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間小得不能再小了，五六個人就足夠塞滿了每個縫隙，沒有窗戶，空氣紋絲不動。3月1日，三大門戶網站同步推出崔永元赴美國拍攝的轉基因紀錄片，截 至3月8日，該條相關新浪微博收到兩萬條讚，轉發兩萬，評論過萬，隨後崔永元在兩會期間提出的追問農業部關於“轉基因農作物泛濫種植”的提案更像是激起千 層浪……此刻崔永元坐在這個小房間，以被簇擁的恣態麵向房門。位於奧體中心某座公寓的這間茶館，名不經傳到一個客人都沒有，身邊的朋友每三五分鍾就笑成一 團，隻有助手的手機不斷響起，各種采訪的請求此起彼伏時，短暫的沉默才提醒眾人，這間位於奧體中心的茶館包間隻是一葉暫時遠離汪洋大海的扁舟。
中 等個頭，51歲的崔永元像是兩個分身，一個作為那個被大眾所熟知的國民主持人，年年月月陪伴在電視屏幕裏，溫和謙遜，是鄰家大叔；另外一個相當陌生，當他 自這一年浮出水麵，時時和大眾不那麽熟悉的“轉基因”這樣的科普詞匯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就呈現出似乎不同的形態：高調、堅決、犀利。
2013年9月7日，方舟子發起活動鼓勵網友品嚐轉基因玉米，方舟子聲稱“應當創造條件讓國人可以天天吃轉基因食品”。對此，崔永元回應：轉基因食品，你可以選擇吃，我可以選擇不吃。你可以說你懂“科學”，我有理由有權利質疑你懂的“科學”到底科學不科學。
隨後崔和方在網上展開了長達六個月的關於轉基因的論戰。
崔 永元的關於轉基因的評論在互聯網上受到了相當一部分人的嘲笑。有人說他“科盲”、“文傻”，一篇財經網的專欄文章《小崔考察轉基因哪裏出了問題？》流傳甚 廣，“崔沒有能成功證明轉基因‘危害’。他隻是證明了一個聰明人在采用了錯誤方法論後，能夠在謬誤的道路上走多遠。隻是證明了當你的目標是北方，你向南出 發能走多遠？”
在這些人眼裏，崔永元是一個完全不懂得科學體係的落伍者，一個挑戰大風車的堂吉訶德。
這 些爭論使人不由得回想起1996年，那一年的3月16日早晨，崔永元在電視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現，一時間，討伐之聲不絕於耳。一封信這樣寫道：“我們 全家互相問，中央台怎麽了，欺我中華無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該幹什麽幹什麽去，沒聽說又要‘嚴打’了?”這封信來自北京。崔永元曾經在自傳《不過如 此》當中講過這段經曆，“後來，蘭州、西安、銀川、蘇州等地觀眾相繼用不同方式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對於形象的攻擊隻是一方麵，“人身攻擊小意思。我們當主持人的時候，網絡沒有這麽發達，都是寫信。寫信寫難聽話的多得很，最早是我們的編導不讓我看，他們先看一遍，專揀好的給我看。後來慢慢地就讓我看，後來就我自己拆。天天什麽都會看到，看到就會生氣。”
崔 永元有個大學同學叫時間。崔永元18歲時就開始失眠，第二日上午的課往往也上不了。而時間一般上午的課也不出現，於是，他們便常在公共洗漱間裏相遇。巧的 是，二人的家也都在部隊大院，久而久之，便有了互相串門的交情，等到崔永元去了央廣。時間早期在央視做專題片時，崔永元便是他的智囊。
時間當了《東方之子》製片人後，崔永元有次探班，他幫一位老挨時間罵的老同誌找選題。老同誌發現，崔永元在報紙上勾出的“要找的人”，篇幅都不大。崔永元說，這可能就是你的問題了，我們是要找值得采訪的人，並不是這人上了兩個版，你再去追他；好的線索，一行字就夠了。
時 間知道這事後，一定要拉崔永元入夥。崔永元在《不過如此》裏麵回憶說“1993年，我的同學時間力邀我出山主持《東方之子》，被我婉言謝絕，當時告訴他出 鏡沒有什麽意思。其實，是怕形象不行。後來，形象一般的白岩鬆擔當了重任。時間在接受一家雜誌社記者采訪時這樣說我：小崔一開始沒太在意這件事，後來，他 推薦白岩鬆。白岩鬆一舉成功後，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飛衝天，心理開始失衡。他豔羨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社會地位的提高。等後來我們又去找他時，他 爽快地答應了。”
