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我讀到了一本對我影響很大的書，這本書的名字叫“第三帝國的興亡。”
這本書的作者是個美國的戰地記者，他根據自已在二戰時的所見所聞，和在戰後獲得的大量納粹德國的檔案文件，寫成了這本記敘了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帝國從開始，發展，壯大，到最後二戰失敗，徹底滅亡全過程的紀實史書。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文革已經進行好幾年了，但各種運動還是一個連著一個沒有個盡頭，人們鬥來鬥去也沒完沒了，很多老百姓是早就厭煩透了，渴望能早日轉入“四化建設”，來改善生活，但文革卻是絲毫沒有象要結束的跡相。那時有著“副統帥”，“親密戰友”頭銜的林彪謀反不成，出逃而摔死在外蒙的事件也已經發生，人們雖然仍舊一如既往地“響應”著偉大領袖的號召，“湧躍”地投入“批林批孔”和“尊法反儒”的運動“高潮”，但是稍稍讀過幾本書的人心裏都明白這事是何等的荒唐和無聊：因為林彪和孔老夫子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八竿子也打不著的兩碼事。很多人都是抱著無奈，卻冷眼裏在看著這種如同兒戲般的一出笑話，憑林彪寫了句“克已複禮”就扯上老孔來說事，拿現在的話來說，叫做“真以為別人都傻啊？”
我因為是六六屆高中生，下鄉崇明農場種了幾年田後，就被幸運地抽調回了上海，正在一所中學裏教書。我教的那班學生，小學才讀了三年，文革就開始了，以後的幾年，他們基本失學，所以到了中學快畢業時（那時中學全部為四年），很大的一部分學生還是半文盲，無法讀報讀書，也無法寫信或寫檢查，更徨論其他科學文化知識了。我與他們相處時，有很大部分時間是帶他們一起“拉練”（不知道現在的年青人知不知道什麽是拉練），到工廠裏學工和到郊區農村裏學農。學工學農和拉練，都是當時最高指示“教育要革命”和“備戰備荒”的精髓，因為那時的理論認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不能培養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青草麥苗也分不清的修正主義苗子來。至於識不識字，那不是無產階級教育事業首要關注的事，當時官方最高層的說法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修正（資本）主義的苗”。
我經曆了幾年文革，親眼目賭了很多殘忍無比的事發生。下鄉種田，又嚐盡無數辛酸苦辣。回城教書了，可實際卻讓我看到學校的文化教育竟被破壞糟塌到如此地步。那時整個國家，各行各業，都是被破壞得千瘡百孔，百姓民不聊生。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從小雖然接受正統的“馬列毛”，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也一直相信“偉光正”的說法，但如此殘酷的現實麵前，不免會思想迷茫，開始懷疑起那時的很多事情來，但是說實話，卻也根本理不清個頭緒，因為那種年代裏，人們一般也不敢從更高，更深處去多想幾個“為什麽”，免得無端惹上個“思想反動”的麻煩來。也正是在這種很特殊的時候，我讀到了這本書。
這本書是一個朋友借給我讀的，在我手中的時間被限得很短，因為朋友說他手中有一份很長的等候名單。我拿到這本書時，朋友鬼秘地笑著對我說，“裏麵有關謀殺希特勒的情節真的很精采”。記得那部書有厚薄不等的四本，加起來也是厚厚的一大摞。我一般沒有耐心讀很厚的東西，除非那書能非常吸引我。所以，我總會找些精采的部分先看起來，如能有興趣，再細讀所有的章節，如果枯糙無味，就此扔了一旁去。這樣，我當然就先讀朋友介紹的“謀殺希特勒”的情節了。
時隔四十年了，我還能記得書中兩段“謀殺元首”事件的大致情節：
一位參與了“謀事”集團的軍官在希特勒的座機起飛前，困難地啟動了一個被偽裝成一瓶白蘭地酒的定時炸彈（他的手有殘疾），這是將一根連著起爆裝置的鐵絲浸入鹽酸，這根鐵絲將會在20分鍾時被腐蝕斷，從而引爆。他把這瓶“酒”送給了一位隨希特勒同機要走的同僚，並親眼看著載著希特勒和那瓶“酒”的飛機升空。事情眼看就要成功了，然而，整個“謀事”集團裏的人們翹首期待的爆炸卻沒有等來，不知炸彈的哪裏出了問題，飛機居然安全降落了。當然，一旦爆炸後的所有龐大後續計劃也隻能落空作廢。最要命的事，這位送酒的軍官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去把那瓶“酒”換回來，否則陰謀就會全部暴露。“酒”終於換了回來，事情也就在驚險中悄然度過。
