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鄧小平常看哪幾類“內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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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鄧小平看的四類“內參”

所謂“內參”，指一種具有參考性質的內部信息傳播載體及其工作機製。在中國新聞傳播體製中，“內參”是獨特的信息傳播現象，也是中國新聞傳播體製的重要組成部分。還要看到的是，“內參”是我們黨和政府領導下進行治國理政的重要手段，也是了解民意、了解實際的重要渠道。

“內參”的讀者群主要是黨政軍領導層，這決定了雖然其傳播範圍小，能量卻很大。因此，了解中國政情和領導人的工作，不可不知道“內參”機製；了解領導人的思想關注、政治考慮和領導風範，不可不知道領導人的“內參”批示。

從已經公開發行的文集、文稿、年譜、傳記、回憶錄、回憶文章等作品來看，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非常重視“內參”。他們不僅閱讀“內參”，還通過批示“內參”來推動工作，以此作為治黨治國治軍的有效途徑。

由於“內參”常涉機密，且目前相關檔案尚未完全公開，故而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人究竟閱讀和批示了多少件“內參”，我們無從統計。據筆者對已經公開的權威資料的統計，在新時期中央領導人中，閱讀“內參”種類最多的，是鄧小平；閱讀和批示“內參”數量最多的，也是鄧小平。

僅依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的《鄧小平年譜》，鄧小平閱讀和批示“內參”的數量達220件左右，有一半出現在1975年至1978年這三年時間。

鄧小平讀過的“內參”大致有四類：

（一）是新聞單位常規性報送的內部刊物。如新華社每天出版的《國內動態清樣》、人民日報社的《群眾來信摘編》和《情況匯編》及《情況匯編特刊》、光明日報社的《情況反映》、中國青年報社的《青年來信摘編》、上海解放日報社的《情況簡報》等。

（二）是中央和國家機關、軍隊機關創辦的內部刊物。如國務院信訪室編印的《人民來信摘報》、中央辦公廳信訪處編印的《來信摘要》、中央軍委辦公廳信訪處編印的《信訪摘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編印的《信訪簡報》、財政部辦公廳辦公室編印的《信訪摘報》、石油工業部辦公廳編印的《外事情況反映》、教育部辦公廳編印的《人民來信來訪摘報》，等等。

（三）是鄧小平辦公室收到並呈送的各界人士來信。其中既有國外人士、華裔科學家的來信，也有國內各方麵人士的來信；既有獻計獻策的，也有反映問題的；既有要求落實政策的，也有懇請平反冤假錯案的；既有老幹部家屬的請求，也有青年學子的陳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四）是中央領導人之間的相互轉閱。其他中央領導人有時看了刊物的相關內容，作出批語，並予轉閱。在這種情況下，被轉閱者也會看到“內參”的內容。鄧小平這樣做過，也“被”這樣做過。

二、鄧小平批示“內參”的特點

通觀鄧小平的“內參”批示，大體可以看出這樣幾個特點：

（1）、境界高遠，統攬大局，收放自如，舉重若輕，展示治黨、治國、治軍的卓越才能。

鄧小平閱讀“內參”眼光敏銳，並通過批示，或者對有關問題的解決提出意見，或者對糾正工作中出現的錯誤傾向作出決斷。

1975年9月17日，《來信摘要》上反映：中共濟南市委一位領導幹部庇護其子長期逾假不歸部隊。鄧小平看後，當日批示：“告部隊立即予以除名。”（《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下文中的引文，皆引自《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不再一一注明）1977年8月19日，《來信摘要》上反映：北京市黨的十一大代表的產生不符合民主集中製，完全走形式。鄧小平閱後批示：“此類反映極多，值得注意。”並將此件批送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吳德、倪誌富等中央領導人。以上兩個批件涉及黨風、黨建，尤其是後者，鄧小平聽到的反映“極多”，故批送其他領導人，以期引起重視。

一篇篇看似尋常的“內參”，經過中央領導人的“點化”，上升為一個個重大決策。這正是“內參”所發揮的重要作用，鄧小平對“內參”的批示就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

1982年1月5日，陳雲將中紀委報送的題為《廣東一些地區走私活動猖獗》的《信訪簡報》批轉鄧小平、李先念等，並在批語中指出：“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鄧小平當日看到這個批件後，加寫批示：“雷厲風行，抓住不放。”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鄧小平、陳雲等中央政治局常委關於要打擊嚴重走私販私、貪汙受賄等違法犯罪的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就打擊嚴重走私販私、貪汙受賄等違法犯罪活動向全國各地發出緊急通知。

