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中國經濟在過去30多年裏的騰飛，一批超級富豪也逐漸壯大。從經濟角度來說，《福布斯》2010年的全球富豪榜曾估測中國億萬富翁的人數列全 球第二，僅低於美國。如果說這算是一種“榮光”的話，那麽，從社會角度來說，媒體和公眾對這些人的評價卻呈現出兩種極端：一方麵，一些人認為他們大多是 “官商勾結”的暴發戶，另一方麵，也有人對富豪們“艱苦的創業經曆”頂禮膜拜。這種兩極分化的評價背後的問題是：中國的超級富豪到底從哪裏來？
我們選擇的富豪來自：在“胡潤富豪榜”和“福布斯富豪榜”主榜上從2003到2012年，所有曾經在胡潤或福布斯中國內地富豪榜上出現過的有效個案數， 合計211個。雖然不少人對“富豪榜”嗤之以鼻，但我們接下來的分析，隻是對我們目前“所知的最富裕的中國私營企業主群體”（the visibly richest Chinese private entrepreneurs）的分析。
而且富豪榜“原始”的數據並不能直接拿來使用，必須經過一係列複雜的清理和重新資料搜集（比如清除了曾好幾年都出現過的一些個人信息極度匱乏的神秘人物，以及楊惠妍和李兆會那樣的第二代企業家。其中楊惠妍的個案由其父親楊國強代替。）
需要指出的是，這211個個案，既有企業家個人，也有企業家組合。這些組合大多是以夫妻檔（19對）、父子檔（4對）、兄弟檔（4對）的麵目出現，間或有母女（1對）、父女（1對）組合；而更多的則是以“某某家族”的形式出現（16個）。
這是中國的富豪榜相比較其他前社會主義國家（比如俄羅斯、匈牙利、波蘭）的富豪榜的一個“特色”；而其背後所反映的，則是中國家族企業的興盛以及家族企 業內部複雜的產權結構。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家族成員都會被“捆綁”上榜。有些企業是父子創業，但隻有兒子上榜，比如戴皓。
還有一些兄弟是被分開上榜的。除了劉永好和劉永行等四兄弟、呂向陽和王傳福（表兄弟）外，還有黃光裕的胞兄黃俊欽、唐萬新的胞兄唐萬裏、張茵的胞弟張成 飛。能夠分開上榜的，也一般都是“分家”之後股權比較清晰的案例，或者創辦了其他的主要業務。更多地出於實用的考慮，隻保留這些組合的第一個人的名字，對 另一人的信息不再搜集。
這211人的平均年齡是53歲，絕大部分是男性。我們區分了“先驅”和“後來者”，分別指的是1992年之前和之後創業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管是“先驅”還是“後來者”，他們創業的年齡均值都很年輕，分別是29歲和32歲。
家族的力量
結婚或離婚管用嗎？
結婚和離婚自古以來一直被認為是個人或家族獲取或擴大財富的一個重要手段。《新財富》雜誌2012年的“500富人榜”甚至宣稱離婚已經成為中國製造女 性富人的一個重要方式。然而，根據我們所能得到的資料，除一人是因為丈夫意外身亡自己繼承財產而上榜之外（陳金霞），尚無一人僅僅是通過婚變就躋身富豪榜 的。
另一方麵，婚姻確實在財富積累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夫妻共同創業的是主流。女性借助男性家族積累原始資本的情況為主，但也有男方通過與女方聯姻壯大發展的例子。例如，丁世忠就綜合了自身家庭的資助，以及來自妻子家庭的資助。
是一個很典型的夫妻雙方家庭共同扶持創業的例子。丁世忠的父親在福建晉江開了一個製鞋作坊生產“旅遊鞋”。17歲時，丁世忠帶著向父親借的1萬元和 600雙鞋到北京推銷，開始創業。1994年，他揣著賺到的20萬元回晉江，加入嶽父丁思忍創辦的安踏公司。1994年後，丁誌忠先擔任安踏福建的董事然 後當上總裁。2002年5月，丁思忍將安踏福建和安踏中國的權益無償轉讓給丁世忠。
海外關係與“倒爺”
