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有人，希望得到眾口一詞的好評。其實，大千世界人有各種，差異很大，能得到所有人好評的人怎麽可能是正直而有原則的人？得許多好評和真正的好人，兩者之間不能劃等號。
其實，兩千多年前，孔老夫子就不提倡人人皆喜歡的“好人”。孔子提倡的人是：善者好之， 不善者惡之。不久前去世的生化學家鄒承魯先生，就是一位這樣的人。應該說明，和鄒承魯有不同意見，用客觀事實正當的反對和批評他的人，並不是不善者。歪曲 事實、用卑劣手段惡意攻擊他的，才是不善者。
有出色成就的科學家
在生物化學專業上，鄒承魯有出色的成就。對知識的追求、對自然界的好奇、對演變規律的探索是科學家的本色。
在過去一百年，多數中國科學家從事研究的機會和條件都很有限。但是，令我們敬佩和自豪的是，先輩中有相當一些人對知識有執著的熱愛和追求，他們的態度、他們的精神推動了中國現代科學起步。
而在現在條件比以前好很多的情況下，中國科技教育界存在一些戴著科學家帽子，對知識沒有熱情、從事科學研究為晉階鋪路的人，無助於科學精神在中國的良性發展。
抗戰後，鄒承魯考取留英庚款，選擇生命的化學為一生追求的科學領域。他熱愛科學幾十年，凡遇時機允許，鄒承魯便積極投身於科學研究，即使條件簡陋也不為所製，即使在癌症複發後，鄒承魯仍然對學科發展、領域進展感興趣，繼續看《自然》等刊物。
鄒承魯留學劍橋時期就開始有很好的研究。回國後，他首先是中國酶學高水平研究的奠基人。中國的生物化學在二、三十年代由吳憲開創，五十年代後王應睞起很大的組織領導作用。曹天欽和鄒承魯等都對發展中國的生物化學起了重要作用。他在胰島素合成過程中的工作是一個突出的例子。
胰島素是兩條鏈組成的多肽，A鏈、B鏈中間通過二硫鍵連接起來。當時有多個合成方案。其中一個是分別合成兩鏈後，再將它們合起來。當時不知道，分開的兩鏈，能不能合起來。
鄒承魯、張友尚、魯子賢、許根俊、杜雨蒼負責把天然的胰島素拆開，然後看能不能合起來， 所謂拆合工作。如果天然的可以拆合，那麽人工合成的也就可以，這樣就可以走兩鏈分別合成、繼而連接的途徑。他們拆合成功，對胰島素合成的課題來說，不僅是 一步，而且就確定了總體途徑。馬上排除了其它途徑、比如需要合成分叉鏈的途徑。當時分成三部分，除了拆合以外，鈕經義等合成B鏈，汪猷、邢其毅、季愛雪等 合成A鏈。三部分工作都必需，所以自然科學一等獎是授予三部分的人。
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單獨由鈕經義得諾貝爾獎的提議。鈕領導的小組合成B鏈，B鏈比A鏈長，後來他還幫助A鏈合成，對合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直是生化所的，生化所做的貢獻最多（鄒當年也是生化所，而且大家公認的總組織者王應睞是生化所所長），所以選鈕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相比而言，拆合工作最具原創性。單鏈合成用的方法沒有原創性。多肽合成在五十年代已經有歐洲人得過諾貝爾獎，胰島素單鏈合成過程，在方法上中國沒有突破，而美國人蛋白質固相合成技術以後得獎是因為方法上創新，而且得到普遍應用。
中國獨立完成了拆合工作。不過，不是最早發表。國外做同樣工作的人先發表，中國當時在大躍進年代沒有及時發表。中國的產量和效率比國外的高。所以中國是獨立做出拆合工作的兩個研究組之一。
拆合不僅是對合成方法重要，而且有理論意義。拆合成功等於證明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 構。諾貝爾獎後來給美國NIH的安芬森，他用尿素變性天然核酸酶A，並能複性，來證明“蛋白質一級結構決定高級結構”這個概念。如果當時把兩個工作結合起 來得獎，也是合理的：一個工作是天然蛋白質變性複性、一個是人工合成的雙鏈可以合起來，兩個工作相輔相成，證明同樣的概念。