對 於進入電視圈，崔永元在書裏麵還有一段感悟：也許我們見到的真正的知識分子並不多，這使我們對知識分子一詞理解多少有些歧義。首先，知識分子的知識不是以 讀書的數量來計算的，讀書破萬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識分子該是用心讀書的那種(這裏區別於用眼)，讀出來的知識浸在骨子裏。所以真正的知識分子該有一副 傲骨，不善趨炎附勢。這使他們當中絕大多數顯得個性，總是鶴立雞群，混不進人堆裏。
暨南大學教授費勇說：“崔永元屬於1980年代比較有理想主義情懷的那代人， 他幸運的是做《實話實說》的時候，中國大的文化環境還是比較輕鬆的。那個時候也不光是他，出來了一批人。他們對於這個社會是有使命感的。《實話實說》讓中 國人第一次感受到了親切，沒有假大空，完全生活化的語言。中國的電視語言一直是很文藝腔、很空洞的，崔永元的語言才是真正的電視媒體的語言。”
後來，從時間到陳虻，那個時候的央視評論部把這種理想主義渲染到了極致。這樣的環境裏，崔永元呈現出一種與眾不同的“野蠻生長”。他習慣做一個觀察者，理智而冷靜，參與而不介入。聚攏力量，在某個地方宣泄出來。
這 是為何崔永元會把那些想盡力做好卻最終夭折的節目稱之為“挫折”，當年他想做期節目叫《納米不是大米》，針對一夜之間就冒出大量納米實驗室，很快開始民 用。“我們就很擔憂，但是我們其實也搞不清這個技術。我們就找來了正反兩方，支持的和反對的一起討論，最後這個節目沒有播出。那我就覺得不舒服，找當時的 主管領導，他們那邊也有壓力。”另外有的時候就是上麵布置的任務，“你拿過來看這個沒有爭議，一邊倒，不知道怎麽做。這時候說必須做，而且連續做三期。那 心裏可能有抵觸。”
國內最活躍的網絡問答社區知乎上麵有道關於“崔永元是什麽樣的人”的提問。下麵有著這樣兩條回 答：“當年我參加過一期，作為台下觀眾，我見識過他是怎麽墊場，怎麽圓話，怎麽帶著嘉賓往預想的道兒上走。我自己也做過不少麵訪，我控製不到那個地步，我 投入得不夠。他不像朱軍那樣套路明顯，關鍵時刻必起煽情的音樂，而是誘著你真實起來，如果不真實他就招呼台下觀眾，通過他們的反應來刺激台上。總之我能看 明白他的用心，但我做不到。所以我很佩服他，他做的準備太細致了。”
這些僅僅是他自身的影響力以及他所涉及的影響力的一部分，他似乎也已成為曾經的電視領域理想主義者的化身，也許是僅有的央視的理想主義者之一，他似乎無所不能談，他在屏幕麵前綿裏藏針、針貶時弊、勇往直前，但他又隨時都和大眾站在一條戰線，並未犯過錯。
第 一次見到崔永元是在2004年的某一天，在央視的舊樓，當他緩慢而堅定地穿過一條長長的走廊，人群紛紛讓出一條道，那種感覺幾乎就像摩西分開紅海的場景。 那個時候崔永元已經開始做《小崔說事》，他的節目期期都盤踞收視率排行榜前三名的時候。崔永元的口語風格和央視大多數主持人的“文工團腔”形成鮮明的對 比。央視逝世的著名製片人，紀錄片之父陳虻曾經說過，他最推崇的主持人，是擁有“坐標係”的：我覺得崔永元永遠不用著急，因為目前中國沒有一個主持人能超過崔永元。他是對於任何一個事物，有自己的價值觀，有自己識別的方法，有自己表達的特性，所以決定了他叫崔永元。
想琢磨出一個人在體製中到底能走多遠，是一件極其具有風險的事情。但是崔永元似乎並未刻意去尋找那條底線。對很多人來講，可以沉默、明哲保身，可以去做擺弄花草、逗弄寵物，世界如此融洽，仿佛什麽都沒有發生過，可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日子不該是這樣過的。