另一次，爆炸是成功了：在一個叫“狼窟”的秘密地點裏召開的軍事會儀中，一位軍官在匯報後離去，卻在桌下留了他的“公文包”（那年代還不時興人肉炸彈），炸彈響了，但桌子下厚實的板子擋住了爆炸的威力，希特勒僅被燒焦了頭發胡子，身體其他都安然無殃。陰謀暴露了，徹查的結果是一份長長的名單，都是軍隊裏的高級將領，其中就有希特勒的“親密戰友”，德國最著名，最卓越的軍事家隆美爾將軍。其他高級將領都被處決了，是用鋼琴裏的琴弦做絞索絞死的，這是為了讓他們死得更痛苦，而且還拍成電影，放給軍官們看接受“再教育”。但對“親密的戰友” 隆美爾，希特勒給了他一封信，他有兩個選擇：1，回柏林受審。2，就地自盡，柏林方麵將給他以國葬的待遇。 隆美爾選擇了後者。
這些高級將領們為什麽要謀殺希特勒呢？因為他們非常清楚：1，這個仗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就是德國的徹底滅亡。2，希特勒不會認錯，無法勸回。
書讀到此處，我相信每個當時讀到過這本書的人，不可能不聯想到剛發生不久的林彪事件了。林彪出事後，鄉下不識字的老農民都問道：“林彪躺著都能順利接班，他為什麽還要謀殺毛呢？而且準備是先用飛機炸，然後用火焰噴射器燒，再用微型衝鋒槍打呢？” 當時比較官方的解釋之一是林的身體不好，他怕“熬”不過老毛，等不到自已接班的那天，當時把這叫做“迫不及待”，“搶班奪權”。其實，林彪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裏是把理由講得很清楚，除了林彪已經非常清楚毛表現出對他的不滿之外，主要也是兩個理由：1，國內矛盾尖銳，問題如山，文革再搞下去國家要垮台。2，毛是個象秦始皇一樣的殘暴獨裁者，隻會往死裏整別人，不可能自已認錯，更無法勸回。我有幸在批判林彪時讀到了“571工程紀要”，我知道當年下過鄉的很多知青都暗暗地認同“紀要”裏很多說法，尤其是：上山下鄉和“五七幹校”就是變相勞改，變相失業。
我後來與借我書的朋友閑聊，話題之一是“如果林彪的飛機栽在中國的國境內，而不是外蒙古，那會怎樣？”我倆竟然不一而同地說“國葬！”因為林彪出事，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而後，絕大多數的人們至少都明白了：“偉大”和“英明”的“故事”是再也編不下去了！至於我們後來看到的，經曆了那些繼續再編下去的“故事”，那就是應了幾年前春晚小品劇“一句話的事”裏郭東臨的台詞了：“用謊言來驗證謊言，結果隻能還是個謊言”。
然而，當我以極大的興趣開始仔細從頭讀這部書時，我的驚奇就更大了。
首先，我從書中讀到了很多希特勒的演說。我本來對希特勒的印象一直認為這是一個不可理喻的“歇斯底理”，一個精神病患者，一個極端恐怖主義者。但讀後才發現希特勒演說中所用的詞匯和思想竟然與當時中國流行的詞匯和思想是非常接近，被我們所熟悉。希特勒多次說他是一個窮光蛋，一個無產階級。他憎恨猶太人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德國的工人，農民的血汗，他誓言要與這些象陰溝裏老鼠，陰暗角落裏蟑螂般的猶太資產階級作鬥爭，他要為德國的工人，農民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後來確實這樣做了，也做到了，德國的工人，農民的生活迅速好起來，普通的勞動人民都能買得起大眾牌“甲殼蟲”汽車。他得到了德國的工人，農民階級的最大支持和瘋狂的愛戴，崇拜。廣場上成千上萬的人群在他演說時齊聲高呼“嗨爾，希特勒！”並斜直伸出右臂，向他敬禮，向他效忠。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人也同時相信，日爾曼人的血統是最優秀的，其他一些人種，如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次等的，而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是最劣等的，他們生來就是“混蛋”，他們的財產都是剝削而來，非法肮髒，充滿罪惡，沒收充公是理所當然，而且還要把他們掃地出門，關到集中營去，他們甚至沒有在這個世上存活的權利，下場隻能是槍斃或毒氣殺光！
我清楚地記得書中描寫的一個屠殺猶太人的細節：幾百個猶太人，男女老少，被命令脫光了衣服，向一個大坑走去，坑邊坐著執著槍，抽著煙的納粹劊子手，一位老奶奶抱著她的小孫子，她給孩子低聲唱著歌，一個身材苗條的黑發姑娘指著自已說“23歲”。