很多人以是否得獎來評價人，甚至用是否提名來評價人，對於真正懂科學的人來說，不是隔靴 搔癢、就是花邊新聞。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雖然不是所有時候，但是多數時候是由一群三流科學家組成。因為它曆史悠久，頒獎囊括了很多著名科學家，形成了它 的聲望和權威。實際上，錯誤從開始到現在貫穿諾貝爾獎曆史。就在近五、六年，錯的也不隻一次。得的有錯的，不得的也有錯的。所以，不能單純以得獎名單來說 明某個學科哪個工作最重要。雖然得獎可以影響知名度，真正重要的研究，同行自然多數能判斷。不重要的，就是得了獎，也會被同行中尊重事實的人所鄙視，雖然 一般人不願公開出來說。
諾貝爾獎發錯的頻率，每十年不少於一次。二十一世紀不過六年，生物發獎有問題的就不隻一 次。我碰到過兩次笑話。有一位不該得獎的人在中國演講，學生提問很嚴，其他美國教授私下樂開了，他們不好講的意見，中國學生提問中都體現出來了。還有一次 美國一個教授得獎，他的同事和我一起開會，我提起來，她也笑說從來沒有想到他會得。
所以，諾貝爾獎發對時，可以用來介紹某個科學研究領域。但不是說，當委員會做出低劣的決 定以後，其他人都必須認同、或需要解釋委員會的行為。順便說到，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個“二十一項值得得諾貝爾獎的工作”，有些人誤解成我在預計誰得獎， 其實，我是說什麽工作值得得獎，不是預計。並不難想到有些科學家有能力運動到諾貝爾獎，可是我不覺得他們的工作值得得獎，所以我沒有寫在那篇短文裏。就是 後來他們得了，也不能使懂行的人對其學術水平的評價有所提高。
不得獎，並不表明成就低於得獎的人。胰島素是一例。中國參與做胰島素的幾位主要科學家的貢獻，並不一定低於得了獎的美國科學家。
疾呼公眾道德原則的知識分子
鄒承魯是著名科學家中少數的敢對大是大非問題公開發言的人之一。
各行各業，華裔著名人士，很多都有愛惜羽毛的習慣，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絕不發言。或者隻模糊地、空對空地講冠冕堂皇的話。
鄒承魯長期敢於對公眾事務發言，直截了當，堂堂正正。
他不怕卷入是非紛爭，不怕降低身份，不怕各種報複，不怕流言蜚語。幾十年如一日，實屬難能可貴。
他在學術界內部的人事紛爭中，有些他對，有些他錯，有些談不上對錯。但是那些紛爭不是社會上所熟知的、有廣泛影響的事件。所以要把學術界的人事政治和大是大非分開、和有社會普遍影響的事件分開。
在鄒承魯疾呼的、對公眾有影響的事件上，他都是對的。而且，在有些事件上，取得了成功。
他仗義執言的公眾事件，都依據他有判斷力的事實。
2004年，我和魯白、鄒承魯合寫了一篇有關中國科技體製改革的文章，在《自然》增刊發 表的。這篇文章部分內容是建議科技政策管理和經費管理分家，將科技部升格為政策管理的總理科技辦公室，而將科學經費管理交給自然科學基金。有些人認為這篇 文章得罪了科技部。我和鄒聯係的時候並不知道，當時他正是科技部主持評審的國家最高科學獎進入最後一輪的少數幾個候選人之一。（他曾兩度進入最後一輪。我 也是事後才從其他人那裏知道。）隻有他，明明知道這時做這種文章的作者對他個人隻有壞處、沒有好處，可是他根本沒有猶豫，沒有提過自己有什麽不方便，馬上 同意做作者。他不為個人得失而回避張揚社會責任。能做到這樣不計個人榮辱的人，在現代華人世界，還很缺乏。
基因皇後事件，最早是方舟子網站發起。我聽說後簽了名，然後聯係鄒承魯，我們共同寫了一個短聲明，給來采訪的記者。鄒承魯的公開表態，對當時扭轉中國媒體的報道傾向，起了重要作用。這是成功地擊敗浮誇的一個例子。
核酸營養事件，雖然沒有成功地使詐騙公司關門，但是事後，中國生化和分子生物學界的科學家不再有人公開為騙人的公司做廣告。其中鄒承魯的作用明顯。在他提議下中國生化和分子生物學學會正式立了“家規”，任何人不得以學會名義為公司作廣告。
早年的劉亞光事件、張穎清事件，近年的徐榮祥事件，都是上不得科學界台麵的事情。嚴格地 說，都不是科學界的事情，都是因為中國媒體科學素質較低，或因為有時有不懂行的官僚（有時僅僅是很小的官僚），或因為文化界本身混了一些基本學識太差、而 嘴巴又太大的人，很差勁的事情，也在全國媒體上很熱鬧，興師動眾。鄒承魯不得不出麵批評。他如果不發言，對方就更猖狂。他能不避身份，堅持發言，對低劣的 噪音，有抑製作用。