3月24日，鄧小平閱胡喬木轉來的《情況簡報》上刊登的一篇文章《受廈門市委、福建省委某些負責人的阻撓，套購走私珍珠大案無法清查》，批示：“請中紀委抓緊處理，以此為例，作一大案處理。處理要堅決，所有牽涉的人，包括省委書記在內，應即停職，聽候審查（審查結果，如無責任，當然複職）。”鄧小平還對胡喬木等人表示：讚成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打擊經濟領域犯罪問題；四月份不幹別的，專幹這件事。

1986年3月3日，我國科學家王大珩、王淦昌、楊嘉墀、陳芳允等人，致信鄧小平、胡耀邦，就關於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提出若幹建議。鄧小平於5日閱後批示：“這個建議十分重要”，並提議請有關領導同誌主持，“找些專家和有關負責同誌討論，提出意見，以憑決策。此事宜速作決斷，不可拖延”。據此，國家科委邀請部分科學家進行座談。座談中，對選擇高技術項目是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主，還是以增強軍事實力為主，產生了不同意見。4月6日，鄧小平閱關於座談情況的來信，作出批示：“我讚成‘軍民結合，以民為主’的方針。”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綱要》。這就是在我國當代科技發展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八六三”計劃。這個計劃，直到今天還在發揮著巨大作用。

1989年1月2日，85歲高齡的鄧小平在閱讀中央統戰部內部刊物上刊載的《北京市部分民主黨派成員和無黨派人士對“多黨合作”問題的看法和意見》後，批示：“可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成員要有民主黨派的），專門擬定民主黨派成員參政和履行監督職責的方案，並在一年內完成，明年開始實行。”根據這個批示，1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製度的意見》，這是新時期我黨頒布的關於政協製度的曆史性文獻。

1980年3月30日，《來信摘要》上反映：南京軍區準備建造一座豪華的高幹招待所。鄧小平閱後批示：“由中央辦公廳查證，並製止。”4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負責人就南京軍區建造接待用房的情況作出說明，鄧小平閱後，再次批示：“可以繼續建成，建成後撥作旅遊事業使用。設計亦按旅遊標準修改。軍隊內部不應該有這樣豪華的招待所。”4月25日，鄧小平閱一封不同意為中央軍委常委更換奔馳轎車的來信，作出批示：“意見是正確的。此事如尚未執行，應該停止（即告外貿部）。”以上三個批件，足見鄧小平治軍甚嚴。

（2）、關注科技和教育，為新時期科技和教育的恢複與起步付出了特別的心血。

鄧小平重視科學家的意見，善於擇善而從。1984年6月15日，著名科學家嚴濟慈致信中央，說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核廢料運來我國，即使把它埋到人煙稀少的西南地區，也將是後患無窮的。此事是關係子孫後代的大事，有關方麵切不可圖近利而不慮埋下的長期隱患，輕率從事。鄧小平閱後批示：“此事反映十分強烈，應加慎重考慮。”事實證明，鄧小平支持嚴濟慈的意見，所作出的抉擇是富有遠見的。

鄧小平重視教育家的意見，支持他們提出的正確做法。1983年5月19日，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浙江大學名譽校長劉丹、天津大學名譽校長李曙森、大連工學院名譽院長屈伯川聯名來信說，目前我國整個教育投資和經濟建設投資不相適應，尤其是高等教育上不去，滿足不了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對科學技術力量特別是高等科技骨幹力量的需要，故建議中央選定50所左右高等院校列入國家重點項目，集中投資，爭取1990年前建成高水平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

鄧小平閱後批示有關領導同誌考慮，並明確表示：“提出意見，在書記處一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鄧小平的這個建議，對後來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1985年11月初，國家教委所屬36所大學校長反映國家對教育基建投資遠遠不能滿足教育事業的發展需要，鄧小平閱信後批示：“再窮，也要照顧科教經費。”這個批示，後來在社會上演變成兩句話：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大政策，有許多是從教育方麵“撕開口子”的。譬如，1978年5月9日，鄧小平看到《人民來信摘報》上反映北京語言學院部分留學生要求多同中國學生、中國社會接觸一事，批示：“此事應予重視，由教育部調查提出方案（不是一校問題）。”10月14日，鄧小平再次批示，同意有關部門提出的解決辦法。此後，外國留學生同中國學生之間的交往越來越鬆動了。又如，1978年8月，《人民來信摘報》反映上海虹口區模範中學一學生要求自費去日本留學一事，方毅批示：“我看這是可以允許的。”鄧小平看到此件後，批示同意方毅意見。從此，中學生自費留學的途徑開通了。

再如，1980年12月26日，鄧小平看到美國留學生蘭溫蒂反映她和中國學生徐鉻婚姻受阻的來信，批交教育部處理。29日，教育部通知北京大學，允許蘭溫蒂與徐鉻結婚。從此，中國大學生與外國留學生之間婚姻也打開了方便的大門。以上三件事，在今天是很平常的，而在當年卻是大事。這些事充分顯示出了鄧小平當年倡導的“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富有創造性的戰略思考和實踐精神。

