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關於西藏新疆問題講話的後果
作者：王大豪，2011年6月15日,轉載者對分段略有調整
1980年5月29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用六個字概括其講話精神：“免稅、放開、走人”。所謂“走人”，就是把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大量撤回內地，使藏族幹部的比例達到絕對多數。他說：“在兩三年之內，我的意見最好是兩年，把國家的脫產幹部，我不是講的不脫產的，不脫產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國家的脫產幹部，包括教員啦，藏族幹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胡耀邦天真地認為民族關係已經發展到了終點，他說：“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曆史任務嘛﹗”在他看來，漢族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似乎是越少越好。他說：“西藏人口共有一百八十三萬，但連部隊有三十萬漢族同誌，這怎麽行呢﹗”
他還算了一筆“經濟賬”，大談在西藏減少漢族人口的好處。他說，對在西藏的漢族幹部“要有計劃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們沒有算這個賬，減少五萬人一年就減少兩千萬斤糧食，不知你們算沒算這個賬﹖我們現在從內地把豬肉、雞蛋、大米、白麵，還有日用品，運上來，要花多大力呀﹗這麽一來，我看三方麵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麵滿意，我們為什麽不幹這個事情呢﹗”
關於胡耀邦這次講話所造成的影響，在《鄧力群自述》中有記載：“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那時（新疆）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鄧力群在自述中說：“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胡耀邦在西藏及後來關於處理民族關係問題的講話，充分顯露出他對民族問題的無知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在民族自治區減少漢族人口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嗎？減少漢族人口就能夠從根本上避免分裂嗎？事實上，在民族自治區長期使漢族人口占絕對少數比例，最終會導致國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險境地。隻有民族融合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隻有民族融合才是維護國家統一、防止分裂的根本保障。
而不同民族間隻有充分地實現感情交流與利益交換，才能促進民族融合。而不同民族間充分實現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換，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不同民族保持密切的接觸。有了密切的接觸，才能夠有條件充分地實現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換。在民族自治區內減少漢族人口比例，就會使不同民族間難以充分實現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換，這就必然會使不同民族間由於缺少感情交流而不斷加深民族隔閡，由於缺少利益交換而不斷弱化相互依存的民族關係，最終會導致民族關係不斷疏遠，以致離心離德、漸行漸遠。
我非常敬重胡耀邦同誌的人品，但我不能不指出他在民族問題上的無知。因為，這關係到國家利益。胡耀邦同誌之所以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上犯了這樣的錯誤，根本原因還是太善良，他把民族利益問題簡單化，以為“隻要我對你好，你就會對我好”、“隻要我滿足你自治的願望，你就不會鬧獨立”。如果問題有這麽簡單，世界上就不會有那麽多的戰爭了。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同誌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無論他是什麽緣故辭職，我認為，一個不懂民族問題的國家領導人失去權位，無疑是國家和民族的幸事。如果胡耀邦有機會充分實施他的讓漢族人從民族自治區“走人”的政策，國家命運不堪設想。國家領導人若不懂民族問題，就會置國家於四分五裂的險境。胡耀邦就是這樣一個最典型的範例。
我衷心希望中國的執政者能夠永遠汲取胡耀邦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上的教訓，再也不要犯他的錯誤。他用他的失敗告訴我們：各民族減少相互接觸是非常危險的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如果他在生前讀了我的《利益論》，我相信他絕不會有在西藏的講話。
