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本文英文和中文分別發表於2013年《中國科學生命科學》的英文版和中文版）
Rao Y, Li RH, Zhang DQ (2013). A drug from poison: how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rsenic trioxide (ATO) o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 was discovered. 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s 56:1-8.
饒毅，黎潤紅，張大慶
摘要：在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ATO）被視為“對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病人最為有效的單體”（Sanz et al., 2009; Tallman and Altman, 2009）的情況下，令人驚訝的是：最重要的發現者鮮為人知、其原始論文迄今未被一篇英文研究論文所引用。該發現產生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大多數中國科學家和醫生處於國家領導錯誤造成的困難時期。始於鄉村中醫針對性含糊的複方，張亭棟與同事於1970年代提出複方中單一的化學分子起作用、其最敏感對象為APL（張亭棟等，1973；張亭棟和榮福祥，1979）。張亭棟和同事二十多年的工作掃除了“能否”和“如何”有效使用ATO的困惑。此後中國和西方的其他研究者跟隨張亭棟等的先驅工作。張亭棟小組回顧性分析自己的資料證明APL確實為ATO最敏感的對象（張亭棟和李元善，1984；孫鴻德等，1991）。張亭棟所在醫院另一研究組將原本微量的氯化亞汞從配方中完全去除證明ATO單獨可以治療APL（張鵬等，1996）。1998年西方研究者發表重複和證明中國發現的論文導致ATO療法被廣泛接受（Soignet et al., 1998）。不過，ATO相關英文論文的西方或中國作者皆未引用張亭棟等1970年代的文章。本文集中介紹張亭棟等早期文獻，但也提示進一步研究和驗證中國報道ATO對其他腫瘤的作用，認為中國刊物發表的一些發現可能對病人有相當價值、其他國家的醫生可能得益於有最大病人群落的中國醫生之臨床經驗。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為急性白血病中發病最凶險和後果最致命之一，而現在是最能被治療的白血病之一。雖然對APL的治療還有可改進的餘地，過去幾十年來其治療有很顯著的改善，因為四類藥物的應用：阿糖胞苷（cytarabine，arabinosyl cytosine, Ara-C) (Ellison et al., 1968)；蒽環類抗生素（anthracyclines） (Boiron et al., 1969; Bernard et al., 1973; Bernard, Weil and Jacquillant, 1974)；三氧化二砷（arsenic trioxide，As2O3，ATO) (Zhang et al., 1973; Departments, 1974; Rong and Zhang， 1979; Zhang and Rong, 1979)；和全反型維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Huang et al., 1987, 1988)。
四類藥物中，阿糖胞苷、蒽環類抗生素（如柔紅黴素，daunorubin）和維甲酸的發現廣為人知，而ATO療法的發現史鮮為人知：多數APL研究者引用1990年代的論文，晚於原創論文近二十年；有些作者不清楚ATO的最初發現者。這些錯誤令人遺憾，特別是考慮到歐洲白血病國際專家委員會已認為ATO是“APL療法中最具生物學活性的單體”（Sanz et al., 2009）、也被認為是“APL病人最有活性的單體”（Tallman and Altman, 2009)，而ATO與ATRA合並用藥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在多數、如果不是全部病人中，替代傳統療法”（Tallman and Altman, 2009）。過去十餘年來見證了ATO的普遍接受（Sanz and Lo-Coco, 2011）、愈來愈多的證明ATO在初發和複發APL病人中的作用（Powell et al., 2010; Estey, 2011）。