早 在2002年，崔永元就炮轟過“電視庸俗化”，接下來的數年間，他曾經炮轟過超女，炮轟央視某些主持人，曾經就“限製私家車治理霧霾”提起過質疑。 2012年6月11日，崔永元發出一條微博怒斥湖南省教育廳，“崔永元公益基金第六期鄉村教師培訓8月培訓100名湖南鄉村教師。為此，湖南省教育廳回 複：不反對、不支持、不參與。我們非常憤怒，在此正式評價湖南省教育廳：不努力、不作為、不要臉！”此微博發出後，網友的評論很快達到數萬條。
他的一位前同事說：“崔是比較有社會責任感的人，喜歡就公眾利益發表評論，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有時候也會言多必失。說得不一定對，但他還是會執著地按著自己的既定經驗，就像在節目裏麵，即使說錯一兩個地方，可以靠十句八句地補回來。”
這個體製內明顯的“少數派”曾經是個大眾追隨者。崔永元的父親是工程兵，他的童年是在工程兵大院度過的，小的時候搬了14次家，都是在北京附近的山溝溝，大院裏的孩子全都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這使得崔永元從小到大完全沒有任何的“階級”觀念，不清楚人與人之間的區別。
這種天然的親和力，也許就是維持他幾十年電視魅力的原因之一，崔永元回憶說，當時大院裏在一起玩的有70多個孩子，分成兩個山頭，一撥30多人。所以這裏麵非常複雜，你怎麽當這30多人的頭？而崔就是其中一個頭。
“頭 就是有一些追隨者，天天跟著你玩。那個時候就天天絞盡腦汁說怎麽把他們那邊挖過來一個。比如一邊36個，怎麽變成38個。如果我們這邊能變成50個，那那 邊就歇菜了。也沒啥招，就是有一些小玩具，彈球什麽的，主要是賄賂。那邊也有賄賂。基本上那邊有人叛變，我們這邊也會有叛變。這個時候真的是表現個性的時 候。你既要維護好自己的組織，又得維護自己在組織中的地位，因為隨時有可能被更換。其實後來我和南京大學的教授桑新民聊，他覺得這個兒童遊戲非常好，對孩 子來說非常重要。因為他在學會什麽叫組織，什麽叫適應，什麽叫規則。這裏麵最牛的人就可以製定規則，說了算，我說玩什麽就玩什麽，我說怎麽玩就怎麽玩，那 你就混到極致了。你比這個人稍微低一點，你可以提出修改規則，你有建議。最底下的人隻能適應規則。最殘酷的是開除，不跟你玩了。所以孩子有這個過程他會適 應社會，社會就是這樣的。但是現在獨生子女就沒這個了。”
崔永元的父輩屬於完全沒有個性的時代追隨者，崔永元從小到大也是個聽話的孩子，他從來都是三好學生，也沒有那麽多想法，“基本上都會覺得別人說的挺對的。直到上大學以後，價值觀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1981 年，崔永元進入傳媒大學新聞係學習，他從小到大都喜歡曆史課，有一次老師講南昌起義。他覺得挺吃驚。“這時發現南昌起義是政府軍裏的起義，不是共產黨組織 的秋收起義暴動，等於是一幫人反叛了，開始跟著共產黨人要開始做事。忽然意識到是這麽個意思。然後就想到會不會還有這樣的事情呢？會不會國民黨還有往共產 黨走的？共產黨是不是也有往國民黨走的？這些以前都沒仔細想過。”
崔永元讀書的1980年代，恰逢全民進行知識重構 的時候，思想解禁但又有控製，物質貧乏但欣欣向榮，各種海外知識、書籍聯係開始海量出現，這十年，大學生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大學裏麵經常會有各種各樣的講 座和活動。和許多今天那拔充滿理想義者的文化人一樣，崔永元的“理想主義”也正是在彼時慢慢形成的。
讓崔永元印象比 較深的是，有一次老師講《楚辭》，崔永元當時沒什麽興趣，就一邊聽一邊幹自己的事，突然旁邊有個同學就和老師爭起來了。老師推薦了一本研究《楚辭》最好的 書，學生不同意，覺得老師之所以推薦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是他父親寫的，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認為最好的書。“我就在旁邊看熱鬧。這種在中學課堂裏就不可能 出現的。這是我們直接目睹的衝撞和辯論。其實，這樣的衝撞和辯論更多存在於書本裏，存在於曆史的記述和著作裏。”