我也記得書中寫到的這個所謂高貴血統的日爾曼人的另外的一些特征，比如他們在死亡集中營的門前播放古典音樂。比如希特勒在他的最後時刻，與他的情婦愛娃在地下掩蔽所裏舉行了婚禮，掩蔽所裏殘餘的納粹黨徒們聚集一起，祝賀他們，大家分吃了蛋糕，然後新婚的希特勒夫婦和黨徒們告別，一起走到隔壁的房間裏自殺。我以一個東方人的思維對此舉的理解是：他至少還給了他的女人一個“名份”。
中國在大約63，64年開始大量宣傳，強調，實施階級鬥爭，階級出身的理論，到文革初，“階級出身論”已演變成赤裸裸的“血統論”，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北京一個大學裏的高幹子弟叫譚力夫的一個講話，所謂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鬼見愁”的對聯就是始於此時。最近人們在討論和反思，為什麽文革時的紅衛兵和後來的造反派是那樣地毫無人性，竟然用棍棒之類的凶器，用皮靴踢和踩，就活活地打死老師，打死校長，打死各種地富反壞右資分子，僅僅在恐怖的紅八月裏，在北京城裏，在這個中國的首都，所謂的“天子腳下”，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其實原因就是因為老毛幾年以來不斷地，越來越高調地，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方式，鼓吹階級鬥爭，階級出身，鼓吹“要防止所謂的資本主義複辟”，鼓吹什麽“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鼓吹“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就是暴力”等一係列所謂“革命理論”的必然結果。年青，血性的學生們又哪能經得起這樣輪番轟炸般的“洗腦”！那時，在中學和大學裏，學生的血統實際被分成了四等：最高血統是那些軍政高幹的子女，比如現今出來“道歉”，“謝罪”的陳小魯，劉進，宋彬彬等人，他們都是當年66屆高三學生，發動和操縱了中學裏早期的文革運動。還有更多沒有出來“道歉”“謝罪”的，那些領導和操縱了大學裏早期文革的軍政高幹子女，象劉少奇的女兒劉濤等人。第二等的是一般的工農子弟，這二類都是屬於紅色家庭。第三等是所謂的“灰色”家庭，比如父母是知識分子的職員，教師，醫生，農村中的中農，等等，但僅限於還沒被打入“牛棚”，成為“牛鬼蛇神”的那些人。而第四類屬“黑色”下等劣等家庭，即地富反壞右資，這些孩子當時被叫做：“狗崽子”。紅衛兵運動的開始，實質是第一類孩子發明的權貴子弟的專門遊戲，他們後來也允許，也帶第二類孩子一起玩，但絕不會帶第三類孩子們玩。至於第四類的“狗崽子”如果不識相，也想偷偷加入玩的話，對不起，那是找死。北京一個溜出去串聯的第四類屬劣等家庭的孩子，回來後就被前二類的紅孩子們活活打死了，就是也想玩玩的下場。就算前兩類的孩子們一起玩，也得分個尊貴低賤，所以軍政高幹子女們穿的舊軍裝是與工農子弟紅衛兵們穿的軍裝不一樣的，冬天他們是要穿將校軍官的呢子料衣服，紅袖章也要加長很多，以此來顯示出他們的高貴血統和地位。至於後來讓貧下中農出身的蒯大富這樣的“二等”做了北京的學生領袖，實在是老毛大殺“功臣”，把那些當“一品”軍政高幹的父母，如劉鄧一幫統統也都擼到了“劣等”一類裏去，這才使得原本自以為血統高貴的孩子終於也嚐到了做“劣等人”的滋味， 否則哪有什麽北京文革五大學生領袖的份兒！
文革時，大部分屬第三，第四類的學生，親眼目睹了自已父母親的悲慘糟遇，早早就懂事，識規矩，都是不敢惹事生非，平素夾著尾巴做人，後來最多是做了文革“逍遙派”。再後來，文革結束後，這二類中的很多人在77年後考上了大學，或做了其他的專業工作。考上大學的，畢業後其中的相當部分選擇了出國和“不歸”，他們離開故土時，很多人是懷著當時流行於知識分子中的一句令人無比傷心的話而出走的：“我愛祖國，但祖國不愛我。”這實在是那個悲慘的年代帶給他們的痛苦回憶，和深深的烙印。我在77年考入大學後，盡管那時文革初被高幹子女們稱為“鬼見愁”的“出身論”已經不那麽流行了，但我卻還是敏感地發現班中的同學大多數屬文革中三，四類的家庭。畢業後，我的班裏有三分之二的同學出了國，至今也沒聽說誰“海歸”了。
