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榮譽退休教授 金寶瑜
編者按：
金寶瑜，女，在北京出生於1936年4月10日。1950年隨父母去台灣，1960年東海大學經濟係畢業，1961年到美國就讀於Bryn Mawr大學。畢業前就去工作，1977年取得Bryn Mawr College 經濟係博士學位。之後，在底特律市Marygrove 大學教書，2003 年被受於榮譽教授之後退休。
金博士曾任台灣東海大學經濟係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客座教授，是台灣著名的進步學者，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批判論述頗多，對美國社會有較深的了解，對大陸的社會主義革命亦有研究。近年來，她的較有影響的著作和文章是《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中國農業的發展和問題》、《美國民主政治六講》等。
在鞍鋼憲法誕生50周年的時刻，我們重新討論鞍鋼憲法的重要性是非常有必要的。50年前，毛主席就看出鞍山鋼鐵公司黨委堅持政治掛帥後，實行工人、幹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的改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並把它命名為“鞍鋼憲法”。毛主席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新法提高到憲法的高度，可見他對鞍鋼改革是極端重視的。50年前，我們一般人無法理解鞍鋼憲法的深刻意義；而今天，我們確實認識到鞍鋼憲法是辦好社會主義公有製企業、保障企業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大法，它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我們要深刻了解鞍鋼憲法，還必須先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目前一些專家學者有一種說法，認為鞍鋼憲法是一種企業管理的方法，既可適用於社會主義企業也可適用於資本主義企業，並認為鞍鋼憲法的精華已被一些美國和日本企業所采用，因此現在中國也應該再度重視這種“管理方法”,不要再讓它“牆裏開花牆外香”了，好像鞍鋼憲法已經在牆外香了起來。事實上，日本或歐美所實行的一套工廠管理，絕對不是我們現今所要紀念和實行的鞍鋼憲法。我們千萬不可把鞍鋼憲法看成隻是一種“管理方法”。因為鞍鋼憲法是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得到實施的。
本文首先要說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從而認清為什麽鞍鋼憲法隻有在社會主義公有製中才有可能得到實行。之後，還要討論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資本家在企業中是怎樣處理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係。下麵要著重說明，福特汽車公司是怎樣運用泰勒的“科學管理”來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
到了20世紀70年代，福特製的那套管理辦法已經失靈了，資本主義企業又爭先恐後地向豐田汽車公司學習“瘦身管理”的辦法。不管是福特製還是豐田製，它們都是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和一些專家顧問們設計出來的對付勞工的策略，用來處理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係。這種策略的最終目的，是要用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來增加對勞工的剩餘價值剝削，以便獲取企業的更高利潤。本文最後一節，要進一步討論鞍鋼憲法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劃時代意義。
一、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
要了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還得從所有製談起。目前有不少對體製改革的批評不完全正確，一般是從國有企業私有化的角度出發，有些人用“國退民進”來說明社會上許多矛盾的起因。當然，我們理解從這個角度來批評體製改革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在體製改革進程中，工人們所遭受的苦難幾乎都是由於私有化造成的。人們都看到了，當企業屬於老板私人所有時，企業主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就不惜一切手段來壓榨工人。但是國有製並不等於就是社會主義公有製。因此隻用國有還是私有來分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不正確的，因為國有製也可能是國家資本主義所有製。
改革前，中國的工業企業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公有製是怎樣的一個製度呢？
在社會主義公有製之下，個別企業不是一個單獨的核算單位。個別企業生產所需的材料、能源、廠房、機器設備等都在國家的經濟計劃中統籌辦理。國家根據當時經濟發展的需要來決定要優先生產什麽、各種產品的數量、品種來製定五年計劃。在實行經濟計劃的五年中，有時要作一些調整。經濟計劃可以將有限的資金、生產材料、所需勞動力等作合理的安排。
在社會主義公有製下，生產資料的價格和產品的價格都不決定於價值，也就是說價格不反應價值。企業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需要支付的工人工資（包括各種福利）全部由國家提供。全國各地企業的工人都一律享有八級內的工資和應得的健康保險、住房、子女教育、食物補貼等各種福利。少許工資上的差異隻是根據各地生活費用不同所作的調整，工人的工資基金由國家直接撥發。
因為價格並不反應價值，所以個別企業賬目上的利潤多少和有無虧損並不反應企業經營的好或是不好，也不決定一個企業應該擴張還是應該縮減，甚至關閉。企業的擴張或縮減是根據計劃，不是根據一個企業的利潤還是虧損。舉例來說，當時國家為了促進農業機械化，就在計劃中將農機的價格訂的很低，這樣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才能買得起農機，因此生產農機的企業在賬麵上是虧損的。另外，當時因為物資缺乏，在社會主義計劃下，有限的物資都用來保證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不鼓勵人們在基本生活之上的消費。所以一些不是完全必要的消費品的價格就訂得較高，像一隻手表可能要賣一百元人民幣，以當時的工資來說，這價錢是很高的。把手表價格訂得高，是因為在當年國家物資條件下，不鼓勵每個人都要有手表，不像今天手表價格低到有些人有好幾隻手表。因為手表價格高，生產手表的企業在賬目上會現出很高的利潤。但是，生產農機的企業不會因為“虧損”而減產或倒閉，生產手表的企業也不會因為“利潤”高而擴張。虧損由國家補上，賺錢則將利潤上繳國家。
因為價格並不反應價值，所以企業經營的好壞，有效率或無效率是不能以企業是否賺錢來衡量的。評估一個社會主義企業的經營是否有效率，是以多、快、好、省為標準的。而且每個企業都用它過去的紀錄作基礎，再進一步努力，繼續創曆史新高。雖然不能說每一個社會主義企業都經營的非常有效率，但是至少大多數企業的效率是很高的，一些落後的企業也在努力追趕先進的企業。