很 多年以後，崔永元從《實話實說》出來轉而去做“口述曆史”，這並不是一種偶然，柴靜在新書《看見》當中有一段描述這樣說道：“他(崔永元)說現在一遍遍看 自己片子裏的這些抗戰老兵：‘我每看這個，就覺得自己非常渺小，我們受那點委屈算個屁啊。這裏所有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家破人亡，多沉重的詞啊，對他們來說 小意思。受盡委屈，有誤會，沒有錢，半輩子吃不飽飯，兒女找不到工作，女朋友被人撬走，鄰居一輩子在盯著你。當我每天看他們經曆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這個 年齡經曆的所有事都特別淡。’”
做《口述曆史》前，也是網傳崔永元有鬱抑症的時候，還有一段崔永元和柴靜的對話， “他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缺少堅守的人……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麵前 說，很多人在文章裏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麵前談這些。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 壓著他，逼著他。”
助理劉磊磊推開房門，吱呀的聲音才使人驚覺時間的流逝，坐在茶幾前的崔永元很容易把人帶進他的氣場，無論是聊轉基因、聊童年、聊女兒、聊抑鬱症還是聊曆史，你就好像站在一個山穀，麵對迎麵而來的一陣微風，根本不會察覺到它的來和去。
傳媒大學的同學，《舌尖上的中國》總策劃陳曉卿說崔永元是個“對任何人都充滿善意的人”，崔永元的理發師從1996年開始給他理發，兩個人之間非常熟。崔永元一有好煙就會送給他。“有的人會說，你送他幹嗎呀？我覺得特別莫名其妙，我不送他我送誰呢？ 我送台長啊？他也不抽煙啊，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對我來說，理發師小劉是我哥們。部隊大院裏就沒這東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
在采訪的大部分時間之中，他顯得親和隨意，一邊聊著的同時，一邊還拿出了煙鬥，撥弄起了自製的煙絲。隻有在問及轉基因和提及方舟子時他明顯語調提高，語速加快。
2013年，崔永元遇上了轉基因，他的聲譽似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崔 永元和方舟子是在微博上展開轉基因論戰的。2013年年底的一天深夜，崔永元發布了一條諷刺性的微博，內容上升到“問候對方母親”。該微博引來大量網民圍 觀，有評論稱“小崔有點掉進自己的坑了，理性說事很難嗎？”隨後，崔永元回複表示“不難，我和所有人都理性探討，‘肘子’除外，抱歉！”
有 人覺得，崔永元已經過於沉淪於這場論戰，在這條路上走得太遠。一位新聞傳播方麵的資深人士說“我尊重小崔的人文主義精神和社會關懷，但科學是科學，他根本 不懂。”陳曉卿則說崔永元這次的表現有些奇怪。另外一位知識份子則解析說：“方舟子能把所有的好人變成壞蛋。方舟子是一個正確的壞人，小崔是一個有缺點的 好人。”
在支持轉基因技術的人看來，轉基因是一項相對安全的技術，被主流科學界和權威機構肯定，代表的是一種思考方 式和科學界嚴謹的評價方法，因此崔永元的所有言論是出於“知識儲備不夠的自取其辱”；而對於另外一些新聞工作者，則認為崔永元赴美調查的紀錄片也有不符合 新聞學規律的不夠嚴謹的地方。因此無論這一場對抗結果如何，崔永元已經損失了他曾經無可挑剔的美譽度。