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想占有最大利益，這種願望是不可能絕對根除的。任何人或任何民族，有多大的占有力就必然會占有多大的利益。隻要有占有最大利益的機會，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會放棄，占有最大利益永遠是第一選擇。要想使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放棄占有某種利益，隻有讓這個人、這個民族不認為這種利益是最大利益才能達到目的。
要想使某個人或某個民族不產生分裂國家的願望，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切實感受到國家統一帶來的利益大於國家分裂。不同民族間長期地密切接觸，一旦建立了相互依存、生死與共的利益關係，維護國家統一就會成為各民族實現最大利益的共同選擇。
而怎樣才能讓一個民族認識到國家統一帶來的利益大於國家分裂呢？首先各民族要保持密切接觸。沒有密切接觸就不會有充分了解，沒有充分了解就不會有民族團結；沒有密切接觸就不會有利益交換，沒有利益交換就不會有相互依存。不同民族間脫離了接觸，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就喪失了感情和利益基礎，而分裂意識則必然會成為主流意識。
為什麽很多異地戀最後的結果是分手，為什麽很多人與其貌不揚的保姆發生了婚外情，為什麽說遠親不如近鄰，這些最普通的現象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密切接觸對增進感情具有決定性作用。接觸與不接觸，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民族融合的本質特征是民族利益的融合。沒有民族接觸，就不可能有民族利益融合。沒有民族利益融合，也就不可能有民族融合。那種認為在民族自治區的漢族人口越少越有利於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觀點，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從根本上違背利益規律，非常無知、非常危險。
在民族自治區，至少要使漢族人口與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達到1:1，不同民族間隻有“一對一”才能有一個保持密切接觸的基礎。沒有科學的人口比例，一切愛國教育和反分裂措施都無濟於事。
作者：王大豪，2011年6月15日,轉載者對分段略有調整
1980年5月29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他用六個字概括其講話精神：“免稅、放開、走人”。所謂“走人”，就是把在西藏的漢族幹部大量撤回內地，使藏族幹部的比例達到絕對多數。他說：“在兩三年之內，我的意見最好是兩年，把國家的脫產幹部，我不是講的不脫產的，不脫產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國家的脫產幹部，包括教員啦，藏族幹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胡耀邦天真地認為民族關係已經發展到了終點，他說：“我們跑到這個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曆史任務嘛﹗”在他看來，漢族在少數民族地區的人口似乎是越少越好。他說：“西藏人口共有一百八十三萬，但連部隊有三十萬漢族同誌，這怎麽行呢﹗”
他還算了一筆“經濟賬”，大談在西藏減少漢族人口的好處。他說，對在西藏的漢族幹部“要有計劃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們沒有算這個賬，減少五萬人一年就減少兩千萬斤糧食，不知你們算沒算這個賬﹖我們現在從內地把豬肉、雞蛋、大米、白麵，還有日用品，運上來，要花多大力呀﹗這麽一來，我看三方麵會滿意，中央滿意，漢族幹部滿意，藏族幹部同人民滿意，三方麵滿意，我們為什麽不幹這個事情呢﹗”
關於胡耀邦這次講話所造成的影響，在《鄧力群自述》中有記載：“當時在全國影響最大的是80％的漢族幹部要從西藏撤出。這個消息一傳到新疆、內蒙……跟著就發生了類似問題。……那時（新疆）的書記是汪鋒。1980年時，搞防蘇備戰，汪對戰爭形勢估計得很嚴重，驚慌失措。在伊犁邊界，要很多漢族幹部往東撤，縣級以上幹部都要回內地。有些漢族幹部樂得回去，而少數民族幹部中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則乘機鼓噪要擠走漢族幹部，成為一種風潮。而江鋒同誌又隻是依靠少數幾個人，既得罪了漢族幹部，又得罪了少數民族幹部，在新疆鬧得不可開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區黨委擴大會議都開不下去了。”
鄧力群在自述中說：“這件事情後遺症太大了，很長時間都沒有安定。後來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們要提鐵木耳，新疆要提司馬義；中央采取了一個措施，即把司馬義調到民委當主任，當時烏魯木齊有一、兩千人(民族人員)上街擁護司馬義。在這種情況下，王震出了個主意：汪鋒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調出，把王恩茂調回去，又調穀景生去當區黨委第二書記。從此之後，新疆的局勢才逐步穩定下來。”
