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大學教授 達龍·阿西莫格魯 |
在以軍事獨裁為代表的“掠奪型製度”下,根據中央集權、來自海外的技術轉移、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移動等條件,像過去的巴西、墨西哥、蘇聯(現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那樣,也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水平比較高的經濟增長。
這裏最關鍵的問題在於,由於不能產生實現可持續增長不可或缺的創新,其繁榮無法長期持續。既得利益集團擔心創新引發的創造性破壞和新舊更替,他們的抵製阻礙了進一步增長的萌芽。
那麽,利用這個命題分析中國將會如何呢?與40年前相比,中國實現了顯著進步,但平常仍會出現政治上的不合理決定,同時腐敗橫行。巨大的國有企業和銀行的存在則扭曲了資源分配和機會均等。中國能否擺脫中等收入國家陷阱,並發起足已追趕日本和韓國的創新?如果以20年左右的時間軸來看,中國經濟可能陷入困境。
另一方麵,富裕國家也麵臨諸多問題。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阻礙了教育機會平等等包“一攬子製度”的維持。一部分人將過於富裕和強大,在稅製、金融管製和勞動行政等領域,將發揮其政治影響力,進而使消除貧富差距的政策舉步維艱。
此外,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大規模信息收集、日本《特定秘密保護法》的製定等,國家利用信息化技術監視國民或壟斷信息的舉動也令人擔憂。因為這樣的社會將阻礙言論自由、創作和創新。
中世紀曾以地中海貿易而盛極一時的威尼斯,在掌權的精英階層加強壟斷政治權力的過程中,實施了創建警察組織等專製政治。由於將此前沒有財產的年輕人也能參加的貿易業務進行了國營化,結果導致增長陷入停頓,同時人口出現減少。這個過去的經濟大國如今已經淪為吸引全世界旅遊者的“博物館”。威尼斯走過的道路意味著,如果市場經濟的“一攬子製度”遭到顛覆,繁榮就可能急轉直下。
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簡介
2005年榮獲被視為“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著有《國家為何衰落》等。土耳其出生。現年46歲。
記者觀點:應構建適合發起挑戰的環境
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經曆軍方勢力抬頭和戰敗的同時,確立了國民政治參與和法治原則,並構建了民主社會。如果說這種製度上的成功一直在支撐經濟增長,那麽,泡沫經濟崩潰後的長期低迷應該如何解釋呢?對此阿西莫格魯回答稱,“可能是因為未能充分建立有助於創新、並能在政治和經濟兩方麵促進廣泛階層發起挑戰的環境”。不僅是美歐,日本還不得不與中國和韓國展開競爭,在思考日本的前進方向時,這是富有啟發性的看法。
日本經濟新聞(中文版:日經中文網)亞洲部 佐野彰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