每個企業工人的工資福利直接來自國家，企業不能用經營虧損為理由來解雇工人。這就是為什麽在社會主義公有製下，國家可以保證工人的終身職和工人所享有的各種福利。在實行社會主義的30年中，修正主義者不斷地企圖用合同工來取代工人的終身職，他們想出各種辦法來砸破工人的鐵飯碗，並認為如果工廠實行了合同工製，工廠可以隨時解雇工人，用從農村釋放出來的勞動力來替代，並利用來自農村的勞動力來壓低工資和降低生產成本。隻是由於屢次反修的群眾運動，修正主義者的計劃，每次都無法付諸實現。
在社會主義公有製下，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因此，工人生活上的各種需要包括：吃飯、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都是作為生產目的而得到保障，工資和福利都由國家直接撥發，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得到保障，就是社會主義優越性中的重要一項。（社會主義還有更多的優越性，將在另一文中再作說明。）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無論一個國家多麽富有，也無法保障充分就業，因此工人階級從來沒有得到工作保障和免於失業的安全感。在這次經濟危機中，美國有許多工作了幾十年的工人、工程師、甚至低層管理者都被解雇。三年來按官方統計，美國失業的人數增加了800多萬人，並且在失業人中，有40％的人已經失業了6個月以上。事實上，實際的失業人口要比官方的統計高出很多。從80年代初美國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來，勞動生產效率不斷地提高，資本的利潤猛升，但是工人的實際工資停留在原地不動，甚至下降。與此同時，許多大公司除了將生產移向國外，還開始用大量的臨時合同工來取代以前的正規工人，許多大公司將工作大量外包，以求降低成本。承包商也多半雇用不必付福利的臨時工。臨時工在工作忙時拚命加班，公司的生意淡下來時，就幾個月沒事做。這些年來，工人階級隻好用加班、做兩份工、和借債來維持生活水平不下降。其實，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相對的貧窮化。在這次經濟危機的3年間，大批失了業的工人到了生活不能維持的地步，他們曾在大量廣告的宣傳下，靠借錢來消費，失業後無法應付大筆的債，連房屋貸款都付不出，房子就被銀行收回拿去拍賣了，一家大小無家可歸，好多人每天都隻靠一頓的救濟午餐來維持，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階級的絕對貧窮化。
體製改革之後，首先各工業企業都轉為單獨的核算單位，然後改革者鼓勵各企業之間彼此競爭，開拓市場，謀求最大利潤。在企業單獨核算後，企業的利潤成為企業經營好壞的標準，隻有能賺錢的企業才能擴大生產，虧損的企業隻有大量解雇工人，甚至工廠宣布破產倒閉。改革者再進一步將企業廠長和經理的工資獎金與企業的利潤掛鉤，因此廠長和經理就使盡了各種辦法賺錢，包括行賄，再度大規模解雇工人。改革者又允許企業將虧損部門拍賣，隻保留賺錢的部門，企業再度以虧損為理由，將虧損部分關閉，解雇工人。每個企業經營的目的就轉換成牟取最大利潤，不再考慮工人的生活。因為賺了錢就能擴大投資，再以擴大生產規模來獲取更多的利潤。在牟取最大利潤的前提下，即使是國營企業也必須將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看成經營的成本，而“好”的經營者必須想出各種辦法將這成本不斷地壓低。這時我們的精英們就請教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學。精英們說中國的企業人浮於事，必須裁員。當企業轉變成以贏利為目的時，解雇工人，削減工資，拉長工作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取消工人的福利，都是必然的結果。這就是由於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上不同，而必然產生不同的結果。
社會主義公有製也被稱為全民所有製。因為社會主義公有製是著眼於全麵的發展和所有勞動人民的需要。雖然稱為全民所有製並不完全正確，因為工人所享受的工資和各種福利，農民還無法完全享受到。但是社會主義公有製是根據國家計劃，而國家計劃是按照中國經濟全盤發展的重要原則來製定的。全盤發展經濟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生活上的需要，不隻是工人階級生活上的需要，也是農民生活上的需要。不論是工業的發展還是農業的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和提高工人農民的生活，除此之外，加速機械化是為了減輕工人農民的勞動強度。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不論是新的生產設備還是新的生產技術，都是為了增加生產，以便進一步滿足人民的需要和減輕人民負擔這個目的。當然，當時在帝國主義包圍下，中國不得不用一些資源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也是保障人民工作和生活的穩定所必須的。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生產目的上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生產中的勞動程序也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把機器、廠房和生產設備看成是死勞動，其意思是說，當初生產設備是由勞動力製造的，現今這些生產設備內所含的是過去的（已經死了的）勞動力。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機器、廠房等是資本家的私人資本，資本家生產的目的就是為了資本增殖。所以，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進行生產是要活的勞動力為資本（死勞動）增殖服務的。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產業工人不把機器設備當成協助他們生產的工具。事實上，在流水線上工作的工人，把機器設備看成是壓迫他們的東西 —— 是流水線超快的速度控製了工人無間隙地操作，是流水線上過細的分工決定著工人不斷地重複一個隻需幾秒或十幾秒的簡單操作。這是從人類使用工具以來的一個新變化，因為自古以來，生產工具都是為了協助人生產的，工具等於是人的手的延伸，自從人使用生產工具以來，生產工具都是由人來控製的，也就是說生產者控製生產工具。隻有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生產工具反過來控製生產者，也就是說死勞動控製活勞動。這一點在下一節中還要再仔細說明。
在社會主義製度下，機器、廠房等生產設備是為生產者所用的，工人把生產用的機器設備當成幫助他們生產的工具。在社會主義的工廠中，我們看到工人如何愛護他們的機器。前幾年在曹征路寫的《那兒》的小說中，我們看到口述者的小舅對工廠裏的那部機器如何的愛護。這說明了小舅把那部機器看成是他的助手，而不把機器看成是與他敵對的東西。在社會主義時代，我們常聽說工人師傅在星期日或是節假日自動地到廠裏去檢查機器。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放不下心，擔心工廠沒人的時候機器會出什麽差錯，沒有人去照顧。我們也曾屢次看到，在工廠的廠長宣布要關廠時，工人如何保護工廠裏的機器。這樣的事是不可能發生在資本主義工廠裏的。在資本主義的工廠裏，工人最高興的是機器發生故障，因為他們可以趁機會喘口氣。也有很多時候，工人故意以砸壞機器作為一種抗議。