在所有的女富豪中，秀麗·好肯（Xiuli Hawken）的名字最為特殊。秀麗·好肯本名戴秀麗，與英國丈夫結婚後隨丈夫改姓Hawken。她的故事其實本質上與張茵類似。但她顯眼的姓氏尤其提示我們注意到海外關係在富豪致富中的作用。
那些不在中國大陸出生的企業家都被從數據庫中排除了出去。然而，仍然有相當比例的上榜富豪實際上擁有的已經不是大陸身份。這方麵的數據搜集異常地困難，而且肯定隻能做到對“已公開”的情況的分析。
據公開的材料，在211名被調查企業家中，至少已經有46名企業家不是中國大陸身份，占到了21.8%。這當然隻是一個最保守的估計，而且並不包含他們 直係親屬（尤其是配偶和子女）的國籍情況。即便如此，這個比例也高得令人吃驚。其他學者或觀察家對中國富人海外移民規模的推測則要更為驚人。
一些富豪樂於公開自己的外籍身份甚至深受其益（尤其是華人華僑的身份所帶來的便利，比如黃世再），另一些富豪的“海外身份”的曝光則非常的戲劇化，且往往引發激烈的爭議。但無可爭議的是，許多富豪的海外關係都給他們帶來了經濟上的好處。
大多數公開的版本都很類似：一個年輕人在20世紀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跑到海外（非法地或合法地，或半合法的），並在若幹次失敗和成功之後站穩了腳 跟。這些人出境的方式如何其實並不重要，而且事實上在上世紀70年代，沿海地區與境外的聯係和走動就很頻繁。真正有意思的是通過利用海外關係發家，是中國 富豪相對於前社會主義國家（比如俄羅斯、匈牙利和波蘭）富豪們的另外一大“特色”。
富豪們“拚爹”嗎？
出於便利的考慮，我們隻試圖搜尋富豪們父親的信息。有些富豪的父親的信息清晰明了，甚至還非常詳細，有的則不然。還有一些特殊的情況。比如有因自然災難 原因父母雙亡成為孤兒的（如張祥青），有父母感情不和或離婚實際上由單親母親撫養長大的（如黃宏生），有政治運動中父母雙亡的（如黃怒波），也有父親早逝 的（如沈國軍）。對於這些情況，筆者隻能按照其母親的情況或實際的家庭經濟情況計入。盡管如此，仍然有16.7%的企業家的父親的信息完全無法獲知。
我們劃分出八種類型的職業。“城市普通工人”（57人）和“農民或工匠” （26人）屬於一個範疇，都是中國社會分層中的下層。其中一些人的家庭，按照公開材料所述，是極端貧苦。他們合起來83人，占到了39.3%，是所有類別中最高的。
剩下的幾項，則或多或少帶有“精英再生產”的影子。城市或農村中間階層（12.9%）、知識分子（9%）、私企企業主（6.2%）屬於一個範疇。“知識 分子”包括了教師、科研人員、工程師、醫生以及其他的專業技術人員。一些這些家庭出身的企業家將他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家庭的教導，尤其是父母對教 育的重視，或者父母職業對他們的潛移默化。
此外，私營企業主單獨被作為一個類別。當初創建這個類別的時候，主要是為了反映第二代企業家的父輩的職業。但在數據收集之後，筆者卻驚詫地發現，有不少被認為是第一代創業的企業家的父親也是成功的商人。
其中不少人實際上是與其父共同創業（比如姚巨貨-姚俊良父子、潘政民-吳春媛夫婦與潘的父親）。有一些則是在自己開始創業之前，其父親就通過非正規市場 或地下經濟為家庭積累了一定的財富（如魏建軍、黃茂如家族），也直接對子女的商業行為產生了影響（比如戴皓、何巧女），還有人則從家族企業創辦伊始就擔任 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並最終在父輩隱退之後成為企業的“掌門人”（比如馬建榮）。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人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算是“第一代企業家中的第二代”。 他們與那些靠遺產繼承成為富豪的“第二代”的區別是，他們的財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自己獲得的，屬於“創業”的一代而不是“守業”的一代。
