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給日本戰犯超一流的夥食標準
初來乍到時日本戰犯曾大鬧管理所，把高粱米飯倒掉要求吃大米飯，經過周恩來總理的批準，不但給他們都吃上了大米飯，而且還分出大灶、中灶、小灶的級別來。官當得越大，殺中國人越多就吃得最好。將官級吃小灶；校官級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這大灶也相當於當時東北中等家庭的標準。
為了讓這些戰犯們吃飽，吃好，吃熟、吃熱，吃得衛生，食堂裏增添了切麵機、絞肉機、麵包爐、烘烤箱、電冰箱等。六十年前這些都是高級賓館高級點心店裏才擁有的設備，如今都在為日本戰犯服務。管理所除建立了一支陣容不小的30人炊事員隊伍外，還特地從沈陽、哈爾濱請來了廚師和麵包點心師。
為了讓戰犯吃到新鮮蔬菜，管理所開辟了40畝菜園，種了茄子、青椒、西紅柿、豆角、黃瓜、土豆、白菜、蘿卜、芹菜、菠菜等。還新建了一處暖棚，在千裏冰封萬裏雪飄的寒冬臘月季節，棚裏的蔬菜卻是碧綠青翠，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季節裏。如果暖棚的菜還不夠，管理所還建有能儲存幾萬斤蔬菜的菜窖，照樣能提供新鮮的瓜菜豆，保證吃到下一年的新菜上市還有富裕。在院外還養了幾十頭肥豬，兩頭荷蘭奶牛，幾百隻雞。戰犯管理所就像是自給自足的人間樂園。
戰犯們每天吃的是土豆燒牛肉，白菜燉豬肉，海帶、豆腐燉魚，魷魚炒蒜苗，雞蛋炒西紅柿，炒蝦仁白菜，胡蘿卜炒油豆腐等，僅副食食譜就有40多種品種，做到每周菜譜不重樣。炊事員們還都學會了做日本特色的飯菜，如“甜不辣”、“米紹湯”、“蘇泊湯”、“炸肉串”、“八寶飯”、“達子飯”、“紫菜飯卷”。每年春節，戰犯們自己動手包餃子、打米糕，增加節日氣氛。到了元宵節就給他們吃元宵，到了端午節給他們包粽子，到了中秋節，給他們發月餅。中國人過什麽節，日本戰犯都一個不拉也照樣過。那瓜子、花生、糖果、點心、水果則是應有盡有，堆了一大堆。
對於病號和年老體弱者，每天要給他們供應五、六餐飯菜，按時供應牛奶、糕點。奶粉是特地從英國進口的，糕點是從哈爾濱俄人開的秋林商店買來的。（撫順戰犯曾一度轉移到哈爾濱關押過）
當戰犯們正在吃著大米飯和大魚大肉時，而管理這些戰犯的管理員、看守員、醫務人員和炊事員們，他們吃的卻是高糧米、窩窩頭！那是吃下後拉出來都是紅色幹屎，能把肛門給撐破了的粗糧，他們每星期隻能吃一次大米飯。即使在中國農民活活被餓殺4000萬人的“三年人為災難時期”，這些日本戰犯的夥食供應標準始終不變，糧食品種不少，定量不減，副食調劑仍如前多樣化。而管理所的所有工作人員和炊事員們，卻在自力更生參加農場勞動，吃的是粗糧和代食品做成的又黑又硬的窩窩頭，但連這個都填不飽肚子！
戰犯們喂得白白胖胖，滿麵紅光；而管理員和炊事員們卻累得一個個患了胃病。許多采購員早飯要忙到中午才吃，晚飯要忙到深夜才吃。
戰犯們的夥食費每月東北幣1億3千6百多萬元，在撥給戰犯用的生活費中，是不準節餘上繳的，必須保證按標準花掉，保證戰犯“吃到口，拿到手”。這些生活費，即使讓戰犯們天天吃大米白麵、大魚大肉也是花不完的，怎麽辦呢？於是給戰犯們買來高級點心、月餅、果品、罐頭等。
除了保證戰犯們吃飽吃好外，還得要吃有營養。醫務人員製訂了一日三餐營養食譜。為此許多炊事員都痛哭流涕，一位姓劉的炊事班長忿忿地說：“我過去被日軍抓去當勞工，連一頓飽飯都吃不上，還要遭受毒打。日本鬼子害得我們中國人吃糠咽菜，家破人亡。現在他們大米白麵管夠吃，大魚大肉侍候他們，我們幹革命的卻吃高粱米，而且忙得吃不應時。現在又要對戰犯講營養，這麽多的花樣，我伺候不了，你們另請高明吧！”護士長趙毓英也哭，她有什麽辦法，她是執行著大漢奸大賣國賊這個上級命令的呀！她說：“難道我沒有當過亡國奴？難道我願意找這個麻煩？”
七、對戰犯的照顧真是“天大地大”“爹親娘親”
在吃好吃飽吃得有營養之後，就要讓戰犯們活動活動身體了。1955年3月，各監門鎖都打了開來，戰犯們可以你來我往互相串門了。不管是偽滿戰犯還是日本戰犯，不管曾當過官的戰犯還是下級戰犯，都可以探親訪友，稱兄道弟，相互間任意交往，沒有拘束。他們可以下棋玩耍，可以漫步談心。既不像中國的五類分子在勞教、勞改時，要受到監規製度的嚴格控製，連問一下“你為什麽進來的？”都是不容許的。
戰犯有組織地成立了樂隊，舞蹈隊、話劇隊，經常進行排練和演出。他們吹奏動人的樂曲，扭動身體跳起了秧歌，寫出了劇本演出了獨幕劇和多幕劇。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裏，他們就舉行了29次文娛會演，開了24次大大小小的運動會。而無產階級專政幹部對於中國五類分子絕對沒有這樣仁慈過，他們最痛恨五類分子高興和笑聲。每當五類分子娛樂時，他們就會提出警告：“你們改造好了嗎？”
戰犯們除了可以相互交往談心外，關了五年以上的還可以與家屬聚居。他們的日本太太可以遠渡重洋，前來探監，可以住下來共同生活。子女們可以與戰犯爸爸同唱共舞，一同演出節目。一個叫菊地修一的日本戰犯，竟要他的女兒計算一下，她爸爸在中國殺了多少人。
有些戰犯在日本有未婚妻，這些未婚妻已經為他們等了十五年，戰犯們都不敢給未婚妻寫信。管理所的管教幹部告訴戰犯，你寫好信後，我負責一定幫助你寄走。很快這個戰犯就收到了未婚妻的回信。一個叫田村貞植的戰犯在收到未婚妻信之後，天良發現，對自己過去亂殺無辜行為進行了懺悔。他寫了一首詩，寫當年他是如何毀滅中國新婚夫婦美好生活的。詩中寫道：“這是普通一座房/春聯散放著筆墨香/彩紙剪成紅喜字兒/剛剛貼上紙格窗。 是誰家的姑娘/冬夜裏守著燈光/壓住心跳/把青春的夢，美好的希望/刻進紙剪的鴛鴦/噢是把新春和婚禮/一並迎進新房。 ‘開始掃蕩’/我喊叫得那麽瘋狂/像惡魔的粗氣，在暮靄裏蕩漾/軍隊一陣陣地嚎叫/像撲食的惡狼/槍聲響起/哭聲一片愴涼。 ‘放火’/一聲令下，大火飛揚/燒毀了紙剪的雙喜字兒/還有美麗的一對鴛鴦……”