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資本家麵對著一個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基本矛盾。資本要增殖，必須在生產過程中取得利潤，因此資本家必須購買勞動力。利潤是靠勞動者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獲取的，就是勞動者所創造的總價值減去要維持勞動力再生產的那部分（即此時勞動者最必需的生活材料），這就是資本家要付出的工資和福利。要增加剩餘價值，一方麵必須增加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像延長勞動時間、加強勞動強度等；另一方麵就是要降低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工廠管理者的做法是必然和工人的利益相反。所以，雖然資本主義一大堆企業管理的理論，資本主義大學中的商學院有專門設立的管理學係，每年都要製造出許多管理學的碩士來，但是這些管理論述總是不出如何從工人身上壓榨出更多剩餘價值的範疇。企業老板和他們雇的經理還請了心理學家來協助他們，心理學家們也有不少企業管理的論述，他們的主要貢獻就是利用他們對人心理的研究，想出一套辦法來使工人高高興興地接受剝削，而不起來反抗。但是要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資、更少的福利、更長的工作時間和更高的工作強度，隻有在一個條件下才可能達到這些目標，那就是工人不得不依靠這份工作才行。為此，必須有一支龐大的產業後備軍。隻有在失業率高，工人找工作難時，工人才隻好忍氣吞聲地按照資本家的要求去勞動。即使這樣，也無法保證他們不起來反抗。
為了對付工人的反抗，資本家就借助於國家機器來鎮壓。資本主義國家是地地道道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
資本主義是一種資本剝削勞工的社會製度。要維持這種剝削製度的穩定，不能隻靠個別的資本家和經理，它需要一個適合於資本積累的經濟和社會的大環境。這個大環境就是要靠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來創造和維持。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一方麵企圖調和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另一方麵還要調和資產階級內部彼此之間的矛盾。為了便利資本的積累，國家的任務也包括修橋梁、建公路和鐵路、建海港和機場，改進交通和通訊係統。資產階級國家更需要設計一個金融和信用管理體係，還需要一種適合資本主義運轉的教育製度。要維持一個適合資本積累的大環境，就必須有軍隊、警察、法庭等暴力機器來鎮壓工人的反抗、維護資本主義的秩序，還要一套適合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機製。所以，要維持資本主義再生產，就需要建立一套龐大的國家官僚體係。
在美國工業快速發展的20世紀初期，美國的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允許產業工人組織工會（後麵說的技術工人的小型行會組織除外）。當時許多產業工人開始組織起來進行非法罷工（也稱野貓罷工）。特別是到了30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產業工人組織工會已經達到空前的熱潮，發展到資產階級國家無法鎮壓的地步。資產階級逐漸認識到，如果允許工人組織工會，反而有可能比較容易控製工人的行動。工會可以將工人的行動正規化，可以明文規定隻有在與資本家談判達不到協議時才準許罷工，這樣將不會攪亂生產，反而有助於資本家維持生產的秩序，有利於資本積累。因此美國的資產階級國家就通過法律將組織工會合法化。社會上很多的改變都是經過這樣一個過程，先鬥爭，鬥爭勝利了，原本不合法的行動就變成合法了。但是在美國的產業工人工會成立後，政府就千方百計地控製工會，把領導組織工會的積極分子（像美國共產黨黨員）趕出工會，使工會一步步失去了領導工人向資本家鬥爭的能力。
戰後50年代，經濟發展的很快，失業率低，這個時候各工會能為會員爭取到較高的工資增長，在福利方麵也有很大的改善。這時，美國國會就趕緊通過了對工會不利的法律。各大公司像福特、通用汽車公司，各大鋼鐵公司等都加緊進一步機械化來取代工人，使得工會會員不斷減少。到了70年代，一方麵大企業用提高產品售價的方法把高工資的負擔轉嫁給消費者，另一方麵因為美國侵略越南戰爭帶來的政府預算和國際收支的赤字，使得美國的物價上漲失控。這樣的發展無利於資本積累，因此到了80年代初，美國總統裏根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帶頭重新整頓世界資本主義的次序，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由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來為美歐壟斷資本打頭陣，利用由它們所控製的世界金融貿易組織，來迫使全世界國家放鬆或取消對資本的管製，使資本可以在全世界範圍內任意自由流動。美國的資本家就可以加速把生產遷移到發展落後的國家，從墨西哥、南韓、台灣到中國。這時美國的各大公司都不用再去理會工會的要求了，他們隨時以把工廠遷移到別的國家相要挾來迫使工會退讓。在資本帝國主義全球化下，全世界沒有工作的人都成了美、歐、日資本的產業後備軍。與此同時，美國的工人階級逐漸進入了相對貧窮的困境。
這一節主要說明社會主義公有製與資本主義在本質上的不同。在社會主義公有製下，工人階級和企業之間的利益不是對立的，因為工廠的生產的目的本來就是為了滿足工人、農民和一般都市居民的需要，而不是為追求個別企業的最大利潤。在社會主義製度下，企業管理者不是為了最高利潤而用盡一切伎倆來壓榨工人。在經營社會主義的企業時，工廠的管理者不把工人的工資和福利看成是必須不斷壓低的成本。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企業和工人之間是對立的關係，這個對立的關係是資本與勞動力對立關係的具體實現。
二、資本主義製度下針對資本家與勞工對立關係的工廠管理
這一節要介紹在“福特製”下所執行的泰勒“科學管理”，還要說明在這一套管理下，資本家如何處理資本與勞工之間對立的關係。福特製的管理，到了上世紀70 年代出了問題，此後西方資本主義的工廠管理被豐田製的“瘦身管理”所取代。福特製為什麽會出問題？豐田的瘦身管理究竟是怎麽管理的？這一節主要說明資本主義企業內如何處理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係，並討論為什麽資本主義的管理不能解決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係。
福特汽車公司――從一家小工廠發展成大規模流水線生產
福特這位大資本家，是從生產自行車起家的。福特所建的第一個生產小汽車的工廠，每天隻生產一部汽車。到了1909年時，福特汽車公司每年生產11000部汽車，都是用同樣的生產程序。工人首先作好一台汽車的底盤，將底盤放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然後裝上車身，再裝上引擎和各種零件。當年的底盤、引擎、車身和各種零件都沒有一定的規格，所以裝配起來不一定剛好扣合，要靠技術工人敲敲打打才能裝得上去。車的引擎也要靠技術工人一件件地安裝才能完成。技術工人就圍在車身附近工作，非技術工人和學徒就在汽車裝配的地點與工廠放零件、放工具的地方之間跑來跑去。
福特是個有遠見和野心的企業家。他看到這樣的生產效率很低，就開始做各種改善的實驗。他首先將裝配的汽車各部分和各種零件規格化和標準化，所以裝配時就無需技術工人敲敲打打才能裝上去。規格化和標準化是大規模工業生產的一個必然過程，這跟資本主義製度還是社會主義製度無關。福特作為一個精明的資本家，他必須考慮如何降低生產成本。福特在設計未來汽車工廠的生產技術和程序時，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考慮是：如何將原本需要技術工人生產的部分，分割成好多個不需要技術操作的小單元。這樣做，就可以用非技術工人來取代技術工人。20世紀初時，美國的技術工人的人數有限，在工業快速發展的情況下供不應求。當時技術工人擁有自己的工具，而且各行各業的技術工人都已經有他們自己的行會，他們的工資要求高，而且如果資本家要他們加速工作或是降低工資時，他們可以拒絕，必要時可以罷工。