這本書讓我的驚訝還不止與此，在這以前，我一直以為讓學生去學工學農是我們偉大領袖“天才”和“唯一獨特”的發明，因為這種發明好象隻有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才能想得出來。哪裏知道希特勒在三十年代就在德國號召並實施了“學工學農”。這本書裏還提到了希特勒“學工學農”政策實施中的一個細節：青年男女學生在農莊裏學農期間，沒有了父母的監督，難免會有“苟且”之事，而結果是導至很多女孩“珠胎暗結”。記得當年我讀到這一段時，不僅吃驚於中國的“學工學農” 原來竟是“拷貝”“山寨”於希特勒的舊東西，也為翻譯大師們的文采所傾倒，真是好一句“珠胎暗結”啊（“珠胎暗結”是書中的原詞）！七十年代初，我帶我的學生下鄉學農時，由於要在鄉下呆好幾個月，學校領導對我們班主任的基本要求是：男孩不要打死人或被人打死，女孩不要回來後懷孕了，被家長發現是學農時“播下”的“種”，這樣的事都會讓學校弄得頭痛無比，無法收拾。而因為學農期間男孩之間打傷打死人，女孩“珠胎暗結”，確是當時各學校中經常發生的麻煩事情。
非但“學工學農”是希特勒所首創，連“拉練”也是他的發明。書中記述了在戰前希特勒就搞“拉練”，所以二戰打響後，希特勒的軍隊在野外戰場上訓練有素，哪裏是英法軍隊能所及。書中描述當記者看見滿臉紅光的年青德軍士兵押著憔瘁，蒼白的英法俘虜從戰場下來時，不得不感歎希特勒早早就實施“拉練”的遠見。
七十年代初，我也帶我的學生“拉練”過，那時上海市所有中學裏中三，中四兩個年級的孩子都要參加。我們背著被子，挎著水壺，書包裏裝著幾件替換的衣服，整整半個月，在上海外圍郊縣的公路上行軍，每天都要走60—70裏路，還要自已做飯吃，晚上就睡在農民家堂屋的地下。學生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今天講來還是“未成年人”，作為班主任的老師除了要管他們每天的行軍外，還要管他們“吃喝拉撒睡”的所有事情，其中之辛苦，難以言表，但這是為了貫徹老毛“備戰”的指示。我一直錯以為“拉練”應該發明於中國，是老毛的“傑作”，或與文革中的步行串連有關。讀了這書後，才知道老毛也是“沿用”了人家希特勒早幾十年前就用上的東西，而且奇妙的是書中翻譯家們用的就是“拉練”這詞，不是用“軍訓”或其他的詞來替代。
我就不用再講這本書中其他令我震驚的內容了，從階級論，血統論，同樣對屬於“異族”，“異階級”的人類實施殘忍，無恥，下作的人格汙辱，無端的迫害，瘋狂任意的抄家，毫無理由地沒收和搶掠他們的財產，把他們掃地出門，毫無人性的毒打，直至赤裸裸的殺戮，在一個尚有憲法的國家裏，這樣的犯罪可以不用擔當任何刑事責任，反而美譽其名是“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到同樣對領袖愚昧庸俗，無聊透頂的狂熱崇拜，同樣設計出佩帶特製的臂章，如印有納粹符號的臂章和紅衛兵的臂章，要穿納粹黨人的“褐衫”或我們所熟知的“綠衫”，都要喊“萬歲”，而且喊“萬歲”時還要有幾乎一樣的肢體動作，要向前上方伸出右臂去，直到演出“親密戰友”謀殺的醜劇，再到“學工學農”， “拉練”，凡此種種，竟然事事如出一轍，真地難以想象曆史竟會如此相象，能如此複製！真弄不懂這兩者究竟是“巧合”呢，還是一種“必然”！這就是這本書的令人震撼之處！我現在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成此書於1960年，1965年被翻譯成中文出版，1974年再版。當然，德國的納粹運動，時間上也是要遠早於中國的文革。
七十年代初還公開放映了好幾部外國（不知是西德還是東德）拍的反法西斯電影，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叫做“馬門教授”，是講一個叫馬門的德國著名的，受人尊敬的醫學教授，是個猶太人，他根本不涉政治，也從不相信政治會碰到他，是一個專心一致做學問，品德高尚的人。希特勒的反猶運動漫延後，他的惡運也就開始了。先是他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學生，或部下，時間長我記不清了），是一個納粹黨徒，突然變臉，對他開始惡言相對，處處難為他，而後，醫院裏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理睬他了。再後來他被不準做任何事情，如上課，實驗等等，接下來就是抄家，人格汙辱，他被指使做這做那，衣服上被塗上了猶太標識的六角星，他在馬路上行走，也被孩子們扔石子泥巴。再後來，他終於在他的實驗室裏自殺了。電影的最後，他躺在地上，臨死前有一段長長的講話。我已無法記得這段話的具體內容，我隻知道，那是一段經曆了文革後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話，這個故事（馬門教授好象是個真人真事）也是我們太熟悉的文革中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悲慘下場的故事，光是我就讀的上海一所普通的中學裏，文革初就有二位老師被逼自殺了，全上海有多少呢？全中國有多少呢？天曉得！
