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年春晚執行總導演呂逸濤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春晚是一直都被重視，隻是今年更加重視了，把它定位為國家項目，這是第一次。我自己覺得，那國家項目是什麽呀，奧運會開幕式是國家項目。”“春晚太重要了，覺得過不好年呢老百姓過不去。”
一個電視台的春節晚會是如何獲得今天這種地位的?
●除了春晚，全世界沒有哪一個電視綜藝節目能成為“民俗”
就好比端午吃粽子，中秋賞月亮，清明掃墓，除夕看春晚已經成為了中國的民俗之一。
除夕之夜的八點，千家萬戶的電視機裏響的幾乎是同一個聲音。從內地到邊疆，從城市到農村，乃至部分海外華人區，所有人在那一刻都端坐在電視機前，開始每年春節的必備項目——打開電視機，看春節聯歡晚會，盡管近年它經常被戲謔地成為“春節吐槽晚會”。
一台晚會沒有辦好，就等於全國人民的年沒有過好。全世界沒有哪一個電視綜藝節目達到了這樣的影響力。
●1956年《春節大聯歡》：春晚的鼻祖
1956年，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推出了一部紀錄電影《春節大聯歡》。在這台聯歡會上，今天的主持人在那時被稱做報告員，而聯歡會上男報告員是演員郭振清。
在這部紀錄電影中，你能數出來的各界名人幾乎都有露臉：老舍、巴金、周立波、杜鵬程、孫謙、陳其通、袁雪芬、梅蘭芳、侯寶林、錢學森、華羅庚、郭沫若、榮毅仁、樂鬆生、郭蘭英、張瑞芳、白楊、趙丹……
《春節大聯歡》稱得上是新中國最早的“春節聯歡晚會”，事實上，在此後曆屆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中還能夠依稀尋到《春節大聯歡》的痕跡。
●1979年，鄧在軍楊潔執導了嚴格意義上的第一屆“春晚”
人們習慣把1983年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稱為“第一屆”，其實這並不準確。
除了“文革”期間停播，從1958年央視成立，一直有春節晚會。1978年中央台複播當年就恢複了春晚，年年在做，規模不一。
1979年，中央電視台就錄製、播出了這種“茶座式”晚會，名為“迎新春文藝晚會”，執導晚會的是周恩來的侄媳鄧在軍以及《西遊記》的導演楊潔。這台晚會才是嚴格意義上的第一屆“春晚”，不過，因為1979年全國的電視機不過485萬台，沒有產生社會影響。
這 台晚會將香檳、交誼舞、鬥牛舞等多個“洋氣”的創意融合在一起，達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效果，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晚會引用了芭蕾舞《天鵝湖》中節奏比較明 快的一段音樂，男女演員換上緊身服裝，表演西班牙鬥牛舞。因為沒有考慮到大家是通過黑白電視看到這段表演，觀眾誤以為男演員沒穿衣服，女演員坦胸露背、穿 著暴露，遭到不少投訴。
●1983年，“造福全中國人民”的春晚首次走向全國
1981年春節前夕，中央電視台和廣東電視台聯合舉辦了一台春節聯歡晚會。這台晚會十分成功，使馬季、鄧在軍等演藝界名人萌生了在除夕之夜舉辦一台麵向全國的大型綜藝晚會的想法。
回到北京後，馬季把這一想法跟央視導演黃一鶴講了一遍。黃一鶴一聽，馬上拍板：“多好的創意啊，如果中央電視台能把這樣的晚會舉辦成功，將是造福全中國人民的大事啊。”
當中央電視台文藝部主任洪民生聽到這一建議後，更是拍手叫絕。於是，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中央電視台任命馬季、薑昆、王景愚、楊勇等作為主創人員，另外，聘請了侯寶林與袁世海作為顧問，開始籌辦1983年春節聯歡晚會。
1983年除夕之夜，首次大規模、有影響的“春晚”隆重推出。後來有人說馬季為春晚立了頭功，是春晚的開拓者之一。