不知道和混淆早期工作的部分原因是早期文獻發表於中國人也少讀的中文期刊，但還有其他更複雜的因素。本文總結早期文獻，從發現ATO治療白血病到普遍接受ATO治療APL。我們也提供早期中文文獻的英文翻譯，以便西方作者引用。
本文作者並非白血病的研究者，而是以科學史研究者的身份寫此文。我們希望白血病的研究者和醫生更為仔細地閱讀原始文獻。
1 ATO發現的文化環境和非典型曆史
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中國處於稱為“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動蕩期。雖然它源於當時中國最高領導毛澤東的政治意圖，文革直接和間接影響了多於一代的中國人。有觀點認為今天中國發生的部分乃文革的後果或對文革的反應，多數人認為文革是負麵的，如果不是災害性的。
文革很多極左政策，多數是有害的，但有些有混合、甚至正麵的作用，這些正麵作用有些源於政策製定者的意圖、有些並非原意。與毛直接有關的一個政策是改善農村醫療條件，從城市醫院派遣“流動醫療隊”到鄉村服務，醫療隊走訪多個村莊、醫療隊成員輪換；另一政策是強調中國傳統醫藥。這兩項政策的交匯導致當時很多“發現”中醫藥有很強療效的聲稱，其中多數在幾年內被遺棄。但是，少數經受了時間的考驗。ATO的發現是這種例子。
砷曾長期為中外使用。多種傳統中藥配方含砷，但通常含多種化學分子、針對的疾病不非常清晰。西方使用砷也不確定（Sears, 1988）。例如，1786年英國的Thomas Fowler 發明含砷化鉀（KAsO2）的溶液，用於瘧疾、間歇熱、周期性頭痛等（Sears, 1988）。1845年發現白血病後，Fowler氏液於1865年曾被用於治療白血病，並於1931年再度用於白血病（Jolliffe, 1993），其後砷和放射作為治療慢性髓細胞白血病（chronic myelocytic leukemia，CML）的主要療法，直至1953年被馬利蘭（busulfan）化療所替代（Sears, 1988; Jolliffe, 1993），不再是西方治療白血病的常規藥物。1958年，中國哈爾濱醫科大學的關繼仁試用Fowler液治療白血病，結論是砷劑無效（Guan, 1958）。1950和1960年代，北京的周靄祥和上海的顧德謦使用含硫化砷的中藥複方治療白血病（Gu, 1964）。1972年，一個標明“內部資料”的刊物“遼寧抗癌戰訊”發表朝陽人民醫院兒科的文章，報道用砷劑和化療合並治療16例兒童急性粒細胞白血病。這一治療未分開砷劑和其他化療，不清楚砷劑是否有超出其他化療已有的效果，也不知道有多大效果：未報道16例病人的成功率、僅分析了一例的血象。1974年中醫研究院血液組總結了全國當時已經試過的、基於中醫藥的白血病治療途徑和藥物，它列了硫化砷（As2S3）和蟾酥（以及其他，包括完全西方發明的藥物）（Hematology Group, 1974）。它將關繼仁（1964）和朝陽人民醫院（1972）作為支持As2S3療效的兩篇文獻。需要指出，顧德謦和周靄祥並未將他們的複方化解為單方，即使到今天（如，Zhou，1998；Hu et al., 2011）。因為含As2S3的中藥製備過程並無使As2S3氧化為ATO的高溫，在這些砷劑中As2S3與ATO的關係不明。1974年的綜述沒有結論建議用哪種中藥治療白血病，該文所討論治療白血病的蟾酥和多種其他中藥其後並未成為任何亞型白血病的標準療法。
總之，至1974年，並無定論用什麽中藥治療白血病、已試過的中藥的有效性也未確切公認。
1970年代初，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藥劑科的韓太雲參加巡回醫療隊，得知鄉村中醫用含砷、汞和蟾毒等的複方治療淋巴結核和多種。1973年3月，韓太雲將這三者做成注射液，他按年月命名為“713”溶液、亦稱“癌靈”。肌肉注射“713”對有些癌症病人有效，一時風靡當地，但又因其毒性很快消停。“713”針對的疾病並不清晰，其有效成分也未確定。
張亭棟與韓太雲同在一個醫院。張亭棟出生於1932年，於1950年代早期學習西醫後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學，1960年代曾進修中醫，長期工作於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中醫科。他曾被黑龍江省衛生局派去檢查鄉村中醫所言是否屬實，以後張亭棟與韓太雲合作。
