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揭秘中國式情婦 頂級情婦一天零花一萬(組圖)

 

譯者：紅鼻子cj



當了情婦的鄉下姑娘

姍姍腳上那雙三千多塊的鞋子是她情人給的，而她腳底堅硬的老繭則是她童年的遺贈。“我們小時候在老家村子裏經常赤著腳玩兒”，她告訴我“KTV裏的姑娘們，腳都是這樣的。”

26歲的時候，姍姍長途跋涉走出四川的農村，那裏是中國南方相對貧困的地區，以辛辣的飲食和“辣妹子”著稱。現在，她的情人吳先生將他安置在北京一套“值兩百五十萬”的公寓裏。一有時間能避開老婆，他就會來看她。這位任職於石油巨頭的國企官員年近五十，為了開發新的油田，他最近半年都在非洲。姍姍覺得無聊就在網上找了個語伴（language-exchange partner）想提高自己那三腳貓英語，就是這樣，我和她交上了朋友。

姍姍提到吳先生的時候不會稱他“男友”。他是她的“男人”，她的“愛人”，有時她會叫他“叔”。當她提到“男友”的時候，她指的是四川那邊一個和她年紀相仿的男人，空閑的時候她花大把時間和他發短信，每年他們見麵兩次。

當了情婦的鄉下姑娘，經曆都大同小異。她十七歲時到了成都，在賓館的KTV裏做女招待，之後她去了北京做同樣的營生。幹這一行得取悅男人，要是他們給了足夠的錢，還包括和他們上床。她就是這樣遇到了他的情人，在他們第四次“約會”之後，他提出想要供她生活。

從他的角度來看，這個決定不難理解：姍姍活潑聰明，身材可人。而對她來說何去何從更是顯而易見。政商圈子在台麵之下經手成捆成捆的鈔票，其中有幾張會跑進她的手提袋裏。姍姍的“叔”替她付房租，給她買禮物，還給她一個月兩萬塊的生活費。這差不多是北京（譯注：2013年北京市平均月工資為5223元）平均標準。在小一些的城鎮，一萬塊甚至五千塊就已經足夠。在這個“行業”的頂端，一個情婦每天都有一萬塊錢可以花。

如果你當官 你一定得養情婦

她堅決不讓我去她的公寓，因為周圍住得都是二奶。當地的地產商將那些地方官員和生意人作為目標客戶，期待他們把錢投進北京的樓市泡沫裏，那些人將購房視作投資，讓自己的女人住進去。“一半的公寓是空的”，姍姍說“另一半住的都是姑娘”。每個人都傳緋聞，說別人的閑話。要麽關於錢，要麽關於男人。如果被她們看見我和一個外國人在一起，她們會說上一個月。

包養女人在中國的權勢階層中很是平常。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95%的貪腐官員保持著不正當的性關係，這層關係一般建立在提供錢財的基礎上，其中有60%包養情婦。

近期的整治迫使官員們行事更加謹慎，這之前官員們有兩個社交圈子。就像電影《好家夥》裏麵亨利·希爾說的那樣：“周六晚上屬於妻子，但是周五夜一定要和女朋友在一起”。這部片子講述的黑幫故事與中國地方官場不無相似。

小雪和玲玲是姍姍的朋友，她們比姍姍稍稍大幾歲，同樣來自四川，我和她們共進了晚餐。她們都覺得最近遠離了社交活動，這更多是一件好事，可以更加輕鬆。“在以前這是很大一塊工作。”小雪說，在四川的時候她被一個生意人包養。“你得打扮得漂漂亮亮，得巴結在場的重要人物，但又不能做的過頭，讓和他們同行的女人妒忌。但你還是得像這樣……”她眨了眨眼，睫毛微顫，把聲音提高了八度，“哇，你好聰明呀！哇，你的工作好重要！哇，你真的隻有55歲？看起來好結實！”

“我到北京的過程是這樣的。”玲玲補充道，“之前我在（四川）內江和一個官員在一起，當時他們迎接上級視察，來訪的官員中有一位特別喜歡我，就希望那家夥把我借給他，換取官場上的照顧。於是在內江的時候我和他睡了，然後他就把我帶到了北京。但我們還是處不到一塊兒，就分手了。”