下麵的這個故事更為“動人”。當中國發生汶川大地震和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害時，中國軍隊戰士在進行生命大營救時，譜寫了一曲曲感人的故事。在洶湧澎湃驚濤駭浪中一次次地跳入水中搶救人員，在餘震還在發生時，鑽入斷層樓板尋找幸存者。但是所有這些動人故事，英雄情節，都沒有我下麵記述的那個故事感人，它就發生在戰犯管理所內。
這是一個春寒料峭冷風刺骨的早晨，一個日本戰犯厭世想不開，跳進了大糞池裏想自殺，他想這一次一定能自殺成功，誰能跳進臭氣薰天的大糞池裏來救他。就在他往下沉的時候，突然一名看守員，毫不猶豫地跳進了這兩米深的糞池裏，把這個戰犯打撈了上來。接著不顧全身的糞便和刺鼻的臭味，看守員和戰犯竟嘴對嘴地進行了人工呼吸，把那個戰犯救活了。我擔心，在做這樣的人工呼吸時，會不會是在吃大糞？
文革中曾流行過一首歌叫《天大地大》，八億人都在唱，都會唱。其實中國人沒有理由唱這首歌，毛澤東和共產黨已經把中國人整得夠苦夠慘的了。這首歌應該讓日本戰犯唱才合適。歌中唱道：“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共產黨和毛澤東已經變成日本戰犯的再生爹媽，甚至比親爹親媽都要親十倍百倍千倍。
唱“天大地大，爹親娘親”是唱不夠的，在戰犯管理所內每天都在發生這種事情。下麵一件事也是前所未有，世所未聞的。上麵提到的一個叫武部六藏戰犯，曾任國務院總務廳長官，名義上是輔佐溥儀皇帝，實際上是騎在東北人民頭上拉屎撒尿的太上皇。在中蘇辦理交接手續時，他是躺在擔架上從車上抬下來的。移交給中方時，已經處於奄奄一息病入膏肓垂死之際。經過中方醫務人員的搶救，保住了一條命。1952年，他突發腦血栓，昏迷過去，從床上跌落。為了執行毛澤東周恩來的不死一個戰犯的指示，醫務人員幾乎是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進行搶救。總算從死亡線上把他搶救了過來，但是人已癱瘓，變成了一個植物人。此時他嘴歪眼斜，隻能幹躺在床上不能動彈。
於是，管理所為他單獨建立了一所病房，派了一個年輕護士焦桂珍，專門對他進行服侍。一日三餐為他喂水、喂藥、喂湯、喂飯；為他擦身、按摩、理發、刮胡子、剪指甲。當武部嘔吐噴得焦桂珍一臉一身時，焦桂珍默默地把一切都擦洗幹淨，然後又繼續給他喂飯。武部長期小便失禁，焦桂珍也不嫌棄，還經常給他做床上浴，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他的全身。每天還要抱著他翻幾次身。
這個長期臥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的戰犯，躺了四年，竟沒得褥瘡，養得滿麵紅光；而焦桂珍卻一天天地瘦了下去。每天在忙完武部之後，才趕到幼兒園裏去接自己的孩子，她總是最後一個去接孩子的家長。
焦桂珍連續為這個殺人魔王悉心服侍了四年。當武部假釋回國時，焦桂珍親自把他送到天津港碼頭，直到他的擔架被他的妻子接走上船為止。武部把焦桂珍介紹給妻子武部歌子：“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我四年，沒有她，你我今天就不可能相見了。”接著他敘述了焦桂珍四年如一日照顧他的動人事跡。武部歌子聽了丈夫的這番話之後，抱住焦桂珍放聲大哭起來。那時候還沒有“天大地大”的歌，如果那時有這首歌，她又會唱，武部歌子一定會把它唱得很感動人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這些日本戰犯光是在戰犯管理所裏耽著也不行，周總理作了決定，讓日本戰犯到全國各地參觀訪問，到社會上去見見大世麵。於是他們分作三批奔赴全國各地，既到東北，又到內地；既到城市，又到農村；既參觀新建的工礦企業，又參觀改建擴建工程；既參觀科教部門，又參觀名勝古跡。從北國一直到長江沿岸，遊覽和參觀了撫順、鞍山、哈爾濱、長春、沈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漢等11個大中城市，99個單位，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
在日本戰犯外出參觀期間，他們都穿上了新發的衣服。他們坐專車，住旅館，到處有人接待，頓頓四菜一湯。陪同人員都不帶槍，在外人的眼裏這是一支大型旅遊觀光團，而不是什麽日本戰犯參觀團。
在紀念館裏掛著一張戰犯參觀的路線圖，沿著這條線，就像當年日寇踏著鐵蹄打開中國道道大門時的情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軍一夜之間占領沈陽，不到一個月就占領了整個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在盧溝橋發動挑釁，很快占領了北平、天津和整個華北。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7 年 “八一三淞滬抗戰”就在上海打響。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衛戰失敗，南京淪陷，五萬日軍進城後，開始了對三十多萬戰俘和平民百姓的“南京大屠殺”。1938年6月至10月，有百萬中國軍人參加的“武漢保衛戰”打響，經過四個月的奮戰，最後武漢三鎮全部淪於敵手。
日本戰犯在數個月的參觀中，最忙碌的就是醫務人員了。北方和南方的季節、氣候差距很大，變化也很大，醫務人員既要擔心他們在北方著涼，又擔心他們在火爐武漢中暑，為此要為戰犯準備各種各樣的藥物。
每年國慶節，這些戰犯還應邀參觀撫順市的國慶典禮和群眾遊行。