2 ATO治療APL的原始發現: 1973至1979
1972年後，張亭棟與同事將研究集中於白血病。他們也思考了“713”的成分，提出砷是唯一的治療性化學分子，而汞與蟾酥汞無治療白血病的作用，汞導致腎毒性、蟾酥導致高血壓等副作用。從此，他們用的“癌靈1號”主要含ATO、僅微量汞（ATO與氯化亞汞的重量比為100：1），而全無蟾酥。
1973年，張亭棟與韓太雲的第一篇文章發表於當地的中文刊物。張亭棟、張鵬飛、王守仁、韓太雲報道“癌靈”治療6例慢性粒細胞白血病（Zhang et al., 1973）。他們明確陳述所用溶液含ATO和微量氯化亞汞，所有6位病人都在治療後有改善，他們提到還在治療急性白血病，但該文中未發表其結果。
1974年，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中醫科和血液科為集體作者在該校的校報發表文章（Departments, 1974），總結1973年1月至1974年4月治療的17例白血病人。在觀察不同類型白血病後，他們報道癌靈1號可以治療多種白血病，有些可以達到完全緩解（complete remission，CR）。1976年，他們以集體作者還發表了5例急性白血病的治療，皆CR。
1979年，榮福祥和張亭棟報道兩例急性粒細胞白血病，一例CR已4年、一例3年（Rong and Zhang, 1979）。
1979年，張亭棟和榮福祥發表當年的第二篇文章，總結他們治療55例急性白血病（Zhang and Rong, 1979）。其中，23例從1973年至1974年僅用癌靈1號，20例從1975年至1976年用癌靈1號加西醫化療及其他中藥，12例從1977年至1978年用癌靈1號加中藥和化療。對每個病人，他們顯示了白血病的亞型和臨床觀察。所有55例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總緩解率為70%，而12例為CR。他們用的劑量副作用較小。他們以相當於成人劑量十倍的劑量注射到家兔，病理解剖後沒有見心、肝、脾、腎的毒性。
1973年文章報道了他們先驅的發現，1979年的第二篇文章代表他們對療效的理解（Zhang and Rong, 1979）。張等早期工作有三個重要問題：1）他們是否證明治療作用來源於癌靈一號，而不是其他中藥或化療西藥？2) 他們是否意識到癌靈1號的作用來源於ATO而不是溶液中的汞？3）他們是否知道ATO對APL的作用？
以上三個問題的答案都可在Zhang and Rong (1979) 一文看到：1）三例患者（一例成人、兩例兒童）隻用了癌靈1號，未用其他任何西藥和中藥，療效顯著。論文發表時，兒童存活4年多、成人逾9給月。當使用其他中藥時，他們指出不是治療白血病，而是支持患者健康狀態以便接受治療；2）他們文章第11頁提出癌靈1號的有效成分是ATO；3）他們在文章的第10和11頁反複指出ATO最敏感的白血病是法國-美國-英國FAB分型的M3型（另一名稱為APL ）。
我們可以看到，至1979年，張亭棟和同事的理解與現在相同：ATO可以治療白血病，特別是M3型（亦稱APL）的白血病。
3 張亭棟研究組1980至1990年代的進一步工作
1981年，以集體作者（但標明張亭棟為指導，含8位其他作者）的文章報道，癌靈1號使73位急性粒細胞白血病人中24%的CR、總緩解率86%（Department, 1981）。1982年，張亭棟和李元善在全國會議上報道癌靈1號治療後CR的22例、以及治療98例非淋巴細胞白血病，張在1982和1983年總結其工作（Zhang, 1982, 1983)。
1984年，張亭棟和李元善總結他們自1971年以來治療的81例患者（Zhang and Li，1984）。在CR的22例中，他們指出7例為M2型、15例為M3型。他們再次認為“以M3型效果尤為顯著”。張亭棟另發文章有關癌靈1號對非淋巴細胞型白血病的作用（Zhang，1985）。
1991年，孫鴻德、馬玲、胡曉晨、張亭棟、榮福祥、王欽華、李金梅、馮秀芹 (Sun et al., 1991) 繼續1984年張亭棟和李元善的工作。他們報道癌靈1號從1974年至1985年已用於治療32例APL，其中19例CR、16例緩解超過5年，通過分析更多病例驗證了ATO治療APL的高效。