在中國文化環境欠清靜的情況下，鄒承魯光明正大的表示意見，曾經有時被有些人在暗中放箭、被流言蜚語所害。爭論，要以理服人。不是說鄒承魯公開批評了人，其他人就可以不擇手段地攻擊他。他用的是正當方式，反對他，不能用桌下手段。
鄒承魯堅持為維護公眾利益和社會道德而仗義執言，無論具體例子當時看上去是成功、還是失敗，他的言行，為淨化中國學術和文化界的空氣，做出了貢獻。
鄒承魯的言行，也向青年人和後代立下了一麵明鏡：一個關心社會公德的人，不能凡事都隻顧對自己個人利益；不能因為有點專業成就，就理所應當地以保全自身既得利益為行為準則。
中國，什麽時候達到和文明古國相稱的文化社會環境？
執著追求真理的學者
鄒承魯對人的要求比較高，特別是要求人有才能。才能有限的人，而得到不適當的聲譽、職位，他會提意見。
鄒承魯對成就要求比較高，不算是成就的，或者差勁的東西，碰到他，難免要指出。
鄒承魯要求嚴格尊重事實。對自己這樣，所以不貪功。我曾經搞錯過一次，以為79年他發《自然》論文是國內學者第一次在《自然》發表論文。他馬上向我澄清，使文章得以及時改正。
對他人也這樣嚴格要求，所以“得罪人”。
鄒承魯反對牛滿江，本來已經有公論。近年牛、或者他的支持者企圖借RNA幹擾現象得諾貝 爾獎、鄒承魯去世來反撲。牛滿江曾是美國Temple大學教授。研究發育生物學，學術上有一定水平，但是並不突出。在同輩的華人發育生物學家中，上海細胞 所老所長莊孝惠的水平要高於做過科學院副院長的童第周，而童要高於牛滿江。
70年代，牛滿江曾經推進中美學術交流。在特定時代，做出了一定貢獻。現代青年不能理 解，那個時代，童第周那些國內科學家，常被批判，掃廁所不算懲罰而是勞動。全國很多大學和研究所，沒有清潔工，是老師和學生打掃。牛滿江的到來，有助於改 善童第周等境遇，起碼少掃幾次廁所。好像牛滿江說的一些話上了文件或者《參考消息》，如：科學家不應該參加大掃除、費了老大的訓練不應該掃廁所。而各地的 大學老師、科研人員用這種話去壯膽，還常常不成功，但有個“美籍華人”在上麵說些話，也是莫大的欣慰。
他提出的RNA做誘導分子，曆史證明是錯的。本來也沒有關係，隻是不應該稱為重要成果。 七十年代，他和童第周聯名在《中國科學》發表的論文，說可以通過注射RNA，改變魚的形狀，而且改變是可以遺傳的。這個發現，最根本的在於是否能夠被重 複。隻要能重複，那麽不管當時能不能理解其理論基礎，都是重要發現。當時鄒承魯反對。我在哈佛時聽Gilbert的同事說過，2006年還聽另外一個代表 團成員說：美國一個代表團在中國訪問時，諾貝爾獎得主、哈佛大學教授Walter Gilbert等對牛所號稱的發現提出尖銳的批評。可是很奇怪的是，牛滿江不是通過做更多的實驗，或讓別人做更多的實驗，在國際科學期刊來以科學事實進行 科學探討、科學辯論，而是靠在中國用行政壓力、用媒體運作，令人生疑。中國的官員接見多少次、中文的媒體報道多少回，都不能改變科學事實。有這三十多年的 時間，牛有經費，就應該拿出科學事實來。科學史上，不被人馬上理解和認可的例子不少，都是靠科學事實來說話。我看過童第周論文集，和牛滿江合作的論文很不 合童的風格。童的研究一般創意不大，但是很紮實。如果要猜想，對合作論文的責任，牛為主、童為次。沒聽說童生前激烈為之辯護。
鄒承魯還反對過中國一度認為是青年科學才俊的一位植物生物學研究者陳章良。陳回中國後， 研究水平上不去。不知道是否因為急於求成，他在90年代遠跨本行，研究了恐龍蛋的DNA。如果知道恐龍的生物特性，就會知道其DNA應該和哪些物種比較接 近。如果知道古生物DNA專家如德國權威Svante Paabo的意見，就會知道DNA保存是有限的，遠古的DNA要有特殊條件，才能保存到可以做PCR的要求。陳大概當時不知道這些理論和技術的微妙，從中 國的恐龍蛋樣品裏拿DNA做分析，以為得到了恐龍的DNA，論文好像是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人民日報》等中國媒體很快發布消息。鄒承魯主持科學院生 物學部做過學術鑒定，請多個專家參加，並正式成文，說拿到的不是恐龍DNA，是汙染物的DNA（大意，鄒承魯給我寄過原件）。但是，據說因為中國有機構要 保護回國青年科學家代表，怕挫傷回國青年的積極性，沒有公布。仿佛忘記了，鄒承魯是五十年代英國名牌大學回國青年，回中國幾十年後，做出貢獻，卻不能對 80年代回國青年提出正當學術意見。恐龍蛋事件，不一定是學術腐敗，但是不嚴謹，使科學上不成立的結論得以迅速廣泛地由中國媒體傳播，也不合規範，有浮 誇。陳另外卷入論文涉嫌抄襲事件，不是鄒承魯提出，是其他人在《中國科學報》發表意見。