資本家認識到，因為技術工人掌有特殊技術，所以很難控製他們。這些工人不但可以要求較高的工資，而且他們可以對生產程序有一定的控製。譬如說，某件工作一小時可以完工的，技術工人就硬說要兩小時。對工人來說他們幹得快些隻是給老板多賺錢，對自己完全沒好處，他們喜歡工作得輕鬆些，有時停下來和朋友聊一會天，資本家或是工頭看到生產因此耽擱下來，隻能幹著急，卻沒有對付他們辦法。對資本家來說，他購買了十小時的勞動力。工人就應該無間隙地工作十小時。工人的“懈怠”使資本家無法謀求更高利潤，但是因為生產要靠工人的技術，也就無可奈何。到了福特正在設計新自動化工廠時，他很清楚地認識到，如果要加速生產，那必須能夠控製整個生產過程，盡力減低對技術工人的依賴，用隨時可以解雇的非技術工人來取代技術工人。
1910～1913年間，福特在底特律城附近的一個村莊（就是後來的Highland Park 城）蓋了一座新的工廠。這家工廠設置了流水線的設備。在這個新工廠裏，汽車的引擎不再是由一個技術工人和幾個幫手在一個固定的地點完成。新的生產程序將引擎的裝配分割成很多簡單的小步驟，靠流水線的流動操作來裝備。從流水線的頭到尾都站著工人，需要裝配的引擎到了工人的麵前時，工人就完成他的那部分工作。流水線上的工人不停地工作，等走到最後一站時，引擎就已經裝好了。福特最原始的引擎流水線設計，是把需要複雜技術的工作分割成一百個簡單的步驟，每一個步驟都由工人不停的地重複一個隻需幾秒鍾或十幾秒鍾的操作來完成。這樣的新設計，使引擎生產不再需要技術工人了。福特的工頭控製了流水線的速度，使生產一台引擎所需的時間減少一半。
除了引擎，整個車身也是在流水線上完工。福特同樣地將車的底盤的生產分成很多小的步驟，靠流水線上的工人一步一步地完成。他再用控製流水線的速度來降低所需的時間，使得生產一台汽車底盤所需的時間由14小時降到90分鍾。這樣的改革使福特基本上解決了他在生產上對技術工人的依賴。他把大部分技術工人解雇了，用非技術工人來替代。底特律在20世紀初時，有大批來自東歐的移民，大部分新移民在他們自己國家時都是農民，沒有做過工人。這些非技術工人沒有任何組織，不斷進來的新移民把工資壓得極低。求職的工人很多，工廠不怕找不到工人，因此可以隨時將工人解雇。福特公司的工頭用各種規章製度來嚴格控製工人，工人彼此不能交談，連上廁所都要限製，工人遲到或曠工就被扣工資。在這樣的條件下，企業主完全控製了整個勞動程序。工人不但在嚴格的控製下無間歇地生產，而且被工頭欺壓，上工時工頭不把他們當人對待，就連星期日有時還得到工頭家裏去打掃或修理房子，那時的工人所受的待遇簡直和封建時代的農奴沒有多大差別。
福特的工頭把生產線的速度不斷加快，加快到了工人難以忍耐的地步。而且每個工人的工作都極為單調無聊，每天不斷地重複一個隻需幾秒到十幾秒的動作，許多工人實在受不了時，就辭職不幹了。1913的一年中，福特工廠的生產需要1,400工人，就是因為工人上工幾個月就不幹了，福特當年必須先後雇52000工人才能補得上離去的工人。每雇用一個新工人，從招工到訓練，需要一筆花費。為了解決這個工人隨時離職的問題，福特將每小時工資從2.25美元增加到5美元。那個年代從來沒聽說過有這麽高的工資，比一般工廠的工資高出一倍。高工資吸引了從美國各州各地趕來的求職者，在福特大門外排了長隊，有時甚至等上幾天幾夜。從福特的這些做法上，我們可以看出資本家對付工人的伎倆不出兩種：物質刺激和嚴格管製，也就是俗話說的胡蘿卜加大棒。
福特提高工人的工資之後，他的工頭就把流水線的速度再加快。在快速流水線上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的工人，常常累得昏倒過去。這時他們就被工頭拖到工廠門外，反正還有很多工人在外麵等候。雖然一天有5美元的高工資，但是工廠每年隻開工7個月到8個月，夏天工廠停下來維修，汽車銷售量降低時，工廠也停工。等再開工時，工廠重新挑選工人，被挑上的都是年輕力壯的，年紀稍為老的或是體弱的就被淘汰了。所以工人永遠生活在不知何時將會失業的威脅之下。
福特對流水線的設計與泰勒所提倡的“科學管理”有關。福特開始設計新工廠的流水線時，泰勒的“科學管理”已經小有名氣了。泰勒在1903年時就已經成為美國提高生產效率的有名顧問。下麵就把泰勒和他提倡的“科學管理”作些簡單的介紹。
泰勒的“科學管理”是怎麽一回事？
泰勒出生在美國費城的一個富有家庭。他年輕時輟學，到他父親朋友開的工廠當學徒。他的這種行為很不尋常，因為一個富家子弟去當學徒，不是很體麵的事。但是，正是在他當了幾年學徒，後來又當了幾年工人再升為工頭所學到的經驗，奠定了他未來成為出名的管理顧問的基礎。
泰勒出名後到美國國會作證，向議員們講解他的一套“科學管理”。泰勒說，他設計這套“科學管理”的動機，來自他當工頭時對付工人的痛苦經驗，並向國會敘述了這段經驗。泰勒當過幾年學徒後，就在一家鋼鐵廠裏的車床車間當技工。他說，與他一起的有20多個人，工廠每周開工6天5夜，工資是按件計酬。按件計酬，一般對工人不利，因為工人為了多賺點工資就越做越快，加速趕工的結果是降低了每一件的工資。因此在計件工資下，工人必須團結合作，盡量將工作速度降低。泰勒作證時說，我們每天隻做我們能做的數量的三分之一。泰勒被提升工頭後，很誠實地對他工友說：從現在起，我跟你們不站在一邊了，作為工頭，我必須從工廠管理者的立場出發，我將盡一切努力來把生產速度加快。他的工友對他說，“那你就成了一頭該死的蠢豬，我們不會讓你得逞。”
泰勒在國會作證時說，他當了工頭之後，就用各種辦法加快生產速度，工人們也就用各種辦法抵製他。開始時，泰勒訓練幾個新工人，教他們車床工的技術，也教他們怎樣加快速度。可是這些新工人一開始工作就把速度減慢下來。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是跟那些老工人一致的，他們不想為老板拚命賣力。在彼此鬥爭中，泰勒的工友問他，“你若還是工人的話，你會怎樣做？” 泰勒誠實地說，“我會跟你們一樣盡量把工作速度減慢。”這樣的鬥爭持續了兩年多，在這兩年多的時間內，泰勒決定在訓練新工人時，要他們承諾在學會了技術之後，每小時一定得做出一定數量的產品，否則就扣工人們的工資。這樣的做法，終於逼著新工人加快工作。這時，老工人也隻好加快他們的工作速度。然而這場鬥爭並未結束。此後，新老工人聯合起來破壞機器，使得幾乎每天都有機器發生故障。泰勒說，他很熟悉工人這種對付工頭的伎倆。工人們是用這種破壞性的辦法來對付工頭的。他們向老板說工頭已經把生產速度增加到連機器都承受不了的地步。這樣，就把責任推到工頭的身上了。泰勒又想出新招：誰要是破壞機器，誰就要被罰款。在廠方全力支持下，經過3年的鬥爭，泰勒獲得了成功。
泰勒在這場鬥爭中深感到，技術工人對生產有很大的控製權，資方要取得控製權，就要花太多的心血和精力與技術工人作鬥爭。有了這次成功經驗後，泰勒就致力於研究如何把技術從工人手中奪過來。因此，所謂泰勒的“科學管理”，就是研究如何把複雜的技術分解開來，成為很多簡單的步驟。這些簡單的步驟，完全可以由非技術工人來完成。泰勒還進一步研究工人，怎樣在最短的時間裏完成一個簡單的步驟。他要工人做各種不同的操作，然後用運動員那種記時表來測量每種操作需要幾秒鍾可以完成。在泰勒的研究中，他知道不可能所有的操作都不需要技術。但是，他可以用分工的辦法把技術分割開來，不讓任何工人控製一個完整的技術，這就使工人失去對生產過程的控製。
哈瑞•巴雷曼 (Harry Braverman)是位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泰勒的“科學管理”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1974年出版了《勞動與壟斷資本》這本書，上麵談到的有關泰勒的生平及泰勒在國會作證的陳述，就來自這本書。巴雷曼把泰勒的“科學管理”的基本原則進行了3點總結。下麵就對這3點作些解釋：
第一 ，將生產程序與工人的技術分開。
資方經他的經理們盡量從工人當中搜集各種有關技術的資料，並掌握每種生產所需要的時間，這樣就可以對工人進行全麵控製。
第二，將所有需要頭腦思考的工作從生產車間移出，集中在完全由資方控製的計劃部門和設計部門。
巴雷曼說，資方為了取得全麵控製，必須將原來由工人策劃和思考的部分從整個工作中分離出來，隻剩下需要工人動手做的部分。巴雷曼認為這種作法是違反人性的，因為人之所以不同於一般動物就是人在動手之前，先在腦子裏構思和計劃該用什麽步驟來完成一項工作。資方不允許工人構思和計劃，就是為了控製工人。被控製的工人則失去了工作的動力，變成一個不能有意誌的、任人擺布的傀儡。
