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李新政開啟了消滅權貴資本主義的曆史進程
——從《政府工作報告》取消“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說起 辛子陵
【內容提要】根據習主席在發改委的指示，把國企拉出來“遛遛”的結果是揭開了一個驚天秘密：不是國企養著全國人民，而是全國人民養著國企。國企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剝削全民，在“國有”的幌子下掠奪國家。權貴集團通過操控國企發大財，這是權貴資本主義，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派就這樣與權貴利益集團劃清了界限。
三中全會決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樣就不折不扣地回歸了市場經濟規律。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什麽？所謂市場經濟就是市場配置資源，而不是政府宏觀調控。這一決定將滌蕩隱藏在中國特色後麵的權貴資本主義的汙泥濁水，推動中國經濟第二次增長潮，引起中國社會的革命性變革。
哈耶克說：“正是由於人們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市場那非人的力量，才使得一個文明可能實現她以往的進步。否則這種進步就是不可能的。”[1]
三中全會公報一方麵突出將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又提到“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這一表述讓不少西方媒體感到“迷茫”。這是習近平、李克強極其高明的鬥爭策略。把權貴資本主義交給市場來解決，繞開了所有製問題，這就避免了習李新政同既得利益集團的直接衝撞，在一個較長的曆史時段，用市場經濟那“非人的力量”，消滅權貴資本主義。李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2014年3月）取消了“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的提法，標誌著開啟了消滅權貴資本主義的曆史進程，為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奠基。
國企是蔣政府時代官僚資本的化形和延續
在建立公有製、實行計劃經濟的前30年，國企是聚斂和集中全國財富的工具和容器。從實質意義上講，國企是政府之手的延伸。我們國企最初的來源是沒收蔣政府的官僚資產（中華民國的國企），1949年沒收時共有2858個單位，占到當時工業、交通、運輸業固定資產的80%。[2]50年代又擠垮和吞並了大陸民營工商業，當然也陸續興建了一些新企業，國企就是這麽發展起來的。國企天然就帶有官僚資本主義的胎記。
在毛澤東主政時代，國企從來沒有賺過錢，一直是吃老本，虧損運營，但它必須存在，而且要“發展壯大”，因為它是理想的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象征，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文革後期，家底吃光、用光、敗光，出現了亡黨亡國的危機。在這個塌天壓力的倒逼之下，隻好改弦易轍，戰戰兢兢地把私有製請回來，逐步改計劃經濟為市場經濟。
國企長期是高占有（設備、資源、資金），低產出（產值、利潤）。上個世紀90年代初，國企處於整體虧損狀態。1990年是－500.58億元，1991年是－435.55億元，1992年是－384.99億元，1993年是－361.80億元。[3] 1993年黑龍江省國有工業企業占用了全省90%的固定資產投資和90%的流動資金貸款，但產值與上年比減少2.8%；私營工業企業隻占用10%的投資和貸款，而產值卻比上年增長了40%。[4] “據遼吉黑三省經貿委負責同誌介紹，有的國企機器一開，煤、電、水等費用進去了，可職工工資、貸款利息和稅後利潤幾乎一樣也幹不出來，隻好衝減淨資產維持職工生存；有的通過貸款支付職工工資和銀行利息，設備、廠房等逐漸貶值，賬麵統計實際成了‘虛擬資產’了；有的企業利潤率隻有1-3%，與五年期的國債收益率基本持平，有的甚至還低。”這時候的國企是負債苟延殘喘，全部國企平均負債率是79%，就是說企業的100元資產中有79元是銀行貸款，諾大的國有資產已經空殼化。[5]整個國民經濟體係到了崩潰的邊緣。
