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6-3
前言：合法性（Legitimacy），附件一，解釋
合法性，不是我們日常用語，它是一個政治學詞語，與我們日常所言‘合法（Legal)’是完全不同的兩個詞語，後者更拘於有形之法，法律、法規甚至即興之政令；而‘合法性’確大大的與之不同，是無形的，是‘勢’，是民心，是民意，通常它構築了達官貴人們的噩夢。
合法性與合法
首先，要明確的是：合法性與合法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有‘合法性’的行為不一定合法，甚至會違反現有的法律，即常人所言‘合理不和法’；反之，符合現行法律的行為也並不意味著具有合法性，甚至有很多‘符合現行法律的行為’卻破壞了政權的合法性，直接導致了政權合法性的流失。
合法性與合法的矛盾產生於法律的形成是否具有合法性，也許，在形成法律時具有合法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合法性流失了。
維基百科：
“就法律的角度來看，合法性並不等同與遵守法律。某些行為可能並無觸犯法律，但卻不具備合法性。例如某些違反人道的法律，其法律本身不具備合法性。這類法律常見於專製政權，其法律的不合法性來源於其製定者統治的不合法性。某些行為可能觸犯了法律，但卻具有合法性。例如：羅薩·帕克斯在爭取黑人人權的運動中的采取的不合作。當政府各分枝就合法性的來源產生衝突的時候，往往造成憲政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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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道德哲學的角度
從政治學的角度。
道德哲學主要是從個人的角度來判斷某個東西是否“合法”。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製度的合法性取決於它是否獲得被統治者們的普遍認同。 通常，政治學比道德哲學更關注合法性問題。合法性問題總是與承諾，同意，讚成，默許等概念相關。
合法性被認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條件：如果一個政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它將很快地崩潰瓦解。最早研究“合法性”問題的馬克思•韋伯認為，若要維持統治的持久存在，必須喚起合法性的信仰[2]。羅伯特•達爾 (Robert A. Dahl)談到合法性時，將其比喻為一個蓄水池：隻要它能夠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線上，便能保持穩定。如果它一旦低於這個水平，將身處險境。一個政權通常需要得到大多數民眾的認可才能維持其權利。但是這裏有一個例外：很多並不為多數民眾所接受的政權通過一小部分社會精英階層的認可，而使其政權看似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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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
我想，這是一個不用費太多筆墨的話題，每一個生活在中國的人，看得懂中文字的成年人對此都會有或多或少的理解。
與通常的理解稍有不同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取得政權’我們應放到1945年以後的全球背景下理解。
二戰結束後，各戰勝國心、力俱疲，隨之而來的是各戰勝國本土的經濟複蘇，各戰勝國對其殖民地，若有的話，有效的管理、控製能力大為減弱，所以，二戰後，大批的殖民地脫離其宗主國獨立；西方的反法斯聯盟，也因心力交瘁無力與斯大林對立而形成了冷戰的格局，形成了東西方對立。
換言之，假如希特勒僅用‘有限地進攻’策略，戰線，僅拘於歐洲諸國，不開辟俄國戰場，他將會成功地得到一些國土，很可能他的入侵會取得成功，那樣的話，就不會有後來的殖民地獨立，共產主義陣營，etc。（我常跟朋友開玩笑講，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同誌，應當給希特勒同誌授予特等解放勳章）
在這一背景下，我們可把中國的內戰，共產黨取得政權視為殖民地的獨立。
順便提一句，據研究表明，中國共產黨至今不曾在任何一個合法的政府裏遵從法律程序地注冊過，因此，從法律角度講，中國共產黨至今是一個非法的政黨（盡管他的拳頭很硬）。
1、 窮人的、多數人的革命
共產黨有幾個很有名的主張：
‘造反有理’，‘剝奪者，被剝奪’，‘一切權利歸農會，讓人民當家作主’，‘推翻三座大山’，‘打土豪，分田地’，‘農村包圍城市’、、、
共產黨人在‘打土豪，分田地’時有沒有顧及過法律問題？照此邏輯，現在的民工被欠薪時，是否也可以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
共產黨以赤貧的、低教育水平的多數人口為基礎力量，與中央政府抗衡，社會分配不均衡，對赤貧人口的富裕承諾成就了共產主義的、窮人的、多數人的革命。誠如維基百科所言：“原則上，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民眾對共產主義社會無以倫比的‘經濟平等性’和‘經濟增長’的期望來獲得合法性。但是，眾多的共產主義國家在無法達成這些目標後都淪為了極權主義國家。”
