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東路事件--互動百科

1929年中東路事件
1929年7月，中國國民政府和東北地方政府為收回中東鐵路主權，派軍隊以武力接管中東路，對蘇聯宣戰，同蘇軍之間發生了一場震動中國乃至世界的武裝衝突，史稱“中東路事件”。這場衝突持續近5個月之久，雙方動用的一線兵力超過20萬，使用了重炮、坦克、飛機和軍艦等重型裝備，其規模和持續時間遠遠超過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成為中蘇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衝突。

1929年中東路事件
- 簡介

1929年中東路事件

1929年中東路事件，對於中東路事件，共產國際遠東局從一開始就明確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對此，中共中央毫不猶豫地做出了積極的響應。圖為當時紅軍鄂東根據地發行的鈔票，正麵有馬克思像，背麵有“武裝保衛蘇聯”等口號。

中東路事件爆發後，中國掀起反毛子高潮，圖為北京的反毛子群眾集會。[1]

法國“雷諾”FT-17型坦克，“中東路事件”期間，中國軍隊曾通過鐵路向滿洲裏前線運送FT-17坦克，但尚未到達，毛子紅軍便取得全麵勝利。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時，駐守北大營的為東北軍第七旅，共計官兵7000人，在傳統看法中，認為蔣介石命令張學良不抵抗，因此拱手讓出了北大營，不過這組照片證明，東北軍當時曾有抵抗，並擊斃日軍伍長一名。圖為被擊斃的日軍獨立守備步兵第二大隊第四中隊伍長新國六三之墓。[2]

中共中央緊急發表宣言，號召全國的勞苦群眾，在“國際反赤色日”8月1日舉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進攻。宣言認為，“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的失敗，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的失敗，也就是蘇聯的失敗。”對於中東路事件，中共中央從一開始就明確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組織大規模的反對國民黨和擁護蘇聯的群眾示威。他們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並在8月1日“反帝日”舉行示威，而且爭取發動上海工人總罷工。“更要加緊發動群眾鬥爭走上武裝鬥爭，會合工農一切武裝鬥爭的實際行動，來執行武裝擁護蘇聯與反軍閥戰爭的任務，而走向全國範圍的總暴動”。

1929年中東路事件
- 問題由來

“中東路事件”爆發後侵入中國領土的蘇軍。

作為這次戰爭的導火索的中東鐵路，是近代沙俄政府對中國進行侵略和掠奪的產物。“中東鐵路”是“中國東清鐵路”的簡稱，又稱東省鐵路，由沙俄政府修建，包括滿洲裏經哈爾濱到綏芬河的中東鐵路主線和哈爾濱經長春、沈陽到大連的中東鐵路支線。

沙俄為了管理中東鐵路而成立俄國的東省鐵路公司，除獨攬鐵路經營大權外，又取得沿鐵路兩側數十公裏寬地帶的行政管理權甚至司法管理權。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沙俄戰敗後，將中東鐵路長春至旅大一段轉讓給日本。日本控製的長春以南的路段，一般稱為“南滿鐵路”。長春以北的路段則繼續被俄國控製，俄國在其沿線的駐軍一度高達十餘萬人。1917年十月革命後，中國政府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驅逐了仍然把持著中東鐵路路權的帝俄殘餘勢力，收回了中東鐵路沿線的駐軍、司法、行政等部分權利。蘇俄政權出於擺脫在國際上陷於孤立的不利處境、打破國際帝國主義聯合進攻的外交考慮，先後三次發表宣言，承諾廢除中俄不平等條約，放棄在中國攫取的領土和侵略權益。

1922年8月，中蘇雙方就恢複外交和履行對華宣言問題正式開始談判。經過艱苦談判，中蘇雙方代表顧維鈞與加拉罕於1924年5月31日簽署了《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中關於中東鐵路規定：中東路純係商業性質，由中國贖回；在沒有贖回之前，鐵路業務由兩國共管。同年9月，蘇聯政府又與張作霖當局簽訂了《奉俄協定》。蘇方還作了進一步的讓步，中東路無償全部交給中國的期限，從沙俄時代規定的80年縮短為60年，並在此期間內允許中國贖回。