第三，當資方和資方的經理們掌握了所有有關生產的資料後，他們隻需要列出一個清單，再由工人按步驟去履行。
這樣一來，管理階層就可以硬性規定工人每天要做什麽工作，工作中的每個細節，工人在規定時間裏必須完成的工作。
福特在設計新自動化工廠時，泰勒已經是知名的管理專家了。我們可以看出福特的流水線生產，就是把泰勒的這幾條管理原則付諸實行。
福特製的“科學管理”為什麽失靈了？
從上世紀20年代起，福特和其它大汽車公司都用加快生產線的速度來提高勞動效率。工人對生產程序失去控製，工資又被壓得很低，他們決定隻有組織工會來與資方對抗。上世紀30年代，美國工會運動蓬勃發展，通用汽車公司在1937年承認汽車工會，並與工會簽訂合同。福特延至1941年，才不得不接受汽車工會。有了汽車工會後，工會與資方簽下合同，而合同中就規定了一套規章製度。如果工頭的作為違反了合同中的規定，工人可以起訴，再由一個勞資雙方合組的委員會來裁決。工會每3年與資方簽訂一次合同。在每一次簽訂合同時，工會設法給會員爭取較高的工資和較好的福利。工會也與資方製定了按工齡的高低進行解雇或退休的製度。（資方先解雇工齡短的，工作30年的工人可以退休。）在經濟繁榮的50～60年代，美國的汽車銷售量逐年增加，資方盡量避免工人罷工，怕影響到生產，工會趁此機會為工人爭取增加工資和福利。可是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後，公司就用汽車加價的辦法補回較高的成本。雖然工會成立了，但是它無權挑戰資方所策劃的勞動程序，隻能在資方的一些做法上進行一些小的調整。工會也無權過問資方影響工人的許多重要決定。像資方決定將工廠遷移到工會力量較薄弱的南方，工會也不能阻擋。工會也無權過問資方進一步自動化，用機器取代工人的決定。因此，有工會比沒有工會好，但是工會能夠為工人爭取到的權益，除了工人可以起訴外，也隻限於增加一些工資和福利，隻限於淺薄的經濟層麵，不可能在經濟和政治上作什麽重大的改變。
60～70年代，美國產業工人的待遇同現在比較是相當好的。可是汽車工人和其它大工業的工人，對他們工作的滿意度卻是很低的。他們認為，每天都在忍受著單調無聊的工作，又無法改變這種現狀，工會也幫助不了他們。許多工人到汽車公司打工，就是想趁年輕時苦於幾年，多掙點錢，退下來後再找別的工作。可是結了婚，有了孩子後，開銷越來越大，就退不下來了。我教書時，有一個學生曾在汽車公司工作了10年，他所做的是一種極為簡單、隻需幾秒種的磨工，每天就不斷地重複這幾秒鍾的簡單工作。由於工作時吸進了很多金屬粉末，後來他得了肺部疾病，躺在醫院修養期間，他開始考慮後半輩子是不是就這麽過下去，是不是隻為了多掙點錢，繼續幹那種極為單調無聊又傷害身體的工作。最後他決定辭去工作，回學校讀書。他說，他比他的工友有利的條件是，他沒有結婚，沒有家庭的負擔，所以可以辭去工作。另外，隻有生了病，躺在醫院裏才有時間思考，做出了這個重要的決定。否則，每天下工後都累得半死，吃了晚飯後在電視機麵前發呆一陣子，就得去睡覺了，一天一天的就這樣過去了，沒有精神來想任何事情。
到了60年代末，報紙雜誌上，甚至學術刊物上，開始較多地報道產業工人對工作不滿狀況的信息。這時，除了工廠中的藍領工人用曠工和遲到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外，在辦公室工作的白領工人也有很多抱怨。本來辦公室的工作都是由秘書來處理的。秘書的工作多半由婦女來擔任。她們負責記錄、打字、接電話等。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雖然當個秘書並不是什麽好工作，可是總不像藍領工人的工作那樣單調無聊，工作上有點變化，而且不像生產線上的工人被管製得那麽嚴格。然而，到了70年代初，各大公司為了提高辦公室的工作效率，就采取新的分工辦法。他們不再用個別秘書記錄和打字，而是先由經理采用錄音機把需要的文件錄下來，然後把打字員集中在一大屋子裏，帶著耳機邊聽邊打字。這樣，管理人員就可以控製住她們的工作進度，管理員隨時紀錄打字員的工作時間，打字的速度、和離開打字台的時間。這使打字員的工作不但變得單調無聊，而且必須加快速度，她們對自己的工作完全失去控製，因此她們感受到的工作壓力和疲倦，並不低於藍領工人。我的另一個學生對我說，她本來還滿喜歡她的工作，但是在工作的程序改變後，她再也無法忍受，所以決定回校念書，以便轉業；她還發誓，不讓她的女兒幹這行。
巴雷曼在書中說到70年代初時，汽車公司工人的曠工人數持續上升。根據《財富》雜誌在1970年的一篇報導，通用汽車公司和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平均曠工率達5％，周一和周五更高達10％。還有很多工人遲到，工頭每天早上都得急忙地找替工。工人也常抗拒加班，並常與工頭爭執。還有些工人不高興就索性不幹了。福特在前一年有25％的人辭職，有的工人甚至一天工沒幹完就走了，連工廠欠他的工資也不要了。巴雷曼說，1970年凱斯來與汽車工會簽訂合同時，資方說有一半工人還沒有完成他們90天的試工期就走了。同一年，福特在底特律郊區的一個工廠，每個月有8％的工人辭職，這個工廠為了維持5000個工人，每年必須新雇4800個工人。這些現象都表明，工人越來越不情願接受這種非人的工作環境。
工人的抗拒嚴重地影響到生產效率，因此引起美國政府的注意。美國聯邦政府特別成立了一個專案小組來研究美國工人對工作不滿的問題。這個專案小組對工人的不滿所引起的後果作了如下的報告：
“結果是工人的曠工率、辭職率和野貓罷工不斷地增加，從工人對工廠進行破壞，生產品質低落中，都顯示出工人的工作意願很低。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研究更加證實了工作上的問題已經連帶地引起了其它的問題，包括工人身心健康、家庭的穩定性、社區的參與和社區的凝聚等，而且使人對社會和政治的態度趨向極端化，導致吸毒、酗酒、暴力與其它犯罪不斷增加。”（巴雷曼：《勞工與壟斷資本》第31頁。）
這篇報告很值得重視，它顯示出問題的嚴重性，因此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注意。福特的“科學管理”，用盡了一切手段來控製產業工人，以便擴大汽車業和其它大型工業的發展。一方麵，資產階級大量地並快速地增加了資本積累；而另一方麵，這種違反人性的勞動程序，卻遭到工人的不斷反抗。在資本主義大國的工廠裏，經過近 70年的實踐，證明了福特的“科學管理”，不再能有效地控製工人。因此，資本家必須策劃對付工人的新策略。這就是：一方麵用“全球化”來為資本找到新的出路；另一方麵就是采用豐田製的“瘦身管理”。
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方麵要對付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麵還必須解決在本國內產能過剩，導致無法持續擴大積累的困境。這就是為什麽到了80年代，美、歐、日資產階級國家在全世界範圍內重整了資本積累的大環境，用“全球化”作為他們資本擴張積累的新策略。“全球化”用各種具體的政策來清除壟斷資本在世界各地擴張的障礙，使資本可以自由地將生產移向別國生產，也借此為資本開拓了全世界的市場。“全球化”便利了壟斷資本在世界各地投資，將工業生產轉移到拉丁美洲和亞洲，最後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大量移向中國。
經過30年的發展，資本不斷地將生產從資本主義大國外移。今天在美國、歐盟、和日本能有一份工廠的工作都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大多數的工人都隻好轉移到服務業工作。服務業（除了像一些財經方麵高級服務業外）的工作工資低，而且多半沒有福利。因為到工廠找工作困難，所以有一份工作就謝天謝地了。這樣，就使資本處於有利的地位，較容易使工人就範。“全球化”，一方麵給美、歐、日的壟斷資本擴大了積累的範圍，另一方麵，壟斷資本將許多工廠關閉外移，並可以隨時用工廠外移作為威脅，來迫使工人做出各種讓步，工人不得不接受實際工資的下降和福利的削減，工會也隻好同意資方用臨時工來取代正規工人。資方這種分裂工人的伎倆，使得工人更難以團結，工會的會員不斷減少。在這中情況下，工會已經完全失去了與資方鬥爭的能力。近年來，工會在與資方所訂的合同中節節敗退，工人被逼得無路可走。在工廠內，資方就用豐田製的“瘦身管理”來製服工人。