麵對亡國亡黨的危機，必須清理國企這個爛攤子，重建私有製和市場經濟。於是提出了一個“公有製為主體”的口號，進可以改革，突破公有製的一統天下;退可以自保,“我們沒有複辟資本主義”。到1993年11月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形成了 “抓大放小”的改革方案。
在“十五”計劃（2001～2005）期間，國企從146個競爭性行業退出。[6] 到2004年底，經過改製和破產，國有企業法人單位剩下19．2萬個，比1996年216萬個減少196．8萬個，下降91．1%；而私營企業法人單位達198．2萬個，比1996年82萬個增加116．2萬個，增長1．42倍；外商企業法人單位增加了1．3萬個，增長9．6%。在325萬個企業法人單位中，公有製企業占19．9%，非公有製企業占80．1%。[7]到2006年底，全國有11．9萬家國有企業，平均每家資產為2．4億元，所有國企資產加在一起總值29萬億元。[8]這次“國退民進”就是毛左攻擊的“資本主義複辟”。沒有這次改革，中國經濟騰飛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不可想象的。
留下來的大型國企，作為體現“公有製為主體”的光榮代表，成了我們政治正確、堅持社會主義的標幟。許多高幹子弟進入國企任職，一些“溺愛”、保護的政策隨之而來。2006年12月18日，國資委決定：國有經濟對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保持絕對控製力，包括軍工、電網電力、石油石化、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七大行業。國有經濟對基礎性和支柱產業領域的重要骨幹企業保持較強控製力，包括裝備製造、汽車、電子信息、建築、鋼鐵、有色金屬、化工、勘察設計、科技等九大行業。這樣，在16個最賺錢的行業建立了國企的壟斷霸權。“六四風波”之後，壓下了“反貪腐、反官倒”的怒潮，在“悶聲發大財”的大氣候下，權貴集團肆無忌憚的貪汙腐敗，掠奪國有資產。經過十幾年的發展，逐漸羽化成型。在經濟形態上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在社會形態上形成了權貴利益集團。
2010年2月10日，我在科技部老幹部春節座談會上講過一段話：
“在高幹子弟中出了2932個億萬富翁，平均每人財產6.7億元人民幣，這不能不影響到我們政權的性質。前國家副主席的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的悉尼買了一幢豪宅，花了2.5億人民幣，轟動世界。一般來說，300萬美元以下的算是一般豪宅；300-500萬的算是中等豪宅；1000萬左右的算是高檔豪宅；2000萬以上的應該是豪華莊園了，自家配有養馬場、小型跑馬場和高爾夫球場。1998年蔣宋美齡生前以280萬美元賣掉了紐約長島蝗蟲穀豪宅，據行家估算現在應該價值100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約7000萬元。曾偉的豪宅價值是蔣宋美齡紐約別墅價值的3.5倍。我黨曾經義憤填膺地號召和領導人民打倒國民黨的四大家族，如今我黨領導人的家族，在經濟地位上取代了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奪的財富數量上遠遠超過了他們，還硬說是人民在當家作主，這樣的瞞和騙能夠長久嗎？共產黨要想保住政權，保持執政地位，就要繼續代表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就要有決心、有勇氣進行一場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黨內鬥爭的手段，用和平轉型的手段，解決權貴資產階級的問題。”[9]
以習近平為首的第五代領導人，代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以彌天大勇和霹靂手段，著手解決黨內權貴利益集團問題。人心大快，人心大順。產生一個豁出身家性命，不做“太平天子”，不與權貴利益集團沆瀣一氣，不做他們的保護傘，敢於與人民站在一起，對權貴利益集團撕破臉麵展開無情鬥爭的領袖人物，這是黨之幸，人民之幸，國家之幸。
習近平在2013年6月的一次會議上點名批評了發改委：“某些權力部門，已經成了披著改革虎皮的大老虎，而且屁股還讓人摸不得了。所以呢，我們就是要支援群衆揭開這張虎皮，看這些人到底是搞的甚麽‘改革’。是騾子是馬，要拉出來遛遛。”[10]
2014年3月9日，習近平在參加人大安徽代表團審議時說“不能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把深化改革聚焦於國企領域。
國企在烈火烹油般的繁華後麵是靠國家資源和稅收財政供養著