根據1924年的協議，中蘇共管中東路。但在實際執行中，蘇方並未認真履行該協議，實權仍掌握在蘇方手中。這種狀況引起中方特別是東北地方當局的不滿和憤怒，積怨日深。出於政治經濟的需要，張作霖采取了許多敵視蘇聯的行動，積極支持蔣介石清除在北伐軍中的共產黨員，並斷絕了與蘇聯的外交關係。在國內製造反共高潮的同時，張作霖還煽動盤踞在中國北部邊境地區的白匪和當地土匪對蘇軍邊防部隊實施挑釁。隨著事態的發展，蘇聯政府開始改變了態度。到1925年12月，張作霖軍隊拖欠中東鐵路管理局的債款達1400萬盧布。為此，中東鐵路管理局局長伊萬諾夫決定禁止張作霖軍隊使用該鐵路運輸部隊和軍用物資。張作霖軍隊不僅不予理睬，而且變本加厲地使用鐵路，甚至開槍對攔截過往軍列的鐵路工作人員加以威脅。

1929年中東路事件
- 相關背景

在日本“滿蒙”政策的刺激下，特別是懾於中國日益高漲的收回中東路主權的強烈呼聲，為保持其在中東路的實際利益不受侵害，蘇聯政府準備把中東路轉讓給日本。1927年10月中旬，中東鐵路蘇方副局長到大連，與日本南滿會社社長山本條太郎進行秘密會談，並簽訂了《中東路草約》，給予日本一係列特權。《中東路草約》雖是秘密簽訂，但消息不脛而走。中國政府得知後非常驚訝，向日本詢問此事。日方辯解說：“蘇聯所讓者為屬於俄方之權利。其屬於中國方麵之權利，依然存在，絕對不受日俄讓渡之影響。”這個情報顯示，中東鐵路隨時有被蘇聯轉讓給日本的危險。

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布東北易幟，服從國民政府。至此，南京國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中國的統一。自“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蔣介石政府奉行“反共絕俄”政策。在1927年12月初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對蘇絕交決議》。同年底，南京政府又借口蘇聯領事館及國營商業機關為中共廣州暴動的指揮機關，頒令撤消對蘇聯領事的承認，封閉了蘇聯在華（主要集中在滬）的大多商業機構。

張學良身邊的那些所謂“俄國通”，如中東路理事兼張學良機要秘書鄒尚友、東三省特別區教育廳長兼東三省交涉總署顧問張國忱等人，聽信居心不良的白俄顧問的蠱惑：“蘇聯有大饑荒，人民奄奄待斃，對於共產黨政權極度不滿，歐美各國對於蘇聯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刻發難，共產黨必倒台。中國若能趁這個機會將中東路主權一舉收回，不但蘇聯此刻無力進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強，也必雙手高舉，讚成中國的行動。”而且蘇聯又受歐美仇視，在國際上比較孤立。幾年來，張作霖驅逐蘇聯外長加拉罕，搜查蘇聯駐華大使館，以及東北當局收回路區的警務、市政、稅務、教育、地畝等中國主權，蘇聯方麵都沒采取強硬的報複措施。1929年初，東北當局首先強行收回了中東鐵路電權。蘇聯方麵雖經駐沈陽總領事提出抗議，要求償付安置費100多萬元，但沒有做出更激烈的反應。4月，東北當局再就中東鐵路權益問題向蘇聯方麵提出交涉，蘇方再度退讓，將該鐵路原由俄國人擔任的商務、機務、車務、總務、會計、進款等6處正處長的職位，讓予中國人擔任。對於這種情況，張學良等顯然產生了不正確的估計。張學良年輕氣盛，急於對國家有所作為。他覺得中國雖打不過日本，卻未必抵擋不住蘇聯，如果能把北滿的中東路接收回來，增強力量之後，再轉而對付南滿的日本勢力，東北的事情就好辦了。愛國的熱情與錯誤的判斷相結合，讓張學良決定對蘇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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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糾紛