2、 獲得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基礎是‘赤貧的、低教育水平的多數人口’，‘打土豪，分田地’，‘剝奪者，被剝奪’，的方式掠奪有產階級，取信於低教育水平赤貧的人口，以武力的方式重新分配社會現有的財富，換取多數人口的支持，取信於民眾；最後，通過 ‘農村包圍城市’的方式奪取政權，取得城市，進而控製社會經濟命脈：金融、工業及商業。
從個人私利出發，不顧法律，離開道德與公平的考慮，每一個參與者，旁觀者，隻要符合‘赤貧的、低教育水平’，都可以得到救濟，他們雙手接過錢，把錢放到兜裏之後馬上舉起了又右手：‘中國共產黨萬歲！’
於是，中國共產黨以別人的財產換取了多數人的支持，盡管他們知識水平非常有限，但人頭在，聽話，好操縱，如果他們膽敢離開共產黨，他們找不到飯吃，對他們而言‘團結就是力量’所言不虛。
共產黨在取得政權後，操縱立法，安排、指定了各級的民意代表，人民代表，試圖以他們進一步操控立法、控製政局，甚至到了上個世紀的90年代，還有人民代表在全國人大審議李鵬的政府工作報告後表示‘要好好學習和領會李鵬總理的報告！’，這樣的代表是民選的嗎？要他何用？直接扔到紙簍裏，連追悼會不用開。
在全國人大史上，曾有過台灣或港澳籍的欽點代表，原本是用來做裝飾的，就如同一張重彩工筆畫，掛在人民大會堂上，卻自己會講話了，講了自己的話，大膽地講出了不同的觀點，搞得主子很尷尬：‘不識好歹！’，沒有了下一次，換人！
3、 共產黨的政績：執政60年流水帳
從根本上講，政治始於經濟，眾人之事為‘政’，眾人之管為‘治’，所以形成社會，形成國家之後，經濟則受困政治，故此，本文以政為綱。
土改（解放前），肅反，公私合營，大躍進，反右，文革，林彪集團，粉碎‘四人幫’，經濟改革，‘6、4’、、、
上述之每個標點都可以寫出一本書來，不用加任何的描寫，隻是陳述事實就會厚得你拿不動它。
土改（解放前），以貧雇農和流氓無產者為骨幹力量對有產階層實施打擊與剝奪。
肅反，凡異議者均可殺，肅反裏有無數的冤魂野鬼。
公私合營，土改的城市版，實為對城市有產者的掠奪，始為‘合營’，終為‘國營’，‘黨營’。
‘大躍進’，‘超英趕美’，神話！蹦上去，還是要掉下來，錢學森重筆放言‘畝產可達萬斤良’，可惜呀！一字之差，他差一點就講對了，應為：“畝田可堆萬斤糧！”；‘超英趕美’所差日大，到今天了我們還跟在英美的後麵跑，成了毛澤東未竟的遺願。
反右，中國版的蘇聯大清洗。
俄羅斯總統普京曾經在莫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難者發表演講，他用顫抖的聲音說：“大清洗導致幾百萬人被迫害致死，”，“他們是有著自己觀點的民眾，他們並沒有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這樣的悲劇在人類曆史上曾反複上演，其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於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珍視生命、人權和自由之上。” ---這是一個國家的空前自殘。
反右，多少人失去了鮮活的生命，多少人失去了青春，在暮年時才聽到一聲羞羞答答的、虛偽的道歉，當年的殘存右派至今不敢對往事多說什麽。
文革，我可以窮我餘生盡訴其害嗎？不能，成語叫‘磬竹難書’，現在有電腦了，不用日伐夜書了，但我沒時間，也沒興趣。
林彪集團，冤案，平反是遲早的事，但當年隨著林帥而亡的是一大批人，社會隨之而蕩。
‘四人幫’，文革的一個分枝，文革的一個片段。
經濟改革，1979年之後的事，經濟複興，為共產黨挽回了不少的聲譽（合法性），事實上，如不改革，共產黨很難維持下去，正如列寧在1920年實施新經濟政策是的情形一樣，是一種妥協，一種政治交易：以某種程度上的經濟自由換取布爾什維克的生存空間。當布爾什維克取得了其生存空間之後，斯大林迅速地結束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這是後話。
這就可以很好地注解鄧小平‘開放經濟，關閉民主牆’的行為。
上麵所言，‘中國共產黨以別人的財產換取了多數人的支持’，‘搶別人的東西’也許不難，隻需有暴力與恐怖，會欺騙即可，最終，有產者會心甘情願地獻出自己的財產，除了太太；“恐怖是關鍵”。但是，讓現有的財產保值升值，在‘不損他人的利益前提下，曾加自己的財富’，對共產黨人而言，太難了，他們的每一個經濟政策都至少損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全部人們的利益，包括他們自己。
從總體上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增加了社會財富總量，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贏得了不少合法性，但是，財富的分配卻有失公正，這種‘不公證’，來源於資源：權力與資本，分配的不公正。
社會財富總量的迅速增長為共產黨贏得了聲譽，贏得了統治的合法性，但是，財富分配失當，造成了當今貧富極度不均，基尼係數已經超越了警戒線，成了政府的隱私，成了死穴；貧富極度不均極大地削弱了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嚴重影響了社會對政府的信任，百姓對政府變得不屑一顧，政府成了穿西裝的小醜，成了竊賊，成了說謊者。
事實也恰如此，無官不貪，抓起來的‘大竊’都是官員，每一個出事的商賈身後都躲著一串貪官汙吏；權、貴，經濟新貴，已組成了權貴共同體，江某人卻試圖混肴視聽，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老百姓不買賬，沒有任何社會空間，盡遭調戲；胡先生的‘和諧社會’被戲稱為‘河蟹’，溫總理的‘八榮八恥’沒有幾個幹部數得出來，社會上隻見‘八恥’，‘八榮’都出國旅遊去了。