周遊各地所耗的旅遊費，僅1957年春夏之交的一次有四百五六十人組成的參觀團，參觀了四個城市，所化費的經費足可以開辦管理所新設的四座電機廠，當時一座電機廠的投資是四萬元。毛澤東和共產黨不惜化費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來討得殺人魔王的歡心。
被免予起訴的戰犯
八、日本戰犯像凱旋歸來的英雄受到幹部隆重接待
1954 年初，最高人民檢察院組成了一支900人的龐大調查組，對在押的日本戰犯進行審理，他們到過曾被日寇侵占過的地方，動員群眾，向幸存者取證。曾搜集到 26700餘件控訴書、鑒定書和日本殘留在各地的檔案8000餘份。為了實事求是，檢察員、審判員和律師還共同進行鑒別證據、複查案情，重新補充偵查，又搜集到1300餘件有力的確鑿證據。數萬份材料證明這些日本戰犯曾在中國犯下了反人類罪的各種罪行，殺死的中國人達85萬7千多人，燒毀和破壞房屋7萬8 千多處又4萬4千多間，搶糧3千7百多萬噸，煤炭2億2千2百萬噸，鋼鐵等金屬3千多萬噸。他們還製造了三十多起大慘案。殺孕婦，殺嬰兒，用活人當細菌試驗、解剖試驗。甚至還吃人肝，扒人腦……按照國際法量刑，在這些戰犯中，起碼有超過百人可以判為死刑的。為此戰犯管理所向上級提出了對罪大惡極的70餘名戰犯處以死刑名單，並向周總理作了匯報。
1956年1月，卻傳來了周恩來相反的指示，要對日本戰犯“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罪行確鑿的才能起訴，對一般罪行的不起訴。”
法律工作們都想不通，提出不少意見。領導又二度進京匯報，但中央仍堅持對日本戰犯進行寬大處理。
就這樣這些法律工作者辛辛苦苦調查來調查去，化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了數萬份有力確鑿的證據，證明這些戰犯可殺，想以此來安慰九泉之下的中國父老鄉親。但是中央的一個命令，他們的心血都白費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不但愚弄中國普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甚至連專業的法律工作者都要被耍弄一番。瞧瞧老毛老共有多霸道：讓你們去辛勤勞動，把日本戰犯罪行調查得清清楚楚，至於給這些戰犯判不判刑，判刑幾年，那就不能聽你們的了。你們這些學法懂法的人有什麽能耐，老毛的無法無天一樣能打天下治天下。
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退了一步，要求日本政府承擔戰爭賠款總可以的吧。想不到又一次遭到拒絕，周恩來果斷地回答：“這個款不要賠了，賠款還不是日本人民的錢，日本政府還能拿出錢來嗎？”日本怎麽拿不出錢來，那時的日本已經向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發起衝擊了。
就這樣在大漢奸大賣國賊的操縱下，一份蔑視、嘲弄、踐踏《國際法》的《決定》出籠了。1956年4月25日，第一屆人大常委會第34次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簽署的《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明確規定：這些日本戰犯一律釋放，免予起訴；嚴重者也要分別從寬處理。
1956 年6月21日，在遼寧省撫順市女子中學的禮堂裏，正在舉行一場別開生麵的大會。首席檢察官王誌平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宣讀了對日本戰犯實行寬大處理免予起訴即行釋放的命令。宣讀完畢，會場上戰犯們哭聲慟地，想不到他們殺了這麽多中國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但不殺不關他們，而且還把他們養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要把他們送回日本國，與家人團聚。那真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啊！
很快又傳來了中國紅十字會代表的講話聲，宣稱從現在起到回國之前，他們將由紅十字會來負責接待。於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一下子竟變成了由慈善組織紅十字會救助的對象了，殺人魔王一下子變成了受災受難的弱者和被救助者，那真是比魔術師變魔術還快。
當戰犯們回到管理所時，一百五十多名中方幹部在大門口列隊歡迎，那場麵就像是迎接凱旋歸來的英雄一樣。接著100多桌酒宴在俱樂部大廳排開，20多道中西餐一一端上。所長孫明齋高舉酒杯，向日本戰犯頻頻舉杯祝賀。宴會一直進行了三個小時，宴會結束後，立即把他們用專車送到了撫順市政府招待所，戰犯瞬時變成貴賓了。
管理所除了發還給他們四年前曾存放在這裏的行李物品外，還發給每個戰犯每人一套毛料人民服，一雙皮鞋，一頂毛料帽，一條新疆純毛毯，以及生活用品，再加五十元的零用錢。六十年前的五十元相當於中國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兩倍。他們使用過的樂器和演出節目的道具也都送給了他們。
九、蔑視嘲弄踐踏國際法的所謂公開審判
中共除了將1017名日本戰犯分三批作出免予起訴全部釋放外，為了平息中國民眾的憤怒，不得不在沈陽、太原兩地，分別對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45名日本戰犯，裝模作樣地進行了象征性的公開審判。妄圖用所謂的“正義”審判來掩蓋他們大漢奸大賣國賊的醜惡本質。