●茶座式觀眾區、未經完整彩排的節目，早年春晚是名符其實的“聯歡”
1983年的這屆春晚，由王景愚、劉小慶、薑昆和馬季主持。它的開場真的像一個“會”：首先是趙忠祥致開幕詞，然後是主持人介紹到場嘉賓，接下來是相聲大師侯寶林講話，再是主持人代表所在行業向全國觀眾拜年;這些“議程”結束，《拜年歌》響起，然後又是主持人介紹到場演員。而主持人和演員的衣飾，絕不可與後來動輒數十萬的造價相比。主持人薑昆的那身行頭，今天的工服也比它光鮮。
當年，黃一鶴想出了四個點子：一是要實況直播，此前，所有的春晚都隻是錄播;二要開辟電話點播;三是起用節目主持人;四是邀請中央首長出席。
沒有絢麗的舞台背景，沒有先進的電腦燈，現場隻有五台攝像機，所有的工作人員加起來不到60人，節目甚至也沒有完整彩排過，但是，茶座式的觀眾區、較低的舞台這些都讓晚會過年聯歡的味道很濃。
在那時多數是黑白的熒屏上，人們看到了李穀一的歌曲《鄉戀》，馬季、趙炎的相聲《山村小景》，胡鬆華的歌曲《馬鈴響，玉鳥唱》，王景愚、薑昆的小品《吃雞》，鄭緒嵐的歌曲《牧羊曲》和《大海啊，故鄉》，嚴順開的小品《阿Q的自白》，劉小慶的歌曲《紅花》等節目。在當時社會政治氛圍還很濃的情況下，這台晚會盡最大可能做到了把“樂”字放在第一，這也成為後來曆屆“春晚”的基本風格。
1983年春節聯歡晚會獲得巨大成功，大年初一，各地民眾互相拜年問好之後，就是急切、興奮地談論這台晚會。綿延至今的除夕固定大戲央視“春晚”，由此奠定;曆時約30年的“新民俗”，由此發端。
●那些年，領導要求的還是“爭取做到讓觀眾不換台”
1984年， 黃一鶴連任春晚導演，這一年的春晚又是在一個特殊背景下開始籌備的。一場短暫的“清除精神汙染”運動還沒結束，同時，中國與英國正在進行香港回歸的一輪輪 談判，黃一鶴在這個敏感而微妙的關口申請由台灣藝人黃阿原、陳思思，香港藝人奚秀蘭、歌手張明敏參加春晚。關於黃阿原做主持人的申請持續了半年，直到臘月 二十七才獲批準。連續兩年的高收視率為央視春晚贏得了雄霸除夕一晚的絕對優勢。
春晚的確是有過巔峰歲月的。1980年代後期到1990年代中期，對全國民眾來說，過年的樂趣幾乎等於“春晚”的樂趣。那時，沒有人會發起“今年除夕看不看春晚”的民調，對除夕之夜還堅守崗位的工作者，人們描述他們的奉獻時往往會說：“過年夜，還在工作，看不上春節晚會……”
黃一鶴曾說：“那時候，沿海省市的電視台都有自己的春晚，北京電視台也錄製了春晚。1983年的時候，北京台台長還說跟我們打擂台，但是在除夕夜，連他們的播放人員一邊播一邊都在看中央台的春晚。”他記得當時領導對他們的要求就是，要爭取做到讓觀眾不換台。
後來，觀眾也不用換台了。
1986年以後，當時的廣播電影電視部有了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製播同類的晚會節目。從此，央視春晚形成製度性壟斷，優勢變質為強勢。30年後，除夕之夜，人們拿著遙控器輪番轉台，卻隻是看到不同電視台轉播這同一台晚會，後者已與“神壇”無異。
●1985年春晚的慘敗，讓“聯歡會”的寬容、創新通通止步
1983、1984年的導演和演員是幸運的。那時候，隻要觀眾打進電話點節目(那時有電話的人也實在是少)，他們就可以無休止地唱下去、演下去，節目的隨意性大到不可想象。劉曉慶和薑昆臨時搭檔《劉海砍樵》，王剛的服裝是借來的，人們團團圍坐成小型茶話會的模式，演員就坐在觀眾席中，需要演出時再上來。剛從政治陰霾中走出的中國人，一點點小樂子就逗得大家放聲開懷。
執導1984年春晚過程中，黃一鶴甚至能對不批港台演員的領導說，“藝術家是要不斷創新的，你要不讓我請港台演員，那我就不當這導演了吧。”
但這些自然，寬容，創新通通止於1985年。
在央視春晚的30年曆史上，1985年的春晚有一種特殊的作用。事實上，地方台除夕夜禁播同類節目的決定，就與那年春晚有關：前兩屆春晚的巨大影響力大概遠遠超出了一台晚會所預期承擔的責任，影響力越大，有效掌控的力量隨之增長，而1985年的失敗所招致的民憤更加深了對失控的擔憂。