1992年，孫鴻德、馬玲、胡曉晨、張亭棟（Sun et al., 1992）以短篇“經驗交流”綜述了與他們1991年文章完全相同的實質內容。奇怪的是，多數英文文章都引用1992年這篇文章作為發現ATO治療APL，雖然這兩篇文章皆中文。
因為張亭棟從1973至1992年的文章所報道的治療都含微量氯化亞汞，雖然遠低於ATO（重量比1:100），嚴格地說，他們未證明氯化亞汞毫無益處，雖然他們在1973年的文章中就說過癌靈1號的有效成分是ATO。
1995和1996年，張亭棟同一醫院的張鵬、王樹葉、胡龍虎、施福東、邱鳳琴、洪珞珈、韓雪英、楊惠芬、宋穎昭、劉豔平、周晉、金鎮敬等發表兩篇論文，證明沒有汞的情況下，僅有ATO也完全有療效（Zhang et al., 1995, 1996）。1995文章為摘要，沒有明確所用的“713”注射液不含汞，不過後來張鵬說明他們隻用了ATO（Zhang，2013）。1996年文章明確隻有ATO、無氯化亞汞。他們從1992年至1995年治療了130位患者，其中72例一次或多次治療。他們治療初發病人的CR可達73%，在複發再治病人的CR可達52%（Zhang et al., 1996）。
在發掘ATO研究的過程中，我們沒有看到跡象證明傳統中醫理論對疾病的分型對發現ATO的靶疾病有用。在此，我們將傳統中國醫藥分成中醫理論（CMT）和中藥。CMT對發現ATO治療白血病重要嗎？張亭棟等討論了依據CMT對白血病分五類，但ATO對這些類型作用無差別（Rong and Zhang, 1979; Zhang and Rong, 1979; Departments, 1984）。而西醫對白血病的分型有助於發現ATO的靶疾病。當他們完全放棄CMT對白血病的分型時，ATO對靶疾病的作用更為顯著。有趣的是，他們1973年第一篇文章並未用CMT，而後來的文章提到。缺乏支持CMT用處的證據並不能證明CMT無用，但迄今不明確CMT是否對於傳統中藥的研究是否重要。
4 中國對APL治療的貢獻
阿糖胞苷和蒽類抗生素（包括柔紅黴素）等因為西方的研究成為APL的一線藥物（Ellison et al., 1968; Boiron et al., 1969; Bernard et al., 1973）。此後，中國因為ATO和ATRA的發現而有顯著改善APL的治療。本文將中國的發現放在當時的曆史框架中。
1973年，中國的張亭棟和同事報道ATO對白血病的治療（Zhang et al., 1973）。1979年張亭棟和榮福祥提出APL對ATO特別敏感（Zhang and Rong，1979）。
1977年，美國癌症研究所的Collins等成功地從APL病人來源的細胞建立了細胞係（HL-60）（Collins, Gallo and Gallagher，1977。1978年，Collins等用此細胞係篩選藥物，找可誘導 HL-60細胞分化成熟為正常細胞的化合物。1980年，Brietman, Selonick and Collins 發現全反型維甲酸（ATRA）和13順型維甲酸可以誘導HL-60分化為成熟的細胞，相關的化合物如維生素A作用低一千倍。他們提出“這一化合物可以提供治療急性髓細胞白血病的新治療工具”。
1981年，Breitman、Collins 和Keene從白血病患者血中獲得白細胞，檢測它們對藥物的敏感性，發現ATRA能夠誘導分化的細胞皆來自兩位APL患者。1982年，Olsson和Brietman 發現維甲酸也能誘導U-937淋巴瘤細胞分化。 1983年，日本的Honma等報道多種化合物可以誘導不同白血病人的細胞分化，發現ATRA可以誘導APL患者白細胞的分化。美國的Koeffler (1983) 總結了體外結果，包括用維甲酸和其他化合物誘導細胞分化，認為ATRA和13順維甲酸對APL白細胞有同等的分化誘導作用。
美國和歐洲的四個研究組分別報道了13順維甲酸成功地治療APL個例：美國明尼蘇達的Flynn 等(1983)；瑞典Lund的Nilsson (1984)；荷蘭的Daenen等(1986) ；以及美國西佛吉尼亞的Fontana, Roger and Durham (1986)。
1985年，上海第二醫學院的王振義在當地能獲得ATRA，但不能獲得13順維甲酸，他用ATRA成功地治療了一例5歲APL女孩。1987年，他的研究組在《中華醫學雜誌》發表英文論文，報道單用ATRA、或ATRA合並其他化療治6例APL患者（Huang et al., 1987）。1988年，王振義研究組在國際的《血液》雜誌發表他們用ATRA治療24例APL（Huang et al., 1988）。該文引用了1980年Breitman、Selonick,、Collins的文章，1981年Brietman,、Collins、 Keene 的文章，以及1983年Koeffler報道ATRA和13順維甲酸誘導白細胞分化的文章，也引用了1983年Flynn et al.、1984年Nilsson、1986年Daenen et al.及Fontana et al.等報道13順維甲酸治療APL的多篇文章。
