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中國人的一個痛。為文革的事思考了很久，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不能搞“民主自由”。
很多人熱衷於談論文革中的許多悲劇事件，卻對每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演變過程很少分析。這種片麵的文革反思方式，未必能起到防止文革悲劇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促成一場更大規模的文革。
隨著宋彬彬的道歉，最近對於卞仲耘校長受害的具體過程有了比較清晰的曝光，使我們對這一曆史事件能夠進行更深入的了解。
事件基本過程是：卞仲耘校長受到本校教師的舉報，劉少奇派來工作組對學校校長進行鬥爭；毛澤東撤去了工作組，讓群眾自己教育自己；在學生組織的鬥爭大會上，卞校長被群毆致死。
在這一事件中，誰應該對卞校長的死亡承擔責任呢？
1）學生？學生年紀很輕，如果不是受到外來影響，不會做出激烈行為。
2）毛澤東？劉少奇派工作組下基層，整了不少學生和知識分子。毛澤東把工作組招回，讓群眾自己做主，自己管理自己。今天很多人向往“民主自由”，其實當時毛澤東已經做了“民主自由”的實驗。
3）劉少奇？在劉少奇的年代，社會腐敗情況遠沒有現在嚴重，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共產黨不斷地搞運動，把許多問題消滅在萌芽階段。
4）校長和教師？有位女教師同卞校長關係很好，托卞校長把自己的丈夫從外地調到學校，解決了兩地分居。可是她丈夫回京之後同她離婚。這位教師為此同卞校長反目成仇，多次向上級控告。這件事也是工作組來校的導火線之一。
在今天的社會，也會出現普通民眾同基層領導的衝突，很多人為此而上訪但沒有結果。這些人自然希望上級能派員幹預下級的行為。可見派工作組的要求來自民意。
從今天的角度看，無論校長和教師是否有錯，都不應該對她們采取暴力手段，尤其是群眾性的鬥爭活動。群體鬥爭很容易失控。
如果當年工作組隻是下基層調查情況，然後獨立做出處理措施，自然就不會發生後麵的悲劇了。那麽為什麽要搞群眾性的鬥爭呢？一方麵這同共產黨的傳統有關，另一方麵同民眾的“民主”訴求有關，兩者之間也是相互聯係的。
工作組進駐學校，它就不僅僅管某個校長的某一件事情，而是發動群眾，企圖挖掘處理掉所有的事情。這就好比今天反貪，到一個單位，不僅查一個官員在某一件事情上的貪汙腐敗，而且要查這個官員的所有貪汙事件，進而把單位裏所有的貪汙全查一遍。
這樣做看起來沒錯。但是人無完人，每個人都有缺點。一查到底的話，所有的校級領導就全有問題。今天的情況也是這樣，如果把一個單位所有領導全查一遍，恐怕沒有一個清白的。
在當年，這就造成所有校領導全體受批判的情況。歸根結底，這也可以說是“民主”的結果，一個“符合民意”的結果。
在今天，如果某人查出貪汙，接下去就直接送監獄。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人們的“錯誤”沒有達到進監獄那種程度，比如某人與某人“通奸”，隻能算“錯誤”不能算犯罪。因此就出現了“群眾鬥爭”，“幫助教育”這樣一種特殊現象。
但是這種具有“民主精神”的“群眾鬥爭”最終失控了。其結果就是各種各樣的文革悲劇。
回顧這段曆史，最大的經驗教訓就是要限製“民主”，而不是擴大“民主”；要限製“自由”，而不是濫用“自由”。
資料顯示，美國人在建國初期非常排斥“民主”。他們公開反對民主，認為民主會造成社會混亂。文革的後果實際上證實了這些觀點。
現代西方社會為什麽實現了民主呢？根本原因是他們已經建立起了一整套非常複雜龐大的法律體係。通俗一點說，他們已經建立了一整套嚴格限製“民主自由”的規則係統，因此才能實現真正的民主和自由。這就同交通法規一樣，通過紅綠燈和交通警來限製人們隨意行車的自由，才能提供保障交通暢通的行車自由。
西方發達國家對人與人之間的各種可能的衝突做了充分的研究，為解決這些衝突準備好了成熟處理方案，因此，在衝突發生的時候，有辦法順利處理。比如，兩輛車相撞，在中國車主就會出來大吵一場。但美國人不會，他們事先已經得到通知，出了事故，每個人找自己的保險公司，由雙方保險公司公司出麵交涉，當事人隻需把事情經過書麵報告保險公司即可，因此無需吵架。發生交通違章被警察抓住時，如果你對警察的處理不滿意，你可以到法庭上述，具體操作過程警察都會告訴你。這樣一來就避免了很多無謂的人際衝突。
所以，對中國來說，重要的是健全各種法規以及對各種衝突的處理方案。這才是社會發展的正路，也是避免文革的有效措施。
可是，許多“文革研究”把重點放在追究某人的責任，這種做法，其結果是激化社會矛盾，走文革的回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