什麽是豐田製的“瘦身管理”？
“瘦身管理”是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大野奈一（Taiichi Ohno)，在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策劃出來的一套工廠管理製度，也被稱為“豐田製”。日本在戰敗後，一切物資都非常缺乏，因此在生產上一定得盡量節約，這就是“瘦身”這個名稱的由來。豐田製的“瘦身管理”名揚在外，那是80年代以後的事。產生“豐田製”的主要原因，就是上麵所說的70年代時，美國各大汽車公司麵對著難以解決的勞資矛盾，以及與這種矛盾相關聯的產品質量低劣和生產成本過高的各種問題。當時國際汽車市場上，日本的幾家大汽車公司不但迎頭趕上，而且超越了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在1955年時，日本的汽車產量隻是美國汽車產量的1%，而到1980年時，日本的汽車產量已經超過美國。
美國汽車公司的總裁和高級管理，開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想學習日本的管理製度。1983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和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合資在美國的加州建廠，次年投產小型汽車。這個汽車廠是美國第一個采用“瘦身管理”的工廠，取名為新汽車聯合製造公司。（這家合資的汽車公司，下個月就要關門了。）除此之外， 80年代中期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取得了世界幾家大汽車公司和美國、日本、及歐洲政府的資助，開始了對豐田製長達5年的研究。這項研究，調查了橫跨三大洲的90個汽車工廠，研究的結果由三位教授寫成一本名為《改變了世界的機器》的報告。這三位作者大力推崇豐田汽車的生產製，他們用勞動生產效率和汽車的質量來顯示豐田製的優越性。平均來說，日本幾大汽車公司生產一部汽車隻需17個人工小時，美國的三大汽車公司生產一部汽車平均要25人工小時，歐洲幾家大型汽車公司生產一部汽車平均要36人工小時。不但如此，日本公司與美國和歐洲的汽車公司相比較，質量上要少50%的問題。這本書更進一步說，在豐田製下工作的工人，也不像福特製那樣隻能接受從上到下的指令。豐田製將生產分成幾個人的小組來完成，在小組中由工人、技術人員、和小組長一起工作，工人可以發揮一定的自主性。因此，有一些學者就把豐田製宣傳成工廠內的“民主”。在技術方麵，這本書說工人可以掌握好幾種不同的技術，並且輪流做不同的工作，不像福特製下的工作那麽單調無聊。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者們因此大力推薦，他們說所有的汽車公司和其它大型工業生產都應該立刻采取豐田的生產製度。
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一套“瘦身管理”，就因此紅了起來。但是對這個似乎近於完美的製度，越來越顯示出它各方麵的問題，我們應該進一步來探討。豐田製在美國比較廣泛地被采用後，有更多的實際具體的材料，跟隨而來的是對豐田製的批判，特別是從工人立場上的批判。
豐田製生產的座右銘，就是不斷地增加效率和不斷地提高品質。增加效率就是為了降低成本，提高品質就是為了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爭取更多的顧客，以便增加銷售量。銷售量越大成本也就越底。因此豐田製的“瘦身管理”的目的，就是追求更高的利潤。我們從名字上就可以猜出“瘦身管理”的意思，那就是要不斷地除去“多餘的浪費（肥肉）”達到瘦身的目的。“不斷地”是由日本的“Kaizen”翻譯過來的。在實行豐田製的工廠裏，到處都貼滿了“Kaizen”，也就是說，不是達到一定程度的瘦身就可以滿意了，而是必須不斷地無止境地繼續瘦下去。瘦身的範圍包括節省材料、節省空間、節省能源、節省人工等等。長期以來，通用和福特的生產都是為了使生產線不間斷，而在各方麵留有餘地。像在倉庫裏總是有富餘的原材料和零件的存貨，在生產線上也會有幾個後備工人，可以在有人不來上工或遲到時補上。但是對“瘦身管理”來說，這些餘地都是多餘的浪費，都是必須減掉的肥肉。
“瘦身管理”的“無庫存”，就是要將生產時所需要的材料和零件的存貨降到最低，最好是能做到在開始生產需要原材料和零件時，貨車剛好把它們運到，馬上能上生產線。因此，每天早上在豐田汽車公司的生產地（豐田城）的路上，都排滿了運零件的大型卡車，準備給豐田送貨。有人說豐田把公路當成了它的免費倉庫。事實上完全沒有庫存是很難作到的。因為原材料和零件的供給商很難完全準時地把貨送到。但是“瘦身管理”把這個難題交給供應商去解決。供應商為了預防萬一，隻好留一些餘地，但是這個費用隻能由供應商來負擔，由他們來傷腦筋。豐田保持“無庫存”就省去了倉庫，也省去了因保持庫存所占用的資金。豐田在加拿大所設的工廠也是用公路作為它的倉庫，早上也是大卡車在公路上排長隊，準備送貨。有一次這家工廠的工人與廠方發生糾紛，許多工人的家人就起早開了車把公路擋住，使大卡車無法準時把貨送到。
“瘦身管理”在生產程序上把工人分成好多個小組，並且將每個小組工人的人數降到最低，一般小組內有4個到6個工人，並規定每個小組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完成一定的指標，不留任何餘地。所以如果有人不來上工或是遲到，小組裏其他人必須負責加快工作，把損失補上。這樣就使得工人不敢不來上工或遲到，因為他們怕會給組裏其他人增加負擔。資方這樣做，就把工人曠工和遲到的棘手問題反過來交給工人自己處理。工人怕給組裏其他人帶來麻煩或者怕被其他工人罵，即使生了病也常常勉強帶病上工。
“瘦身管理”鏟除了任何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人員，用“瘦身管理”的話來說就是鏟除任何與直接增加價值無關的工人，像機器的維修工人或是清掃工人。在福特或通用汽車這些工作都專門有人負責，但是“瘦身管理”把這些工作都交給工人的小組負責。每個小組有個小組長，小組長的事也很多，他（她）要安排工人的工作時間，如果有工人不來上工，小組長要自己來替補，他（她）還得負責紀錄工人的工作時間，和安排工人加班，就連工人上廁所也得小組長認可。小組長還得負責品質管製，安排機器維修和解決生產上的任何故障。
上麵說過“瘦身管理”必須不斷地減少生產上所需要的資源，不斷地提高生產的數量。譬如說，要生產一定數量的汽車，經過計算要用多少資源。但是在生產時，資方就把所需要的資源減少10%。等到生產能夠順利進行時，資方再把資源減少10%。在對“瘦身管理”批判的文章中，作者把“瘦身管理”稱為“施加壓力的管理”；也就是說，用不斷地抽走生產所需要的資源，來對工人施加壓力，以便取得更高的勞動效率。
渡邊勉（Ben Watanabe) 在日本從事工運，他在底特律見習時，我邀請在我的課堂上演講。他給學生介紹了豐田製的工廠情況。他說，工廠中各處都設有顯示燈來反應生產進行的狀況。如果生產運轉順利不發生故障，會有綠的顯示燈出現。這時負責管理的人就要注意了，因為如果老是出現綠燈，那可能是所安排的資源過多了，這時必須再抽走一些資源，譬如說，再減少工人人數，或將流水線的速度再加快。但是如果工人人數太少，生產線的速度調得太快，因此引起了生產上的故障，顯示燈會出現紅色，那也不理想，因為生產故障會耽擱時間。“瘦身管理”認為這兩種情況都不理想。最理想的是把生產的速度調得盡量的快，又不至於發生故障的程度，在這個最理想的速度下顯示燈出現黃色。“瘦身管理”就是要把生產線維持在顯示黃燈的速度。這樣工人就得在生產即將中斷的威脅下緊張地工作。在日本汽車生產大量增加後，生產管理不斷地瘦身的結果，不但工作的傷害快速增加，而且更多的工人的精神和體力再也支持不下去。渡邊勉說，為了給因過度勞累而猝死的工人提供服務，日本的社會福利部門還特別設了一個電話熱線。由此可見，因過度勞累而猝死的人已經不隻是少數幾個。