我讀這本書，看當年的反法西斯電影已過去四十年了，我一直感歎自已還是很幸運，能在七十年代初就讀到了這本書，恍然間似乎就明白了世間的很多事情。然而，多年來我也一直弄不明白的是：象這樣實在太明顯是“打著反法西斯的旗號，行反法西斯之實”的書和電影，當年又是怎麽就能同意出版發行，同意放映了呢？要知道，那年代可是什麽事情都有人在嚴格把關看守著啊！究竟是有人在有意識地批準做這事的呢？還是這僅僅是當局者犯的一個無知的錯誤，或又是一個無意的“巧合”呢？很望知情的朋友，了解內幕的專家們指點。
這本書的作者是個美國的戰地記者，他根據自已在二戰時的所見所聞，和在戰後獲得的大量納粹德國的檔案文件，寫成了這本記敘了希特勒和他的法西斯帝國從開始，發展，壯大，到最後二戰失敗，徹底滅亡全過程的紀實史書。
我讀這本書的時候，文革已經進行好幾年了，但各種運動還是一個連著一個沒有個盡頭，人們鬥來鬥去也沒完沒了，很多老百姓是早就厭煩透了，渴望能早日轉入“四化建設”，來改善生活，但文革卻是絲毫沒有象要結束的跡相。那時有著“副統帥”，“親密戰友”頭銜的林彪謀反不成，出逃而摔死在外蒙的事件也已經發生，人們雖然仍舊一如既往地“響應”著偉大領袖的號召，“湧躍”地投入“批林批孔”和“尊法反儒”的運動“高潮”，但是稍稍讀過幾本書的人心裏都明白這事是何等的荒唐和無聊：因為林彪和孔老夫子根本就是“風馬牛，不相及”，八竿子也打不著的兩碼事。很多人都是抱著無奈，卻冷眼裏在看著這種如同兒戲般的一出笑話，憑林彪寫了句“克已複禮”就扯上老孔來說事，拿現在的話來說，叫做“真以為別人都傻啊？”
我因為是六六屆高中生，下鄉崇明農場種了幾年田後，就被幸運地抽調回了上海，正在一所中學裏教書。我教的那班學生，小學才讀了三年，文革就開始了，以後的幾年，他們基本失學，所以到了中學快畢業時（那時中學全部為四年），很大的一部分學生還是半文盲，無法讀報讀書，也無法寫信或寫檢查，更徨論其他科學文化知識了。我與他們相處時，有很大部分時間是帶他們一起“拉練”（不知道現在的年青人知不知道什麽是拉練），到工廠裏學工和到郊區農村裏學農。學工學農和拉練，都是當時最高指示“教育要革命”和“備戰備荒”的精髓，因為那時的理論認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不能培養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青草麥苗也分不清的修正主義苗子來。至於識不識字，那不是無產階級教育事業首要關注的事，當時官方最高層的說法是“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修正（資本）主義的苗”。
我經曆了幾年文革，親眼目賭了很多殘忍無比的事發生。下鄉種田，又嚐盡無數辛酸苦辣。回城教書了，可實際卻讓我看到學校的文化教育竟被破壞糟塌到如此地步。那時整個國家，各行各業，都是被破壞得千瘡百孔，百姓民不聊生。作為一個年輕人，我從小雖然接受正統的“馬列毛”，共產主義的思想教育，也一直相信“偉光正”的說法，但如此殘酷的現實麵前，不免會思想迷茫，開始懷疑起那時的很多事情來，但是說實話，卻也根本理不清個頭緒，因為那種年代裏，人們一般也不敢從更高，更深處去多想幾個“為什麽”，免得無端惹上個“思想反動”的麻煩來。也正是在這種很特殊的時候，我讀到了這本書。
這本書是一個朋友借給我讀的，在我手中的時間被限得很短，因為朋友說他手中有一份很長的等候名單。我拿到這本書時，朋友鬼秘地笑著對我說，“裏麵有關謀殺希特勒的情節真的很精采”。記得那部書有厚薄不等的四本，加起來也是厚厚的一大摞。我一般沒有耐心讀很厚的東西，除非那書能非常吸引我。所以，我總會找些精采的部分先看起來，如能有興趣，再細讀所有的章節，如果枯糙無味，就此扔了一旁去。這樣，我當然就先讀朋友介紹的“謀殺希特勒”的情節了。
時隔四十年了，我還能記得書中兩段“謀殺元首”事件的大致情節：
一位參與了“謀事”集團的軍官在希特勒的座機起飛前，困難地啟動了一個被偽裝成一瓶白蘭地酒的定時炸彈（他的手有殘疾），這是將一根連著起爆裝置的鐵絲浸入鹽酸，這根鐵絲將會在20分鍾時被腐蝕斷，從而引爆。他把這瓶“酒”送給了一位隨希特勒同機要走的同僚，並親眼看著載著希特勒和那瓶“酒”的飛機升空。事情眼看就要成功了，然而，整個“謀事”集團裏的人們翹首期待的爆炸卻沒有等來，不知炸彈的哪裏出了問題，飛機居然安全降落了。當然，一旦爆炸後的所有龐大後續計劃也隻能落空作廢。最要命的事，這位送酒的軍官還得冒著生命危險去把那瓶“酒”換回來，否則陰謀就會全部暴露。“酒”終於換了回來，事情也就在驚險中悄然度過。