公開審判前，法庭上已經是人山人海，座無虛席。審判程序也與其它審判一樣，有審判長的致詞，公訴人宣讀起訴書，然後出示大量證據，接著控訴人控訴，辯護律師辯護等。當鈴木啟久被帶到法庭接受審判時，受害人張俊金脫下衣服，讓法官察看他滿身傷疤。在法庭上他失聲大哭控訴說：日本鬼子在大街上砍殺7個人之後，砍到第8個時就把他拽住，把他的眼睛蒙上，準備殺他，他掙紮著不讓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他踢到井裏，朝井裏開了兩槍，打壞了他的骨頭。又往井裏扔死人、石頭、土塊，扔完就走了。後來他被人救出後就昏了過去，變成了殘廢。有200多人是被打死、燒死、薰死的。張俊金說完後像發瘋一樣衝了過去，要跟鈴木啟久拚命。
鈴木啟久還指揮日偽軍製造“潘家戴莊慘案”，被殺群眾達1280多人。從死人坑裏逃出來的周樹恩出庭作證，這位44歲渾身是傷的農民流著淚控訴：1942 年10月28日早晨4點，日軍包圍了潘家戴莊之後，挨家挨戶搜查，把全莊人都趕到一個大場裏，逼著青壯年挖坑。然後把1200多人推到坑裏用火活活燒死。他從土坑裏僥幸逃出。村中血流成河，糧食牲畜洗劫一空。
法庭判了鈴木啟久20年有期徒刑，但在1963年6月提前釋放回國。
藤田茂是日本戰犯中的“武將頭”，剛到撫順時，他蓄著一把仁丹胡子，穿著一套日本陸軍將官服，肩戴中將肩章，足蹬皮馬靴，每天朝東方膜拜，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大和魂萬歲”口號。藤田茂侵華期間殺人無數，殘忍無比，1939年春血洗山西安邑上段村，一下子殺死村民140餘人。在山東萊蕪、蒙陰一帶燒殺奸淫。把上百名俘虜當作新兵試膽訓練的活靶子。62歲的證人張葡萄，全家都被殺害，隻剩下她一人。當她控訴時，氣得全身發抖，滿臉流著汗水、淚水、口水。因憤怒和激動，她白發倒豎，數次撲向藤田茂。
在一天半時間裏，有26個證人出庭作證，控訴他的罪行。結果藤田茂隻判18年徒刑，第二年他就被提前釋放回國了。
在公審期間，戰犯的太太們都從日本趕來，準備要與中共大幹一場，抗議關押她們的丈夫。到了中國聽了丈夫的陳述，才知她們的丈夫在中國犯下了滔天大罪，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藤田茂的夫人喜代子聽了丈夫的話後，大為感動，想不到她丈夫殺了這麽多中國人，沒有處他死罪，太寬大了。她覺得作為妻子，也有一定責任。她向中方提出：讓她也進監獄，陪著丈夫一起坐牢來贖罪。
管理所工作人員聽了她的話後哈哈大笑起來，想不到戰犯太太有多天真可愛！於是他們對她作了一番解釋說：“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是講究禍滅九族的，男人犯罪，株連家屬。我們打倒了封建主義，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怎麽還能走回頭老路呢？”
管理所工作人員所說的，騙騙日本人還可以，騙中國老百姓就難騙了，誰都知道中國的五類分子的子女，就株連成了黑五類，他們在上學、上工、入黨、入團，甚至結婚、生子處處都受到阻礙。文革中，連生下來的嬰兒都會被活活打死，誰讓他們生在五類分子的家裏。
這是一場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立場上，為日本戰犯開脫罪責的，蔑視嘲弄踐踏國際法欺騙世界輿論的所謂審判。兩個月的公開審判終於落下了帷幕，沈陽先後判決36 名日本戰犯，各判處有期徒刑12年到20年不等，太原共審判9名日本戰犯，分別判處8——20年有期徒刑。他們大部分都假釋、提前釋放或特赦後回國了。
從此毛澤東和共產黨又往臉上多貼了一層金，除創造了把殺人魔王改造成新人的奇跡外，還吹噓說“這是在我國領土上，由代表中國人民的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審判帝國主義侵略者，在中國近代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它在世界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不僅是抗日戰爭勝利的總結，也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一個標誌。”毛澤東和共產黨不僅又爭到了第一，而且把抗日勝利的功勞和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光環都套在自己頭上了。於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下站起了兩次，一次是毛澤東建國時說的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想不到審判日本戰犯時，中國人民又站起來一次。
這個大漢奸大賣國賊集團，竟能當著全世界人民的麵前瞪著大眼說著瞎話，因為早在九年前日本剛投降不久，在中國各地已經對日本戰犯進行過公開審判了。王俊彥著的《日本戰犯審判秘聞》一書中曾寫道：“在中華大地歡慶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鑼鼓聲中，從14年艱苦抗戰中取得勝利的中國人民，將昔日橫行中國的日本戰犯迅速盡行逮捕，可謂揚眉吐氣，大快人心。從1945年8月到 1947年5月，中國各地共逮捕日本戰犯2357名，相繼在北平、南京、上海、漢口、廣州、太原、徐州、濟南、台北、沈陽等地，設立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統一審判由中國駐日代表團引渡和從全國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戰犯。”