一個統計資料也顯示出工人在“瘦身管理”下工作比福特製下還要緊張得多。在福特製的工廠中，平均每一分鍾工人不停地工作45秒，而在豐田製的工廠中，每一分鍾工人不停地工作57秒。對實行豐田製的工廠來說，無止境地瘦身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但是它們把這樣做的惡果轉嫁到工人身上。
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報告中，作者們強調豐田製的民主和工人在生產中的自主性。日本的幾個大汽車公司都在美國和加拿大設廠生產。在這些工廠中日本資方也采用了 “瘦身管理”。這些公司為了表示管理者與工人之間是不分等級的，在工廠中，管理者的衣著與工人一樣，使人進入工廠時分不出誰是管理者誰是工人。而且不像一般美國的工廠，管理階層有他們自己的小餐廳，在豐田製的工廠中，管理者和工人一起在自助餐廳吃飯。這一切都是要表示工廠的民主管理。而且在小組裏工作的工人可以隨時提意見，這是為了說明工人對生產的參與，這些做法都是為了企圖解決福特製下工人的反抗。當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生產的資源並不控製在工人手中，如果工人真正掌權，他們總不會把自己逼迫到快要累死的地步。就連麻省理工學院對豐田製極力推崇的三位教授也承認，豐田製也還是福特製的延伸和更加細致化，使生產更適合今天的不穩定市場和更激烈的競爭，它並不是一種嶄新的工廠製度。因此，所謂“後福特主義”並不代表與“福特主義”截然不同的一種新管理製度。
日本的工廠能實行“瘦身管理”，有它一定的社會基礎。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後，統治階級要日本公民加倍努力，用生產上的優勢來征服世界，以便清洗國恥。日本政府還用國家資源有計劃地來支持各種工業的發展。到了50年代，雖然日本企業已經是現代大型企業的組織，但是這些現代企業也繼承了不少戰前日本家族企業的傳統。企業主替代了家族的家長，他們向工人灌輸企業與工人本是一家人的思想，企業主用終身供職來換取工人對企業的忠心。從戰後到80年代的40年間，日本的工業生產從紡織業，到汽車業，再到電子業超越了歐美，產品征服了世界市場。在出口不斷擴張的情況下，日本的企業主可以實現他們的承諾。所以，戰後日本第一代工人享有終身職，不怕被公司辭退。但是也隻有大工廠的正式工人才享有終身職，在其它小工廠做包工的，工人多半不做全工，而且可以隨時被解雇。大工廠的工人為了表示對公司的感激，也為了自己工作的保障，就忠心耿耿地為資方效勞。日本能在短短的20年間就一躍而成工業強國，一大半都應該歸功於日本工人的勤奮。
到了80年代，日本的各大工業就存在著大量的產能過剩。這時日本的資本就大量轉移到東南亞投資，多餘的資本就投向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到了80年代末，日本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泡沫破滅，從此日本的經濟陷入不能自拔的長期危機，直到今天危機尚未終了。日本的資本家也進一步將生產移向國外。在這20年中，日本的各大公司再也無法維持工人的終身職，日本的經濟和社會在這些年中經曆了翻天的變動，企業與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話從此破滅了。日本公司移到北美生產，在美國和加拿大更難維持企業與工人本是一家人的神話。
“鞍鋼憲法”絕對不是什麽“後福特主義”
在網上看到崔之元教授的一篇舊文《鞍鋼憲法與後福特主義》。在這篇文章中，崔教授是為鞍鋼憲法辯護的。他反駁汪丁丁的看法。汪丁丁認為中國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才能再搞“後福特主義”生產。崔教授在文章中說明，福特式的生太過於僵化，並以垂直命令來實現廠內分工的辦法已經過時了，已經被稱為“後福特主義”的“豐田生產方式”取代了。崔教授還說，“豐田生產方式”不再是用從上到下的垂直命令，而是注重“團隊合作”。他認為“團隊合作”裏有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因此就是“鞍鋼憲法”中的三結合。因此，崔教授認為，“鞍鋼憲法”就是“後福特主義”。
崔教授進一步說明“福特主義”注重“大批量生產”，固然有降低單位成本的好處，但是因為固守這種僵化的大規模生產，使得福特不能應付需求的“多樣化、特殊化和不穩定”。崔教授稱讚“豐田生產方式”的靈活性和對質量的注重。他用裏查•術伯哥 (Richard Schonberg)的話來說明“豐田生產方式”的優越性：
“‘豐田生產方式’的重大創新在於‘即時或無庫存生產’。‘無庫存’的妙處，不僅在於節約庫存成本，更在於即時暴露生產中的質量問題。在存在庫存的情況下，工人可以被動地按照管理者的命令埋頭生產，不問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質量；但是一旦庫存沒有或很少，工人就不得不關心上、下工序的質量，積極互相 ‘團隊協作’，從而及時發現和解決質量問題。”（術伯哥原文，崔之元翻譯）
上麵已經說明了豐田製的生產管理，並不是與福特式完全不同的管理。近年來，“豐田式生產方式”之所以得到資本主義管理學者的讚賞，主要是因為這種生產方式可以降低成本和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除了因無庫存而降低了對資金的占用外，也由於這種生產方式對多樣的產品和不穩定的市場銷售量有較靈活應變的能力。許多西方的管理學認為，從成本和質量上的考慮，這種生產方式與福特製相比有它的優越性，也是日本汽車公司能夠戰勝美國汽車公司的主要原因。
在與汪丁丁的辯論中，崔教授說明福特製需要穩定的市場，而在今天除了計劃經濟之外是不可能有穩定市場的，而回到計劃經濟顯然不是汪丁丁（也不是崔教授）所希望看到的。因此，崔教授對“福特製”的批評和對“後福特製”的讚揚，都是以21世紀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前提的。因為21世紀的市場變化無常，所以“後福特製”的隨時應變能力，可以在競爭中獲得優勢。崔教授也了解到實行“後福特製”有一定的困難。他這樣說：
“‘後福特主義’的‘全麵質量管理’、‘無庫存生產’，恰恰旨在發揮每個勞動者的主動精神……然而，真正使每個勞動者發揮積極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產關係的相應變革，使勞動者能分享工資之外的利潤。這就必然觸犯資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
雖然崔教授認識到要每個勞動者發揮積極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要求改變生產關係。但是崔教授對改變生產關係的理解，是工人可以從資方那邊分到利潤。換句話說，他認為，工人的積極性可以依靠資方的物質刺激起來，因為有利潤可分，就會主動地積極起來。這樣的講法，是與鞍鋼憲法的本質完全相反的。因為物質刺激就是資本主義的胡蘿卜加大棒這種一體兩麵的管製工人的一套。
從崔教授的這篇文章看來，他把工人的積極性看成要靠與資方分利潤才能刺激起來，他把工人對質量的注重看成是由於沒有庫存逼出來的。崔教授看不到工人階級一旦掌握國家政權，成為國家和企業的主人後，就會產生極大的主動性和自覺的能動性。崔教授對鞍鋼憲法的了解和詮釋，顯然是不正確的。
資本主義的任何工廠管理都不可能解決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對立關係
崔教授所犯的錯誤就在於他認為，鞍鋼憲法僅僅是一種工廠管理製度，而這種工廠管理製度既可以適合於社會主義也可以適合於資本主義。他不去分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本質上的區別。在資本主義的企業中，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要獲得更高利潤就隻有增加企業的收入和減少企業的成本這兩條路。在市場競爭更加激烈的今天，增加收入不容易，所以減少成本就更加重要。這就是為什麽比起福特製來，在豐田製裏更是分秒必爭。