929年7月，蔣介石與張學良在北平會晤，商談收回中東路問題。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在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問題上，共產國際、蘇聯和內產生了嚴重分歧。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因犯有“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而離開領導崗位。一段時期內，陳獨秀很少對中央現行的路線發表議論，直到各地武裝起義，他才給中央寫信，指出國民黨政權的崩潰絕不會象中共中央所估計的那樣快，群眾的革命情緒也不象中央所估計的那樣高昂。現在群眾雖有鬥爭，但拿它當作革命高潮來到的象征還不太夠。應該說，這有一定的正確性。廣州起義失敗後，他的不同意見遭到“左”傾的中央領導人的攻擊，被說成是“超等機會主義者論調”，是“政客式、落後的、不信群眾力量，不見群眾力量”，“簡直是沒有群眾的估計”，是“虛偽老成的機會主義餘毒”。對那些“超過事實的指摘”，陳獨秀“默不答辯”，但內心深處卻極不平靜，對中央“左”傾的不滿和對即將召開的中共“六大”產生新的中央的厚望交織在一起，他一方麵拒絕赴莫斯科參加“六大”的邀請，一方麵期待“新中央受到許多事實的教訓，能夠自己醒悟過來”。對“左”傾盲動主義以及“革命高潮”論“加以相當的矯正”。

1929年春，彭述之從回國的留學生中，獲得了托洛茨基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兩個重要文稿：《中國革命的回顧與前瞻》（1928年6月5日）、《第六次大會後的中國革命問題》。彭述之認為托氏分析極為精辟，並請陳獨秀研究。5月，陳獨秀又通過尹寬看到了“我們的話派”印發的托洛茨基對於中國革命的一係列文件、文章和書信，發現托氏的某些觀點，特別是他指責斯大林文過飾非，把中國大革命失敗的責任推給陳獨秀個人的做法，與陳獨秀一段時期以來反省的結果，即大革命失敗的原因是共產國際和蘇聯指導上的錯誤完全一致時，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托氏的這一“基本觀點”，他感到有必要將自己的意見反映出來。

5月27日，發生了國民黨東北當局因中東路問題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事件，蘇聯政府向中國方麵表示抗議，受共產國際和蘇聯對外政策的影響，中共中央在6月26日發表《“八一”日的口號》，指出了“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革命勝利”，“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等口號。這種一切以蘇聯為中心的口號和“左”傾盲動主義的政策，引起了包括陳獨秀在內的許多人的不滿，陳獨秀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蘇聯是中國大革命失敗責任的擔負者，現在卻要在新的中蘇民族衝突中去“擁護”它，這從情理上講是通不過的，更何況中東路問題是很複雜的，而中蘇間的糾紛也不僅僅是階級間的問題，主要是兩個民族間的利益衝突問題。

中共中央覺察到陳獨秀的變化以及托洛茨基主義的傳入。6月底，由於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影響，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強調：國際托洛茨基反對派“現在已成為帝國主義破壞蘇聯反對世界革命的工具，無疑義的在中國的反對派要同樣成為中國統治階級反對革命破壞黨的工具”。“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近已侵入中國黨內……而形成中國的反對派。”這一切表明從陳獨秀接觸到托洛茨基有關中國大革命失敗原因的觀點開始，“左”傾中央就不分青紅皂白地把陳獨秀指斥為“中國統治階級反對革命破壞黨的工具”、“中國的反對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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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戰爭

1927年7月10月，南京國民政府以武力收回中東鐵路局管理權，13日蘇聯政府照會中國政府，指責中方行為是“非法行為”，17日，又宣布斷絕對華外交關係，中蘇衝突不斷升級直至發生武裝衝突。

“中東路問題發生後，中央曾得到國際一個短電的指示”，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加緊中心城市工作特別是哈爾濱工作及擁護蘇聯的宣傳”，同時中共還“得到國際代表團的幫助”。這樣，中共中央在7月12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號召全國的勞苦群眾，在國際反帝赤色日——8月1日舉行示威”，“來抗議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進攻”，“擁護社會主義的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向蘇聯進攻！”並表示“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的失敗，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的失敗，也就是蘇聯的失敗”這些觀點。從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一般原則和意義上說，這是對的、無可厚非的，但把它放在中東路事件這一具體而複雜的問題上，顯然就太簡單化、太幼稚了。接著，《紅旗》等中共中央黨刊又發表了《反對國民黨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宣言》、《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反對國民黨向蘇聯挑戰》、《帝國主義進攻蘇聯與瓜分中國要開始了》第一係列過於“左”傾和幼稚的文章，有的文章甚至提出：“中東路係俄國國家出資，在中國境內建築，所以規定為中國與蘇聯共管，並不是完全屬於中國主權。”“蘇聯在中國的權利，僅隻是在中東路沒有完全放棄，唯一的原因是因為中東路是進攻蘇聯之一個有力的根據地”。很明顯，這種旨在證明蘇聯應當在中國享有權利的理由，是很難為廣大群眾所接受的。