難道這些審判不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嗎？難道這些審判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審判嗎？還有在遠東國際法庭上，梅汝璈先生對日本甲級戰犯判處絞刑的審判，這也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審判嗎？難道隻有中共的沈陽、太原的審判才是在中國領土上，代表中國人民的審判嗎？按照毛澤東和共產黨邏輯，沈陽太原的審判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麽這種代表日本戰犯立場上的審判，可能會讓中國人民永遠當日本人的亡國奴，而不是站起來。
初來乍到時日本戰犯曾大鬧管理所，把高粱米飯倒掉要求吃大米飯，經過周恩來總理的批準，不但給他們都吃上了大米飯，而且還分出大灶、中灶、小灶的級別來。官當得越大，殺中國人越多就吃得最好。將官級吃小灶；校官級吃中灶；校官以下吃大灶，這大灶也相當於當時東北中等家庭的標準。
為了讓這些戰犯們吃飽，吃好，吃熟、吃熱，吃得衛生，食堂裏增添了切麵機、絞肉機、麵包爐、烘烤箱、電冰箱等。六十年前這些都是高級賓館高級點心店裏才擁有的設備，如今都在為日本戰犯服務。管理所除建立了一支陣容不小的30人炊事員隊伍外，還特地從沈陽、哈爾濱請來了廚師和麵包點心師。
為了讓戰犯吃到新鮮蔬菜，管理所開辟了40畝菜園，種了茄子、青椒、西紅柿、豆角、黃瓜、土豆、白菜、蘿卜、芹菜、菠菜等。還新建了一處暖棚，在千裏冰封萬裏雪飄的寒冬臘月季節，棚裏的蔬菜卻是碧綠青翠，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季節裏。如果暖棚的菜還不夠，管理所還建有能儲存幾萬斤蔬菜的菜窖，照樣能提供新鮮的瓜菜豆，保證吃到下一年的新菜上市還有富裕。在院外還養了幾十頭肥豬，兩頭荷蘭奶牛，幾百隻雞。戰犯管理所就像是自給自足的人間樂園。
戰犯們每天吃的是土豆燒牛肉，白菜燉豬肉，海帶、豆腐燉魚，魷魚炒蒜苗，雞蛋炒西紅柿，炒蝦仁白菜，胡蘿卜炒油豆腐等，僅副食食譜就有40多種品種，做到每周菜譜不重樣。炊事員們還都學會了做日本特色的飯菜，如“甜不辣”、“米紹湯”、“蘇泊湯”、“炸肉串”、“八寶飯”、“達子飯”、“紫菜飯卷”。每年春節，戰犯們自己動手包餃子、打米糕，增加節日氣氛。到了元宵節就給他們吃元宵，到了端午節給他們包粽子，到了中秋節，給他們發月餅。中國人過什麽節，日本戰犯都一個不拉也照樣過。那瓜子、花生、糖果、點心、水果則是應有盡有，堆了一大堆。
對於病號和年老體弱者，每天要給他們供應五、六餐飯菜，按時供應牛奶、糕點。奶粉是特地從英國進口的，糕點是從哈爾濱俄人開的秋林商店買來的。（撫順戰犯曾一度轉移到哈爾濱關押過）
當戰犯們正在吃著大米飯和大魚大肉時，而管理這些戰犯的管理員、看守員、醫務人員和炊事員們，他們吃的卻是高糧米、窩窩頭！那是吃下後拉出來都是紅色幹屎，能把肛門給撐破了的粗糧，他們每星期隻能吃一次大米飯。即使在中國農民活活被餓殺4000萬人的“三年人為災難時期”，這些日本戰犯的夥食供應標準始終不變，糧食品種不少，定量不減，副食調劑仍如前多樣化。而管理所的所有工作人員和炊事員們，卻在自力更生參加農場勞動，吃的是粗糧和代食品做成的又黑又硬的窩窩頭，但連這個都填不飽肚子！
戰犯們喂得白白胖胖，滿麵紅光；而管理員和炊事員們卻累得一個個患了胃病。許多采購員早飯要忙到中午才吃，晚飯要忙到深夜才吃。
戰犯們的夥食費每月東北幣1億3千6百多萬元，在撥給戰犯用的生活費中，是不準節餘上繳的，必須保證按標準花掉，保證戰犯“吃到口，拿到手”。這些生活費，即使讓戰犯們天天吃大米白麵、大魚大肉也是花不完的，怎麽辦呢？於是給戰犯們買來高級點心、月餅、果品、罐頭等。
除了保證戰犯們吃飽吃好外，還得要吃有營養。醫務人員製訂了一日三餐營養食譜。為此許多炊事員都痛哭流涕，一位姓劉的炊事班長忿忿地說：“我過去被日軍抓去當勞工，連一頓飽飯都吃不上，還要遭受毒打。日本鬼子害得我們中國人吃糠咽菜，家破人亡。現在他們大米白麵管夠吃，大魚大肉侍候他們，我們幹革命的卻吃高粱米，而且忙得吃不應時。現在又要對戰犯講營養，這麽多的花樣，我伺候不了，你們另請高明吧！”護士長趙毓英也哭，她有什麽辦法，她是執行著大漢奸大賣國賊這個上級命令的呀！她說：“難道我沒有當過亡國奴？難道我願意找這個麻煩？”
七、對戰犯的照顧真是“天大地大”“爹親娘親”
在吃好吃飽吃得有營養之後，就要讓戰犯們活動活動身體了。1955年3月，各監門鎖都打了開來，戰犯們可以你來我往互相串門了。不管是偽滿戰犯還是日本戰犯，不管曾當過官的戰犯還是下級戰犯，都可以探親訪友，稱兄道弟，相互間任意交往，沒有拘束。他們可以下棋玩耍，可以漫步談心。既不像中國的五類分子在勞教、勞改時，要受到監規製度的嚴格控製，連問一下“你為什麽進來的？”都是不容許的。
戰犯有組織地成立了樂隊，舞蹈隊、話劇隊，經常進行排練和演出。他們吹奏動人的樂曲，扭動身體跳起了秧歌，寫出了劇本演出了獨幕劇和多幕劇。在短短的一年時間裏，他們就舉行了29次文娛會演，開了24次大大小小的運動會。而無產階級專政幹部對於中國五類分子絕對沒有這樣仁慈過，他們最痛恨五類分子高興和笑聲。每當五類分子娛樂時，他們就會提出警告：“你們改造好了嗎？”
戰犯們除了可以相互交往談心外，關了五年以上的還可以與家屬聚居。他們的日本太太可以遠渡重洋，前來探監，可以住下來共同生活。子女們可以與戰犯爸爸同唱共舞，一同演出節目。一個叫菊地修一的日本戰犯，竟要他的女兒計算一下，她爸爸在中國殺了多少人。