在 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對一個人的評價進行到這裏，是那種幾乎相當於地裂的時刻，如果慢慢侵蝕，一條淺薄的斷層線也有可能會演變成一條巨大的鴻溝。現在的他成 了相當一部分評論當中的“科盲”，反對者們說他“騎虎難下”、“聰明人辦的糊塗事”，即使是支持者們，也會覺得“他像是堂吉訶德應對大風車”，成為公眾名 人幾十年，這是崔永元“從來沒有過的這麽多攻擊”的時候。
在崔永元的自傳裏麵有這樣一句話“進入群體的個人在‘集體潛意識’機製下，在心理上會產生一種本質性的變化。……這樣的個人會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識完全變成另一種理智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2011年3月6日，崔永元以美國洛杉磯手機費9.9美元包年為例，在兩會的小組討論會上炮轟國內手機資費“貴得離譜”。隨後，眾網友留言稱他引用的數據不準，國外話費也沒這麽便宜。崔永元核實後承認引用數據有誤，並在微博致歉。
那 是他難得的一次妥協。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管是令崔永元成名的央視還是做口述曆史，他都是獨樹一幟地孤獨。費勇說：“即使是他的方法不對，也算是一個 好人做了一件錯事。如果不去糾纏具體的細節，他的出發點和姿態是有正麵意義的。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他完全可以不去做這些事情。”
但崔永元不承認自己孤獨，他隻是不願意隨大流，即使提出質疑會使自己處在少數派的地位“這個可能就是他的樂趣。因為所謂的多數派，隨大流，跟著很多人混，你肯定會覺得很舒服。但是如果你想要有自己獨立思考的空間、思想獨自漂流的空間，隨大流的時候會很痛苦。”
最 近有天晚上的淩晨一點，崔永元在回家的時候碰巧看到兩個人在小區裏拿著鐵棍子要玩命。原來兩車在停車場撞了一下，受損方想讓賠錢，肇事方想走保險。一方要 走，另一方就不讓。然後就要動手。崔永元去把兩人攔住，來幫著斷案。賠多少錢？一邊說賠500塊錢，另一方說100。然後崔永元就掏出錢包，讓一邊給 100，自己加了400給另一邊，“這事就解決了。跟我有什麽關係呢？我說跟我沒關係，但是你用鐵棍子把他打死，這事可就大了。沒管可能就是沒看到，看到 了就得管。”
這就是常見的多管閑事的崔永元。就在做轉基因的調查之前，他曾經和助手開著車在北京轉了15個晚上，察 看北京晚上車的情況。發現大貨車毫無遮攔，掉下來的塵土砂石比PM2.5更直接。所以他當時就覺得政府針對私家車是不對的。如果和車有關係，這比小車厲害 多了。他們為什麽不管呢？那時他還為這個事較過勁，每天晚上在微博上發了好些拍的這些照片。後來還為此和市容委、市政府辦公室拉鋸了多個回合。
“不 小心走到電視行業”的崔永元其實一直都有著自己的夢想，是想要拍幾部電影，可是從口述曆史到轉基因的這個事情，幾乎分散了他所有的時間和精力，他的抑鬱和 焦慮恐怕隻有北京沉沉的黑夜才能承擔，助理劉磊磊說崔永元是個“晚上基本不怎麽睡覺的人”。你可以把這理解為“公共道德潔癖”，但崔永元堅持認為隻是“舉 手之勞”。
“我是覺得差不多了，現在家喻戶曉，基本都知道這個事，然後大家都有這個判斷力了。甚至我覺得有興趣的媒體自己也可以追下去了。”隻是，這樣決定“放下”的時刻似乎鳳毛麟角，之後很快崔永元又堅定地回答說，“我隻要覺得我是在維護公眾利益，我隻要覺得我是正確的，我的采訪調查是正確的，我永遠會堅持。就是剩我一個人我也會堅持。”說這話時，他的表情好像他是個命定的使者。
這次采訪結束沒多久的幾個小時後，淩晨兩點，崔永元發布了一條微博，就轉基因問題再次質問農業部。下麵獲得了三萬多個讚，接近兩萬的評論和五千多的轉發。是他自2014年2月20日開通新浪微博以來，獲得關注度最高的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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