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群在他《十二個春秋》的自述中講到，1986年9月18日上午10點，鄧小平找鄧力群去談話，在談話中鄧小平要他談談對胡耀邦同誌的看法。
鄧力群說：“耀邦同誌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麽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麵，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
鄧小平接著說：“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為什麽鄧小平如此說胡耀邦同誌呢？我們要知道胡耀邦是1952年由毛主席提名任命為團中央書記的，1980年陳雲同誌提名他擔任總書記，因為青年團一直是中央書記處領導的，他是鄧小平的老部下，後來任總書記也是得到鄧小平認可才走馬上任的，所以鄧小平會如此說。那麽這個老毛病，究竟是什麽毛病，就是一味討好聽他講話的受眾，不管這個受眾是什麽人，這是無原則的老好人思想。
《論語·陽貨》有孔子的一句話：“鄉願，德之賊也。”鄉願，即好好先生，一般人看來，他人緣好，大家都喜歡。問題出在他不講原則，不講是非，所以孔子說鄉願先生“德之賊也”。這個“德”是指為人的原則性。《孟子·盡心》有萬章問孟子，孔子在《論語》中講這句話是什麽意思。今錄其文於下：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這段話是對鄉願特征的概括，“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是講鄉願這樣的人物看上去非常完美，從表麵上這種人沒有什麽可以引起人們對他挑刺的地方，麵對流俗中的一些錯誤觀念，他為了討好人，與他們同流合汙，用現在的話講，那就是鄧小平同誌說的他不能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由於他處處討好別人，看他的處世，在口頭上很講忠信，在生活上也還似比較廉潔，所以眾人都喜歡他。
盡管他那麽自以為是，但他那一套東西，與堯、舜的聖人之道是二回事，用鄧小平同誌的話說，就是他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他明明是沒有原則性的人，還自以為有德性，所以說他是“德之賊”。孔子所以討厭那種似是而非的人，認為他們屬於莠草，討厭他搞亂禾苗。佞，是指巧言諂媚，有口才而作風不正派，這樣的人會淆亂道義。
他為了討好人，往往喜歡信口亂言，結果往往是言而無信。鄭聲是指淫蕩的黃色歌曲和音樂，他在精神文化領域鼓吹自由化，放縱黃色的東西，搞亂昂揚精神的革命歌曲。以紫亂朱，是指宣揚色情的東西來閹割革命精神，所以厭惡好好先生那種鄉願現象，是討厭他們違背了為人的基本的道德原則。
鄧小平同誌說這是他的老毛病，那不僅是他的毛病，而且在這個“老”字上，說明這是他長期以來一貫如此。然而也還是有人喜歡他這個毛病。
如杜導正對他講話隨便、有失分寸的狀況說過：“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這個話就不對了，他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在小區與左鄰右舍閑聊天，那麽應該講真心話，即使有幾句錯話，隻要不傷和氣，那也無傷大雅。他是國家領導人，他的講話代表著國家的政策方針，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利益，這是他應有的職責，在原則問題上必須滴水不漏，他怎麽有權利能隨便講話呢？如果他的講話漏洞百出，傷害的不是他個人利益，而是國家的根本利益。再說，在原則問題上滴水不漏，難道就是假話嗎？也是真話，是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真話。杜導正如此把真話與假話對立起來，在邏輯上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放任這類觀念，那有極大的危害。我們反對官話、套話，領導人講話應該生動活潑，貼老百姓的心田，要高屋建瓴地把問題說得透徹，讓大多數人心服口服。說話當然有口才和技巧的問題，但這個口才和技巧必須建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
胡耀邦缺少的不是說話的口才和技巧，而是如何堅持鄧小平同誌反複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則，以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正由於這個根本性的缺陷，鄧小平在1987年初迫使他離開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
鄧小平與鄧力群在1986年9月18日的這番談話，背景是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草案，起草和討論的過程中，有過爭論，就是在這個草案中要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所以鄧小平在9月28日上午和胡耀邦、趙紫陽、李先念、陳雲主持全會時，就草案的問題說了一番話，這個講話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他指出：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國現行的政策走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去。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一個補充。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麵，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就不可能搞建設。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製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正。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麽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帶來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
