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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當代小說中的“官場” [複製鏈接]
寒凝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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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和當代小說中的“官場”
[color=#999999 !important]2014-1-26 00:28| 發布者: [color=#999999 !important]龍翔五洲| 查看: 107| 評論: [color=#999999 !important]1|原作者: 李雲雷|來自: 魯迅文學院五屆網絡作家班的博客
摘要: “官場小說”的稱謂出現在1990年代之後，但在此之前，在我們的文學中也存在權力鬥爭的因素，不過卻是以另外一種麵目表現出來的。如果我們從更遠的曆史視野來觀察，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變與異同。
毛時代，鄧時代和當代小說中的“官場”2014-01-25 14:30:26 來源：魯迅文學院五屆網絡作家班的博客 作者：李雲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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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場小說”的稱謂出現在1990年代之後，但在此之前，在我們的文學中也存在權力鬥爭的因素，不過卻是以另外一種麵目表現出來的。如果我們從更遠的曆史視野來觀察，或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其中的演變與異同。
在1980年代興盛的“改革文學”中，我們同樣可以看到權力的爭奪，在《喬廠長上任記》、《新星》、《沉重的翅膀》、《花園街五號》等作品中，圍繞一個工廠、一個縣城或一個機關的主導權，雙方同樣展開了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即使在《平凡的世界》這樣描述新時期農村變遷的小說中，也有一條線索描述省級領導之間的爭鬥。但是，在這裏，我們需要強調的是，在這些小說中隻是存在權力鬥爭的“因素”，因為與後來出現的“官場小說”相比，這些小說中的權力鬥爭並沒有得到突顯，甚至很難讓人意識到。這主要是由於在這些小說中，更為重要的是思想與觀念的鬥爭，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改革還是保守”，是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還是謹小慎微地固守傳統?這構成了“改革文學”的基本矛盾。在雙方的爭鬥中，雖然存在權力鬥爭，但權力鬥爭是依附於思想鬥爭與觀念鬥爭的，是一種次要的因素。
如果以“改革文學”作為比照，我們便可以發現“官場小說”中出現了不少變化。與“改革文學”不同，在“官場小說”中，權力鬥爭構成了小說中最為核心的因素，雖然鬥爭的雙方也存在思想、觀念上的不同，但這一因素在小說中並不占據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無的。權力以及在權力階梯中獲得更高的位置，成為此類小說主人公最高的價值認同。但另一方麵，我們也可以看到，“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也在積極地幹事業，在遇到諸如抗洪之類的事情時(《二號首長》)，他們表現出的決斷與果敢也足以令人動容，但是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他們需要“政績”，另一方麵這些“事業”仍然依附於權力鬥爭，是在這一框架的製約下進行的。
在這裏，涉及到了“官場小說”與“改革文學”的另一個重要區別，那就是在“改革文學”中我們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麵人物，而在“官場小說”中卻幾乎看不到正麵的人物形象。《喬廠長上任記》中的喬光樸，《新星》中的李向南，《花園街五號》中的劉釗等人物，都是時代的弄潮兒，他們敢想敢做，勇擔重任，不僅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獲得了事業上的成功，而且也獲得了女性的青睞，收獲了愛情。其中的優秀人物，比如李向南，更成為了一個時代的偶像。但是“官場小說”中的主人公，無論是朱懷鏡、池大為，還是唐小舟、侯衛東，他們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的“成功者”，但卻很難說是正麵人物，或者說很難以道德倫理加以判斷，他們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放棄“良知”而取得的，同樣，他們可以有不少女人(唐小舟、侯衛東)，但他們卻並沒有真正的愛情，或者說置身於官場中的他們，已經喪失了愛的能力。在“官場小說”中，權力或能力的大小，成為評判人物的主要標準，所謂好人壞人的道德評價在此已經失效。