“如果你當官，你一定得養情婦，至少得有個女朋友。”小雪說，“要不然你就不是真男人。我以前有個朋友假扮過別人的情婦。她是一個男“同誌”的最好的朋友，那個“同誌”的男友是一位官員。那位官員願意出錢請我那朋友和他出去，裝作是他的情人。”

情婦的生存邏輯：老牛吃嫩草

大多數情婦是農村婦女，在被包養前做的都是性工作，卡拉ok吧、按摩院、夜店是生意往來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她們便是在這些地方遇到了她們的包養者。她們工作牽涉到的情感和性一樣多。就像外國有人在網上尋求“女友體驗”一樣，中國男人也喜歡這種虛幻的親密感。“你得變成那個他在二十歲的時候追求的女孩。”小雪說，“他想要的是：讓他相信即使自己不出錢，你還是會和他在一起。”

她講出了當一個情婦與招待客人一晚上之間的區別，後者意味著盡可能地服侍好客人，以男人的需求為先。當情婦則不然，“如果你一直對他太好，他會知道這不是出於真心。如果他盯著別的女人看，你得表現出嫉妒，一晚上跟他慪氣，直到他道歉為止，這樣他才知道你是在意的。”

俗話說：“老牛吃嫩草。”

鄭甜甜是紐約州立大學的一位社會人類學學者，為了進行讀博期間的研究，她在大連一家KTV裏做了兩年的招待。“人們眼裏最有能耐的男人能在情感和肉體上控製著女招待，對她們任意剝削，最後拋棄她們。”她在《紅燈》(Red Lights)裏如是寫道。這本令人驚詫的書記錄了她的親身經曆。不過女人也同樣精明。書中的一位受訪者評論說：“我寧可當情婦也不要結婚，因為當情婦掙得多得多。”

與此同時，雙方都迫切尋求真實的感覺，恰恰他們又不得不將戀情隱藏不被別人發現。在《紅燈》裏，作者所描繪的男人看重與花錢買來的女人之間建立誠摯與友情，女人“在手與腕上劃出傷疤”，以此“提醒自己正在參與一場無情的遊戲”。

姍姍平常同“叔”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沒大沒小，親熱又輕佻。但當他在非洲的時候，姍姍有點擔心。“半年的時間很長。”她說，“你覺得他會不會跟黑人姑娘上床？我覺得不會。那些女人都有艾滋病。他不會騙我的，對吧？”

受過教育的城裏姑娘一樣可能當上別人的情婦，但講究實用讓農村女人們的生活比前者過得更滋潤。城市裏的女性一般通過日常工作解釋年長的男性，他們的情人關係始於真正的相互吸引。她們未曾失足所以保持了“純潔”，所以他們比鄉下姑娘有更高的市場價值，在高端場合也更容易被別人認可。

二奶與小三的區別：從未期望嫁給自己的情人

進一步的區別則在“二奶”和“小三”兩詞當中。前者知其本分，後者則試圖迂回周旋於情人與其妻子間，想要造成離婚並取而代之。實際中這兩個詞可以相互代替，但個中差別對於意圖將自己與她們農村出身的“同行”區別開來的城裏姑娘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大多數小三有穩定的工作，學曆比二奶們要高。小三想要和情人結婚是因為她們投入了許多：她們的青春和感情。”說這話的人專門為第三者創建了一個網站， 理查德·伯格的《紅門背後》（Behind the Red Door: Sex in China）裏記錄了這段話。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那些女人中的多數從未期望嫁給自己的情人。一位姓虞的都市女性曾告訴我：她有錢，她的家庭足夠富裕，她還有一套自己名下的公寓。她就是願意當他的情人，這樣他除了老婆之外就不會有別的女朋友了。

溫女士今年四十出頭，她燙頭發，塗指甲油。她也曾見識過那條難以逾越的鴻溝。當時她是北京一個年輕的上班族，和一個身家上億的房地產老板約會。“我清楚他有老婆，”她說“我並不傻。可我以為我是他的二奶，而且他愛我。後來我發現在城市各處還還包養著其他三個女人。我是他的第五個女人，而不是第二個。”