有些戰犯在日本有未婚妻，這些未婚妻已經為他們等了十五年，戰犯們都不敢給未婚妻寫信。管理所的管教幹部告訴戰犯，你寫好信後，我負責一定幫助你寄走。很快這個戰犯就收到了未婚妻的回信。一個叫田村貞植的戰犯在收到未婚妻信之後，天良發現，對自己過去亂殺無辜行為進行了懺悔。他寫了一首詩，寫當年他是如何毀滅中國新婚夫婦美好生活的。詩中寫道：“這是普通一座房/春聯散放著筆墨香/彩紙剪成紅喜字兒/剛剛貼上紙格窗。 是誰家的姑娘/冬夜裏守著燈光/壓住心跳/把青春的夢，美好的希望/刻進紙剪的鴛鴦/噢是把新春和婚禮/一並迎進新房。 ‘開始掃蕩’/我喊叫得那麽瘋狂/像惡魔的粗氣，在暮靄裏蕩漾/軍隊一陣陣地嚎叫/像撲食的惡狼/槍聲響起/哭聲一片愴涼。 ‘放火’/一聲令下，大火飛揚/燒毀了紙剪的雙喜字兒/還有美麗的一對鴛鴦……”
下麵的這個故事更為“動人”。當中國發生汶川大地震和甘肅舟曲泥石流災害時，中國軍隊戰士在進行生命大營救時，譜寫了一曲曲感人的故事。在洶湧澎湃驚濤駭浪中一次次地跳入水中搶救人員，在餘震還在發生時，鑽入斷層樓板尋找幸存者。但是所有這些動人故事，英雄情節，都沒有我下麵記述的那個故事感人，它就發生在戰犯管理所內。
這是一個春寒料峭冷風刺骨的早晨，一個日本戰犯厭世想不開，跳進了大糞池裏想自殺，他想這一次一定能自殺成功，誰能跳進臭氣薰天的大糞池裏來救他。就在他往下沉的時候，突然一名看守員，毫不猶豫地跳進了這兩米深的糞池裏，把這個戰犯打撈了上來。接著不顧全身的糞便和刺鼻的臭味，看守員和戰犯竟嘴對嘴地進行了人工呼吸，把那個戰犯救活了。我擔心，在做這樣的人工呼吸時，會不會是在吃大糞？
文革中曾流行過一首歌叫《天大地大》，八億人都在唱，都會唱。其實中國人沒有理由唱這首歌，毛澤東和共產黨已經把中國人整得夠苦夠慘的了。這首歌應該讓日本戰犯唱才合適。歌中唱道：“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共產黨和毛澤東已經變成日本戰犯的再生爹媽，甚至比親爹親媽都要親十倍百倍千倍。
唱“天大地大，爹親娘親”是唱不夠的，在戰犯管理所內每天都在發生這種事情。下麵一件事也是前所未有，世所未聞的。上麵提到的一個叫武部六藏戰犯，曾任國務院總務廳長官，名義上是輔佐溥儀皇帝，實際上是騎在東北人民頭上拉屎撒尿的太上皇。在中蘇辦理交接手續時，他是躺在擔架上從車上抬下來的。移交給中方時，已經處於奄奄一息病入膏肓垂死之際。經過中方醫務人員的搶救，保住了一條命。1952年，他突發腦血栓，昏迷過去，從床上跌落。為了執行毛澤東周恩來的不死一個戰犯的指示，醫務人員幾乎是一天一夜不眠不休的進行搶救。總算從死亡線上把他搶救了過來，但是人已癱瘓，變成了一個植物人。此時他嘴歪眼斜，隻能幹躺在床上不能動彈。
於是，管理所為他單獨建立了一所病房，派了一個年輕護士焦桂珍，專門對他進行服侍。一日三餐為他喂水、喂藥、喂湯、喂飯；為他擦身、按摩、理發、刮胡子、剪指甲。當武部嘔吐噴得焦桂珍一臉一身時，焦桂珍默默地把一切都擦洗幹淨，然後又繼續給他喂飯。武部長期小便失禁，焦桂珍也不嫌棄，還經常給他做床上浴，用酒精和滑石粉擦拭他的全身。每天還要抱著他翻幾次身。
這個長期臥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的戰犯，躺了四年，竟沒得褥瘡，養得滿麵紅光；而焦桂珍卻一天天地瘦了下去。每天在忙完武部之後，才趕到幼兒園裏去接自己的孩子，她總是最後一個去接孩子的家長。
焦桂珍連續為這個殺人魔王悉心服侍了四年。當武部假釋回國時，焦桂珍親自把他送到天津港碼頭，直到他的擔架被他的妻子接走上船為止。武部把焦桂珍介紹給妻子武部歌子：“這位小姐端屎端尿侍候我四年，沒有她，你我今天就不可能相見了。”接著他敘述了焦桂珍四年如一日照顧他的動人事跡。武部歌子聽了丈夫的這番話之後，抱住焦桂珍放聲大哭起來。那時候還沒有“天大地大”的歌，如果那時有這首歌，她又會唱，武部歌子一定會把它唱得很感動人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這些日本戰犯光是在戰犯管理所裏耽著也不行，周總理作了決定，讓日本戰犯到全國各地參觀訪問，到社會上去見見大世麵。於是他們分作三批奔赴全國各地，既到東北，又到內地；既到城市，又到農村；既參觀新建的工礦企業，又參觀改建擴建工程；既參觀科教部門，又參觀名勝古跡。從北國一直到長江沿岸，遊覽和參觀了撫順、鞍山、哈爾濱、長春、沈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杭州、武漢等11個大中城市，99個單位，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
在日本戰犯外出參觀期間，他們都穿上了新發的衣服。他們坐專車，住旅館，到處有人接待，頓頓四菜一湯。陪同人員都不帶槍，在外人的眼裏這是一支大型旅遊觀光團，而不是什麽日本戰犯參觀團。
在紀念館裏掛著一張戰犯參觀的路線圖，沿著這條線，就像當年日寇踏著鐵蹄打開中國道道大門時的情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軍一夜之間占領沈陽，不到一個月就占領了整個東北。1937年“七七事變”，日軍在盧溝橋發動挑釁，很快占領了北平、天津和整個華北。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和1937 年 “八一三淞滬抗戰”就在上海打響。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衛戰失敗，南京淪陷，五萬日軍進城後，開始了對三十多萬戰俘和平民百姓的“南京大屠殺”。1938年6月至10月，有百萬中國軍人參加的“武漢保衛戰”打響，經過四個月的奮戰，最後武漢三鎮全部淪於敵手。
日本戰犯在數個月的參觀中，最忙碌的就是醫務人員了。北方和南方的季節、氣候差距很大，變化也很大，醫務人員既要擔心他們在北方著涼，又擔心他們在火爐武漢中暑，為此要為戰犯準備各種各樣的藥物。
每年國慶節，這些戰犯還應邀參觀撫順市的國慶典禮和群眾遊行。