7月17日，中共中央第41號通告更進一步指出：“中東路事件，就是進攻蘇聯戰爭的開始”，“應盡可能的號召群眾起來，作特殊抗議中東路事件的行動”，“務使反帝國主義戰爭保護蘇聯的口號成為農民群眾中通常了解的口號”。共產國際執委會十次會議決議指出：“帝國主義者對蘇聯的進攻是主要的危險”，並強調：“不粉碎右和‘左’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取消派分子，不堅決克服調和主義態度，就不能完成共產國際及其支部在新高潮的條件下所麵臨的任務，就不能完成防止戰爭的危險和保衛蘇聯的任務。”決議要求“采取一切必要的準備措施，使國際無產階級在8月1日的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保衛蘇聯的行動具有對革命無產階級力量實行戰鬥檢閱的性質”。18日，共產國際發出《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呼籲書》，要求各國共產黨“為保衛蘇聯而前進”，其中特別要求中共“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變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為擁護蘇聯的革命戰爭”。

1929年中東路事件
- 立場
中東路事件

張學良意在提振士氣的舉動非但沒有給自己贏得主動，反而為日後的“九一八事變”埋下了禍根。用張學良自己晚年的話來說，他所以會去挑戰蘇聯，是因為“那時，我不自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要想把東北的地位提高”。中東路事件，給了急於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千載難逢的機緣。中東路事件發生後，中共中央隨即於6月26日發表《“八一”日的口號》，提出“反對進攻蘇聯，擁護蘇聯革命勝利”、“變國際戰爭為國內戰爭”等口號。

7月15日，中共中央就中東路事件給滿洲省委發出指示信。指出，中東路事件絕不是蔣介石或張學良某一軍閥的單獨行動，而是在帝國主義策動下的共同行動。所謂收回中東路是“代表國民收回主權”、“維護民族利益”的說法，完全是國民黨的欺騙宣傳，是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罪行的掩飾。中共中央指示滿洲省委“在哈爾濱的工作要特別布置”，並指派劉少奇到哈爾濱“布置並指導為中東路事件的反抗示威”。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對中東路事件的立場。對於這樣一個事關中國國家利益的事件，卻有著南轅北轍、霄壤之別的觀點，實在匪夷所思。在國家和民族利益麵前，所有的黨派紛爭都微不足道。大敵當前，理應戮力同心，抗敵禦侮。7月1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發表《關於中東路事件的呼籲》，提出“為保衛蘇聯而前進”的口號，要求中國共產黨站在蘇聯一邊。作為共產國際支部的中共中央，遂緊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宣言》，號召全國的勞苦群眾，在“國際反赤色日”——8月1日舉行示威，抗議帝國主義及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蘇聯的進攻。宣言認為：“蘇聯的勝利，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蘇聯的失敗，也就是中國革命的失敗！中國革命的失敗，也就是蘇聯的失敗！”

7月31日，《紅旗》第33期發表文章，號召廣大群眾“準備以鐵血來保衛蘇聯”，動員人們“到街上去”，以“表示我們驅逐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與擁護蘇聯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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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建議

中東路事件爆發後，中國掀起反蘇高潮，圖為北京的反蘇群眾集會。

5月31日，蘇聯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加拉罕發出了措辭嚴厲的抗議函，要求國民政府“從速釋放在領館內被逮之人，發還被搜之公文及掠去之物件錢財。”同時通知中方：“因中國政府之行為已證實不願並不知介意公認之國際公法，則蘇聯政府從今起對於駐莫中國代表處及其駐蘇聯領土上之各領館，亦不問國際公法之拘束，而不承認其享有國際公法所賦之治外法權。”在國民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張學良就像一頭衝進瓷器店的公牛，一不做，二不休。7月10日，他以東北政務委員會等機構的名義，宣稱：因蘇方違反《奉俄協定》中關於不得在中國宣傳共產主義等項規定，中方被迫收回中東鐵路管理權。次日，東北當局貿然派出軍警人員，查封了蘇聯商船貿易公司、國家貿易公司等機構，派旅居東北的白俄人士接收了機務處、車務處，強令解散了路局蘇聯職工會、青年團、婦女部、童子團等。並逮捕驅逐了包括中東鐵路管理局蘇方正、副局長在內的200餘名蘇方管理人員。