黨政軍群企事業高級幹部、中級幹部、基層幹部都屬於公權力部門這個範疇。父親曾經擔任過黨政機構和企事業單位幹部的總人數是33，占總比例是 15.6%，其中絕大多數（21人）是基層幹部。其中隻有兩名企業家的父親可以被算作是高級幹部：恰好一名是所謂的“紅色資本家”後代榮智健，另一位是所 謂的“紅色貴族”王健林。榮智健父親榮毅仁曾於1993到1998年擔任國家副主席。王健林的父親曾經擔任過西藏自治區的副主席。
另外有10人的父親是中級幹部，他們是陳寧寧、潘石屹（夫婦）、馬化騰、朱保國、張湧、黃茂如（夫婦）、戴皓、黃怒波、張克強和劉長樂。雖然這些人的創 業經曆各有不同，但都很明顯地受到其家庭背景的優惠。另一方麵，即便將這些父親是高級和中級幹部的企業家算上，也一共隻有12人，不到總體的6%。大多數 企業家的父親，如果是在黨政軍群和國有企事業單位擔任領導職務的，是基層幹部。符合這一範疇的，有21人。
爺爺輩的塞翁失馬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隻是考察父親的職業，另外一些重要的家庭背景會被遮蔽掉。比如陳寧寧的父親就曾是一名中級官員。但她更為重要的家庭背景，卻來自於母 係。她的母親呂慧是原機械工業部部長呂東的女兒。而陳得以發家的鋼鐵進出口生意，或多或少也與這個家庭背景有關。所以,陳寧寧也可以視為高級幹部家庭出身 ——事實上，陳寧寧在富豪榜上一直是與其母親呂慧合並在一起的，而呂慧掌握著他們公司50%的股份。
事實上，許多私 營企業主的祖父輩都曾在社會主義時期之前從事商業活動，隻是由於計劃經濟的引入，他們的私營經濟活動被中斷了，成了社會主義國營企業的經理人甚至“普通群 眾”，有的還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在中國，尤其是對那些在民國時期曾是顯赫家族或有“曆史問題”的人來說，特殊的家庭背景或早或晚地給他們帶來了政治 上的壓迫甚至災難；但在改革開放之後，這樣的“被中斷”的背景反而變成了一種優勢。
榮智健的故事最為典型。如果隻是 考慮其創業時父親的職業，他當然可以被認為是出身於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家庭。但另一方麵，他的父親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被認為是中國最富有的“民 族資本家”。而在1949年之後，也很長時間被視為“紅色資本家”的典型，受到黨和政府的重用。尤其是在改革開放之後，這些紅色資本家及其子女，又開始了 家族的財富積累過程。
榮氏家族並不是唯一一個在改革開放之後“重新開始”家族在大陸生意的“民族資本家”。在筆者的 數據庫裏，雖然這樣的個案隻有1個，但大量公開的報道顯示，未上榜的富豪還有很多（比如王光英家族、王征家族）。此外，雖然有一些人的祖父輩並沒有榮氏家 族那樣顯赫，但在1949年之前，也仍然屬於富裕家庭。其中最有“戲劇性”的故事可能要數陳麗華。滿族人陳麗華，是正黃旗後裔，但讀到高中便因家境貧困而 被迫輟學，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才迅速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宗慶後的故事則代表了另外一種類別：民國時期非共產黨背景的公務員家庭。宗慶後的爺爺是張作霖的 財政部長。父親在國民黨政府當過職員。1949年後，家庭非常貧困，父親找不到工作，全家隻靠做小學教師的母親的工資度日。1963年，初中畢業後，宗慶 後到一個農場工作，一直到1978年，33歲的他才回到省會，在一家校辦企業做銷售員。1987年，宗慶後帶著兩名退休老師，靠著“承包”校辦企業經銷 部，這才走上了創業的道路。這方麵的例子還有運良-華豐集團董事長任運良。
知識就是財富?