鄧小平在中央全會上講這段話，在當時是有明確針對性的。
然而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股風並沒有刹住，到了12月下旬，在合肥、北京又發生學生上街鬧事的問題，這件事是有人在背後鼓動的。
12月3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萬裏、胡啟立、李鵬、何東昌談話，這篇談話也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上，題目叫《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講話中明確指出：
“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裏。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
他點名應當開除方勵之、王若望黨籍，他還說：
“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
“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麽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
“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
“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
針對胡耀邦對反右鬥爭的一風吹，鄧小平同誌又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頭的地方，應當平反，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他還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麽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
1987年1月13日下午，鄧小平在住地同楊尚昆等談胡耀邦的失誤，在談話中提出“軟處理”，大家表示同意。對胡耀邦的軟處理還是正確的，但也因此造成他的錯誤思想沒有得到深刻認識，所以埋下了後麵的曆史悲劇，對他錯誤思想的清理至今仍然是一件沒有完成的任務。
1月16日上午，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胡耀邦在會上檢討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並請求中央批準他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會議對胡耀邦進行了嚴肅的同誌式的批評，同時也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績。
現在看來鄧小平同誌的這些講話非常正確，而且他這個決斷也非常正確，如果讓胡耀邦這樣的人繼續處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他可能帶來的禍害是難以計量的。
蘇聯的領導人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在性格上還不都是這樣的貨色，他們都有喜歡信口開河的習慣，喜歡討好他的聽眾，不管聽眾是些什麽人，隻求一時言語上的痛快，不管它會產生什麽後果。他們都以出賣原則、出賣黨和國家的利益來討好蘇聯過去的敵對勢力。結果導致蘇聯東歐的解體，這個教訓還不慘痛和深刻嗎？對於鄉願式的人物，千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則的話後患無窮。
當然胡耀邦還是一個好人，與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他們還是有原則區別的，他缺少的是如何做國家領導人的基本知識和修養，他還不是有意識地要走到那一步。在我們黨內，似他這樣的鄉願式的人物，也不是僅僅他一個人，所以如他那樣鄉願式的為人為言是永遠值得我們全黨牢記的教訓。我隻想舉一個例子說明他隨口講話之失誤所造成的禍害。
在胡耀邦同誌逝世廿周年時，何方寫了一篇題目叫《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的文章，他完全是從正麵介紹胡耀邦同誌在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的觀念及其講話。
胡耀邦同誌是在1980年3月當選總書記的，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對邊疆的民族問題作了一係列講話，著重批評黨在建國以後在邊疆長年累月工作的同誌。1980年12月他去西藏考察時，他說“西藏現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他提出對西藏的方針是六個字：“免征，放開，走人。”“免征，就是免去自治區農牧民的農牧稅，至少兩年，還不準隨便無償征用勞動力。放開，就是在所有經濟領域都要放寬政策。”“走人，就是逐步把曆年進藏的漢族幹部大部分調回內地安排工作，隻留少數工作確實很有必要的。”在放寬的問題上，他還說：“我的意思是放寬、放寬、再放寬，犯了資本主義，不要你們檢討，我們檢討。”“還應該對印度、尼泊爾等周邊國家實行開放，發展地方貿易，對外要采取積極態度，要搞緩和。”
他忘了我們為什麽要有那麽多漢族幹部去西藏工作，他把仍在西藏服刑的叛亂分子全部釋放，請叛軍司令拉魯出山，讓其妻子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西藏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他沒有為西藏翻身農奴說一句好話。
