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70年代世界潮流是農村人口進城，而中國是城市知青下鄉，是曆史的反動。這種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用表麵現象來掩蓋實質問題的論調，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的煽動。
任何一種社會現象的產生都有其社會經濟的物質基礎，這是起碼的唯物主義。解放前，我國長期以來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1949年鋼產量隻有十五萬八 千噸，連自行車都生產不了。一個國家的強大必須要發展工業，而發展工業需要大量資金。新中國成立後，國家麵臨工業發展資金嚴重缺乏的問題。國民黨敗退台灣 時帶走了國庫裏的全部黃金，我國的社會主義製度決定了我們不能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通過侵略去掠奪其他國家的財富來發展自己國家的工業，隻能是靠農業來積 累資金。中國地少人多加上農村文盲充斥，達到90%以上，及其落後，無法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這種落後的情況不改變，農業就無法發展，進而為工業積累資 金。而且，要發展工業就要解決新增加的工業人口的吃飯問題。而要提高糧食產量隻有增加耕地麵積和提高單產水平。所以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黨和政府就號召， 安排知青上山下鄉，開墾荒地，把先進的農業技術帶到廣大農村，提高單產。
在中國，隻能是采取“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建設方針。
知識 青年上山下鄉，就是去做建設強大的工業國的基礎工作——發展農業，為工業發展積累資金，解決新增加的工業人口吃飯問題。 根據世界人均需要熱量和糧食 轉換成肉、蛋類的指標，當人均糧食達到360公斤時才能覺得吃飽——達到溫飽。隻有超過溫飽線後工業才能大發展。我國人多地少，新中國成立後，全黨抓農 業，糧食產量不斷提高。1949年人均糧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 斤，1983年突破溫飽線360公斤，1984年達到390公斤。
大規模知青上山下鄉後，隨著人均糧食的增加，工業逐步發展，城市就業崗位增加，知 青逐步返城。到1979年人均糧食接近360公斤時，知青調離農村人數達到1490.46萬(依據《全國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統計資料》P27數 據)。
1968年到1971年大批知青來到黑龍江墾區。到1978年，墾區耕地總麵積達到2723.4萬畝，比1966年增長42.5%;實現糧豆 總產46.9億斤，比1966年增長51.3%。畜牧業生產進一步發展，大牲畜存欄達到15.1萬頭，比1966年增長31.3%。工業生產形成相當規 模，中小型工業企業發展到737個，實現工業總產值6.3億元，比1966年增長3倍，終於將北大荒變成了北大倉。黑龍江墾區成為我國重要商品糧基地、糧 食戰略後備基地和全國最大的綠色、有機、無公害食品基地。(2012年05月14日黑龍江墾區發展史簡介北安管理局龍門農場黨建網) 內蒙生產建設兵 團組建初有22個農業團，共5.1萬人。在“農業學大寨”和“以糧為綱”口號下，兵團戰士改造沙漠，治理鹽堿，開荒造田，大搞農田水利基本建設，開荒 136萬畝，建成基本農田3.34萬畝，植樹造林6.96萬畝。1975年，耕地麵積由64萬畝擴大到147萬畝，灌溉麵積由31萬畝增加到49萬畝。第 一年生產糧食200萬公斤，平均畝產31.25公斤。6年來，農業團生產糧食16787萬公斤，上繳國家肉類706萬公斤。錫林郭勒草原的牧業團，在當地 蒙古族牧民的指導下，戰士們學會了放牧、接羔、擠奶、剪羊毛等技能，1974年牲畜總頭數達到108.79萬頭(隻)，年平均增長22.4%，純增 4.6%，為自治區的農牧業生產奠定了一定的基礎。各農牧業團還種蔬菜、養豬，解決副食品自給問題(2010年9月09日《北方新報(呼和浩 特)》)。
黃河入海口墾利縣黃河農場的山東知識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築堤興修水利，改造鹽堿地。他們戰嚴寒鬥冰雪，硬是把把海邊幾千畝鹽 堿地改造成出產大米的稻田，成為整齊的條田，林網密布，溝渠縱橫，糧棉豐收，六畜興旺，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嶄新風貌，黃河三角洲上新崛起的糧棉基地 (《懷望遙遠的青春》山東知青檔案實述)。
盤錦大米聞名全國，然而正是遼寧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幹1個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會戰，才實現了盤錦地 區的旱田改水田，極大促進了糧食的穩產、高產。直至現在，遼寧盤錦縣、市領導對知青們講，“現在盤錦的水利工程還得益於盤錦十萬知青的艱苦奮戰，沒有你們 的巨大貢獻就沒有今天欣欣向榮的新盤錦。”(2011年11月25日《知青風采報》) 河南郟縣大李莊(現在的廣闊天地鄉)的來自鄭州、洛陽、許昌、 北京等地的668名知青。在8年中，在遍地石頭、茅草的汝河灘上攔河造壩，填土造田，打井把它改造成了果園和林海。在知青和鄉親們的幾年共同奮戰，廣闊天 地鄉的7000多畝地實現了旱能澆，澇能排，7天就能夠將全部土地澆一遍的旱澇保收田。知青們的文化素質和科技意識，促進了科學種田。村村都有幹部、農民 和知青結合的科研組在從事農作物優良品種的培育、病蟲害的防治、農田的密植、施肥、澆水等各項試驗。經過推廣取得了明顯的實際效果。知青們剛進村時社裏的 糧食平均畝產不過250來公斤，漸漸地平均畝產達到了400公斤，超千斤。使得鄉親們結束了“一年紅薯半年糧”的境況。