7月13日，蘇聯政府再次照會國民政府，願意和平談判解決中東路問題，並提出三項建議：（一）立即召集會議處理與中東路有關的一切問題；（二）中國方麵應立即取消對中東路的一切斷然命令；（三）立即釋放一切被拘捕之蘇聯人員，停止一切針對蘇聯人民和蘇聯機關的行動。照會同時警告中國方麵，蘇聯政府將在三日內等候中國政府作出答複。如不能得到滿意之答複，蘇方將不得不采用其他種方法以保護蘇聯之合法權利。

7月16日中方回覆稱，此次東省搜查哈爾濱俄領館、及對於中東路之處置，“本係阻止騷亂治安事件之勃發為目的”。因“蘇聯東路局長及該路重要職員，對於一九二四年中俄協定及中東路暫行管理協定，自始即未能切實執行。數年來，該局長等種種違法越權事實不可勝指，至使中國人員欲按照協定執行職務而不可得。尤甚者，蘇聯人員輒借該路機關作險詐違犯中俄協定之宣傳。因此種種原因，該省對於東路不得不有此處置，是違背中俄協定及東路管理協定其責不在我方，至為明顯。”

17日，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照會中國駐蘇代辦夏維崧，宣布：（一）召回蘇聯在華全體外交官、領事及商務代表；（二）召回蘇聯政府任命之中東路全體職員；（三）停止中蘇間全部鐵路交通；（四）命令駐蘇中國外交官、領事即時離開蘇聯國境。同時聲明保留1924年中俄、奉俄兩協定中所規定之一切權利。

1929年8月19日，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發表了《對中東路事件之感想》的演講，闡述了國民政府對中東路事件的立場：“ 一、俄國侵略中國，不自今日始，其輕視中國人之心理，深值我們警惕猛省！
二、中東路事件，是她以政治力量與主義方法侵略中國不成而施行的武力恫嚇。三、革命政府不為帝國主義者的暴力所屈服。四、大家要團結一致，準備一切，誓必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暴力。”

南京國民政府原以為，對抗赤色蘇聯的舉動可以得到仇視共產勢力的西方國家支持，不料西方各國均對其將解決中外權益糾紛訴諸武力的做法表示異議。這樣一來，蘇聯更加有恃無恐，不僅以大規模拘押在蘇華僑以為報複，而且大舉興兵騷擾中國東北邊境。而張學良一直對蘇聯動用武力毫無準備，轉而力謀妥協。但是，南京政府堅決反對，接連在各地組織群眾性的捍衛國家主權的示威遊*行，將張學良推到了風口浪尖。蔣介石更公開發表宣言，宣稱：“吾人對俄政策之目的，首在暴露蘇俄侵略之真相。”“如蘇俄竟敢公然破壞世界和平，侵略我民族利益，吾人為世界和平計，為民族利益計，當以革命之精神，不惜犧牲一切，貫徹政府擁護國權之主張也。”

10月12日，蘇軍大舉進攻中國。11月，蘇軍先後攻占紮賚諾爾、滿洲裏、海拉爾。中國軍人死傷及被俘人員9000餘名（傷亡2000名，被俘7000餘名）。據蘇方統計，蘇軍被擊斃143人，失蹤4人，受傷665人。12月22日，中國代表蔡運升與蘇聯代表梅立尼可夫在伯力簽訂了《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中東鐵路恢複原狀；雙方尊重1924年《中俄協定》和《奉俄協定》的共同管理原則；雙方釋放被俘人員。中東路事件得以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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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年以前斯大林與蔣介石父子的關係是很親密的，斯大林一直看不起毛澤東；而很重視蔣氏父子。 -fzyoung- ♂ (0 bytes) () 03/20/2014 postreply 17:38: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