他忘了境外藏獨勢力還不死心，他忘了國際反華勢力還在支持藏獨的分裂活動。他如此討好敵人，敵人並不領情，而是更加猖獗地進行分裂活動。他打開那個潘多拉盒子的結果是1989年春天發生了拉薩動亂，我們不得不施行一年多戒嚴。2008年又發生了三一四事件。當然，這些事有境外敵對勢力的影響，我們並不能完全歸咎於胡耀邦同誌，但這個口子是他打開的。
胡耀邦在西藏的講話，立即在新疆引起了連鎖反應，特別是漢族幹部要撤出西藏的消息，動搖了邊疆漢族幹部的地位，新疆地區民族分裂主義勢力乘機抬頭。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新疆自治區黨委的幹部到北京開會，搞了一個紀要，這個紀要的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新疆的維族幹部，結果反而激化了雙方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同誌就不讓胡耀邦同誌插手邊疆的問題了，請王震同誌考慮在新疆問題上如何善後。於是接受王震同誌建議，恢複新疆建設兵團。1981年的8月間，鄧小平同誌親赴新疆調查研究，他就沒有要胡耀邦同行了。回北京以後，他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的確有恢複新疆建設兵團的必要，任務還是黨政軍結合，於是決定派王恩茂赴新疆上任，並找他談話，明確指出了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於是在12月3日，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恢複新疆建設兵團的決定》。既然打開了潘多拉盒子，要穩定新疆的秩序和民族關係，需要作長期努力了。是鄧小平同誌在努力穩定新疆，鞏固我們的邊疆，胡耀邦同誌在這個問題上再沒有發言權了。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車站的恐怖襲擊事件，說明它向內地蔓延，搞突然的恐怖活動。由於在售票處和火車站，那麽多群眾在那裏排隊購票，對他們突然的恐怖暴力襲擊，沒有思想準備，所以造成29人死亡，140多人受傷，而這些暴徒用砍刀砍人時，一共也隻有八個人，而且其中二人是女性，可見他們分明受過專門訓練，否則不會一下子便死傷那麽多人。現在案子已經破了，當場擊斃四人，前後抓獲了四人。
這個事件震驚了全國和中央，也震驚了世界。我們要知道東突的恐怖活動是得到國際反華勢力支援的，在2004年，流亡在美國的“東突分子”便有一千多人，在華盛頓地區有三百多人，他們與藏獨分子在那裏活動的資金是受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支持，這個基金會的主席是美國眾議員、前少數黨的領袖。他們在經濟上支持達賴和東突的熱比婭。
知道這一段曆史，就可以懂得駱家輝到西藏與新疆去究竟為了幹什麽。當然新疆、西藏地區後來藏獨、東突暴亂之事態的發展有各種因素的影響，不能完全歸咎於胡耀邦同誌的講話，然而他的講話，也確實為藏獨、東突這二股反動勢力的猖獗開了口子。
記得毛澤東同誌在1948年底發表的《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引用過古希臘《伊索寓言》中《農夫與蛇》的故事，他引用這段寓言說：“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複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毛澤東接著這段寓言說：“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我想，我們不能忘記《農夫與蛇》這個寓言，不能忘記毛澤東同誌的告誡，3月1日昆明火車站這件恐怖暴力事件固然是一件壞事，但也給我們提了一個醒，決不能憐惜毒蛇那樣的惡人。
3月3日，是全國政協開幕的日子，3月5日，全國人大開幕，在開幕的儀式上，集體唱了我們的國歌，還集體為3月1日昆明火車站上遇難的中國同胞靜默致哀，讓全國人民不忘這一哀痛的事件。我們的國歌，是聶耳作的曲，田漢作的詞，無論它的曲子還是歌詞，都是為了振奮我們精神的。他們作詞作曲的時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最為囂張的時候，所以要以它作為國歌，那是為了不忘憂患。正如歌詞所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在國歌中保留這幾句歌詞，那就是為了維護我們國家領土的完整，我們要永遠保持一種不怕犧牲奮發圖強的精神，那樣的話才能不畏懼任何強敵的侵犯。
最後我還想重提柳宗元《敵戒》中說的道理，如果“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瘉”，即不能因為出現敵情而生畏懼之心。反之，如果看不到敵情，放棄戒備。那樣的話，隻能對自己有害。要懂得“敵存滅禍，敵去召禍”的道理，換一句話說，腦子裏始終要有敵情觀念，那才真正能長治久安。胡耀邦同誌的鄉願，缺的就是這一條，對國際反華勢力分裂我國邊疆的圖謀沒有充分認識。我們要在保持國家統一、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前提下，努力處理好那裏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當然相信邊疆地區無論藏族還是維族，絕大多數人民都是愛國的。他們都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應該團結他們，更多地關懷他們，落實好黨的民族政策，積極地如親兄弟那樣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條件。對於一切分裂主義者、宗教極端主義者、恐怖主義者，他們畢竟是少數，隻要大多數維族同胞共同起來，大家齊心協力，一起來反對這些極端分子，分裂勢力和恐怖分子便會被完全孤立。對於少數分裂勢力和恐怖分子，則不能有任何憐憫之心，隻能報以鐵拳，毫不留情地把他們鎮壓下去，而且要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
今年是胡耀邦同誌逝世二十五周年，在紀念他的時候，我們一方麵不要忘記胡耀邦同誌曾經做過對國家人民許多有益的事，同時對他的“老毛病”所帶來的禍患也要永遠吸取教訓。希望大家今後再也不要犯他這種“老毛病”，那樣的話社會主義中國才能長治久安。