農村出身的情婦們可能更多地關心銀行賬戶裏的數目。婚外戀清若是始於感情，擦出過火花，則可能造成戲劇性的結果。“我從未想到我所深愛的，和我過了四年的人最後會成為敵人。”26歲的紀英男在13年7月接受《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采訪時這樣說道。在這之前，她曝光了其情人範悅的貪腐行為。範悅是國家檔案局的副司長，依托職位之便他得以負擔平日的奢侈開銷和兩人的出國旅行。

他們結識的時候，範悅已經步入中年，紀英男隻有22歲。正如俗話所說：“老牛吃嫩草。”在所有類似的戀情當中，年齡差距總是令人沮喪。在高檔餐廳裏，我喜歡觀察周遭的成雙成對的男女，猜測女伴“是情婦還是女兒”。連那個蠟像似的前任總書記都被謠傳說有一個比自己女兒還年輕的情人。

她們是這場遊戲的玩家之一

另外，一些年輕的中國女人正把自己變成小孩子，多半是以整容手術的方式來模仿日本動漫裏大眼睛的女主角。年長些的男人很吃這一套，那憔悴的容貌，和那待哺幼兒似的做作的撒嬌，都能撩撥起他們的興趣。在他們的私照上，那群姑娘個個都像是隻有十四歲，男人們在她們旁邊一起玩著幼稚的遊戲或者正衝著鏡頭做鬼臉。

我猜測是那天真無辜的模樣能讓男人更加相信他們的情人是真誠的，並讓他們自以為是在給她們提供保護而不是在利用她們。與我交談的過的都市女性遠比姍姍她們要相信這點。對於前者中的大多數來說，不可或缺的是一個提供保護的情人或者父親的角色，和他們令人寬慰的形象。“我覺得和他在一起我會一直很安穩，”某位女性如是說，“我太喜歡他了，在他生日那天我居然請了另外一個女孩，給他安排了一次三人世界。是我自己掏的錢！”

中國男性對情婦相當熱衷，部分可以歸因於根深蒂固的文化性的社會期待。事實是，中國的傳統道德在男性不忠這一點上連表麵文章都鮮有聽聞。然而現代化改革的領導人往往挑出妻妾製度當成中國落後的標誌來批判，並呼籲女性承擔更強的角色。像現代中國的第一位總統孫中山，還有第一位主席毛澤東都說過類似的話，可他們都曾把十幾歲的新娘按在床上。（譯注：毛澤東的元配在羅氏比毛大四歲（？），結婚時她十八歲（？）孫中山的元配盧慕貞比孫小一歲，結婚時她十七歲。）當下的情婦問題可能看上去像是退步回遙遠的過去。但其實這不過是借口：任何一個像中國一樣由男性主導支配的社會，加上精英與窮人間巨大的鴻溝，結果都會是掌權的男性占有年輕的女性。

而且，與其說姍姍和她的朋友們是受害者，不如說她們是這場遊戲的玩家之一，她們機巧地利用這這些權勢人物的脆弱之處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我欣賞她們。在這個體製中，女性麵臨著深刻的不公正。性從業者，年輕女孩，還有出身農村和家境貧困的姑娘們，找到了一條自己的路去獲得自己所能夠得到的東西。盡管這要付出情感的代價，但她們似乎能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沒錯，她們用來過日子的錢並不幹淨：她們情夫變戲法變出來的鈔票往往來自被挪用的公款，或者是從他處勒索到的賄賂。但是那些大酒店，奢侈品商店，房地產商和其他幾百萬中國人不也和她們一樣？西方各國也樂於從中國精英鋪張的消費習慣中獲益。

一個危險的行當

我遇見的那些農村女人都是幸運兒，她們一貫聰明、漂亮、風趣，明白世人皆自私，或者說就是運道夠好——在年紀尚輕時逃離了中國充斥著粗野暴力，被有組織的犯罪所控製，每天麵臨強奸和毆打危險的性行業，之後的處境至少為她們贏得了真正意義上的自主和能動性。

即便如此，權力、金錢和美色的交集仍然有毒而且危險。情婦可能會身陷囹圄，甚至更糟。2006年，北京房山區官員許誌遠為了“瑣事爭執”雇自己的司機勒死了他的情婦。2007年，濟南市人大官員段義和指使他的侄女婿用炸彈引爆了其情婦的轎車。而在2011年，另一個北京處級幹部羅少傑派他的助手將其情婦謀殺並碎屍，原因是後者威脅要舉報他貪汙。

