工作就可以了呢，這就很能說明問題，而這恰恰反映出來他們才真正是人民的好書記。如果他們不思進取，原地踏步，混天度日，得過且過，他們完全可 以做好上傳下達，隻要不是損公肥私，不是多吃多占，他們完全可以隨波逐流，完全可以官運亨通，甚至可以光宗耀祖。但是，這是人民群眾的好書記、好幹部和好 帶頭人嗎?像張書記，他能看著幾十萬畝原野荒蕪在那裏，能看著百萬人民群眾在挨餓，能不想方設法引黃河之水來清洗鹽堿地，使之改造為造福子孫後代的百萬畝 良田嗎?像朱書記，他能看著原城東人民群眾缺田少糧，與豬爭食，能不想方設法圍海造田，使之改造為造福子孫後代的近萬畝良田嗎?
像他們這樣的焦裕祿式的好書記，他們是絕對做不到不能、不做、不幹的;而 隻要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們就要堅決地去能動，去做，去幹。哪怕最後的結果像張書記一樣，還被走資派打上了一個反革命的煽動罪，還被打上了一個 如同殺人放火之類的罪大惡極的企圖決堤放水淹死蘭考人的滔天罪名;哪怕最後的結果也像朱書記一樣，上峰不但不支持他圍海造田的請示，相反還說出了“耽誤了 春耕生產，我要你的腦袋”之類的混賬話;結果是的確因此引起，而讓走資派們認為他太囂張跋扈，太狂妄自大，而使他招來殺身之禍的根源。
我們不禁要問，到底什麽是一顆為人民服務的心，是不思進取嗎?是原地踏步 嗎?是混天度日和得過且過嗎?是損公肥私和多吃多占嗎?習總書記3月17日說過，“要像焦裕祿一樣有一顆為人民服務的心”，其實在毛澤東時代，這樣焦裕祿 式的好幹部還真的不少;至於現在能否會實現習總書記另外一句話的美好願景——“努力做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幹部”;我們認為，如果喪失了為人民服務的基本 原則，這個美好的願景將始終成為一個美好的夢想。
為人民服務是有前提性的，是誰來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是有階級性的，是 為多少人服務還是為少數人服務。前者是指“好黨員、好幹部”的政治本色，後者是指“好黨員、好幹部”的政治內容。一句話，為人民服務是有階級性和革命性 的。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馬列毛主義的政黨，她才會為人民服務;而如果服務的對象範圍發生了變化，是為少數人服務而不是為多數人服務，那這個政黨的性質和 光譜就會發生變化，就會變修變色，就會淪為剝削和壓迫人民的工具。
我們必須得承認，張書記和朱書記的人生厄運和政治悲劇，客觀上講，是源於 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覺悟水平太低，相對性地體現出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不徹底和不成功;應該來說，這是整個人類社會的人生厄運和政治悲劇。人類的封 建思想，人類的資產階級思想，人類的自私自利，都還必須要通過不斷的革命運動來進行滌蕩、限製和禁錮，要進行不斷地鬥私批修;就如同革命導師列寧所說過 的，無產階級必須要在不斷的革命運動中進行鍛煉;而隻有不斷地進行鍛煉，無產階級才能夠真正地成熟起來，才能夠真正有效地參與到國家機器的管理之中。
我們回過頭來再來看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現在竟然變成了任人宰割 的殖民地。雖然曾經有一批焦裕祿式的好黨員，好幹部，好書記，像張欽禮書記一樣，像朱讚成書記一樣;但是在修正主義的威嚴下，他們也隻能成為刀俎魚肉。曆 史的深刻教訓總是沉痛和慘烈的，曾經的工人階級由於城鄉差別，慣性墮落成了農民階級仰望的工人貴族，把前赴後繼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使命拋在了腦 後，使整個黨、整個階級和整個民族一起沉淪到萬劫不複之地。如果說我們今天來懷念這些焦裕祿式的好書記是為了什麽，那就是：整個無產階級乃至整個中華民族 必須要整體覺醒，必須要重新站起來。在整個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上，必須首先要消滅轉基因生物戰爭，必須要進行抗轉救國，救亡圖存;在整個人類曆史 發展必然歸宿的共產主義奮鬥目標上，階級鬥爭必須要貫穿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始終，必須要將無產階級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進行到底。
這就是懷念像張欽禮和朱讚成這樣焦裕祿式的好書記，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沉重願望;這也是當今中國在奔向地獄之門的末日之路上，在亡國滅種和絕地重生的悲慘抉擇中所換來的沉重願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