真實的最高學曆有多高？
在中國，一些精英雖然擁有“博士”頭銜，卻從沒有真正地修過博士的課程。而類似MBA、EMBA這樣的課程，則被認為更主要是一種“社交”手段。因此，筆者們統計了真實教育水平，也就是脫產接受的全日製教育。
富豪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之高，超出了筆者之前的預期。有33.2%的富豪至少接受過全日製的大學本科或以上教育。如果將“大專學曆”也算作大學畢業，則 上升到50.2%。其中有17名富豪攻讀了研究生學位，更有3人是貨真價實的博士：邵秋根、張朝陽、施正榮。張朝陽和施正榮還是“海歸”。大學生富豪裏有 40.6%畢業自“精英大學”，占到了全部富豪人數的20.4%。此外，“先驅”和“後來者”的學曆有著顯著差異。1992年之後創業的富豪裏，大專以上 文憑的比例（73.8%）要比之前創業的（42.4%）明顯高出很多。
父親的職業不同，確實會對子女是否能夠上大學 產生顯著影響。中高級幹部家庭的子女12人，有9人上了大學。其中，高級幹部子女裏王健林雖然沒有上“精英大學”，但那是因為他很早就進了部隊，後來的大 學文憑也是部隊時在職讀取的。但低級黨政幹部家庭出身的人沒有都上大學，21人中，就有7人未能上大學。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受“文革”的衝擊，一些幹部 家庭的子女同樣要去農村接受再教育。
中產階層出身的人中上大學的比例也較高。比如，城鄉中產中的27人裏，有12人上了大學。知識分子家庭的19人中，有15人上了大學，其中8人是重點大學。其中一些富豪的回憶告訴筆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對教育重視的結果。
與許多人設想的不同，也有相當比例的工農子弟上了大學。比如，城市工人家庭出身的26人中，有12人上了大學，占46.2%，其中有4人上的是重點大 學。農民家庭出身的58人中，有16人上了大學，占27.6%。正如其他關於教育分層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樣，這些出身相對低下的人當年能夠考上大學，在很大 程度上是當時高考製度還比較公正的結果。
專業對口重要嗎？
“大學生富豪”裏，理工科占絕大多數（約60%）：有7人學習理科（其中6人學醫或學藥學）、49人學習各類工科（其中1人軍校，12人學習計算機或電 子類專業，6人學習生物、生物工程或化學工程類專業，2人學習建築學類專業，26人其他工科專業）。第二大主要學科是社會科學類，主要是經濟學和管理學， 共21人（其中包括了金融財政類、經濟學、經濟管理類）；另有兩人學習社會科學，其中1人法學（修淶貴），1人國際政治（葉澄海）。最後是人文學科，共 14人，包括中文、哲學、外文、美術等。這種專業的分布與1980年代的“工程師治國”的氛圍是吻合的。
富豪創業的 初始部門與其所學專業越接近，說明其所學的專業文憑在其致富中的作用越直接。可以發現，理工科畢業的企業家的創始部門，大多數與專業有著一定程度的聯係。 這在計算機行業表現得最為明顯：計算機-電子類專業畢業的12個人中，除3人創業於房地產業、1人創業於批發零售業之外，另外8人的創業部門均為計算機相 關行業，且至今都以此為主營業務。
醫藥行業的專業對口也很明顯。6人中，有4人從事醫藥製造業，隻有1人從事房地產 業，還有1人從事“裝備製造業”，但生產的也是醫療設備（明金星）。因此可以認為6人中有5人都在從事醫藥相關類產業。此外，其中有一人有中國工程院院士 頭銜（吳以嶺）。可見這個行業對“技能”的要求。
農學與初始行業的關係也很密切。4人中，1人從事裝備製造業（農業機械），2人從事食品製造業，1人從事木材加工業，均為專業對口。