Huang et al.在1988和1987年的兩篇都是英文論文，但1988年的文章在美國發表、1987年的文章在中國發表，前者獲國際關注。與法國醫生的直接交流也有助於國際關注。王振義研究組ATRA的發現很快被重複。1989年，法國的Chomienne等將ATRA和13順維甲酸分別給兩例APL患者，比較兩個藥物的療效，感覺ATRA更有效。1990年，同一法國研究組在體外研究了來自於22例APL患者的白細胞，認為ATRA的作用是13順維甲酸的十倍（Castaigne et al., 1990）。ATRA的作用也被中國其他醫生驗證（如，Chen ZX et al., 1991）。1991年，美國的Warrell等驗證了中國王振義組和法國Degos組的療效，成功地治療了11例APL中的9例。自此，ATRA治療APL 廣為人知。1997年，Tallman等報道用346例APL比較ATRA和此前標準化療的柔紅黴素和阿糖胞苷，發現如果ATRA在誘導和維持期都用時療效高於化療。
1992年，段秀綿、辛曉敏、王鳳芹、馮秀芹、徐敬肅、宋曉時、張月桂報道ATO體外對白細胞的作用。1995年，大連的黃世林、郭愛霞、向陽、王曉波、林慧嫻、富麗報道複方青黛片在65位APL患者中獲 98%的CR，他們用藥成分中含硫化砷。
1995年和1996年2月，哈爾濱的張鵬、王樹葉、胡龍虎、施福東、邱鳳芹、洪珞珈、韓雪英、楊惠芬、宋穎昭、劉豔平、周晉、金鎮敬報道從1992年至1995年在130位APL中單用ATO獲得73%的CR。ATO與ATRA之間無交叉耐受（Zhang et al., 1995, 1996）。
1996年8月，上海第二醫學院血液研究所的陳國強等19位作者（包括中間作者張亭棟、最後作者陳賽娟、王振義、陳竺）報道用體外培養的白血病細胞在分子水平研究ATO的治療機理（Chen et al., 1996）。
1997年, 徐敬肅、段秀綿、徐瑩、辛曉敏、宋曉紅、張亭棟報道一例三度發病的APL患者，每次用癌靈1號治療後存活了二十多年（Xu et al., 1997）。
1997年，上海血液所的陳國強等報道ATO體外作用於白血病細胞的良效關係。1997年，上海上海血液所的的沈等報道15例APL患者的治療，其中10例單用ATO，CR達90%。
1998年，美國Sloan-Kettering癌症研究中心和康奈爾醫學院的Soignet 等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報道他們用ATO治療12例複發的APL患者，11例CR（Soignet et al.，1998）。
Soignet 等的1998年論文很有利於國際接受ATO作為APL的治療方式，這是中國醫生此前二十多年在國內發表的很多文章未能做到的。
5 缺乏認可
現在，國際和國內都很接受和使用ATO，救活了中外患者。但是，發現者基本在學術和醫療社群默默無聞，盡管2001年曾有《紐約時報》的報道（Rosenthal, 2001）。更為鮮明對照的是，雖然ATRA治療APL導致王振義獲得多個國內外榮譽，張亭棟或他的哈爾濱同事沒有因為ATO治療APL而獲一個全國性或國際性獎勵。而我們知道，ATO的發現早ATRA十餘年，且為歐洲白血病專家委員會認為是“APL最具生物學活性的化合物”（Sanz et al., 2009）。
缺乏認可並非因為爭議。張亭棟研究組的孫鴻德曾提出專利爭議，但提出時間較晚，而且法院判案支持張亭棟。張鵬堅持他第一證明ATO無需汞可以單獨治療APL。確實，1979年張亭棟和榮福祥曾提出ATO單獨有作用，但他們沒有顯示單獨用ATO的資料。孫鴻德和張鵬有重要貢獻，但很清楚張亭棟的作用毫無疑問最為關鍵，他從197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堅持不懈的工作，改觀了人們對砷之用處和效果的想法：以前砷無確切的用法、療效不定，他的工作後砷的使用實際可行、且療效顯著。