國企表麵上經營有道，被主流媒體作為“中國特色”的優越性大肆宣傳，要繼續做大、做強。2012年有七十餘家國企進入世界500強，中石油、中石化、國家電網分居五、六、七位。但這烈火烹油般的炫目成績，是一靠國家政策優惠，二靠國企壟斷取得的。以石油係統為例：
中石油（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在利率、稅率、地租等眾多優惠保駕下，1999年利潤達1146億元；後逐年上升，2007年達16200億元。2007年至2009年，中國石油公司在共有淨利潤3790億元的情況下，仍從國家那裏獲得192億元的補貼，175億元的稅費返還。
中石化（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陳同海（他父親陳偉達是文革前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貪汙2億元，2010年被查處。陳是個官僚資產階級分子典型，他每日必須揮霍4萬多元。監察部找他談話，他竟然說：“每月交際一兩百萬算什麽，公司一年上繳稅款二百多億。”陳同海在任時曾放出大話：“作為共和國長子，我們不壟斷誰壟斷？”[11]據天則報告揭發，2005年到2008年，中石化在淨利潤共有1746億的情況下，仍然成功地獲得國家補貼727億元。這時候陳同海正在中石化當“共和國長子”。這種荒謬的財政補貼簡直是不可思議。但是根據“左”的理論，這是把資本家賺的錢收上來給了“國家”，給了“全民”。
為確保中石油、中石化的壟斷地位，1999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經貿委等部門《關於清理整頓小煉油廠規範原油成品油流通秩序意見的通知》（國辦發〔1999〕38號）。“對非法采油、土法煉油、違規建設、違法經營的小煉油廠，以及汙染物排放和產品質量不符合國家規定標準的小煉油廠，逾期未按要求取締、關閉或停產的，要追究當地人民政府主要負責人及有關企業負責人的責任。”
2002年國務院辦公廳又發出《關於開展加油站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國辦發[2002]18號）。要求“各省經貿和建設行政管理等部門要在征求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所屬企業意見和已有工作的基礎上，於2002年6月30日前明確本地區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縣鄉道路加油站的設置間距和城區加油站的設置半徑，全麵完成規劃的審定工作，保證新建加油站布局合理；並責令不符合規劃要求的加油站在2003年12月31日前予以搬遷或關閉。”
這兩個文件用行政權力排除了民企，奠定了中石油、中石化的壟斷權。中央政府就是這樣為官僚資本保駕護航的。
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陳柳欽認為：壟斷給了中石油這家石油天然氣領域中最大的利益集團更多可變現的利益空間。依靠壟斷優勢，中石油也暴露了越來越多的缺陷，如與國外同行BP[12]相比，開采同樣規模的油井，中石油的人數是BP的三四倍，資金耗費也更高。陳柳欽說：
“中國石油產業各環節的費用遠高於國外企業，而人均產值隻是殼牌 [13] 的二十四分之一。自主勘采技術、高端產品研發等方麵也與人數不成正比，效率低下。因高度壟斷，企業可以和監管部門甚至中央直接叫板，比如因對頁岩氣的重視，國土資源部對頁岩氣進行了第二輪招標，中石油不允許任何一個企業幫助外部參加投標的企業。因此有專家稱‘若除壟斷，便相當於新增了五個大慶油田。’”[14]
權貴資本主義是30年坡腳改革留下的負資產。1993年12月頒發的《國務院關於實行分稅製財政管理體製的決定》提出，“對1993年以前注冊的多數國有全資老企業實行稅後利潤不上交的辦法。”在此之後的14年裏，國企沒有上交一分錢利潤，但仍然由國家財政承擔了3680億元的虧損。
2013年中國的A股年報顯示，2012年10大巨虧企業全部是清一色的央企或地方國企，合計虧損高達497.24億元（與上個世紀90年代相比沒什麽進步）。據統計數據，截至該年4月中旬，在已發布年報的公司中，獲得政府補貼的公司占九成，累計額度約570億元，多家公司獲補貼超過10億元。[15]國企虧損497,24億元，政府補貼570億元。此事如發生在蔣政府時代，我們的《新華日報》會義憤填膺地發表社論：“拿民脂民膏補貼了官僚資本。”發生在今天，我們媒體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周某人家族的黑金故事，是國企的一個典型。僅從中國官媒曝光的片段資訊來看，牽涉能源、地產、政界，在有關國計民生的能源部門與周家及其利益相關人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體製。