生物化學類也是如此。6人中，除1人從事批發與零售業以及1人從事商業服務業（唐萬裏）之外，1人從事食品製造業，3人從事醫藥業。也是高度的專業對口。
相反，學人文、經濟、管理的企業家的創業部門，大多與所學專業的聯係並不緊密。37名這些專業畢業的企業家中，幾乎沒有從事與本科專業相關行業的。例 如，學習人文學科的15人中，有1人從事裝備製造、1人從事建築業、1人從事計算機、1人從事批發零售、1人服務業、1人製藥業、3人從事批發零售業、6 人從事房地產，非常地分散。學習經濟和管理的21人，3人食品工業、1人裝備製造、2人計算機、1人住宿餐飲、1人商業服務、1人石化業、5人批發零售、 2人金融業、5人房地產。與專業最沒關係的，是房地產業。有21人的創業部門是房地產業，其中僅有1人學習的是建築學，而學習人文學科和經管類學科的，則 分別有6人和5人。
通過上大學進入體製內
本科專業與初始職業之間看似沒有聯係，實際上很多情況下可以通過“創業前最後一份工作”得到解釋。事實上。本科所學專業與創始部門之間的關聯，即便是“強 關聯”，很多情況下毋寧說是與創業前最後一份工作之間的強關聯；而創業前的最後一份工作，往往與創業的部門之間存在強關聯。比如，學醫的明金星，1980 年畢業於山東省醫科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協和醫院當了12年醫生後決定下海。1993年他成立了一家醫療器械公司，從歐洲進口二手醫療器械，經由香港倒賣給 國內的醫院。
明金星的故事，僅僅是眾多類似故事中的一個。這提示筆者注意到創業前最後一份工作，尤其是體製內工作， 對於創業路徑的重要性。是否擁有大學文憑，對於創業前最後一份工作是什麽而言，有著顯著區別。創業前最後一份工作在“體製內”的，絕大多數都有大學或大專 學曆。比如，“事業機關”下海的24人，幾乎全部擁有大學或大專文憑（23人）；有26人創業前在黨政軍群機關工作，其中18人上過大學或大專，占 69.2%；42人在國有企業工作，30人接受過大學或大專教育（71.4%）——進一步的數據挖掘則發現，其中12名沒有大學或大專文憑的，均為藍領工 人。此外，創業前在外資企業工作的9人，8人有大學或大專文憑（其實甚至包括博士）；在自己家族企業工作的4人，有2人也是如此。另外還有6人是在校生或 應屆畢業生創業（或海外畢業）。
政治資本的作用
體製內與體製外的差別在哪裏？
筆者考察了企業家在創業前的最後一份職業的情況。黨政軍群組織26人，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42人，事業單位24人。這三類人的工作單位可以被認為是“體 製內”，合計占到了總人數的43.6%。從這些單位辭職去創業，也就是所謂的“下海”。集體企業或機構32人，外資企業或境外機構9人，私營企業主自身的 企業（一般家族企業為多）4人，其他私營企業或機構12人，個體工商戶50人，學校（在校生或畢業生）6人。雖然集體企業帶有一定的“體製內”色彩，但在 1980年代之後實際上已經很多被“承包”出去，或者需要麵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因此同後麵的五個範疇一樣被視為“體製外”工作，它們合計占到了總體的 56.4%。
如果按照“先驅”和“後來者”區分的話，則在“先驅中”，“下海”的人數有57，占“先驅”總人數的 39.6%；而“後來者”中“下海”的有35人，占57.4%。“下海”者的比例有了很大的提高。這裏麵的差別，主要來自於1992年之後，從國有企業 “下海”的比例有了較大提高，將近翻了一番（從16.7%到29.5%）。此外，筆者發現，1992年之後，從外資企業或境外機構離職自主創業的比例， “後來者”（11.5%）明顯高於“先驅”(1.4%)。而“先驅”中從集體企業（19.4%）或個體工商戶（31.3%）創業的比例，則明顯高於他們在 “後來者”中的同類（分別為6.6%和8.2%）。“先驅”與“後來者”之間的差別，是整個中國私營經濟創業環境變化的反映。