“我認識有姑娘會被打，”姍姍告訴我，“不過我的男人絕對不會做那樣的事。他心地很好。他深深愛著他的女兒，經常給我看她們的照片，還跟我講她們在學校裏的事。”

在網絡時代，情婦還冒著其他的風險，尤其是在當下，選擇性墮胎意味著年輕女性比男性少，也就意味著總有一群男青年飽受性壓抑之苦。“蕩婦羞辱”（Slut-shaming）在中國的網絡上相當常見。女性一旦被憤怒的前男友或者情人的妻子曝光或者揭發，她就會發現謾罵和侮辱排山倒海般向自己湧來，自己的單位和父母也會收到這類留言。

最近的打擊腐敗大張旗鼓。和過往的反腐運動一樣，情婦成了實用的消遣。她們滿足了大眾對醜聞的渴求，又不會對中國的權力運作模式造成挑戰。大眾媒體將情婦形容為“紅顏禍水”，談論她們“邪惡、害人的本性”，意思好像是若不是受到女人引誘，這些可憐的官員就不會去品嚐貪汙的禁果。

在公眾聲討的背後，講究實用與機智狡猾讓有幾個情婦成了民間傳奇。比如現年五十歲的李薇，從雲南邊境窮鄉僻壤的一個越南難民到後來成為坐擁億萬資產的富翁，她借助了十幾位權貴的幫助。“那些女人多麽聰明啊！”我那體麵的女房東如此評論道。“現在啊，女人得自己照料自己的錢。”揭發情夫貪汙的情婦會獲得稱讚，看似夾雜嘲諷實則非然。就連人民日報都表示了勉強的讚賞。

盡管如此，公眾依舊熱情地對情婦報以聲討，這促使她們中的一部分提早從這個危險的行當裏抽身而出。尤其對那些農村出身的情婦來說，做這個永遠隻是達到其他目的的手段。“我一個主要的受訪者被一個有錢人包養超過七年，”鄭甜甜在郵件裏告訴我，“他的情夫以她的名義在上海市中心買了房子，把一門生意交到她的名下，他甚至還給她父母在鄉下老家附近的城裏買了房子。她父母現在經營一家自己開的店鋪。至於我那個受訪者自己，她在離開那男人兩年之後去學校裏讀了一張教師資格證，在那兒她遇到了理想的伴侶（據她自己說），一年之後他們幸福地結了婚。”鄭甜甜注意到大多數女性“在積累了足夠的財富之後結束了關係。然後她們操持著自己的生意，同時尋找一個結婚的伴侶。”

男人從來都靠不住

或者，是像姍姍那樣，她們把手頭的錢轉化成存款和投資。“你覺得采礦行業前景好麽？”姍姍有次問我。“我朋友的表兄在山西一個煤礦裏有股份，她想讓我也投十萬塊進去。”和其他姑娘在一起的時候，她會討論股市和樓市，以及如何弄到香港的銀行戶頭。

當情婦能結識很多人，有時能因此獲得豐厚的回報。在發現她情人有其他三個情婦之後，溫女士將先前同他朋友建立的關係轉化成了她自己的房產合同。今天她在海南和上海各有一套別墅，在北京有兩套。她的情人和她有了一個兒子，於是慷慨地決定與她安定下來。這很少見，一般孩子都會被打掉，出於自願或者不是。

“你知道王老板麽？（一個建築業富豪）”李小姐問我。她是我的朋友，一位中年女商人，對各路八卦緋聞了如指掌，並且善加利用。“他幾個月以前在聚會時上了一個ktv小姐，現在他收到那姑娘的短信說她懷了他的孩子。可她又一直躲著不肯見他，直到那孩子落地。這樣一來他就不可能逼她把孩子打掉。他的女兒在哈佛讀書，但他的兒子患有腦癱。於是她說她會給她一個健康的兒子，她也不想和他結婚，隻是希望自己的兒子得到照料。當然了，要給她足夠的錢。”

“我不覺得她有錯。”我的朋友李說，“女人得自己給自己找出路。男人從來都靠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