領導人們都成了穿西裝的小醜，成了說謊者。官民對立。
大約在2000年前後，有個叫周鴻禕的人，創辦了一個網站叫‘3721’，意味：‘不管3721’，我被他們強行推銷過，他的工作人員沒有起碼的禮貌與教養，垃圾網站，其背後是周鴻禕的垃圾商業文化，成了網絡裏的牛皮癬。
垃圾網站的背後是垃圾文化，政治謊言的背後是無恥的政客，對我們而言，就是領導嘍。
為了解決中國的經濟增長，為了使共產黨政府生存的下去，鄧小平提出了‘黑貓、白貓論’，但是，社會經濟問題是涉及社會倫理道德、法律、政治的一個有機體，其過程多數是不可逆的邏輯過程，好像並不能用‘兩隻小貓’來處理；‘摸著石頭過河’，通常是‘摸著過去’就回不來了，‘不管3721’是要出問題的，早晚而已，我個人以為，早出比晚出好，越遲越恐怖----當然了，這是對共產黨而言的。
截止到目前，有研究表明：從1997-2007年，中國的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53.4%下降至39.74%；中國的資本收入占比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和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
這反映了什麽？政府與資本在逐漸地修改著財富分配的法則，財富在流向權貴；政府與民爭利；資本、資本家與員工奪食。
共產黨執政60年，百姓曆經數場政治運動，在運動中慘遭打壓的多是那些善良，真誠無邪的人，就像普京先生所描述的：“他們是有著自己觀點的民眾，他們並沒有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苟延殘喘留下來的，從此學會了掩藏自己的良知，在運動中受益的，從此學會了以政治謊言出賣、栽贓以自保，贖救自己並在運動中獲益。
我們的社會倫理道德在經曆了數次政治災難之後，被共產黨的政治倫理所替代，無恥的政治倫理演變成了無恥的社會文化與無恥的生活現實。
‘三個代表’如此不成體統謊言被冠冕堂皇地寫在黨章裏了！有人說‘不’嗎？無恥的理論被冠冕堂皇地寫進黨章裏，這隻能說明這個黨的無恥與自甘墮落。
無恥的政治倫理，在日常的社會生活中，演變為無恥的社會倫理，使得我們的生活裏充滿了虛假的廣告、徒有虛名的產品，其背後是貪婪的股東及不知恥的公司法人及同事；以利益為導向的政府行政、學校、醫院搞得百姓很無奈。
我們的生活就這四件事：市場、學校、醫院及無處不在的政府行政，都在市場裏了，所以我們隻要學會‘交易’就行了：與商品交易，謹防上當；與學校、醫院交易，迫不得已；與政府交易，最一言難盡的事情了。
在中國，活著並不是一件誰都會做的事，不是一件輕鬆的事，無論窮人與富人，無論官員與百姓，這是一個虐待人性的政治、經濟結構，你要是想以更高的準則生活，你將失去你最後的一點快樂，變成一個沒有笑容的人。
在曆經數場政治運動之後，百姓們發現我們快要餓死了，於是，鄧小平抱來了兩隻可愛的小貓：黑貓，白貓。
鄧小平的‘兩隻小貓’，也許能抓到幾隻耗子，卻也橫衝直闖地什麽都不顧，“小平同誌說：我是好貓！”。‘兩隻小貓’肆無忌憚地衝垮了我們最後的道德底線，打爛了我們的道德珍藏，文化修養，粉碎了我們的最後一點信念，以致，除了我們自己誰也不敢信，我們被兩隻可愛的小貓拖進了道德泥潭，政治與經濟，兩塌都糊塗，混水摸魚，有魚，卻也有限，看看那些高官，以更高的原則看的話，有幾個可以平安退休的？那些富豪們，有誰可以傳代，有誰可以安心與安身？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也是以‘損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為前提條件的’，經濟改革的偏袒與不公平是普遍而難以逾越的，唯中國的百姓太老實了，進入中國的外資，他們，在其本土守法經營，在中國，懼‘規’而枉‘法’。她被其利益所綁架，對政府，變得唯唯諾諾，不敢多講什麽，學會了行賄，同時，也因其法律而放縱，對社會，欺行霸市，唯利是圖，罔顧道義，同樣的事情，海內、海外截然不同的處理態度與處理過程，甚至，同一產品在海內海外執行不同的質量標準，不同的產品道德標準；更為有趣的是，有好幾個外企的行賄案都是從海外被揭發的，外國政府幫我們肅貪，如：張恩照案，朗訊案等。另類進口。
法不俱，亂象生，南橘北枳。
‘胳膊擰不過大腿’、‘民不與官鬥’、‘自掃門前雪’、、、都是我們‘不作為’、‘不抗拒’的理由，行賄受賄，爛權均由此生。
自79年之後的經濟改革至今，近30年了，我們的體製，從本質上，並沒有太多的改善，有收斂無改善，我們的權利架構，在經濟開放的社會環境下，衍生了大規模的腐敗與不公平，直接引發了89年的6、4；趙紫陽先生所領導的‘體改委’也淪為了6、4的祭品。
鄧小平的經濟改革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贏得了不少合法性，卻也伴隨著中國共產黨的政權的合法性流失，若我們管理社會的基點不變，我們的社會行政體係不改變，隨著非國有經濟體的成長，隨著中國中產階級的增長，這種合法性的流失將越演越烈，最後，將足以動搖這個政權。
維基：合法性被認為是政府行政的最基本條件：如果一個政府缺乏必要程度的合法性，它將很快地崩潰瓦解
‘6、4’，是我們這樣的政治架構下所發生的最為痛心的罪行，共產黨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錯誤。
今天是2009-6-4，事件之20周年，我身穿t-桖上班，t-桖上以Google的風格印著‘Don’t Be Evil’，以宣泄我的憤怒、無奈與期望，排遣我內心的痛楚。
4、 合法性的流失
土改，肅反，公私合營，大躍進，反右，文革，林彪集團，‘四人幫’，經濟改革，‘6、4’、、、都會傷害到人，每一件事，每一個過程都會傷害到很多人，也許，這件事你幸運地躲過去了，但下一件事，下一個過程在等著你，在劫難逃，所有的過程累積下來，沒有誰躲得過去，所不同的隻是程度與數量而已。