胡耀邦在西藏及後來關於處理民族關係問題的講話，充分顯露出他對民族問題的無知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在民族自治區減少漢族人口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嗎？減少漢族人口就能夠從根本上避免分裂嗎？事實上，在民族自治區長期使漢族人口占絕對少數比例，最終會導致國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險境地。隻有民族融合才是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途徑，隻有民族融合才是維護國家統一、防止分裂的根本保障。
而不同民族間隻有充分地實現感情交流與利益交換，才能促進民族融合。而不同民族間充分實現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換，最基本的條件就是不同民族保持密切的接觸。有了密切的接觸，才能夠有條件充分地實現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換。在民族自治區內減少漢族人口比例，就會使不同民族間難以充分實現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換，這就必然會使不同民族間由於缺少感情交流而不斷加深民族隔閡，由於缺少利益交換而不斷弱化相互依存的民族關係，最終會導致民族關係不斷疏遠，以致離心離德、漸行漸遠。
我非常敬重胡耀邦同誌的人品，但我不能不指出他在民族問題上的無知。因為，這關係到國家利益。胡耀邦同誌之所以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上犯了這樣的錯誤，根本原因還是太善良，他把民族利益問題簡單化，以為“隻要我對你好，你就會對我好”、“隻要我滿足你自治的願望，你就不會鬧獨立”。如果問題有這麽簡單，世界上就不會有那麽多的戰爭了。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同誌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無論他是什麽緣故辭職，我認為，一個不懂民族問題的國家領導人失去權位，無疑是國家和民族的幸事。如果胡耀邦有機會充分實施他的讓漢族人從民族自治區“走人”的政策，國家命運不堪設想。國家領導人若不懂民族問題，就會置國家於四分五裂的險境。胡耀邦就是這樣一個最典型的範例。
我衷心希望中國的執政者能夠永遠汲取胡耀邦在處理民族關係問題上的教訓，再也不要犯他的錯誤。他用他的失敗告訴我們：各民族減少相互接觸是非常危險的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如果他在生前讀了我的《利益論》，我相信他絕不會有在西藏的講話。
每個人、每個民族都想占有最大利益，這種願望是不可能絕對根除的。任何人或任何民族，有多大的占有力就必然會占有多大的利益。隻要有占有最大利益的機會，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會放棄，占有最大利益永遠是第一選擇。要想使一個人或一個民族放棄占有某種利益，隻有讓這個人、這個民族不認為這種利益是最大利益才能達到目的。
要想使某個人或某個民族不產生分裂國家的願望，唯一的辦法就是讓他切實感受到國家統一帶來的利益大於國家分裂。不同民族間長期地密切接觸，一旦建立了相互依存、生死與共的利益關係，維護國家統一就會成為各民族實現最大利益的共同選擇。
而怎樣才能讓一個民族認識到國家統一帶來的利益大於國家分裂呢？首先各民族要保持密切接觸。沒有密切接觸就不會有充分了解，沒有充分了解就不會有民族團結；沒有密切接觸就不會有利益交換，沒有利益交換就不會有相互依存。不同民族間脫離了接觸，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就喪失了感情和利益基礎，而分裂意識則必然會成為主流意識。
為什麽很多異地戀最後的結果是分手，為什麽很多人與其貌不揚的保姆發生了婚外情，為什麽說遠親不如近鄰，這些最普通的現象告訴我們一個真理：密切接觸對增進感情具有決定性作用。接觸與不接觸，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民族融合的本質特征是民族利益的融合。沒有民族接觸，就不可能有民族利益融合。沒有民族利益融合，也就不可能有民族融合。那種認為在民族自治區的漢族人口越少越有利於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觀點，完全是一廂情願的幻想，從根本上違背利益規律，非常無知、非常危險。
在民族自治區，至少要使漢族人口與少數民族人口比例達到1:1，不同民族間隻有“一對一”才能有一個保持密切接觸的基礎。沒有科學的人口比例，一切愛國教育和反分裂措施都無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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