鄧力群說：“耀邦同誌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麽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麵，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
鄧小平接著說：“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為什麽鄧小平如此說胡耀邦同誌呢？我們要知道胡耀邦是1952年由毛主席提名任命為團中央書記的，1980年陳雲同誌提名他擔任總書記，因為青年團一直是中央書記處領導的，他是鄧小平的老部下，後來任總書記也是得到鄧小平認可才走馬上任的，所以鄧小平會如此說。那麽這個老毛病，究竟是什麽毛病，就是一味討好聽他講話的受眾，不管這個受眾是什麽人，這是無原則的老好人思想。
《論語·陽貨》有孔子的一句話：“鄉願，德之賊也。”鄉願，即好好先生，一般人看來，他人緣好，大家都喜歡。問題出在他不講原則，不講是非，所以孔子說鄉願先生“德之賊也”。這個“德”是指為人的原則性。《孟子·盡心》有萬章問孟子，孔子在《論語》中講這句話是什麽意思。今錄其文於下：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這段話是對鄉願特征的概括，“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是講鄉願這樣的人物看上去非常完美，從表麵上這種人沒有什麽可以引起人們對他挑刺的地方，麵對流俗中的一些錯誤觀念，他為了討好人，與他們同流合汙，用現在的話講，那就是鄧小平同誌說的他不能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由於他處處討好別人，看他的處世，在口頭上很講忠信，在生活上也還似比較廉潔，所以眾人都喜歡他。
盡管他那麽自以為是，但他那一套東西，與堯、舜的聖人之道是二回事，用鄧小平同誌的話說，就是他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堅持社會主義方向。
他明明是沒有原則性的人，還自以為有德性，所以說他是“德之賊”。孔子所以討厭那種似是而非的人，認為他們屬於莠草，討厭他搞亂禾苗。佞，是指巧言諂媚，有口才而作風不正派，這樣的人會淆亂道義。
他為了討好人，往往喜歡信口亂言，結果往往是言而無信。鄭聲是指淫蕩的黃色歌曲和音樂，他在精神文化領域鼓吹自由化，放縱黃色的東西，搞亂昂揚精神的革命歌曲。以紫亂朱，是指宣揚色情的東西來閹割革命精神，所以厭惡好好先生那種鄉願現象，是討厭他們違背了為人的基本的道德原則。
鄧小平同誌說這是他的老毛病，那不僅是他的毛病，而且在這個“老”字上，說明這是他長期以來一貫如此。然而也還是有人喜歡他這個毛病。
如杜導正對他講話隨便、有失分寸的狀況說過：“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這個話就不對了，他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在小區與左鄰右舍閑聊天，那麽應該講真心話，即使有幾句錯話，隻要不傷和氣，那也無傷大雅。他是國家領導人，他的講話代表著國家的政策方針，維護國家的統一和利益，這是他應有的職責，在原則問題上必須滴水不漏，他怎麽有權利能隨便講話呢？如果他的講話漏洞百出，傷害的不是他個人利益，而是國家的根本利益。再說，在原則問題上滴水不漏，難道就是假話嗎？也是真話，是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真話。杜導正如此把真話與假話對立起來，在邏輯上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放任這類觀念，那有極大的危害。我們反對官話、套話，領導人講話應該生動活潑，貼老百姓的心田，要高屋建瓴地把問題說得透徹，讓大多數人心服口服。說話當然有口才和技巧的問題，但這個口才和技巧必須建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
胡耀邦缺少的不是說話的口才和技巧，而是如何堅持鄧小平同誌反複強調的四項基本原則，以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正由於這個根本性的缺陷，鄧小平在1987年初迫使他離開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
鄧小平與鄧力群在1986年9月18日的這番談話，背景是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草案，起草和討論的過程中，有過爭論，就是在這個草案中要不要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所以鄧小平在9月28日上午和胡耀邦、趙紫陽、李先念、陳雲主持全會時，就草案的問題說了一番話，這個講話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他指出：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國現行的政策走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去。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一個補充。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的局麵，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就不可能搞建設。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麽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製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正。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麽這裏用過、那裏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帶來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衝擊。”