‘每一次傷害’都意味著政黨合法性的流失，中國之大，人口之多，有哪一個家庭，哪一個人可以幸免於難？而沒有受到共產黨直接的、間接的迫害？
我們還有多少‘合法性’就可想而知了。
如維基百科所言‘合法性’可以從兩個角度理解：道德哲學的角度；從政治學的角度。
道德哲學是從個人的角度來判斷某個東西是否“合法”。 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體製或政黨不同程度及數量的傷害之後，除了斯德格爾莫患者之外，沒有誰會認為流水帳裏的每一個明細是一筆合理的交易，‘我們，---虧了！’。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說，一個製度的合法性取決於它是否獲得被統治者們的普遍認同；合法性問題總是與承諾，同意，讚成，默許概念相關。
‘Big is Different’---我忘了是誰講的了，‘Big is Different’，當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受到傷害過之後，我們發現政黨、體製對我們的‘承諾’都是謊言，每一次黨政績都是建立在損人利己的背景下，必須損害一些人的利益，才可讓書記們年終有一個漂亮的報告，細細審閱報告你才會發現，每一頁紙的下麵藏著一大群白白胖胖的蛆，每一個數字下都藏著風幹了的眼淚與血。
血染的、書記們的風采。
當我們的‘讚成’變成了‘反對’，也許這個政黨可以令軍警憲特來‘說服’我們，但當我們的‘默許’變成了‘不合作！’時，你無論有多少軍警憲特，他們也隻不過是故宮、紅牆內的‘李蓮英軍團’，也許‘李蓮英軍團’可以利誘一些人‘讚成或默許’，但，他們沒有能力利誘大多數的人，成本甚巨；甚至‘李蓮英’還要顧慮一下其軍團是否‘合作’。
‘不合作！’，令你有多少槍炮子彈，也是啞槍、啞炮。百姓的太極拳。
因腐敗所致的合法性流失
‘腐敗’是一個太爛的話題了，在大陸，你不一定每天可以見到陽光，但一定可以見到腐敗，觸手可及，衣食住行用，區別隻是‘察’與‘不察’而已。腐敗，成了我們生活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它已結構化了，製度化了，用經濟的術語描述就是：‘股份化了’。有人把‘腐敗’比作臭豆腐，‘聞者臭，吃起來香’，我到更願意把它比作情婦（妓女）。
腐敗傷害的是公平，其危害有甚於曆次政治運動，盡管因腐敗直接致死的人會遠小於曆次政治運動，但她對社會的危害卻是廣泛而持久的，就如同妓女、情婦對家庭的危害一樣。
從合法性角度理解婚外情：妓女、情婦具有了夫人的部分功能，她們是不俱合法性的妻子，一旦曝光，就要找到它的最終結果。所以一般的情況下，妓女、情婦最擔心的也就是其‘合法性’被曝光，但凡社會現象均有多樣性，也有情婦（妓女）主動要曝光的，其因不外乎兩點：在合法性曝光的過程中可以取得合法性；再者，把‘合法性’變成籌碼，變現、套利。
婚外情產生於道德的缺失，腐敗也同理，當執政黨找不到他的道德基礎時，腐敗就成了必然。也許，我們的道德基礎是共產主義理想，如果有的話，也是比上帝離我們更為遙遠。
腐敗，損公平，傷者無數，存者即傷，旁觀者傷，陳良宇，黃菊，賈慶林，關我屁事？但我會憤憤地想：“這孫子該下來了吧！”，貪官汙吏，旁觀的不止我一個人。
腐敗的另一麵。
腐敗也不一定都是壞事，從道理上講，他有積極的一麵：優化資源，‘公有財’，沒娘的孩子，筆者幾年前曾與H-X省一位領導同席，耳聞其言：“公家的事，有個理由就行了。”；天津市的現任常委，馮德江，2008年時，對我的朋友認真地講：“你們找政府做生意就對了，政府做生意不以利益為導向。”，在商言商，什麽叫‘不以利益為導向’？花老百姓的錢不知道心痛；還可做另一種理解：把當事人‘搞定’什麽交易都可以成交。
公有財的悲劇，把公有財私有化，腐敗，卻可以有效地提高資產的效率。誰又可以估量‘國退民進’過程之後對GDP的貢獻呢？
順便提一下，眼前的‘國進民退’，導致的一定是資產低效與流失，將降低我們的經濟增長。
腐敗者，潛在的革命者。債務人與債權人，當債務人無法償還債權人債務時，鋌而走險：殺死債權人，也是一種求生的手段，眼下的許宗衡巴不得再有一次‘6、4’，有機會成為變革的領導人，即便失手，也可效仿許家屯先生，風風光光地遠走他鄉。
前蘇聯及其類，有個暗器：政治問題經濟化、生活化，覺得誰不對了，又難於處理，就控告他‘貪汙’、‘生活腐化’，以強淩弱；我看，用不了太久，貪官汙吏們會學會一個新招：經濟問題政治化，以小搏大，反其道而行之。
政府的行為解釋：‘黨天下’，教育、圖書管理，封鎖負麵新聞，打壓異見人事，歧視非國有經濟體-----政治壟斷以維護其合法性。
民主人士，儲安平先生（1909.7一1966.9），死無葬身之地。
1957年6月1日，在統戰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發言，提出震撼全國的"黨天下"之諫。6月8日 毛澤東起草《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倡狂進攻》的黨內指示。全國反右鬥爭開始。8月，儲安平、徐鑄成等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職並送郊縣勞動改造。1958年1月被劃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打倒了儲安平先生，沒有人再敢提 “黨天下”，卻真的成了黨天下，時至今日，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麽？