在“改革文學”中，盡管在“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他們都是在為各自心目中的事業而奮鬥，他們都是出於“公心”或“理想”而非“私利”(雖然“保守派”常常會被醜化或漫畫化)，這樣他們鬥爭的手段便多是能擺在桌麵上的，較少有陰謀詭計。而“官場小說”中的權力鬥爭則不同，首先鬥爭的目標不是“公心”而是“私利”——個人利益的最大化，其次鬥爭的手段則更加多種多樣，其中不乏陰謀，等而下之者更有雇凶殺人等非法手段——這也讓我們看到了權力鬥爭的殘酷性。
以上這些層麵的不同，也決定了“改革文學”與“官場小說”在藝術風格上的不同，“改革文學”中雖然麵臨重重阻力，但總體基調是明朗的，“官場小說”就並非如此。
如果我們繼續向前追溯，可以發現在“十七年文學”中也存在權力的因素，在《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爬在桅杆上的人》等“幹預現實”的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對官僚主義的批判，在《創業史》、《豔陽天》等小說中，也存在著兩條路線的鬥爭。如果與“改革文學”和“官場小說”相比較，我們可以發現“十七年文學”中的權力具有以下特點。
首先，更具“理想性”。我們可以看到，與“改革文學”相似，在“十七年文學”中很少看到權力鬥爭的直接表現，在這裏，權力鬥爭是依附於思想鬥爭與路線鬥爭的，並且受到思想鬥爭的製約。在《創業史》(1960)中的梁生寶與郭振山之間，在《豔陽天》(1964—1966)中的蕭長春與馬之悅之間，最大的分歧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是走“合作化”之路還是單幹——追求個人的“發家致富”，雙方的鬥爭也圍繞這一主題展開，在他們的鬥爭中，很少看到個人權力的因素。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改革文學”中思想鬥爭的敘述模式，是“十七年文學”所開創的。在這裏，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如何重新評價以思想鬥爭或路線鬥爭為主要線索的小說?在以前的文學史研究尤其是十七年文學研究中，大多以強調“階級鬥爭”為名對之加以否定，但在這裏，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參照：(1)在以思想或路線鬥爭為線索的小說出現之前，比如在趙樹理的《三裏灣》(1955)、周立波的《山鄉巨變》(1958-1960)等小說中，我們可以在這些作品中看到對地方生活經驗與鄉村人物的生動描摹，但卻缺少一種整體性把握當代社會的能力與方式，《創業史》等小說中的“思想鬥爭”恰恰提供了這樣一種方式;(2)與1990年代以來“官場小說”中的權力鬥爭模式相比較，“思想鬥爭”的方式無疑更具嚴肅性，也更能夠為人接受。——如果以這樣的視野去看，雖然我們可以批評十七年小說中存在僵化的因素，但也可以對其開創性與重要性有一個更加客觀的認識。
其次，更具“人民性”。無論是“官場小說”中的朱懷鏡、池大為、唐小舟、侯衛東，還是“改革文學”中的喬光樸、李向南、鄭子雲、劉釗，都是整個社會的精英人物，他們處於社會上層，在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資源上都占據優勢甚至是核心優勢，與他們相比，“十七年文學”中的主人公，如梁生寶、蕭長春等都是社會底層的人物。在“改革文學”與“官場小說”中，他們都是被視而不見的人物，是被“改革”的對象，或者“權力鬥爭”的被動承受者。“十七年文學”對他們的生活及其鬥爭的描寫，一方麵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階級利益在文學與政治上的表達，另一方麵也讓我們看到當時的政治不是“精英政治”，而是“民眾政治”，因而更具“人民性”。
再次，更具“純潔性”。在“官場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權力及權力鬥爭的嚴酷內幕，小說中的很多人物都突破了道德的底線。在這方麵，“改革文學”與“十七年文學”中的“鬥爭”雖然也不乏殘酷，但相比之下，卻是光明正大的，雙方都在為理想、為公共事業而奮鬥，而不是為了現實利益，為了個人的利益。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可以發現在這方麵，“十七年文學”比“改革文學”更具純潔性，對道德的要求更高。比如在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1956)，其中反麵人物劉世吾的缺點是“官僚主義”，是“革命意誌”衰退後的油滑世故。《創業史》中的郭振山、《豔陽天》中馬之悅的缺點是“自私”與“世故”，是為了個人發家致富而置“合作化”於不顧。在“改革文學“中，反麵人物的缺點除了政治上的“保守”之外，在政治鬥爭中也是拉幫結派，欺上瞞下，以便鞏固個人的權力與勢力，但這樣的行為尚未不擇手段，也很少突破道德底線。而在當今“官場小說”中，則充斥著買官賣官、貪汙腐敗與欲望橫行。從這些缺點與“底線”，我們也可以看出，當代文學發生了多麽巨大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