看過1984年天安門廣場大閱兵以及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式的黃一鶴打算改變春晚麵貌，把春晚做成一個中國人的嘉年華，形成一個真正的大Party。但結果，在他們當時的技術手段下，這個空間變得昏暗沉重、雜亂無章。在工人體育館舉辦的這台晚會的結果是巨大的失敗，為此，當時晚會的總導演黃一鶴以非黨員身份參加了半個月的黨組會，接受各方批評。一封封批評信用麻袋裝著送往電視台。這一年3月2日的《新聞聯播》中，央視向全國觀眾道歉。
●從電視台決策者到春晚實施者，“安全”成了第一要義
至此，安全、不出錯代替輕鬆、娛樂成為央視春晚的第一要義，可以沒有個性，但誰也不願意冒險創新。從電視台的決策者到春晚的實施者，誰也不敢越這個雷池，而且，整個體製似乎也要從每個環節扼殺可能的風險。
一位跑春晚多年的資深文化記者曾透露，審春晚相聲小品有嚴格的標準：像情景喜劇一樣有好橋段;包袱明顯且甩得快;不能醜化社會;笑了之後還能感覺到有深度;主題不能雷同;不能超時。
2002年春晚，賴聲川的相聲《千禧年，我們來說相聲》被要求反複修改了14次，意識形態的問題，咬文嚼字的毛病，領導喜好的原因，到後來陳雨露實在想不出理由讓賴聲川再改一遍了，“就是因為賴聲川是台灣導演，不能出一點紕漏。”
相聲審查之嚴，可從原文化部長劉忠德對《南方人物周刊》所講的一個例子看出：有兩位相聲演員20多天沒睡覺，排出一個叫《錢》的相聲;而劉忠德在審查時一聽這個題目，立即說不用看了，直接“槍斃”。他說：“沒錢不能辦事，但錢是萬惡之源，幾分鍾能說清嗎，上春節晚會不是找麻煩嗎?”
為了在逼仄下打開新局麵，相聲工作者隻好在形式上另找出路。最明顯的是，把相聲變為小品，在小品那裏，諷刺的功能還具備著。但諷刺的對象越來越偏離藝術的應有品格，有人就指責，趙本山的小品隻應了一句話：“美國的藝術家在挖苦總統，中國的藝術家在嘲笑農民和殘疾人。”
也不能都怪創作者。趙本山的某小品，原本是諷刺鄉長公款吃喝，審查者認為基層幹部很辛苦，不能這麽挖苦;改為諷刺國有企業廠長，審查者說現在國有企業困難，廠長們正滿腹牢騷呢，也不能諷刺;最後改為諷刺“皮包公司”經理。如此下來，節目內涵稀釋殆盡。
●春晚改變了你，你改變不了春晚
此外，審查雖然有可以量化的標準，卻沒有可以量化的操作。
趙本山曾抱怨說，“審查的人老是提一堆不懂的意見，看一個節目時，第一次看都說好，這個不錯;第二次看覺得不好笑了，就進行刪減;看了很多次最後台詞都能背下來了，就覺得不搞笑了，就把節目給斃了。”
指導過兩次春晚的總導演袁德旺曾說，在領導小組的名單中，總導演的名字是排在第十幾個，表態的機會很少。
“領導小組除了有大家可以想象到的中宣部、文化部、廣電總局、央視之外，會有管意識形態的新華社、人民日報等，還會有工口、團口、婦聯等等部門。每個口都會有自己的意見，節目是不是正麵表現了他們的行業，或者表現得夠不夠，一到開研討會，就是他們的天下。”2011年春晚總導演王冼平曾說。
“1983年 春晚，大家團團坐，所有演員坐在環境中，給主演的人當‘托兒’，整個調動大家情緒，這就形成了台上台下特別明確、特別良好的互動氛圍。現在台底下坐的都是 各個讚助商，沒有一個位子能提供給演員，除了‘托兒’，沒這個氛圍，你就覺得不是團團坐，大家一起聯歡的感覺沒有了。”曾擔任過中央電視台春節晚會的策劃 的甲丁說起早年的春晚，還是如數家珍。
連 前段時間強硬到能連發七條微博“怒罵”影評人馮小剛在春晚麵前也“服軟”了。在接受網友提問時，馮小剛說，自己對春晚的改變，遠不及春晚對他的改變。“我 看到一些網上的調查，大多數人還是對我執導春晚有期待，但是我非常想借這個采訪機會，要跟大家講這個問題，我要說我個人的能力，麵對這麽一個有30年曆史的春晚，這麽多年下來，它已經成為了一個新民俗，想改變它的任何一個部分，都是很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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