有一社會法則：製定法律（規則）的參與者越多，其法規就越易被執行，也越有效，所以，當政權的管理者都是‘同誌’時，政權也就越穩定。因此為了政權的穩定，排斥異己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打壓異見人事’、‘歧視非國有經濟體’----你們還別想不通，想不通者，請自殺，這叫‘自決於人民’，‘自決於黨’。
教育、圖書管理，封鎖負麵新聞，則是為了‘教導’你一種正確的分析、思考問題的方法，確保你不會被‘精神汙染’，與黨保持一致，以維護政權的合法性。
5、 被逼無奈：暴政
當‘每一個人都受到過傷害之後’，當‘我們還有多少合法性’成為問題的時候，現行政權就不得不用非常之手段維護其社會治理，成了‘槍杆子下的政權’，我們是‘三個代表’，是親民的，暴政，實屬被逼無奈，“我說什麽，你們不聽什麽，有點借口就鬧事！”，分明是‘基層’逼人太甚嘛！
二、 曆史教訓
1、 華主席的合法與不法
1976年華國鋒在毛澤東的病榻前被欽點為繼承人，獲得了繼承權，華國鋒的合法性源自毛澤東的威望，源自繼承，華國鋒舉著禦批：‘你辦事，我放心。’到任。隨而提出政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忠誠的繼承人，迂腐的政綱。
華試圖以‘兩個凡是’維護、強化其合法性，殊不知‘得人心者，得天下’，‘合法性’民授---‘君權天授’的地球版。
49年---76年禍行經年，百姓思變，胡耀邦所倡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鄧小平所利用，瓦解了華國鋒的合法性，華國鋒被迫辭去了共產黨的總書記，論功行賞，胡耀邦成了總書記，鄧小平成了書記太後，一直到去世，曆經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
一段故事：胡耀邦忽略了其合法性來源，單槍匹馬地對太後退位表示：‘舉雙手讚同’，其結果書記太後回收了‘總書記的合法性’，胡總書記也就成了‘耀邦同誌’。
2、 陳希同：何罪之有---江澤民合法性的挑戰者
陳希同：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5%B8%8C%E5%90%8C
1995年，陳希同因王寶森案下台，以‘貪汙受賄及玩忽職守’，等罪名被判入獄16年。
貪汙受賄，我記得全部金額僅50餘萬元人民幣；玩忽職守，其解釋為對王寶森用人不當，管理失控。
事後來看，後來的案哪個比王寶森的小？‘貪汙受賄50萬’連投案都沒人收，嫌丟人：“你夠數再來吧！”
誰用了陳良宇、許宗衡？‘玩忽職守’的人是誰？許宗衡數千萬買官，誰收了錢？
所以，陳希同案罪不在‘貪汙受賄及玩忽職守’，但寫不到判決書上：犯上作亂。
在陳希同刑事裁定書上指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陳希同任北京市市長、市委書記期間，自１９９１年７月至１９９４年１１月，在對外交往中接受貴重禮物２２件，總計價值人民幣５５５９５６．２元，不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交公，由個人非法占有”。----即便是全部貪汙了也僅人民幣５５５９５６．２元，真是罪大惡極！？
“被告人陳希同任北京市市長期間，於１９９０年和１９９２年指使、縱容王寶森動用財政資金，在北京市八大處公園和懷柔縣雁棲湖畔修建兩座豪華別墅。違規建造別墅及購置設備款共計人民幣３５２１萬元。陳希同任北京市委書記後，自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１９９５年２月，經常帶情婦某某與王寶森等人，到兩座別墅吃住享樂，兩座別墅成為陳希同、王寶森享樂的場所。其間，耗用服務管理費人民幣２４０萬元，吃喝揮霍公款人民幣１０５萬元。”
這‘兩座別墅’產權屬北京市政府而非個人資產，陳希同到倒了，兩座別墅也沒閑著，劉淇也用過，北京市委的很多幹部都用過，是不是都抓起來判了？因此，這僅是最常見於高官們的職務消費而已，不用大做文章，作個借口尚可，不過，很弱智。這並不是講話的人不明白，而是講話的人太不把‘聽話’的人放在眼裏了：‘我說什麽你都得鼓掌聽著！’
詳見附件二：陳希同貪汙、玩忽職守上訴案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3、 陳良宇：胡錦濤的叫板人
陳良宇之災理同陳希同，無奈陳良宇不明白，或者，即便明白也不得不應著頭皮頂著，以為還會有‘書記太後’，怕站錯了隊。
現任副總理王岐山先生，在他還僅是北京副市長時，酒席上曾笑言：“當官最重要的有兩件事：第一，別站錯了隊；第二，別上錯了床。”，當時，我不懂，事後看，真知灼見。
不過，現在看來，‘別站錯了隊’不假，‘別上錯了床’則太過小心了，有否情婦及其數量的數量，不在組織的的考察範圍之內，中組部不是衛生部，上流，不下流，不體檢。
4、基洛夫與大清洗
1934年2月在蘇共的十七大上，一位中央委員會成員對基洛夫講，要求他站出來與斯大林競選總書記。基洛夫對斯大林講了此事，斯大林對基洛夫簡潔的講：“謝謝你，基洛夫同誌。”，見《赫魯曉夫全傳》，P80。
在隨後的投票基洛夫得到最少的反對票3票，同時斯大林得到最多的292張反對票。
閉會後，與會的1225名代表中的1108名代表被以‘反革命’罪逮捕，隨後被槍斃。基洛夫本人也於同年12月1日，一個因為工作安排不得誌而多次上訪的人，奧尼德·瓦西裏耶維奇·尼科拉耶夫，暢通無阻地進入了平日戒備森嚴的列寧格勒市委所在地斯莫爾尼宮，用手槍將基洛夫打死。
其因甚明，斯大林認為以基洛夫為首的與會代表試圖動搖他的合法性（地位）。斯大林從：“謝謝你”，開始了史稱‘大清洗’的革（人）命，所殺之人數不少於任何一次大屠殺。草菅人命。
斯大林式的感恩。
三、 昭雪‘6、4’? 江澤民與胡錦濤的合法性障礙
昭雪‘6、4’，道理不必多言，我們可以做一個設想，昭雪‘6、4’，那麽，昭雪‘6、4’是否可以在可控的範圍內進行？要追究責任人嗎？在台上的領導誰來承擔責任？誰上？誰下？