1998年，陳國強、陳賽娟、王振義、陳竺在中文雜誌表示：自1970年代初，哈爾濱醫科大學通過臨床實踐發現三氧化二砷可以有效地治療APL，近兩年來，我們與哈醫大合作，用三氧化二砷溶液治療對全反維甲酸和化療耐藥的APL患者（Chen et al., 1998）。這類陳述肯定了哈爾濱工作的優先，不過這篇綜述文章中沒有出現張亭棟的名字、也未引用其1970年代的文獻。
幾乎沒有英文論文意識到張亭棟在1973至1979年已發表過論文。英文論文，即使是中國學者的英文論文，也僅引1992年孫鴻德等（Sun et al.，1992)、有時引用1996年張鵬等的論文（Zhang et al.，1996），視它們為ATO治療白血病的最早論文。例如，1998年Soignet等文章重複張亭棟1970年代論文、並對國際接受ATO起了很大作用，但它稱“中國最近報道”ATO治療APL導致CR，引用的是1992年孫鴻德（Sun et al.，1992)、1996年張鵬等（Zhang et al.，1996)、1997年上海血液所的沈等（Shen et al.，1997)。從1998年Soignet 等論文不可能知道張亭棟在1970年代就有原創的發現，因為文章的基調和引用讓讀者認為中國的發現是在1990年代。
美國的《科學》雜誌在1996年一篇新聞報道曾提到張亭棟（Mervis, 1996），但卻稱張亭棟於1992年發表論文。
張亭棟本人很少發表英文論文。2001年，他與陳國強作為共同第一作者、王振義和陳賽娟作為中間作者、陳竺作為通訊作者在國際雜誌《癌基因》發表綜述（Zhang et al., 2001）。在引言部分，他們說“最近”研究ATO治療APL，引用的是1996年上海血液所等陳國強等（Chen et al.，1996)。第二頁，他們說ATO的研究始於1971年，但未引用任何文獻；也說他們治療了包括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淋巴瘤、食管癌以及特別是APL等多種癌症、上千患者，但還是沒引文獻。如此，張亭棟看起來作為第一作者的英文論文也沒引用他自己早年的文獻，有效地埋葬了1970年代的先驅工作。
2002年，朱軍、陳竺、Lallemand-Breitenbach和de The在《自然綜述癌症》發表綜述文章。在描繪APL治療裏程碑的圖中有張亭棟在1970年的工作，但文字部分引用還是1992年孫鴻德等（Sun et al.，1992)，在參考文獻中稱1992年孫鴻德等的文章為“第一篇三氧化二砷治療APL的報道”。
1992年孫鴻德等和1996年張鵬等皆為中文論文，卻都未引用1970年代的文獻。所以，如果有國際學者希望通過有人幫助他們翻譯1992和1996的文章，他們也不可能由此知道1970年代的原始文章。
2008年，王振義和陳竺在《血液》發表APL治療進展的綜述，其對ATO引用的第一篇是2002年朱軍等（Zhu et al.，2002)，後麵還引了1992年孫鴻德等、1996年張鵬等，以及上海血液所三篇文章（1996年陳國強等、1997年沈等、1999年牛等)。
2011年，陳賽娟和陳竺等五位作者發表ATO治療APL的綜述（Chen et al.，2011），稱“1970年代早期，中國東北哈爾濱醫科大學一個小組檢測了含1%ATO和微量氯化亞汞的癌靈1號在靜脈注射後對多種癌症的作用”，但未說明研究者、也未引用1970年代的文獻。它1992年孫鴻德等作為“癌靈1號在32位患者中21位CR，並有30%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十年存活率”，然後說“單獨用ATO治療複發的APL是上海血液研究所自1996年至1999年報道的”，引用上海的文章是1997年沈等和1999年牛等, 忽略哈爾濱張鵬等1995和1996年的兩篇文章，其中1996年張鵬等說明了隻用ATO、無氯化亞汞。按照張鵬於2013年的博客文章，張鵬等的結果於1995年在全國會議上宣讀，陳竺等出席會議者應該知道（Zhang, 2013）。但按2011年陳賽娟和陳竺等在國際刊物的綜述，首先報道單獨用ATO治療APL不是1996年的張鵬等、而是上海血液所在1997和1999的文章。
2011年香港一篇文章，跟蹤ATO治療APL十年的療效，但它隻引用美國作者2001年的文章（Au et al.，2011），連內地作者1990年代的文章也不引。
這樣，本來應該可以讀中文的作者無一在發表英文論文時引用了1970年代的文章。在當今英文作者連法文和德文也不讀的情況下，毫不奇怪他們不知道中文的原始文獻。張亭棟的貢獻、他發現的準確時間因此而不為國際學術和醫療界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