周遊各地所耗的旅遊費，僅1957年春夏之交的一次有四百五六十人組成的參觀團，參觀了四個城市，所化費的經費足可以開辦管理所新設的四座電機廠，當時一座電機廠的投資是四萬元。毛澤東和共產黨不惜化費中國人民的血汗錢來討得殺人魔王的歡心。
被免予起訴的戰犯
八、日本戰犯像凱旋歸來的英雄受到幹部隆重接待
1954 年初，最高人民檢察院組成了一支900人的龐大調查組，對在押的日本戰犯進行審理，他們到過曾被日寇侵占過的地方，動員群眾，向幸存者取證。曾搜集到 26700餘件控訴書、鑒定書和日本殘留在各地的檔案8000餘份。為了實事求是，檢察員、審判員和律師還共同進行鑒別證據、複查案情，重新補充偵查，又搜集到1300餘件有力的確鑿證據。數萬份材料證明這些日本戰犯曾在中國犯下了反人類罪的各種罪行，殺死的中國人達85萬7千多人，燒毀和破壞房屋7萬8 千多處又4萬4千多間，搶糧3千7百多萬噸，煤炭2億2千2百萬噸，鋼鐵等金屬3千多萬噸。他們還製造了三十多起大慘案。殺孕婦，殺嬰兒，用活人當細菌試驗、解剖試驗。甚至還吃人肝，扒人腦……按照國際法量刑，在這些戰犯中，起碼有超過百人可以判為死刑的。為此戰犯管理所向上級提出了對罪大惡極的70餘名戰犯處以死刑名單，並向周總理作了匯報。
1956年1月，卻傳來了周恩來相反的指示，要對日本戰犯“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處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罪行確鑿的才能起訴，對一般罪行的不起訴。”
法律工作們都想不通，提出不少意見。領導又二度進京匯報，但中央仍堅持對日本戰犯進行寬大處理。
就這樣這些法律工作者辛辛苦苦調查來調查去，化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到了數萬份有力確鑿的證據，證明這些戰犯可殺，想以此來安慰九泉之下的中國父老鄉親。但是中央的一個命令，他們的心血都白費了。毛澤東和共產黨不但愚弄中國普通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甚至連專業的法律工作者都要被耍弄一番。瞧瞧老毛老共有多霸道：讓你們去辛勤勞動，把日本戰犯罪行調查得清清楚楚，至於給這些戰犯判不判刑，判刑幾年，那就不能聽你們的了。你們這些學法懂法的人有什麽能耐，老毛的無法無天一樣能打天下治天下。
法律工作者不得不退了一步，要求日本政府承擔戰爭賠款總可以的吧。想不到又一次遭到拒絕，周恩來果斷地回答：“這個款不要賠了，賠款還不是日本人民的錢，日本政府還能拿出錢來嗎？”日本怎麽拿不出錢來，那時的日本已經向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發起衝擊了。
就這樣在大漢奸大賣國賊的操縱下，一份蔑視、嘲弄、踐踏《國際法》的《決定》出籠了。1956年4月25日，第一屆人大常委會第34次會議通過了由毛澤東簽署的《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爭中戰爭犯罪分子的決定》，決定中明確規定：這些日本戰犯一律釋放，免予起訴；嚴重者也要分別從寬處理。
1956 年6月21日，在遼寧省撫順市女子中學的禮堂裏，正在舉行一場別開生麵的大會。首席檢察官王誌平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宣讀了對日本戰犯實行寬大處理免予起訴即行釋放的命令。宣讀完畢，會場上戰犯們哭聲慟地，想不到他們殺了這麽多中國人，犯下如此滔天大罪，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不但不殺不關他們，而且還把他們養得白白胖胖，健健康康，要把他們送回日本國，與家人團聚。那真是“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啊！
很快又傳來了中國紅十字會代表的講話聲，宣稱從現在起到回國之前，他們將由紅十字會來負責接待。於是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一下子竟變成了由慈善組織紅十字會救助的對象了，殺人魔王一下子變成了受災受難的弱者和被救助者，那真是比魔術師變魔術還快。
當戰犯們回到管理所時，一百五十多名中方幹部在大門口列隊歡迎，那場麵就像是迎接凱旋歸來的英雄一樣。接著100多桌酒宴在俱樂部大廳排開，20多道中西餐一一端上。所長孫明齋高舉酒杯，向日本戰犯頻頻舉杯祝賀。宴會一直進行了三個小時，宴會結束後，立即把他們用專車送到了撫順市政府招待所，戰犯瞬時變成貴賓了。
管理所除了發還給他們四年前曾存放在這裏的行李物品外，還發給每個戰犯每人一套毛料人民服，一雙皮鞋，一頂毛料帽，一條新疆純毛毯，以及生活用品，再加五十元的零用錢。六十年前的五十元相當於中國普通工人月收入的兩倍。他們使用過的樂器和演出節目的道具也都送給了他們。
九、蔑視嘲弄踐踏國際法的所謂公開審判
中共除了將1017名日本戰犯分三批作出免予起訴全部釋放外，為了平息中國民眾的憤怒，不得不在沈陽、太原兩地，分別對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45名日本戰犯，裝模作樣地進行了象征性的公開審判。妄圖用所謂的“正義”審判來掩蓋他們大漢奸大賣國賊的醜惡本質。
公開審判前，法庭上已經是人山人海，座無虛席。審判程序也與其它審判一樣，有審判長的致詞，公訴人宣讀起訴書，然後出示大量證據，接著控訴人控訴，辯護律師辯護等。當鈴木啟久被帶到法庭接受審判時，受害人張俊金脫下衣服，讓法官察看他滿身傷疤。在法庭上他失聲大哭控訴說：日本鬼子在大街上砍殺7個人之後，砍到第8個時就把他拽住，把他的眼睛蒙上，準備殺他，他掙紮著不讓蒙眼睛，日本鬼子就把他踢到井裏，朝井裏開了兩槍，打壞了他的骨頭。又往井裏扔死人、石頭、土塊，扔完就走了。後來他被人救出後就昏了過去，變成了殘廢。有200多人是被打死、燒死、薰死的。張俊金說完後像發瘋一樣衝了過去，要跟鈴木啟久拚命。