1968-1971年延安地 區2萬6千多名知青中有三分之一參加了農村科學實驗和農業技術革新工作，那時延安一些偏遠山區的農民種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燒死莊稼，知青們耐心給農民 講道理，帶頭種試驗田，逐步教會了農民使用化肥，使得糧食增產(1972年1月24日《人民日報》)，1970年春天在周總理的關心下，延安插隊知青工作 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後，在毛主席給延安人民的《複電》重新發表的鼓舞下，為了改變南泥灣的落後麵貌，知青們和社員一起翻山越嶺進行勘測，製定了建設新南泥灣 的規劃。利用冬天農閑，知青們和社員一起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寒冬臘月的野外作業，有的同學手凍腫了，手震裂了口子、流血了，也無怨無悔。大家以359旅戰 士們當年開發南泥灣的精神激勵自己，春節也不回家。硬是在大年除夕前整修出水田，大寨田40畝。經過一年的艱苦勞動，使得南泥灣大隊實現了糧食畝產達到了 農業生產綱要要求的400斤。為了在1971年糧食畝產量跨“黃河”達到500斤，春節剛過知青們和社員一起開展了“千斤肥保百斤糧”的積肥競賽。有時一 上午就積肥4萬斤。為了提高單位麵積產量，知青們開展了科學試驗。先後在100多畝大田裏試種了棉花、玉米、水稻、紅薯等20多個優良品種，還種了40多 畝“東方紅23號”水稻良種。
廣東省扶綏現有37%的知青成為了農業技術人員。在內蒙古黃河灣的某軍隊農場，知識青年在貧瘠的土地上進行馬鈴薯有性 雜交試驗，解決了馬鈴薯退化問題。江蘇寶應縣11個生產隊，隊隊都建立了科學實驗小組，由下鄉知青組成的小組負責製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 農藥、糖化飲料;引進、培育良種;推廣雙季稻;進行病蟲測報、天氣預報等，結果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進了農業發展(1972年10月16日《人民日 報》)。廣東四會縣大旺農場的知青小組種了4畝甘蔗科學實驗田，創造了平均畝產13450斤的記錄(1972年2月9日《人民日報》)。
甘肅省有 60多名知青到金塔縣大莊子公社插隊。在疾風勁吹、黃沙滾滾的古長城外的戈壁灘上和當地農民一起，一個冬春就開荒1900畝。1974年生產糧食43萬 斤，1975年達到63萬斤(畝產331.58斤)。黑龍江省農場12分場是1970年由400多名知青在荒原上新建的，到1975年共開荒3萬畝，植樹 43萬株，生產糧食1168萬斤(畝產389.3斤)(1975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 內蒙古赤峰市知青柴春澤1971年12月到翁牛特旗 玉田皋大隊插隊。當時全鄉人口7000左右，土地麵積25萬畝，其中半流動沙丘和風蝕沙地就達17萬畝。玉田皋的土地逐年鹽堿化，玉米、穀子等農作物不僅 產量低，而且很難生長，農民們的口糧難於解決。1973年，柴春澤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4年9月，柴春澤上任玉田皋公社黨委副書記兼玉田皋大隊支部書 記。1975年他參加了玉田皋首創改種水稻組織領導工作，重新規劃修渠、林路、種水稻。他和女知青劉立新——時任玉田皋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一起，在公社領導 的支持下，克服種種困難，在玉田皋創建曆史上第一塊水田—50畝水稻試驗田試種成功後，決定擴種水稻。為了解決水源問題，在各級領導的支持下，遼寧省特批 40萬元工程款，一批知青和村民們下紮，吃住在水庫邊，挖山洞、修渡槽。建成了全長400餘米，7個土墩柱5個跨拱、橫跨南北可容6個量的空中引水渡槽。 將紅山水庫的水引到了玉田皋3萬畝水田裏，解決了水稻用水的問題。
知青和當地農民一起在頭一年成功試種50畝的基礎上擴種水稻1700畝，1977 年發展到7000畝，經過多年推廣，現在達到了20000畝，年產水稻1000萬公斤。後來又帶動全旗開發了20萬畝水稻，畝產也由過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 斤以上。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曆史事實證明，知青上山下鄉是社會發展的需要，知青完成了曆史賦予的建設工業化國家的基礎工作——發展農業，使糧食產 量增加。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是知青自己為返城創造了物質條件。 農民進城是從80年代人均糧食達到360公斤後開始的。隨著工業的發展，農業機械化 進程加快，農村勞動力出現了富餘。而工業要進一步發展，又需要勞動力，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的行業的發展更是如此。在城市勞動力不能滿足要求時，農村人口進城 了，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