江澤民與其繼任胡錦濤執政的合法性是‘6、4’決策人鄧小平指定的，昭雪‘6、4’，政權之暴、鄧小平的暴君形象必昭然於天下，那麽如何與現政權銜接與清算？這勢必將動搖胡錦濤政權的合法性。
江澤民因《上海經濟導報》事件而進入了鄧小平的視野；繼任胡錦濤因拉薩平叛而進入了鄧大人的視野。
從個人角度講，江，胡相比，我較接受後者，江澤民處理《上海經濟導報》事件是打壓異見，屬意識霸權，政治壟斷；胡的八角街平亂，是民族意識問題，隻要是漢族幹部，無論是誰都必需那樣做，隻會是程度有異而已。
因此，從政權的合法性考量，昭雪‘6、4’，推翻鄧的結論，意味著動搖現政權，對執政者而言是自殺。
昭雪‘6、4’有一道越不過去的障礙：現政權的合法性；所以，隻有當此障礙消除後，當執政者獲得了新的合法性之後，或者，有誰可以從昭雪‘6、4’的過程中獲得新的合法性，6、4才會得到平反，從時間上看，最快也要到胡的繼任者了。
四、 對合法性的質疑
1、 誰有權力對合法性提出質疑
從根本上講，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資格對合法性提出質疑，就像小孩子常說的那樣：“你憑什麽？”，我們每一個個體，依據我們自身的利益，從道德哲學的角度提出質疑，我們要自信而堅定地表達我們的利益訴求，經濟的，政治的；我們所要關心的隻是‘我的觀點是否是大多數，是否是主流’。
問題是，為什麽隻有小孩子敢講而我們卻不敢講：“你，共產黨，請出示你的理由！”，我們被利益剝奪了良知。
2、 主流質疑者的階層
底層農民：大規模的暴動；中產階級：資產階級革命、變革；高層：政變。
古今中外，曆史上的曆次農民革命，社會底層的農民對政權提出‘合法性’質疑，形成了農民暴動，49年的中國革命也屬此列。
社會低層對合法性質疑通常導致的是暴力革命，也有例外，人類史上罕有的、偉大的例外：甘地的獨立運動。
質疑來自大多數的中產階級形成了資產階級革命、變革。西方的社會進步多數如此。
質疑來自高層：政變。
通常人們把政變想得血淋淋的，政變通常是電影裏的故事，古羅馬，希特勒的德國，南韓、、、都發生過，但還有一類政變，並不像想象中的那麽可怕，‘喝杯茶’就結束了，多數人連一個夢都沒做完整，政變已成。
從鄧小平同誌的黨內生活會上走出來三位同誌：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老百姓還在夢裏唱著讚歌：《唱隻山歌給黨聽》。
‘喝杯茶’，鄧小平式的安樂死。
事實上，‘鄧小平同誌的黨內生活會’不具有過程的合法性，因此，不可以作為一個合法性繼承的開始。對於這一問題，因為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出路，世人是不願麵對的，就像皇帝真的光著屁股時候，隻有無忌的孩童才敢講出他的結論，這個聰明無忌的頑童卻也不想解決問題，把自己的尿布脫給昏君：讓他光著屁股好了！
五、 最後一棵救命的稻草：經濟增長
1、 最後一棵救命的稻草
經濟增長如維基百科所言：“原則上，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民眾對共產主義社會無以倫比的‘經濟平等性’和‘經濟增長’的期望來獲得合法性。但是，眾多的共產主義國家在無法達成這些目標後都淪為了極權主義國家。”
當共產主義道德、理想破滅之後，社會成了道德真空狀態，我們找不到國家的、民族的、宗教(意識形態)的發展目標，理想沉淪，道德幻滅，心裏唯有自我，像歌裏唱的那樣淒涼：‘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法律缺失，有何惡不可為呢？
中國社會無以倫比的‘經濟平等性’和‘經濟增長’的期望來授權中國共產黨管理社會，當一黨獨大損害了社會的平等性之後，當貪腐瓦解了黨領導的合法性之後，經濟增長就是這個黨，這個政權存在的唯一理由。
89年，6、4之後，鄧小平兩年反思，被迫開放了工商管理，非國有經濟體才有了合法的生存空間，悄然地解散了康華公司，鏟除了6、4的禍根，卻也播下了腐敗的種子，隨著時間的推移，腐敗的罌粟花開滿了中華，雖人人喊‘打’卻也難戒其癮。腐敗大眾化。
非國有經濟體的發展壯大，才有了中國GDP的連年雙位數增長，所以，我國的GDP裏有學生們的血與屍骨。
2、 經濟高速增長所致的不公正
連續十幾年經濟高速增長，似乎正在對現共產黨執政初期的承諾，為政權挽回了很多失分，但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本是什麽？農民在城市化進程中失去土地；城市居民在城市開發中失去房屋；我們的自然環境受到了大規模的汙染；工人、農民工及其家人受到了不公正的盤剝，並且沒有起碼的衛生與教育保障；在經濟活動中被合法地略奪的資本家，如：劉誌華案、2009年的山西煤炭的強行收購，及眾多在境內享受著司法不公的外資企業。
它們，直接導致了一係列的‘突發事件’，事實上，沒有一件事‘突發’的，凡事必有其因果。
我們社會的資源、利益分配是不公平的，這種結構性的不公平，勢必反映到我們的實際生活中：財富的兩極分化，官與民對立與相互猜疑，各經濟階層對立與相互猜疑。參見一之3、共產黨的政績：執政60年流水帳；這種結構性的不公平，分化了社會，並導致政權的合法性進一步流失。
3、 沒有根基的稻草
‘經濟平等’
土改、合作化、公私合營，‘個體戶’打壓非國有經濟體的代名詞，國進民退，經濟從未平等過，參閱《大敗局》。
財富榜為何成了殺豬榜？富翁們的非正常下場。
我暗想，假如，為中國的現任官員們搞個業績榜，為他們的業績從大到小排排序、、、故事就有趣了，中國還將會有個‘宰牛榜’。
也許，‘經濟從未平等過’是人類社會的標識，但是，我所想追究的是‘經濟不平等’的根源，什麽樣的‘經濟不平等’是我們所必需接受的。