另一次，爆炸是成功了：在一個叫“狼窟”的秘密地點裏召開的軍事會儀中，一位軍官在匯報後離去，卻在桌下留了他的“公文包”（那年代還不時興人肉炸彈），炸彈響了，但桌子下厚實的板子擋住了爆炸的威力，希特勒僅被燒焦了頭發胡子，身體其他都安然無殃。陰謀暴露了，徹查的結果是一份長長的名單，都是軍隊裏的高級將領，其中就有希特勒的“親密戰友”，德國最著名，最卓越的軍事家隆美爾將軍。其他高級將領都被處決了，是用鋼琴裏的琴弦做絞索絞死的，這是為了讓他們死得更痛苦，而且還拍成電影，放給軍官們看接受“再教育”。但對“親密的戰友” 隆美爾，希特勒給了他一封信，他有兩個選擇：1，回柏林受審。2，就地自盡，柏林方麵將給他以國葬的待遇。 隆美爾選擇了後者。
這些高級將領們為什麽要謀殺希特勒呢？因為他們非常清楚：1，這個仗打不下去了，再打下去就是德國的徹底滅亡。2，希特勒不會認錯，無法勸回。
書讀到此處，我相信每個當時讀到過這本書的人，不可能不聯想到剛發生不久的林彪事件了。林彪出事後，鄉下不識字的老農民都問道：“林彪躺著都能順利接班，他為什麽還要謀殺毛呢？而且準備是先用飛機炸，然後用火焰噴射器燒，再用微型衝鋒槍打呢？” 當時比較官方的解釋之一是林的身體不好，他怕“熬”不過老毛，等不到自已接班的那天，當時把這叫做“迫不及待”，“搶班奪權”。其實，林彪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裏是把理由講得很清楚，除了林彪已經非常清楚毛表現出對他的不滿之外，主要也是兩個理由：1，國內矛盾尖銳，問題如山，文革再搞下去國家要垮台。2，毛是個象秦始皇一樣的殘暴獨裁者，隻會往死裏整別人，不可能自已認錯，更無法勸回。我有幸在批判林彪時讀到了“571工程紀要”，我知道當年下過鄉的很多知青都暗暗地認同“紀要”裏很多說法，尤其是：上山下鄉和“五七幹校”就是變相勞改，變相失業。
我後來與借我書的朋友閑聊，話題之一是“如果林彪的飛機栽在中國的國境內，而不是外蒙古，那會怎樣？”我倆竟然不一而同地說“國葬！”因為林彪出事，出乎了所有人的預料，而後，絕大多數的人們至少都明白了：“偉大”和“英明”的“故事”是再也編不下去了！至於我們後來看到的，經曆了那些繼續再編下去的“故事”，那就是應了幾年前春晚小品劇“一句話的事”裏郭東臨的台詞了：“用謊言來驗證謊言，結果隻能還是個謊言”。
然而，當我以極大的興趣開始仔細從頭讀這部書時，我的驚奇就更大了。
首先，我從書中讀到了很多希特勒的演說。我本來對希特勒的印象一直認為這是一個不可理喻的“歇斯底理”，一個精神病患者，一個極端恐怖主義者。但讀後才發現希特勒演說中所用的詞匯和思想竟然與當時中國流行的詞匯和思想是非常接近，被我們所熟悉。希特勒多次說他是一個窮光蛋，一個無產階級。他憎恨猶太人資本家殘酷地剝削德國的工人，農民的血汗，他誓言要與這些象陰溝裏老鼠，陰暗角落裏蟑螂般的猶太資產階級作鬥爭，他要為德國的工人，農民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後來確實這樣做了，也做到了，德國的工人，農民的生活迅速好起來，普通的勞動人民都能買得起大眾牌“甲殼蟲”汽車。他得到了德國的工人，農民階級的最大支持和瘋狂的愛戴，崇拜。廣場上成千上萬的人群在他演說時齊聲高呼“嗨爾，希特勒！”並斜直伸出右臂，向他敬禮，向他效忠。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人也同時相信，日爾曼人的血統是最優秀的，其他一些人種，如英國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是次等的，而猶太人和斯拉夫人是最劣等的，他們生來就是“混蛋”，他們的財產都是剝削而來，非法肮髒，充滿罪惡，沒收充公是理所當然，而且還要把他們掃地出門，關到集中營去，他們甚至沒有在這個世上存活的權利，下場隻能是槍斃或毒氣殺光！
我清楚地記得書中描寫的一個屠殺猶太人的細節：幾百個猶太人，男女老少，被命令脫光了衣服，向一個大坑走去，坑邊坐著執著槍，抽著煙的納粹劊子手，一位老奶奶抱著她的小孫子，她給孩子低聲唱著歌，一個身材苗條的黑發姑娘指著自已說“23歲”。
我也記得書中寫到的這個所謂高貴血統的日爾曼人的另外的一些特征，比如他們在死亡集中營的門前播放古典音樂。比如希特勒在他的最後時刻，與他的情婦愛娃在地下掩蔽所裏舉行了婚禮，掩蔽所裏殘餘的納粹黨徒們聚集一起，祝賀他們，大家分吃了蛋糕，然後新婚的希特勒夫婦和黨徒們告別，一起走到隔壁的房間裏自殺。我以一個東方人的思維對此舉的理解是：他至少還給了他的女人一個“名份”。