周某人麾下的石油幫、四川幫、秘書幫掌控了最有經濟實力的能源部門與部分地方政權。其子周濱縱橫江湖和海外，為其服務的三隻“白手套”當中，外戚有美國“拉古娜海灘”周濱的嶽家，既能當掮客將外國的設備高價賣給中國油企，又能一舉拿下中石油旗下十多家省級分公司涉及8000座加油站的零售管理係統信息化大單；第二隻“白手套”門客吳兵長袖善舞，其不同凡響的“業績”是從中央級國企、五大電力公司之一的國電虎口奪食，拿下大渡河水電站，每年僅賣電收入就高達9億；周濱的同窗米曉東是第三隻“白手套”，在石油王國與周家之間建立了利益輸送管道。在周某人遙控的石油係統中，名義上“全民所有”的國企就是周家及其仆從們可以任意支取的錢櫃。財新網今年1月3日發布了《中石油的哈法亞“暗渠”》，揭露中國國企巨頭中石油在外雇傭伊拉克人虛設一家公司Hermic（主要管理層為中國人），該公司從中石油哈法亞項目中不斷獲得工程外包服務合同，最近三年獲得的合同總金額超過1.15億美元。“工程外包服務”搞了什麽工程，服了什麽務，無人檢查，也無法監督，一個假合同到石油王國就能領錢。周濱在美國留學，從費用到聯係學校，均由中石油副總經理李華林一手安排。其時，李華林任中石油美國休斯敦辦事處副主任，後來步步高升。
披著“公有製”、“國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神聖不可侵犯的外衣的國企，就是這樣坑國家、坑百姓的。查辦這樣的和珅式人物，把他操控的企業收回重組，居然有人在海外散布流言，說習近平“以反腐敗為名，打擊石油、鐵路、電力等係統的國有經濟政治領導力量”。說查“少東家”及其在美國倒油發財丈人家是搞了“株連”。完全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哀鳴。
近幾年，由於國進民退，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的數據：我國國企又從11·9萬家增加到14·5萬多家，其中8000多家是大型企業，13萬多家是中小企業，占90%以上。[16] 直屬國資委的所謂“央企”114家。[17]國企總利潤80%以上來自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中聯通、中移動、中電信等不到10家壟斷企業。絕大多數國企或經營困難，或產能過剩，或每年麵臨大麵積的政策性虧損。張維迎預計，如不改革，國企對GDP貢獻的比重在未來30年會降到10%以內。[18]盛宏估計：國企壟斷每年帶來的損失將近兩萬億。如果我們打破壟斷進行國企改革，國企逐漸從經營性領域退出的話，我們經濟增長會重新恢複，8-9%是可以達到的。盛洪先生的這個意見特別值得重視。[19]
根據習主席在發改委的指示，把國企拉出來“遛遛”的結果是揭開了一個驚天秘密：不是國企養著全國人民，而是全國人民養著國企。國企在“全民所有”的幌子下剝削全民，在“國有”的幌子下掠奪國家。權貴集團通過操控國企發大財，這是權貴資本主義，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派就這樣與權貴利益集團劃清了界限。
在宣傳了多年“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之後，在對待國企改革問題上，能不能轉彎子，是不是真正擁護三中全會的決議，與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保持一致，是站在改革派一邊，還是站在權貴利益集團一邊？這是對全黨特別是對各級幹部的嚴重考驗。最近《人民日報》發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宇的文章《徹底市場化難解決市場化帶來的問題》，《環球時報》則發表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昆侖岩的文章《國企私有化才是最大腐敗》，按照他們的邏輯，石油係統在周家的操控下不算腐敗，國務院收回來引進民資外資重組，倒成了“最大腐敗”。毛左、薄粉盛讚作者和兩報對抗中央的“勇氣可嘉”。這好像是代表另一個司令部的聲音。
國企將在完全的市場經濟中浴火重生
2011年中國“兩會”（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年會）召開前夕，中國國企的作用與績效問題再次遭到學者炮轟。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課題組提出統計稱，如果扣除行政壟斷所致的超額利潤，國企對外宣稱的龐大利潤實際上是虧損。