鈴木啟久還指揮日偽軍製造“潘家戴莊慘案”，被殺群眾達1280多人。從死人坑裏逃出來的周樹恩出庭作證，這位44歲渾身是傷的農民流著淚控訴：1942 年10月28日早晨4點，日軍包圍了潘家戴莊之後，挨家挨戶搜查，把全莊人都趕到一個大場裏，逼著青壯年挖坑。然後把1200多人推到坑裏用火活活燒死。他從土坑裏僥幸逃出。村中血流成河，糧食牲畜洗劫一空。
法庭判了鈴木啟久20年有期徒刑，但在1963年6月提前釋放回國。
藤田茂是日本戰犯中的“武將頭”，剛到撫順時，他蓄著一把仁丹胡子，穿著一套日本陸軍將官服，肩戴中將肩章，足蹬皮馬靴，每天朝東方膜拜，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大和魂萬歲”口號。藤田茂侵華期間殺人無數，殘忍無比，1939年春血洗山西安邑上段村，一下子殺死村民140餘人。在山東萊蕪、蒙陰一帶燒殺奸淫。把上百名俘虜當作新兵試膽訓練的活靶子。62歲的證人張葡萄，全家都被殺害，隻剩下她一人。當她控訴時，氣得全身發抖，滿臉流著汗水、淚水、口水。因憤怒和激動，她白發倒豎，數次撲向藤田茂。
在一天半時間裏，有26個證人出庭作證，控訴他的罪行。結果藤田茂隻判18年徒刑，第二年他就被提前釋放回國了。
在公審期間，戰犯的太太們都從日本趕來，準備要與中共大幹一場，抗議關押她們的丈夫。到了中國聽了丈夫的陳述，才知她們的丈夫在中國犯下了滔天大罪，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的鮮血。藤田茂的夫人喜代子聽了丈夫的話後，大為感動，想不到她丈夫殺了這麽多中國人，沒有處他死罪，太寬大了。她覺得作為妻子，也有一定責任。她向中方提出：讓她也進監獄，陪著丈夫一起坐牢來贖罪。
管理所工作人員聽了她的話後哈哈大笑起來，想不到戰犯太太有多天真可愛！於是他們對她作了一番解釋說：“在中國封建社會裏，是講究禍滅九族的，男人犯罪，株連家屬。我們打倒了封建主義，實行的是社會主義，怎麽還能走回頭老路呢？”
管理所工作人員所說的，騙騙日本人還可以，騙中國老百姓就難騙了，誰都知道中國的五類分子的子女，就株連成了黑五類，他們在上學、上工、入黨、入團，甚至結婚、生子處處都受到阻礙。文革中，連生下來的嬰兒都會被活活打死，誰讓他們生在五類分子的家裏。
這是一場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立場上，為日本戰犯開脫罪責的，蔑視嘲弄踐踏國際法欺騙世界輿論的所謂審判。兩個月的公開審判終於落下了帷幕，沈陽先後判決36 名日本戰犯，各判處有期徒刑12年到20年不等，太原共審判9名日本戰犯，分別判處8——20年有期徒刑。他們大部分都假釋、提前釋放或特赦後回國了。
從此毛澤東和共產黨又往臉上多貼了一層金，除創造了把殺人魔王改造成新人的奇跡外，還吹噓說“這是在我國領土上，由代表中國人民的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審判帝國主義侵略者，在中國近代史上，這還是第一次。”“它在世界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不僅是抗日戰爭勝利的總結，也是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一個標誌。”毛澤東和共產黨不僅又爭到了第一，而且把抗日勝利的功勞和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光環都套在自己頭上了。於是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統治下站起了兩次，一次是毛澤東建國時說的 “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想不到審判日本戰犯時，中國人民又站起來一次。
這個大漢奸大賣國賊集團，竟能當著全世界人民的麵前瞪著大眼說著瞎話，因為早在九年前日本剛投降不久，在中國各地已經對日本戰犯進行過公開審判了。王俊彥著的《日本戰犯審判秘聞》一書中曾寫道：“在中華大地歡慶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鑼鼓聲中，從14年艱苦抗戰中取得勝利的中國人民，將昔日橫行中國的日本戰犯迅速盡行逮捕，可謂揚眉吐氣，大快人心。從1945年8月到 1947年5月，中國各地共逮捕日本戰犯2357名，相繼在北平、南京、上海、漢口、廣州、太原、徐州、濟南、台北、沈陽等地，設立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統一審判由中國駐日代表團引渡和從全國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戰犯。”
難道這些審判不是在中國領土上進行的嗎？難道這些審判不能代表中國人民的審判嗎？還有在遠東國際法庭上，梅汝璈先生對日本甲級戰犯判處絞刑的審判，這也不能代表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審判嗎？難道隻有中共的沈陽、太原的審判才是在中國領土上，代表中國人民的審判嗎？按照毛澤東和共產黨邏輯，沈陽太原的審判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那麽這種代表日本戰犯立場上的審判，可能會讓中國人民永遠當日本人的亡國奴，而不是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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