我們個體能力有所不同，對外界環境的理解與利用有所不同，導致了人們的生活差異，這樣的‘經濟不平等’是因個體能力所致，我們應接受它，除此之外，因權力、資源、教育分配不均所導致的‘經濟不平等’我們是要堅決反對及努力回避與改善的，天賦人權，在機會、外部條件麵前人人平等。
共產黨人的‘經濟平等’帶來了‘不平等’，她以她的政治倫理標準取舍社會存在，通常是人為地、強迫性地改變著百姓的生活，當她的社會理想變成了社會幻想，她並沒有勇氣去麵對它，以謊言掩蓋現實；78年以來的經濟改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帶來了新的不平等：財富向權力與資本傾斜，形成了新的權力資本體係，形成了難以令人接受的權利與財富失衡即：腐敗與財富不均。
有‘計劃’就不會有‘平等’，我們所期望的‘經濟平等與增長’是不切實際的欺騙。
六、 合法性缺失的表征
合法性缺失的表征是缺乏自信，對於缺失的合法性，做很多人為的遮掩與修補。
遮掩與修補的辦法無外乎，諸如回避曆史，新聞封鎖，畫餅充饑，總之對過去、現在與將來做一個不真實的陳述，迫使大家認同厚顏無恥的謊言。
1、 輿論管製與引（誤）導
新聞封鎖與引導，從業人員的選拔，行業管理（限製），對新聞、學術、理論、及曆史掌控。
有傾向性地、虛假地、不切實際地宣傳，其傾向性越強，其合法性就越可疑。
真理總是素麵朝天的，有時，甚至是蓬頭垢麵的，謊言卻總是塗脂抹粉的，從無列外，如：‘三個代表理論’，我們打個賭，十年後還有人談它嗎？哪一年把它從黨章裏剔除？
很久以來，我不明白，看似一個孤立的、偶然的個案卻受到政府的過度的遮掩。如：沈陽的寶馬撞人案、上海的‘東八塊’、鄧玉嬌案、諸多維權案，甚至，連替受害人申訴的律師都要受到打壓、、、肇事者被處理了，正義卻的不到它應有的尊嚴，受害者依舊受到壓製，為什麽？政府擔心其合法性因此而受到質疑，節外生枝。
千瘡百孔，爛透了，碰不得。
2、 警察國家：槍口下的和平
政權在整體上表現為：不自信，草木皆兵，他們的領導人離開了警衛連洗手間也不敢去。
曾經，1945年4月4日，海因裏希走進希特勒總理府花園裏的地下掩體，警衛客氣而嚴格的對海因裏希進行了檢查，海因裏希暗想：“我們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最後100天》，P347。
因為此時連希特勒的將軍們都想殺死希特勒了，納粹政權的內部人士都開始質疑希特勒的合法性了，希望除掉希特勒後可以有機會與西方談判，或有秩序地，體麵地投降，而不是無條件地投降；東線抵抗蘇共，西線全麵停火向英美聯軍投降。
海因裏希，也許有人不知道他是誰：希姆萊，他管理著由政府機關警察、秘密警察（蓋世太保）、帝國刑事警察所組成的所有警察機構。帝國保安部（SD）作為納粹黨內部的情報人員，也由他全權管理。希姆來作為陸軍、海軍、帝國內政部的指揮提升了他自己在內閣中的位置，因此成為納粹德國時期重要頭目人物之一，納粹政權的前三位領導人！
連政府首腦都要搜身，這個政府還有救嗎？
連政府首腦都在貪汙，這個政府還有救嗎？
3、 失控
從道德到行為，從個人到政府。
道德上體現為謊言，光冕堂皇地講謊言，言行背離，可以說的不可以做，可以做的不可以說。
政令不暢，各級政府相互製肘，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禍國殃民，遺害民生。
可以客觀觀察到合法性有缺失的國家有：希特勒的德國，蘇共及其親屬，如：北韓、古巴等國，大多數的宗教國家。
總之，凡合法性成疑的國家，政黨，上述三點必居其一，逐一而俱，待全俱，病已入膏肓，其來日比可數無疑。
七、 合法性的社會選擇
在我看來，人類曆史的演化過程就是一係列的合法性的授權的過程，甚至自然界也是如此，不過它的‘合法性’被表述為‘適者生存’。
中國是一個熱衷與‘等級’的國家，但我認為我們最應當明白的是經濟管理的等級：財富重新分配------三級，它通常對應的是革命，是暴力；無條件地創造財富------二級，它通常對應的是殘酷無序地經濟競爭，通常是破壞性的、無法無天的，常出現於社會脫貧的階段資本主義的初期，因法不具也出現過，即馬克思所批評的‘資本主義的黑暗’及更早些；在不損害他人利益下的創富----一級，創富的最高境界，守法，有序，安居樂業，用胡先生話講叫‘和諧社會’，眼下，卻為百姓取笑為‘河蟹’。‘河蟹’，就我個人而言，很愛（吃）它，卻也一直躲著它，特別是那兩個前爪子，總懷疑它是手銬。
人類對財富的追求邏輯：毫無禁忌地掠奪；有限顧慮地生產；法律製約下的生產。分別對應著三級、二級，一級。每一個級別，對應著社會不同的道德與文化，而且每一次‘道德與文化’都會伴生著一係列的社會轉變，從無列外。
從此角度考量，我們目前僅在第二級上，從二級躍升為一級，還要有一個痛苦的裂變，用共產黨的話講叫：革命，不過這次可能對象有所不同，手段也將有所不同：‘不與邪惡合作！’，‘不合作！’。
1、 合法性的社會選擇：普選
選舉，維基百科：選舉是一種決策過程，由人們投票選出某個職位的充任人選、或適用於整個組織的過程。奉行民主代議製的國家或地區，會通過選舉選出議會成員、元首（如總統、總理、首相）等，也會以此選出地方的行政官員。選舉也被許多私人的商業公司和組織所采納。、、、、
還有很多注釋，細節的注釋，我不認為維基百科講清楚了‘選舉’本質：合法性的授權。
在我看，選舉是在選舉條件下的合法性授權。把分散的個體權利進行集權，並將此集權授權與可以信賴的個體或較小的集體，以提高選舉團體（社會）的效率。
一般的情況下，選舉是一個延續的過程，一次授權之後，經過若幹的時間之後，這個團體會檢驗所授權的合法性是否有流失，這個團體會從新進行選舉；拒絕選舉的團體通常是沒有自信的，落後的，權利被亂用與異化的社會。
西方社會的選舉，是在法律框架內完成對現任元首合法行的檢驗，如果社會發現新的競選者必其現任元首更值得信賴，那麽，通過投票將實現社會對挑戰者的授權。
一般情況下，成熟的社會都對其元首有一個任職極限，不可逾越的極限，防止社會趨向於個人獨裁；但對執政黨卻無期限，你的黨派人才不斷，這個黨派可以無限期地執政下去。