鄧小平在中央全會上講這段話，在當時是有明確針對性的。
然而資產階級自由化這股風並沒有刹住，到了12月下旬，在合肥、北京又發生學生上街鬧事的問題，這件事是有人在背後鼓動的。
12月3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萬裏、胡啟立、李鵬、何東昌談話，這篇談話也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上，題目叫《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在講話中明確指出：
“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裏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裏。這件事發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
他點名應當開除方勵之、王若望黨籍，他還說：
“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
“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麽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
“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
“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主義公有製，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
針對胡耀邦對反右鬥爭的一風吹，鄧小平同誌又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鬥爭，有太過頭的地方，應當平反，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他還說：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定的。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麽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
1987年1月13日下午，鄧小平在住地同楊尚昆等談胡耀邦的失誤，在談話中提出“軟處理”，大家表示同意。對胡耀邦的軟處理還是正確的，但也因此造成他的錯誤思想沒有得到深刻認識，所以埋下了後麵的曆史悲劇，對他錯誤思想的清理至今仍然是一件沒有完成的任務。
1月16日上午，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胡耀邦在會上檢討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並請求中央批準他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會議對胡耀邦進行了嚴肅的同誌式的批評，同時也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績。
現在看來鄧小平同誌的這些講話非常正確，而且他這個決斷也非常正確，如果讓胡耀邦這樣的人繼續處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他可能帶來的禍害是難以計量的。
蘇聯的領導人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在性格上還不都是這樣的貨色，他們都有喜歡信口開河的習慣，喜歡討好他的聽眾，不管聽眾是些什麽人，隻求一時言語上的痛快，不管它會產生什麽後果。他們都以出賣原則、出賣黨和國家的利益來討好蘇聯過去的敵對勢力。結果導致蘇聯東歐的解體，這個教訓還不慘痛和深刻嗎？對於鄉願式的人物，千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則的話後患無窮。
當然胡耀邦還是一個好人，與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他們還是有原則區別的，他缺少的是如何做國家領導人的基本知識和修養，他還不是有意識地要走到那一步。在我們黨內，似他這樣的鄉願式的人物，也不是僅僅他一個人，所以如他那樣鄉願式的為人為言是永遠值得我們全黨牢記的教訓。我隻想舉一個例子說明他隨口講話之失誤所造成的禍害。
在胡耀邦同誌逝世廿周年時，何方寫了一篇題目叫《胡耀邦與民族區域自治》的文章，他完全是從正麵介紹胡耀邦同誌在民族區域自治問題上的觀念及其講話。
胡耀邦同誌是在1980年3月當選總書記的，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對邊疆的民族問題作了一係列講話，著重批評黨在建國以後在邊疆長年累月工作的同誌。1980年12月他去西藏考察時，他說“西藏現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他提出對西藏的方針是六個字：“免征，放開，走人。”“免征，就是免去自治區農牧民的農牧稅，至少兩年，還不準隨便無償征用勞動力。放開，就是在所有經濟領域都要放寬政策。”“走人，就是逐步把曆年進藏的漢族幹部大部分調回內地安排工作，隻留少數工作確實很有必要的。”在放寬的問題上，他還說：“我的意思是放寬、放寬、再放寬，犯了資本主義，不要你們檢討，我們檢討。”“還應該對印度、尼泊爾等周邊國家實行開放，發展地方貿易，對外要采取積極態度，要搞緩和。”
他忘了我們為什麽要有那麽多漢族幹部去西藏工作，他把仍在西藏服刑的叛亂分子全部釋放，請叛軍司令拉魯出山，讓其妻子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西藏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他沒有為西藏翻身農奴說一句好話。