70年代農民能不能進城呢?我們且不說在當時糧食匱乏的情況下，進城的農民是否有糧食吃;也不說在當時社會經濟不發達的情 況下，進城農民是否有工作崗位;忽略掉進城農民的住房問題。隻要看看40多年後不存在知青下鄉，農民進城後發生的問題就明白了。
中國新聞網2014 年2月28日報道，由中國工程院主席團名譽主席徐匡迪院士領銜20多位院士和100多位專家共同參與、曆時兩年結題。8個專項課題共5卷本的《中國特色新 型城鎮化發展戰略研究》披露：
一是城鎮化質量不高， 2億多農民工“不融入”或“半融入”城市，生活和工作條件與市民差異很大，成為社會潛在的 不穩定因素;農村精英流失，農村發展缺乏活力、農村空心化和社區衰敗現象日益顯現，城鄉差距不斷擴大。
二是生態環境形勢嚴峻，區域性複合型大氣汙染 事件頻發，並達到曆史最嚴重水平;江、河、湖、海大多受到複合汙染，嚴重危及飲用水安全;化肥、農藥和水汙染造成了嚴重的土壤汙染，直接影響到食品安 全。
三是產業發展與就業不相適應，產能過剩嚴重，城市產業結構趨同，轉型升級困難。
四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滯後，城鄉收入 差距不斷擴大，資源、資本和發展機會過度向大城市集中，縣和村發展受阻;特大城市“巨型化”發展，無序蔓延，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受到種種限製。
五 是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欠帳嚴重，大城市交通嚴重惡化，缺乏整體應對措施，交通擁堵、安全隱患等“城市病”已經凸顯，城鎮運行安全隱患日益突 出，地震、泥石流、內澇、火災等自然和人為災害頻發。
六是一些城鎮曆史文化和自然遺產破壞嚴重，出現精神文化缺失、“千城一麵”的現象。
七是 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低下，治理能力明顯不足。城市債務負擔日益突出。
在改革開放後30多年後，社會經濟大發展的今天，農村人口進城尚且如此，可想而 知，如果70年代農村人口進城會發生什麽了。
西方發達國家人少地多，糧食問題早已解決，工業化進程也比中國早了一二百年，城鄉一體化早已完成，不存 在農民進城問題。
所謂70年代世界潮流是農村人口進城，隻能是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而言的。發展中國家在沒有解決糧食問題和就業崗位時的農村人口進 城，出現的是大中城市周圍龐大的貧民窟，進城的農民沒有工作，成為無業遊民，無處居住，生活環境惡劣，治安問題嚴重，犯罪率增高。看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 大陸和印度次大陸的許多城市，以及拉美的一些城市。由於城市化水平明顯超過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過工業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傳 統的第三產業來推動，甚至是無工業化的城市化，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少數大中城市，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建設的步伐趕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為居民提 供就業機會和必要的生活條件，農村人口遷移之後沒有實現相應的職業轉換，造成嚴重的“城市病”，這種農村人口進城造成的“假城市化”或“過度城市化”，成 為這些國家政治動蕩、社會秩序不穩、糧食歉收和經濟衰退的病根。
所以，脫離開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脫離開當時經濟發展的現實，奢談“農民進城是曆史潮 流，知青下鄉是曆史的反動”，如果不是企圖汙蔑，否定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集體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需要製定的上山下鄉的正確方針，也不是希望讓我們國家當年就 政治動蕩、社會秩序不穩的話，那就是陷入了典型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和曆史虛無主義的泥潭不能自拔。因此我們說，當年知青下鄉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進程的需 要，由當時的經濟基礎決定的。現在農民進城也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需要，由現在的經濟基礎決定的。因此我們必須根據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來看待當年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和現在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來看待農民進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