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遺體保留和毛主席紀念堂的興建，是在剛剛粉碎“四人幫”後的特殊環境中進行的。1978年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通過撥亂反正和糾正個人崇拜的錯誤，對紀念堂的建設也自然引發了一些新的思考。
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一道引起轟動效應的指示。在這個關於“少宣傳個人”的指示中，專門有這麽一條：毛主席像、語錄和詩詞在公共場所掛得太多，這是政治上不莊重的表現，有礙國際觀瞻，今後要逐步減少到必要的限度。
就在文件發出的當天上午，人民大會堂東門前，開來了兩輛吊車和一輛加長大卡車，工人們奉命將懸掛在那裏的巨幅毛澤東像取下。這一行動立即引起了圍觀群眾的強烈反應，不少人紛紛對此發表議論，拆除行動卻照常進行。
此後，從首都到全國各地采取一致行動。毛主席的畫像從會議室、教室的牆上被摘了下來，路邊磚牆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語錄”被清理掉，“文革”期間豎起的絕大多數毛主席塑像被推倒……據湖南等省份報道，有些毛主席塑像因修得太堅固，拆除時甚至使用了炸藥。
所有這一切都引起了中國百姓的疑慮和不安。畢竟，人們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才隻有3年時間，10年“文革”中形成的固定思維模式仍在起作用。要知道，在“文革”時期，誰敢撕毀或燒掉帶有毛主席像的報紙，那都是“反革命”罪行啊！毛主席塑像拆除了，那毛澤東遺體、毛主席紀念堂又將如何呢？
天安門廣場曆來是中國政治的中心，是類似人體神經末梢一樣的最為敏感之處。這一由天安門廣場開始的清除浪潮，立即引起了國人及世界輿論的關注，種種公開的和私下的評論開始了。西方有的報刊說“毛澤東時代從此結束”。港台報刊則預言“大陸批毛，勢在必行”，國內的老百姓們也愈發關注著黨中央的態度。
奧琳埃娜·法拉奇女士是一位擅長捕捉時機采訪新聞的意大利記者兼作家。她的足跡遍及世界五大洲，采訪過數10位政壇首腦和風雲人物，並素以提問尖銳、言辭潑辣而著稱。據說，就連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博士，都曾被她的怪異提問弄得下不來台，事後曾抱怨道：“接受法拉奇采訪是我一生中最愚蠢的事情。”
中共中央的指示發出不久，法拉奇的身影便出現在了北京。善於捕抓重大新聞的法拉奇果然名不虛傳，中國正在采取的行動顯然使她極感興趣。
經過十一屆三中、四中和五中全會，鄧小平作為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核心的地位逐步確立，此時他已經是中共的實際負責人。在《決議》即將拿出來交給省軍級以上高級幹部進行討論之際，有必要使國內外對中共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有所了解。決不能讓形式上拆除毛主席像和語錄牌，成為所謂“非毛化”的證據。因此，鄧小平決定會見這位意大利女記者，借用她的筆向外界宣傳一下。
於是，8月21日晚，法拉奇乘車駛入了中國的心髒——中南海。
法拉奇走進了鄧小平的辦公室。相互問候過後，鄧小平伸出右手，作了請坐的手勢。法拉奇也沒有一句客套的開場白，隨即單刀直入地開始了提問：“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遠保留下去？”
果然咄咄逼人。但鄧小平也不含糊，回答十分幹脆，他說：“永遠要保留下去。過去毛主席像掛得太多，到處都掛，並不是一件嚴肅的事情，也並不能表明對毛主席的尊重。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法拉奇立刻被鄧小平坦率、客觀的態度和大度從容的風度吸引住了，她靜靜地傾聽著。鄧小平拿起一根煙點著，繼續說道：“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在接下去的采訪中，法拉奇又兩次提到了天安門廣場，一次是關於毛主席紀念堂，一次是天安門前的馬、恩、列、斯畫像。由此可見，法拉奇始終關注著天安門廣場這個中國政治的“睛雨表”。
鄧小平則從容談到：“粉碎‘四人幫’，建毛主席紀念堂，應當說，那是違反毛主席自己的意見的。50年代，毛主席提議所有的人死後都火化，隻留骨灰，不留遺體，並且不建墳墓。毛主席是第一個簽名的。我們都簽了名。中央的高級幹部、全國的高級幹部差 不多都簽了名。現在簽名冊還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做的這些事，都是從求得比較穩定這麽一個思想考慮的。”
法拉奇卻緊追不舍，又繼續問道：“那麽毛主席紀念堂不久是否將要拆掉？”
鄧小平將手一擺，說：“我不讚成把它改掉。已經有了的把它改變，就不見得妥當。建是不妥當的，如果改變，人們就要議論紛紛。現在世界上都在猜測我們要毀掉紀念堂。我們沒有這個想法。”
法拉奇對鄧小平的采訪分兩次進行，共4個小時。鄧小平的坦率、真誠，堅定的信念和敏捷的思維，給法拉奇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鄧小平自己也說，他的被采訪“考試及格”。不難看出，這次采訪，透過天安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紀念堂等問題，實際上提出的是一個如何評價毛澤東功過的大問題。
鄧小平與法拉奇的談話內容在國外報刊披露之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外電評論：“鄧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黨代會上，將不會像批判斯大林那樣，全麵批判毛澤東。但是總結大躍進以後的總路線，今後的中國將與毛路線訣別，進行四個現代化。”國際輿論還對這位中國曆史大轉折關頭的掌舵人，予以了極高的評價。
在中國共產黨看來，對毛澤東的評價，其意義不僅在於分辨毛澤東個人在曆史上的功與過，而且關係到如何對待毛澤東思想，如何看待中國近代史，如何分清建國30多年的曆史上的大是大非。
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鄧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訪之前，即1980年3月，就已著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而鄧小平也曾先後9次就決議稿的起草和修改，談過自己的意見。
他對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說，這個決議的中心意思應當有3條，其中“確立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
《決議》數易其稿後，鄧小平仍對毛澤東評價這一部分不滿意。1980年12月25日，他在同中央負責同誌談話時指出：“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還講道：“我找警衛局的同誌談了一下，他們說，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記者法拉奇的談話向戰士們宣讀了，還組織了討論，幹部、戰士都覺得這樣講好，能接受。”
1981年6月，中央政治局用了8天時間討論了《決議》，並在黨內4,000人參加討論的基礎上定稿，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預備會上再次進行推敲，最終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了《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