筆者統計的僅僅是創業前的最後一份職業，因此對“下海”人數的估計可能比實際要少。一些人先是從政府部門辭職，但在自己創業做“雇主”之前，曾經有過給 其他私營企業做“雇員”的經曆，甚至一直做到了企業的中層甚至高層，然後再自己創業。比如丁磊。他在1993年畢業於電子科技大學（原成都電訊工程學院） 之後，先是於1993-1995年在浙江省寧波市電信局工作。1995年辭職，到1996年一直就職於Sybase廣州公司，1996年至1997年就職 於廣州飛捷公司，一直到1997年6月才創辦自己的企業——網易公司。李寧同樣也是如此。
下海前富豪的官有多大？
筆者統計“體製內”出身的創業者的行政級別。隻有黨政軍群組織、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事業單位的行政工作人員可能會有行政級別，但這些單位中的“非行政人員”則沒有。村幹部也沒有行政級別，但被操作化為“普通幹部”從而與普通教師、醫生這樣的專業技術人員區別開來。
沒有一人是廳局級以上的官員。隻有兩人是（副）廳級。其中一人來自黨政部門，即葉澄海。但他的“下海”屬於被迫。葉澄海是原深圳市委常委、深圳市副市 長。他一開始仕途平順，39歲時任深圳市委常委兼羅湖區委書記、深圳市副市長。1984年9月，正當仕途春風得意之時，因故被調到湖南省郴州地區任經委副 主任，擔任一個副處級的閑職。1985年，42歲的葉澄海毅然辭職下海，棄政從商。1986年，他在深圳先後創辦絲綢服裝廠、生產驗鈔機的電子廠開始了自 己的致富之路。
另一位副廳級幹部來自國有企業，即黃宏生。黃宏生1976年成為恢複高考後首批進入華南理工大學的大 學生，專業是無線電工程。畢業後，黃宏生進入華南電子進出口公司工作。3年後，28歲的黃宏生被破格提拔為常務副總經理，副廳級待遇。人生和事業都進入春 風得意的階段，但1987年春，在同事驚訝與歎息聲中，黃宏生辭掉了令人羨慕的職位，隻身“下海”，追尋他的商業夢。
處級幹部也僅有6人，分別是王健林、盧誌強、黃怒波、韓敬遠、許家印、壽柏年。前麵三人屬於黨政機關下海。其中王健林15歲即入伍參軍，並且在28歲就 成為了一名正團職幹部。1987年中國軍隊大裁軍，王健林轉業來到大連市西崗區區政府任辦公室主任。1988年，一家負債149萬元的國有住宅開發公司瀕 臨破產，區政府向全區公開招人“承包”。王健林成為這家國有住宅開發公司經理。1992年8月，王健林爭取到了企業改製的機會，這家“國有公司”成為中國 東北地區第一家“股份製企業”（萬達）。盧誌強在1980年3月到1985年6月，擔任過濰坊市技術開發中心辦公室副主任。黃怒波的父親是團級幹部，在政 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黃怒波在插隊之後， 1977年進入北京大學中文係學習。1981年至1990年，先後在中宣部幹部局、外宣局工作，任處長、部黨委委員。1990年後，在建設部中國市長協會 工作，曾任協會所屬的中國城市出版社常務副社長。
後麵四人屬於國有企業的負責人。韓敬遠曾兼任過遷西縣的常務副縣長 和黨委副書記。1982年許家印大學畢業被分配到大型國有企業河南舞陽鋼鐵公司工作。在工廠的10年，從小技術員做起，曆任車間主任、廠長等職。壽柏年曾 於1982年至1998年間在浙江省鄞縣縣政府、寧波市政府辦公廳及中國華能集團浙江公司工作。