2、 共產黨合法性流失與修補
共產黨的合法性問題前麵已經講過了，在做了諸多錯事之後，其合法性流失了，成了‘招牌黨’、‘幌子黨’，可以看，可以說，唯不能認真，非不想認真，而不能認真，‘認真’意味著全麵失控，所以我們才會看到，凡惡必瞞，懲惡卻並不意味著揚善，惡人收監，受害者依舊被打壓。
共產黨不能認真地麵對其合法性的流失，像那四隻猴子，我行我素：不聽、不聞、不看、不講，對社會也要求如其所願，美名其曰：‘與黨保持一致’，‘和諧，穩定’，並以此為標準過濾現實、打壓異議，強奸民意，試圖修補其合法性，從而導致了其合法性的進一步流失。
3、 黨的職能轉化: 革命黨與執政黨
從來源上看，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革命黨，一直以其價值標準施壓於社會，以威逼利誘為手段，‘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進行社會資產的再分配，其過程甚少創造社會財富。
1949年之後，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但其並沒有擺脫革命黨的手段，以一己之利為途，掠奪社會資源，公私合營，大躍進，文革，每一個過程都打壓了非黨營資產使得社會資產進一步向國營、黨營集中，美名其曰：全民所有。
1976年之後，國家頻臨破產，鄧小平為環境所迫，逐步開放了國有經濟體的經營空間，暴政之後的經濟妥協，（在世界經濟史上不乏先例，但至今好像並沒有誰清晰地描述它），卻也帶來了經濟榮景。此時非國有經濟體尚無合法的法（律）人地位，非國有經濟體通常要通過‘掛靠’的方式取得獨立經營的權利，各部委、軍、警、國安出現了一大批不明身份，不明動機的灰色經理人，產權不明，各方利益糾纏不清，為日後留下了隱患，如仰融案，政府與民爭利，經濟腐敗應運而生，為‘64’埋下禍根。
真正地經濟開放是在92年之後。
89、6、4之後，心靈、經濟一片狼藉，社會情緒得不到渲泄，政府領導人除了空談之外找不到出路，鄧小平以私人巡遊的途中，指著北京說：“不改革就讓他下台。”
自此後中國經濟才步入一輪新的增長，非國有經濟體才逐步取得了經營的合法身份，轉化了社會情緒，政治問題經濟（生活）化，才有了股市、房地產、私營企業的經濟繁榮，才有了中國經濟的整體繁榮。
暴政之後的經濟妥協，。
中國1993年以來的經濟榮景，以法律缺失、低工資、不計環境成本為前提的掠奪式開發的結果，雖掙了些銀兩，卻也惡象伴生。
4、 道德泥潭與覺醒
我們深陷道德泥潭，沒有信仰，沒有自律，沒有社會共同的道德與價值觀，因此，除了親朋故友我們誰都不能信，黨員，領導，政府？職業說慌者，嚴重的人格分裂症患者，不同的場合戴著不同的麵具。
個人利益受損，公眾利益受損，信息開放，經濟發展所至的價值觀的進化，喚醒了社會良知的覺醒，首先是知識分子，他們勇敢而無所畏懼地作了利益受損者的代言人，89、64就是在這樣背景下的產物。
首先覺醒的是利益受到損害的人，被迫遷者、喪失土地的農民、下崗的失業者和社會良知（者），諸如知識階層，及退休官員，資產者卻十分的務實與麻木不仁。
在那長長名單中有：唐福珍、楊佳、朱軍、劉曉波、趙紫陽、鮑彤、李銳、陸定一、許小年、崔衛平、餘傑、艾未未、馮正虎、及南方日報、新京報的編輯們、、、、
這個名單還將會變得更長，更長，直到我們得到公平與公正。
5、 作惡還是反抗？
引自崔衛平女士的宏文：作惡還是反抗。
反抗！作惡便是反抗，盡管作惡比反抗第一個級別，‘作惡’有別於‘反抗’，通常是自發的、孤立的、隱蔽的，但它亦為反抗，雖無組織但隨時可以被喚醒，隨時可以轉化為有組織的反抗。也正因為如此，各級政府才會‘凡惡必瞞；惡人收監，正義卻得不到聲張’，他們擔心的是併發綜合症，擔心人們心底的那個反抗的惡魔被喚醒。
平時忍氣吞聲的，有機會時誰不想踢他幾腳呢？
隨著執政黨的合法性流失，在現有的信息環境下，一方麵是日益累計的合法性流失，另一方麵是執政者對社會操控能力的下降，中國的社會在覺醒，用官方的話來講就是：‘中國進入風險社會時期 突發事件易發頻發’，共產黨，積重難返，作孽太多，用江總書記的教導講：“悶聲發大財。”，但老江不明白，現在，悶聲，發不了大財，互聯網，劉曉波、艾未未、馮正虎、楊佳、朱軍、唐福珍、許小年、崔衛平、餘傑、韓寒、、、的民間力量比您的‘64’軍長們更有力量，用哈維爾的語言講叫：無權者的權力。
許小年在一邊竊笑：“按下葫蘆浮起瓢，乃物理世界的客觀規律，絕無可能遵從政府意願。”
作惡還是反抗？我們是要想一想了。
6、中國政府合法性的社會選擇
社會重新授權，授權一個有更多合法性的政府。
有人試圖要挾我們：沒有共產黨，沒就沒有新中國；沒有共產黨誰能領導中國？似乎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我們非瘋即傻，都要去上吊。
胡說八道！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也許沒錯，但是她偷換了概念，‘新的’不一定是‘好的’，新媳婦一定是好媳婦嗎？高科技總伴隨著高風險，我們隻想要一個‘好的’中國，並不在意‘新與舊’。
沒有共產黨誰能領導中國？
49年時，我們不懂得，社會具有一種功能：自組織，共產黨執政，也是它的一部分，社會自組織，同樣，沒有共產黨社會可以自組織，可以改組花瓶黨、我們可以組黨、可以選舉，另外，我們還有兩個有執政經驗的政黨可以備選：國民黨與民進黨。
把思路更放開些，執政一定需要黨派嗎？不一定！
毋庸置疑，香港是一個政府，香港有執政黨嗎？香港有黨委書記嗎？
總之，如何執政我們有很多選擇，沒有共產黨我不知道會有什麽，但我清楚地知道一定沒有什麽：極權。
結束語：
我像許小年一樣，相信真理，相信邏輯；像崔衛平一樣，思考著‘作惡還是反抗？’；像哈維爾一樣，相信‘無權者的權力’；但，我更像艾未未一樣，相信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