課題組負責人、天則所所長盛洪在報告會上尖銳批評說，所謂“國有企業”名實不符。他說：“國有企業已經被內部人控製了，這是我們一個基本結論。”
報告展示統計稱：與民營企業相比，2001年到2008年間，國企少繳付的利息共計2.8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地租3.09萬億元，資源租5000多億元，虧損補貼1198億元。
報告提出，合計起來國企少付的成本是6.48萬億元，國企享有的上述利益，遠大於同時期國企賬麵顯示的4.92萬億元累積利潤總額。[20]
國企一直不交資源租金。國企每年沒有交的國有土地的地租大概在1.4萬億。另外，國企也一直享受著賦稅的優惠。最近，有媒體對上市公司的賦稅做了一番比較發現，國企的稅負明顯低於民企。在A股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國企的平均所得稅負僅為10%，但同期民企的平均所得稅負卻高達24%，高出國企14個百分點。有大量的國企是利用公權力而獲得特權。不交資源租金，成本就低，就
會增加利潤；少交稅，淨利潤就高。實際上，淨利潤是虛高的，所以其資產價值也是虛高的。[21]
香港金融研究中心顯示，2000年～2005年民企從國家銀行貸款實際利率是國企的3.46倍；經濟學家劉小玄的研究基本證實了這一比例，數據顯示2000年～2007年民企從銀行貸款的利率平均是國企的3.38倍。若按照私營企業的貸款利率重新計算國企從央行貸款應付的利息，從2001年～2008年他們共計少支付28469億元，占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名義淨利潤總額的84.55%。[22]民企從國家銀行貸款困難，銀行願意貸給信用有保障的國有大企業。有些國企就憑自己的信用把款貸出來，交給下麵的子公司放債轉貸給民企，賺取利差。
在財政部公布的2010年國家財政預算中，2009年納入中央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編製範圍的央企，實現淨利潤7023.5億元，上繳給國家440億元，上繳比例僅為6%。月銷售額超過2萬元的個體戶納稅率是6%，巨無霸央企在稅率上享受個體戶待遇。
三中全會《決定》實行不加任何副詞綴語的市場經濟，就是圍繞打破國企的行政壟斷，取消國企無償或低價占有和耗費國有土地資源的優惠，享受有別於民企的低利率和低稅率，以及賠錢賺錢都要享受國家財政補貼等特權製定的。打個通俗的比方，土地和資源是國企的“糧食”，貸款的低利率和納稅的低稅率是國企的“牛奶”，財政補貼是“特供”。把國企推向市場，與民企一視同仁，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展開競爭，就等於對國企斷糧、斷奶、斷特供。
改革開放基本上是沿著“國退民進”的路徑走的，國企從很多競爭性領域退到了壟斷領域和戰略性稀缺資源領域，控製國企的權貴集團從這些領域獲得了天文數字的巨額利益，國企成了他們的搖錢樹。他們認為改革到這一步已是至善至美的佳境，再不能動了。三中全會前反映他們聲音的主流媒體曾連續發表文章捍衛公有製的主體地位。須知形成權貴利益集團以後，“公有製為主體”的提法，由提出時有突破公有製一統天下的進步意義的口號，變成了保護權貴利益集團的口號。
我國國企要像歐美國家的國企那樣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發揮建設性作用。在歐美民主國家，國企的性質是拾缺補遺，專做賠錢的生意。因為利薄或可能賠錢，私人不投資，但又是社會必須的項目，由政府投資來做，如郵政、自來水、城市公共交通等，帶有社會福利性質；再一個是耗資巨大，關係國計民生的基礎項目（如大型水利工程）和國防工業等，私人無力投資和管理，也必須由政府投資來做。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約是10%左右。應拿政府補貼的是這一部分國企。國企的性質，國企的社會定位，在世界原是如此。
我國國企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場化、國際化新形勢，以規範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三中全會的《決定》給營利性國企指明的前途是：“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製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製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製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消滅權貴資本主義，是斬斷權貴集團操控國企的黑手，國家資產將在混合所有製新體製內浴火重生。