有個性的人
鄒承魯是有個性、有特色的人。
他在學術界內部的人事紛爭中，有些他對，有些他錯，有些談不上對錯。但是那些不是社會上所知道的、有廣泛影響的事件。
有時，一些和他無關的事情，張冠李戴，怪罪到他頭上了。如袁隆平沒有當選中國科學院院 士，有人根據鄒當時是生物學部主任委員而認為是鄒壓製袁。鄒雖然是生物學部主任委員，但是他沒有參與討論袁隆平的院士評選。據說袁隆平在科學院評選過程 中，主要阻力是農學界，他的討論沒有出過農學組，所以沒有到生物學部層麵討論。
上海生化所的李載平先生，從五十年代起重視核酸研究，是中國較早開始分子生物學的先驅。他沒有評上科學院院士，最後是工程院院士。有些人怪罪鄒承魯。據並非鄒承魯學生、而且和兩人都熟的人說，壓李的人並不是鄒，而是上海的科學家。
在中國文化環境中，鄒承魯為正事提意見，有些人不能區分，用不上台麵的事來反擊、打壓他。鄒反對有些人做院士，不一定他都對，可以說有時他不對。但是他有權利以學術理由來辯論。
鄒候選國家最高科學獎的時候，有人用手機送短信說，百歲老人反對。沒有直接證據說明是百歲老人反對，還是有人用老人做借口。背後的起因，是鄒承魯在科學界提意見，確實得罪了人。
百歲老人為中國科學發展起了作用。但是，和他同輩的人，如生理的馮德培、生化的王應睞 比，其學術不很突出，可以說水平有相當差距。我第一次到他創立的研究所參觀時，被帶到成果展覽室，看到介紹他做“細胞重建”，就提出這不妥當。我在美國約 二十年研究的是神經發育，對早期發育涉獵不少。五十年代，做這方麵的嚐試是有道理的，但是多少年以後仍然說取得了成就，就不妥當。其實，這不妥當，就包括 後人一看就知道“成就”有限。我提這個問題的時候，並不知道鄒承魯因為以前提過類似問題，而因此搞僵了人事關係。這是我們異口同聲的一個例子。或許因為時 過境遷，我沒有受到任何責難，但是當年鄒承魯在他手下工作，就不好受了。當然，我現在這樣寫下來，也不是幼稚到以為沒有人會來責怪我。但是，如果不寫出 來，不懂發育生物的人，有些可能以為鄒承魯沒有緣由地不滿他。據說鄒承魯說過他在國內多年研究不多，很少發表論文，這個情況，大家可以查文獻，看鄒說的對 不對，不用其他人說明。
以學術理由反對鄒承魯得獎是理所應當的。但是企圖把其它紛爭捅到國家部委的正式討論，實在是有辱斯文。如果用人事紛爭、而不是學術成就本身來討論諾貝爾獎，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失去諾貝爾獎。
後記
在2006年出席著名生化學家鄒承魯先生葬禮之前，我隻出席過一次葬禮：那是幾年前華盛 頓大學同事、美國發育神經生物學之父Victor Hamburger去世。我覺得他們有一些共同之處，都比較高齡，一生都追求有意義的人生。Hamburger葬禮上，我印象很深的是他的女兒要大家不用 悲哀，鼓勵大家講101歲老人的趣事。我認為，83歲高齡鄒承魯先生，有豐富的人生，悼念也可以不僅悲哀。
我以前寫過兩篇紀念文章，一篇關於神經生理學家馮德培先生，一篇是神經藥理學家鄒崗先 生。悼念馮先生的文章也是我95年以來中文寫作的開始。兩篇文章都循常規，寫可歌可泣部分。我後來記得讀過原《自然》主編John Maddox的一篇書評，他批評書以一邊倒的方式描寫已故的主角，他認為如果主角有知，都不會同意：太單調乏味了。
所以，我試圖換一個寫法，這不是說換文字的運用，而是內容。我知道自己中文寫作“有特 色”，主要是中文運用不規範，有自己翻譯自己的痕跡，所以自知文字功底弱，隻能祈求內容不同樣的弱、至少能誠懇地表達。有些事情，我問過持正反兩方麵意見 的人，不全之處，責任自然還在我自己。
注：作者2007年2月1日洛杉磯至芝加哥途中完成；原文2007年4月發表於《科學文化評論》。饒毅先生為國際知名的旅美華裔神經科學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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