中國在大約63，64年開始大量宣傳，強調，實施階級鬥爭，階級出身的理論，到文革初，“階級出身論”已演變成赤裸裸的“血統論”，最臭名昭著的就是北京一個大學裏的高幹子弟叫譚力夫的一個講話，所謂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鬼見愁”的對聯就是始於此時。最近人們在討論和反思，為什麽文革時的紅衛兵和後來的造反派是那樣地毫無人性，竟然用棍棒之類的凶器，用皮靴踢和踩，就活活地打死老師，打死校長，打死各種地富反壞右資分子，僅僅在恐怖的紅八月裏，在北京城裏，在這個中國的首都，所謂的“天子腳下”，就有1700多人被打死。其實原因就是因為老毛幾年以來不斷地，越來越高調地，用“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方式，鼓吹階級鬥爭，階級出身，鼓吹“要防止所謂的資本主義複辟”，鼓吹什麽“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鼓吹“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就是暴力”等一係列所謂“革命理論”的必然結果。年青，血性的學生們又哪能經得起這樣輪番轟炸般的“洗腦”！那時，在中學和大學裏，學生的血統實際被分成了四等：最高血統是那些軍政高幹的子女，比如現今出來“道歉”，“謝罪”的陳小魯，劉進，宋彬彬等人，他們都是當年66屆高三學生，發動和操縱了中學裏早期的文革運動。還有更多沒有出來“道歉”“謝罪”的，那些領導和操縱了大學裏早期文革的軍政高幹子女，象劉少奇的女兒劉濤等人。第二等的是一般的工農子弟，這二類都是屬於紅色家庭。第三等是所謂的“灰色”家庭，比如父母是知識分子的職員，教師，醫生，農村中的中農，等等，但僅限於還沒被打入“牛棚”，成為“牛鬼蛇神”的那些人。而第四類屬“黑色”下等劣等家庭，即地富反壞右資，這些孩子當時被叫做：“狗崽子”。紅衛兵運動的開始，實質是第一類孩子發明的權貴子弟的專門遊戲，他們後來也允許，也帶第二類孩子一起玩，但絕不會帶第三類孩子們玩。至於第四類的“狗崽子”如果不識相，也想偷偷加入玩的話，對不起，那是找死。北京一個溜出去串聯的第四類屬劣等家庭的孩子，回來後就被前二類的紅孩子們活活打死了，就是也想玩玩的下場。就算前兩類的孩子們一起玩，也得分個尊貴低賤，所以軍政高幹子女們穿的舊軍裝是與工農子弟紅衛兵們穿的軍裝不一樣的，冬天他們是要穿將校軍官的呢子料衣服，紅袖章也要加長很多，以此來顯示出他們的高貴血統和地位。至於後來讓貧下中農出身的蒯大富這樣的“二等”做了北京的學生領袖，實在是老毛大殺“功臣”，把那些當“一品”軍政高幹的父母，如劉鄧一幫統統也都擼到了“劣等”一類裏去，這才使得原本自以為血統高貴的孩子終於也嚐到了做“劣等人”的滋味， 否則哪有什麽北京文革五大學生領袖的份兒！
文革時，大部分屬第三，第四類的學生，親眼目睹了自已父母親的悲慘糟遇，早早就懂事，識規矩，都是不敢惹事生非，平素夾著尾巴做人，後來最多是做了文革“逍遙派”。再後來，文革結束後，這二類中的很多人在77年後考上了大學，或做了其他的專業工作。考上大學的，畢業後其中的相當部分選擇了出國和“不歸”，他們離開故土時，很多人是懷著當時流行於知識分子中的一句令人無比傷心的話而出走的：“我愛祖國，但祖國不愛我。”這實在是那個悲慘的年代帶給他們的痛苦回憶，和深深的烙印。我在77年考入大學後，盡管那時文革初被高幹子女們稱為“鬼見愁”的“出身論”已經不那麽流行了，但我卻還是敏感地發現班中的同學大多數屬文革中三，四類的家庭。畢業後，我的班裏有三分之二的同學出了國，至今也沒聽說誰“海歸”了。
這本書讓我的驚訝還不止與此，在這以前，我一直以為讓學生去學工學農是我們偉大領袖“天才”和“唯一獨特”的發明，因為這種發明好象隻有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領袖”才能想得出來。哪裏知道希特勒在三十年代就在德國號召並實施了“學工學農”。這本書裏還提到了希特勒“學工學農”政策實施中的一個細節：青年男女學生在農莊裏學農期間，沒有了父母的監督，難免會有“苟且”之事，而結果是導至很多女孩“珠胎暗結”。記得當年我讀到這一段時，不僅吃驚於中國的“學工學農” 原來竟是“拷貝”“山寨”於希特勒的舊東西，也為翻譯大師們的文采所傾倒，真是好一句“珠胎暗結”啊（“珠胎暗結”是書中的原詞）！七十年代初，我帶我的學生下鄉學農時，由於要在鄉下呆好幾個月，學校領導對我們班主任的基本要求是：男孩不要打死人或被人打死，女孩不要回來後懷孕了，被家長發現是學農時“播下”的“種”，這樣的事都會讓學校弄得頭痛無比，無法收拾。而因為學農期間男孩之間打傷打死人，女孩“珠胎暗結”，確是當時各學校中經常發生的麻煩事情。