他忘了境外藏獨勢力還不死心，他忘了國際反華勢力還在支持藏獨的分裂活動。他如此討好敵人，敵人並不領情，而是更加猖獗地進行分裂活動。他打開那個潘多拉盒子的結果是1989年春天發生了拉薩動亂，我們不得不施行一年多戒嚴。2008年又發生了三一四事件。當然，這些事有境外敵對勢力的影響，我們並不能完全歸咎於胡耀邦同誌，但這個口子是他打開的。
胡耀邦在西藏的講話，立即在新疆引起了連鎖反應，特別是漢族幹部要撤出西藏的消息，動搖了邊疆漢族幹部的地位，新疆地區民族分裂主義勢力乘機抬頭。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新疆自治區黨委的幹部到北京開會，搞了一個紀要，這個紀要的傾向是壓漢族幹部，抬新疆的維族幹部，結果反而激化了雙方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同誌就不讓胡耀邦同誌插手邊疆的問題了，請王震同誌考慮在新疆問題上如何善後。於是接受王震同誌建議，恢複新疆建設兵團。1981年的8月間，鄧小平同誌親赴新疆調查研究，他就沒有要胡耀邦同行了。回北京以後，他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的確有恢複新疆建設兵團的必要，任務還是黨政軍結合，於是決定派王恩茂赴新疆上任，並找他談話，明確指出了現在的農墾部隊，是穩定新疆的核心。於是在12月3日，中央正式發出《關於恢複新疆建設兵團的決定》。既然打開了潘多拉盒子，要穩定新疆的秩序和民族關係，需要作長期努力了。是鄧小平同誌在努力穩定新疆，鞏固我們的邊疆，胡耀邦同誌在這個問題上再沒有發言權了。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車站的恐怖襲擊事件，說明它向內地蔓延，搞突然的恐怖活動。由於在售票處和火車站，那麽多群眾在那裏排隊購票，對他們突然的恐怖暴力襲擊，沒有思想準備，所以造成29人死亡，140多人受傷，而這些暴徒用砍刀砍人時，一共也隻有八個人，而且其中二人是女性，可見他們分明受過專門訓練，否則不會一下子便死傷那麽多人。現在案子已經破了，當場擊斃四人，前後抓獲了四人。
這個事件震驚了全國和中央，也震驚了世界。我們要知道東突的恐怖活動是得到國際反華勢力支援的，在2004年，流亡在美國的“東突分子”便有一千多人，在華盛頓地區有三百多人，他們與藏獨分子在那裏活動的資金是受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支持，這個基金會的主席是美國眾議員、前少數黨的領袖。他們在經濟上支持達賴和東突的熱比婭。
知道這一段曆史，就可以懂得駱家輝到西藏與新疆去究竟為了幹什麽。當然新疆、西藏地區後來藏獨、東突暴亂之事態的發展有各種因素的影響，不能完全歸咎於胡耀邦同誌的講話，然而他的講話，也確實為藏獨、東突這二股反動勢力的猖獗開了口子。
記得毛澤東同誌在1948年底發表的《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引用過古希臘《伊索寓言》中《農夫與蛇》的故事，他引用這段寓言說：“一個農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複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毛澤東接著這段寓言說：“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夫一樣地懷有對於毒蛇的好心腸。”我想，我們不能忘記《農夫與蛇》這個寓言，不能忘記毛澤東同誌的告誡，3月1日昆明火車站這件恐怖暴力事件固然是一件壞事，但也給我們提了一個醒，決不能憐惜毒蛇那樣的惡人。
3月3日，是全國政協開幕的日子，3月5日，全國人大開幕，在開幕的儀式上，集體唱了我們的國歌，還集體為3月1日昆明火車站上遇難的中國同胞靜默致哀，讓全國人民不忘這一哀痛的事件。我們的國歌，是聶耳作的曲，田漢作的詞，無論它的曲子還是歌詞，都是為了振奮我們精神的。他們作詞作曲的時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最為囂張的時候，所以要以它作為國歌，那是為了不忘憂患。正如歌詞所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在國歌中保留這幾句歌詞，那就是為了維護我們國家領土的完整，我們要永遠保持一種不怕犧牲奮發圖強的精神，那樣的話才能不畏懼任何強敵的侵犯。
最後我還想重提柳宗元《敵戒》中說的道理，如果“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瘉”，即不能因為出現敵情而生畏懼之心。反之，如果看不到敵情，放棄戒備。那樣的話，隻能對自己有害。要懂得“敵存滅禍，敵去召禍”的道理，換一句話說，腦子裏始終要有敵情觀念，那才真正能長治久安。胡耀邦同誌的鄉願，缺的就是這一條，對國際反華勢力分裂我國邊疆的圖謀沒有充分認識。我們要在保持國家統一、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前提下，努力處理好那裏民族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當然相信邊疆地區無論藏族還是維族，絕大多數人民都是愛國的。他們都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應該團結他們，更多地關懷他們，落實好黨的民族政策，積極地如親兄弟那樣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條件。對於一切分裂主義者、宗教極端主義者、恐怖主義者，他們畢竟是少數，隻要大多數維族同胞共同起來，大家齊心協力，一起來反對這些極端分子，分裂勢力和恐怖分子便會被完全孤立。對於少數分裂勢力和恐怖分子，則不能有任何憐憫之心，隻能報以鐵拳，毫不留情地把他們鎮壓下去，而且要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
今年是胡耀邦同誌逝世二十五周年，在紀念他的時候，我們一方麵不要忘記胡耀邦同誌曾經做過對國家人民許多有益的事，同時對他的“老毛病”所帶來的禍患也要永遠吸取教訓。希望大家今後再也不要犯他這種“老毛病”，那樣的話社會主義中國才能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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