（3）、關注人才，高度重視人才使用。

鄧小平對人才問題總是予以特別關注，不遺餘力地解放人才，扶持人才，重用人才。

1978年7月27日，鄧小平看到《國內動態清樣》上反映貴州丹寨汞礦一位技術員取得科研成果卻受壓製一事，作出批示：“請國家科委派人調查，如反映屬實，應從組織上作出明確的處理，對壓製者更應處理。”後經調查屬實，貴州省委決定提拔這位技術員為工程師，撤銷對他壓製和打擊的主要負責人黨內外職務。

鄧小平對一些人才苗子尤為關注。1978年8月10日，高考剛剛恢複不久，鄧小平在《情況反映》上看到：天津南開大學準備破格錄取一位對信息論有創見的人才，但因年齡超過規定，工廠不同意放行。對此，鄧小平作出批示：“請教育部過問一下（選拔和培養人才極為重要）。”這位超齡青年終於跨進了大學的校門。

鄧小平對著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李政道等人的意見十分重視。1979年9月30日，李政道致信方毅說：中方規定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得到的外方資助，由使館按國家有關規定標準開支、不足部分由國家補助、多餘部分上繳的做法，使我大為吃驚，難以置信。獎學金並非薪金，給獎學金是有其固定目的的。10月上旬，鄧小平看到此信後，作出批示：“李政道的意見是正確的。請方毅同誌召集有關部門討論，改變現在的不妥的辦法。”11月初，鄧小平批準了由教育部、中國科學院、財政部、國務院科技幹部局、外交部、國家科委聯合提出的《關於擬改變對出國人員、訪問學者所得獎學金和資助費的處理辦法的請示報告》，自此我國留學人員和訪問學者的外方資助費使用額度問題出現了根本性改變，使之更有利於留學政策和人才政策的落實，受到知識界的熱烈歡迎。

鄧小平不但處理個案堅決，而且還善於從個案中發現普遍性問題，一抓到底，從而推進整個人才工作。1983年11月16日，鄧小平看到《情況匯編》上反映：我國一公費留學生於1982年獲法國巴黎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同年5月回國後一直沒有適當的工作，一年半後又被派回原來工作的陝西富縣廣播站做普通工人。鄧小平得知後十分生氣，隨即批示：“請國務院檢查。天天講缺人，有人不能用、不會用，為什麽？是誰的責任？如何糾正？需要弄清楚。”由於鄧小平的強力支持，不但這位留法博士的情況得到了改善，而且推動了全局性工作。12月20日，中央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聯合發出通知，要求縣級以上黨委的組織、宣傳、統戰部門在1984年上半年對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情況再進行一次認真檢查，邊檢查邊解決問題，真正做到對待知識分子政治上一視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關心照顧。

在第二年的知識分子政策檢查工作中，鄧小平於3月5日看到《國內動態清樣》上刊登了這樣一條信息：著名科學家談鎬生自1965年回國後，政治上得不到信任，甚至受歧視，工作上受到非難，應補發的工資至今未給補發。談鎬生的遭遇對近幾年回國的青年科學工作者產生了不好的影響。鄧小平閱後作出批示：“方毅同誌：為什麽這種情況，現在還不能改正。科學院是些什麽人在管事，請查一下。”第二天，方毅批示有關同誌：“請重視小平同誌的批示，並將情況寫一報告上報小平同誌。”隨即，談鎬生遇到的種種非難獲得了圓滿解決。在鄧小平人才思想的指導下，我國的知識分子政策發生了曆史性的大變化。

（4）、尊重其他中央領導人的意見，相互支持，相互補充，共同促進黨和國家的事業。

對其他中央領導人批示的“內參”，鄧小平該表態的就表態，該支持的就支持，該讚成的就讚成，該強調的就強調，態度鮮明，毫不含糊。舉例為證：

其一，1978年8月2日，鄧穎超看到《情況匯編》上刊登的《“八七會議”到底是在哪裏召開的？》一文，批示道：“據我知道是在漢口召開的。鄧小平副主席和李維漢都是參加那次會議的人，向他們核實一下就明確了。”鄧小平看到鄧大姐的批件後，作出批示：“我隻能肯定是在漢口原德租界一幢一樓一底的小洋房裏開的，哪條街幾號不記得了。可能李維漢同誌回憶得起。”

其二，習仲勳寫信反映大陸派往香港工作的人員中存在違法亂紀問題，鄧小平於1988年7月4日閱後批示：“各方麵反映，派在香港的人和機構（公司等）非常龐雜和混亂，貪汙腐化、違法亂紀的人不是個別的。建議設立一個專門小組，花一年時間，進行整頓，撤回一批機構。對於犯罪的人，不管其後台是誰，都要迅速、從嚴處理，發現一個處理一個，發現一批處理一批，決不手軟。”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