國企的終極改革目標是衝破思想觀念的束縛、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退出營利性領域，回歸公益。國企已經在本世紀初從146個競爭性行業退出，還需要從營利性領域逐步退出。張文魁認為：13萬多家中小國有企業完全沒有必要去繞一個彎子搞混合所有製，可以徹底的民營化。當然，在改製過程中，要充分接受上一次改製的經驗教訓，不能黑箱作業，要在工人代表的監督下進行，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工人不失業，撥出相當比例的股份發給工人，試行企業員工持股，在轉製後的董事會中應有工人代表的席位。
國企將不以營利為目標，而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標。這就限定了國企存在的範圍與邊界，也給定了國企作為公法企業的性質。國企的管理者不再是與民爭利的官僚資本家，而成為實現公共利益的人民公仆。
對國企的市場化改造是一場嚴重的鬥爭。特別是那些享受副部級待遇的央企，在權力關係網中遊刃有餘，占盡政策資金資源等上遊競爭優勢，普遍掙得盆滿缽滿，企業領導人的待遇高於上級黨政官員，他們是不甘心接受市場化改革的，不僅發生了消極抵製，而且發生了暴力了破壞的事情，但他們跳不出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掌控。假以時日，待權貴利益集團代表人物淡出曆史舞台，國企失去保護傘以後，一切都會走上三中全會的軌道。三中全會力推的“混合所有製”改革，是所有製實現形式的改革，是未來的“基本經濟製度”。預計用“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來認定企業的性質，將會逐漸淡化。到十九大，至遲二十大，“混合所有製”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製度。十八屆三中全會向民主社會主義跨越了重要一步。（2014.3.15）
[2] 戴建中：《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過程和現狀》。
[3]數據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7/indexch.htm）數據。
[4]曹思源：《人間正道私有化》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64頁。
[6] 馬立誠：《回顧中國私營經濟二十四年》，見2002年12月9日《新民周刊》。
[8] 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發表在2007年8月《求是》雜誌上的文章。
[9] 《辛子陵上書政治局》《形勢與前途》美國明鏡出版社2012年8月版第109-110頁。
[10] 2013年6月23日香港《成報》：《要改革，先改革那些‘改革者’》。
[11]2010年1月5日 15:04 新財經：《陳同海 石油大佬 死罪活判》。
[12] BP由英國石油、阿莫科、阿科和嘉實多等公司整合重組形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石化集團公司之一。
[13] 英荷（英國、荷蘭聯營）皇家殼牌集團，簡稱殼牌公司，其組建始於1907年英國殼牌運輸和貿易有限公司與荷蘭皇家石油公司股權的合並。殼牌在中國的業務，包括石油、天然氣的勘探開采，潤滑油、瀝青等油品的生產營銷等。
[14] 2013年10月20日10:39 《中國企業家》《中石油破壟難：是繼續改革還是直接分拆》作者：周夫榮。
[15] 《十大巨虧企業年虧損達500億 央企成主力》，2013年4月28日《中國青年報》。
[17] 截至2013年，國資委直屬國營企業共有114家。
[18]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12月18日 16:27 新浪財經。
20 盛洪：《全國人民在養國企 取消國企各種特權》本文來源於鳳凰網 2013年11月08日。
21天則經濟研究所《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課題報告摘錄。
22 天則經濟研究所《國有企業的性質、表現與改革》課題報告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