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難等事件，你根本不用去擔心 什麽該不該采訪誰，該不該傳播什麽的問題，而是如何盡可能獲知與傳播真相的問題。每次有事，學界總是有人第一時間跳出來教訓媒體，說輕了是書生之氣，說不 好聽就是一種好為人師的過於自負。學界老師們最需要做的，是和業界一起對付信息管製！這才是真正需要你們的勇氣與智識的地方！
（圖為2013年韓亞空難）
類 似昆明事件和空難等突發事件發生時，一些新聞學界老師總是習慣第一時間對業界發出不要這樣不要那樣的諄諄教誨。相當不以為然。空難記者該不該去機場？毫無 疑問該去，尤其日報記者，不去就是失職。該不該采訪當事人和家屬？可以采。當然，采寫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我讚同李小萌的看法，如要控製情緒，要把握時 機，要慎用鏡頭等。
空 難事件，出發和到達機場，與空難現場一樣，乃至與遇難者生前空間一樣，都是敬業記者應該抵達的廣義現場。 當事人的眼中，家屬的痛苦，和災難過程，災難原因等一樣，本身就是災難的組成部分。遇難者家屬的悲傷，是命運的無常，也是我們作為人類的共同悲傷，是我們 必須麵對的一部分，更是追問事件原因與責任最具道義力量的拷問。以最快的速度來揭示信息，盡可能地挖掘隱情，是媒體的天職，也是公眾知情權的天然組成部 分。采寫固然要特別注意方式方法，但決無任何理由反對媒體去現場，更無任何理由反對媒體報道災難內容。
北京井下人事件剛爆出來時，多少人痛罵媒體和記者？最後事情又是怎麽解決的？我現在還記得新京報那個長篇對話式報道，正是這樣迅捷、真實和細膩的報道，揭示殘酷的事實，打動我們的心靈，讓公眾知道這個隱秘的井下生存世界的。
723動車事件裏那篇著名的報道《永不抵達的列車》裏，對遇難者個體命運的細膩刻畫與深切同情，更是成為災難公共記憶裏無法忘卻的一部分。
新 聞是一個很殘酷的行業，媒體能做什麽，不能解決什麽，邊界從來都很清晰。按照傳播規律，遵循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倫理規則，盡可能快和深入地突破報道盡可能 多的信息，就是媒體該做的。媒體不是心靈撫慰師，不是救世主。不要把新聞倫理無限擴大化，不要太苛責媒體，不要把“多事”、“礙事”的帽子隨便戴在媒體頭 上，更不要擔心誰來管媒體和記者。中國最不缺的，就是管媒體和記者的人。
最後說一句，中國語境下的新聞專業主義和新聞倫理，絕不是照搬教材所能簡單套用的。所以昆明事件，你根本不用去擔心什麽該不該采訪誰，該不該傳播什麽的問題，而是如何盡可能獲知與傳播真相的問題。
每 次有事，學界總是有人第一時間跳出來教訓媒體，說輕了是書生之氣，說不好聽就是一種好為人師的過於自負。學界老師們最需要做的，是和業界一起對付信息管 製！這才是真正需要你們的勇氣與智識的地方！（作者係資深媒體人，曆任南方報業傳媒集團《21世紀環球報道》記者、央視《社會記錄》編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