非但“學工學農”是希特勒所首創，連“拉練”也是他的發明。書中記述了在戰前希特勒就搞“拉練”，所以二戰打響後，希特勒的軍隊在野外戰場上訓練有素，哪裏是英法軍隊能所及。書中描述當記者看見滿臉紅光的年青德軍士兵押著憔瘁，蒼白的英法俘虜從戰場下來時，不得不感歎希特勒早早就實施“拉練”的遠見。
七十年代初，我也帶我的學生“拉練”過，那時上海市所有中學裏中三，中四兩個年級的孩子都要參加。我們背著被子，挎著水壺，書包裏裝著幾件替換的衣服，整整半個月，在上海外圍郊縣的公路上行軍，每天都要走60—70裏路，還要自已做飯吃，晚上就睡在農民家堂屋的地下。學生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今天講來還是“未成年人”，作為班主任的老師除了要管他們每天的行軍外，還要管他們“吃喝拉撒睡”的所有事情，其中之辛苦，難以言表，但這是為了貫徹老毛“備戰”的指示。我一直錯以為“拉練”應該發明於中國，是老毛的“傑作”，或與文革中的步行串連有關。讀了這書後，才知道老毛也是“沿用”了人家希特勒早幾十年前就用上的東西，而且奇妙的是書中翻譯家們用的就是“拉練”這詞，不是用“軍訓”或其他的詞來替代。
我就不用再講這本書中其他令我震驚的內容了，從階級論，血統論，同樣對屬於“異族”，“異階級”的人類實施殘忍，無恥，下作的人格汙辱，無端的迫害，瘋狂任意的抄家，毫無理由地沒收和搶掠他們的財產，把他們掃地出門，毫無人性的毒打，直至赤裸裸的殺戮，在一個尚有憲法的國家裏，這樣的犯罪可以不用擔當任何刑事責任，反而美譽其名是“出於樸素的階級感情”，到同樣對領袖愚昧庸俗，無聊透頂的狂熱崇拜，同樣設計出佩帶特製的臂章，如印有納粹符號的臂章和紅衛兵的臂章，要穿納粹黨人的“褐衫”或我們所熟知的“綠衫”，都要喊“萬歲”，而且喊“萬歲”時還要有幾乎一樣的肢體動作，要向前上方伸出右臂去，直到演出“親密戰友”謀殺的醜劇，再到“學工學農”， “拉練”，凡此種種，竟然事事如出一轍，真地難以想象曆史竟會如此相象，能如此複製！真弄不懂這兩者究竟是“巧合”呢，還是一種“必然”！這就是這本書的令人震撼之處！我現在知道，這本書的作者成此書於1960年，1965年被翻譯成中文出版，1974年再版。當然，德國的納粹運動，時間上也是要遠早於中國的文革。
七十年代初還公開放映了好幾部外國（不知是西德還是東德）拍的反法西斯電影，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一部叫做“馬門教授”，是講一個叫馬門的德國著名的，受人尊敬的醫學教授，是個猶太人，他根本不涉政治，也從不相信政治會碰到他，是一個專心一致做學問，品德高尚的人。希特勒的反猶運動漫延後，他的惡運也就開始了。先是他的同事（也可能是他的學生，或部下，時間長我記不清了），是一個納粹黨徒，突然變臉，對他開始惡言相對，處處難為他，而後，醫院裏幾乎所有的人都不理睬他了。再後來他被不準做任何事情，如上課，實驗等等，接下來就是抄家，人格汙辱，他被指使做這做那，衣服上被塗上了猶太標識的六角星，他在馬路上行走，也被孩子們扔石子泥巴。再後來，他終於在他的實驗室裏自殺了。電影的最後，他躺在地上，臨死前有一段長長的講話。我已無法記得這段話的具體內容，我隻知道，那是一段經曆了文革後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話，這個故事（馬門教授好象是個真人真事）也是我們太熟悉的文革中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悲慘下場的故事，光是我就讀的上海一所普通的中學裏，文革初就有二位老師被逼自殺了，全上海有多少呢？全中國有多少呢？天曉得！
我讀這本書，看當年的反法西斯電影已過去四十年了，我一直感歎自已還是很幸運，能在七十年代初就讀到了這本書，恍然間似乎就明白了世間的很多事情。然而，多年來我也一直弄不明白的是：象這樣實在太明顯是“打著反法西斯的旗號，行反法西斯之實”的書和電影，當年又是怎麽就能同意出版發行，同意放映了呢？要知道，那年代可是什麽事情都有人在嚴格把關看守著啊！究竟是有人在有意識地批準做這事的呢？還是這僅僅是當局者犯的一個無知的錯誤，或又是一個無意的“巧合”呢？很望知情的朋友，了解內幕的專家們指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