總之，那些創業前最後一份工作在黨政機關或國有企業的企業家，除王健林和韓敬遠有將自己“承包”的國營企業改製成私營企業之外，其他人沒有管理層直接收購的現象。他們的行政級別，也都是比較低的。
“富豪”們的中國夢
在美國，許多百萬富翁喜歡向公眾訴說他們白手起家的故事，中國的一些企業家或商業傳記作家也喜歡向公眾展示他們奮鬥過程中的艱辛。另一方麵，許多社會公 眾認為中國富豪的發家背後必定有達官顯貴的影子。筆者的數據發現，至少對這些第一代“筆者所知的最富有的私營企業主”來說，不可否認的是，他們中的絕大部 分，都是從小企業起家，抓住了曆史的機遇，從比較貧困的家庭的孩子，成長為中國最有錢的階層中的一員。
當然，這些人 “卑微”的社會起源，不能夠被誇大。至少有10%的“第一代富豪”實際上來自於現有體製中的上層家庭，或者因為“革命”而“被中斷”的前富裕家庭。此外， 來自“非核心家庭成員”的支持，尤其是婚姻、母係、海外關係的支持，也扮演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一些人在很早的時候，就通過各種渠道移民境外，並極大地受 益於20世紀80年代的價格雙軌製、“倒爺潮”和對“外商”投資的特殊照顧政策。此外還需要注意的是，大多數的富豪在創業之初的“啟動資本”雖然絕對數額 在今天看來非常少，但在當時，仍然是一筆不小的資本。而這些啟動資本，也與他們的家庭網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文化 資本的作用同樣不能忽視。有超過一半的第一代企業家接受過大專以上的全日製教育。盡管理工科“專業對口”的比例在創業第一份工作中體現得非常明顯，但教育 所帶來的效益，也許並不盡然體現為經理人的技能這樣的直接“人力資本”收益。對許多人來說，高等教育的作用是“間接”的：通過當時尚屬公平的高考接受高等 教育，成為他們得以在畢業之後進入“體製內”的入場券。
公立機構的任職經曆，究竟如何給這些億萬富豪們的創業帶來好 處？數據顯示大約有四成富豪在創業前有過在公立機構工作的經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下海”，主要還是因為當時低微的體製內工資或者壓抑的工作環境無法滿足 他們的抱負。最後一份體製內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這份工作既可以提供市場信息和工作經驗，也可以提供人脈。但除了少數個案外，他們中的大多數在 “下海”之初，並沒有超越地方政治層次的強硬的政治紐帶，盡管與地方政府的“合作”（或者在某些案例中，用“卑躬屈膝”更為合適）是他們很多人不得不麵對 的事實。此外，很少有“直接私有化”大型國企的案例，“管理層收購”更是鳳毛麟角。當然，“改製”過程中充滿了其他形式的私有產權的建立策略。
不可否認的是，今天中國的環境之於過去已經有著很大的不同。一些對社會流動持悲觀態度的人也許會認為，未來不再會大規模出現出身社會底層的富豪。筆者現 在無法預測在未來，比如二十年裏，最富有企業家的構成和來源是否會發生實質性的改變——這取決於太多不可確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在 一個健康發展、有活力的經濟體中，總會有一部分來自社會中下層的人——也許他們的出身不會過於“低下”，通過奮鬥，成為新的經濟精英。這也許正是中國夢的 意義所在。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私營企業主群體研究中心副秘書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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