崔教授的文章中還提到瑞典的Volvo汽車公司的創新，這家公司兩個工廠的確在勞動程序上作了相當根本的改革，特別考慮到如何便利工人工作，為了減少工人的壓力，他們取消了流水線的生產，並給工人很大的自主權。工人對這樣的改革非常滿意，這是唯一的一家汽車公司在它的兩個工廠內能作到的。但是這家公司的兩廠已經相繼在1989年和1994年關閉了。
在資本主義的企業內，無論用什麽辦法也不可能做到工人把工廠當成是自己的。資本家為了謀求利潤而生產，向勞動者購買勞動力，工人在工廠中給資本家工作8小時或是10小時，就是把這8小時或10小時賣給資本家了。資本家從工人手腦腿腳中所要的，是最大的剩餘價值，也就是要工人在工作時間內創造最大的價值，但要工人領取最小的報酬（工資加福利）。不管是福特製還是豐田製，代表資本的管理階級都必須用各種辦法，從工人體力腦力上擠出最大的剩餘價值。如果做不到這點，就不可能被資本主義管理學所稱讚。這就是為什麽豐田製的“瘦身管理”，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會紅得發紫的根本原因。但是資本主義國家是勞資對立的國家，有代表資本利益的讚美也必然就有代表勞工利益的批判。本文就是從工人立場上對福特製、豐田製的批判。（本文後麵附上一個有關福特製、豐田製的一些書籍的名單。）
下麵一節將談到社會主義企業的生產也要講求效率和注重品質。但是提高效率和品質是實行鞍鋼憲法的結果，並不是實行鞍鋼憲法的目的。
三、1960年毛主席宣布“鞍鋼憲法”誕生的劃時代意義
在記念鞍鋼憲法誕生50周年之際，我們能夠進一步討論這部辦好社會主義企業根本大法的重要意義，是非常令人振奮的事。最近在網上看到好多篇有關鞍鋼憲法的文章。凡是在社會主義工廠做過工人和幹部所寫的文章，在分析上都非常深刻，也非常感人。他們的親身體驗，使他們認識到鞍鋼憲法在社會主義公有製下的特殊意義。但是有少數學者由於缺乏這方麵的認識，他們就把鞍鋼憲法的真實意義曲解了。他們把鞍鋼憲法曲解成一種管理企業的方法，其目的隻是為了企業經營的更有效率。在新中國建國後，各方麵的物資都極其缺乏，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生產當然要有效率，每個企業都要節省資源和人力。這就是前麵所說的社會主義企業要講求多，快，好，省。鞍鋼憲法，從1960年宣布，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才在工廠中普遍實行。鞍鋼憲法的推行，當然增加了企業的效率，那是由於工人把工廠當成自己的，因此願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貢獻出來。
什麽是鞍鋼憲法的實質？為什麽鞍鋼憲法如此重要？
正像許多在社會主義工廠中工作過的工人和幹部所寫的，鞍鋼憲法的實質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社會主義國家就應當是由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國家。而工人階級真正當家作主，他們不但要擁有當家作主的權利，還必須能夠管理國家大事，包括國家的內政和外交。在內政方麵，工人階級應當管理經濟（工業、農業、交通運輸、通訊 金融、貿易、國家及地方的預算等等）軍事、社會各項事宜、以及文化、教育等等。在外交上，工人階級也應當擁有獨立自主權和主動管理權。工人階級要管理那麽多和那麽複雜的事，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做到。因此，在短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的大事，很大部分隻能由工人階級的代理人來運作，那就是共產黨。我們說，短期內無法完全做到，並不是說永遠都不能做到。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成立後，必須立即開始朝著工人階級全麵當家作主的方向進行努力。工人階級可以首先在他們的工作所在地，即工人們所在的工廠裏當家作主，開始處理各種重要的事情。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合理的。鞍鋼憲法就是給工人首先在廠內當家作主提供了若幹關鍵性的具體步驟。
為什麽“兩參”那麽重要？“兩參”是幹部參加勞動和工人參加工廠管理。這樣做，並不是隻為了工廠能夠更有效率地運轉，更重要的是為了逐步取消幹部與工人之間的界限。在資本主義國家裏，管理階層與工人之間始終有一道鴻溝。其根本原因是：管理階層是代表資方的利益，而資方的利益是與工人的利益相對立的。就像前麵講的泰勒經驗，當泰勒一旦升為工頭，他就對他的工友說，從此他必須站在資方的立場來管製工友。在更現代的資本主義企業中，管理階級分成好多層次，有關廠裏的各種事情的決定權在那個階層手裏，都有很明確的規定。而且不同的管理階層的職位，都要求有一定的管理經驗和一定的學曆。因此管理階級一般都是有權的，他們所掌握的權力的大小，決定於他們的階層的高低。管理者意味著他們有學問、有知識。雖然在工廠的實際工作中，他們不見得比工人懂得多。可是普通工人是被看成無權、無學問和無知識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管理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永遠都存在著不可打破的界限。從最初開始，任何一個美國的工業城市，都必然存在著工人住的社區與經理們住的社區之分別（高階層管理者與低層管理者，又有居住社區上的分別）。盡管在“瘦身管理”的小組運作中，用了各種方法要淡化管理階級與工人之間的區別，並加重“團隊精神”，但是在資本主義製度下，管理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那道鴻溝是永遠無法彌補的。有著這道鴻溝又如何“團隊“得起來？因為這道鴻溝就代表著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基本矛盾。
新中國成立之後，工人的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工廠中的幹部對待工人已經不再像解放前工廠內工頭對付工人那樣，可以說已有天壤之別。但是幹部與工人在職位上的分工還是繼續存在的。幹部（管理者）與工人（被管理者）之間的區分仍然是存在的，如果不去改變它，這種區分就會固定下來。而且，如果工人階級在他們的工作所在地都不能當家作主，不能管理工廠的各項事務，那他們怎麽能夠掌管國家事務呢？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掌管國家事務，那他們怎能稱得上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翁呢？因此，鞍鋼憲法中的“兩參”，確實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
與“兩參”連在一起來看“一改”，就不難理解“一改”的重要意義了。“一改”就是改革工廠內不合理的規章製度。任何大型工廠的運轉都需要有規章製度，但是在資本主義工廠裏的一套嚴厲的規章製度，主要是用來對付工人的。在早期福特的工廠中，工頭對工人可以隨意指使，工頭的話就是製度。到了工會成立後，工人的處境改善了不少，工廠與工會所訂的合同中將工廠內的規章製度一條一條地列出來，並且明文規定：如果工人違反這些規章製度，將會受到什麽樣的處罰；如果工頭錯待了工人，工人有權向工會提出訴冤，工會和廠方代表再想辦法解決這些訴冤。因此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一套嚴厲的、主要是針對工人的規章製度，資本主義工廠如何可以運轉起來。
當然，為了確保生產的順利進行和工廠、員工的安全，在社會主義的工廠企業裏也必須有規章製度，隻是必須改革或取消不合理的規章製度，尤其是必須改革隻針對工人的、束縛工人們當家作主的監管製度。資本主義企業的那套規章製度，是用來強迫工人順從私人老板、為私人老板賣命的苛刻法規。而在社會主義企業裏紀律不應該是由外部強加於工人的，而是工人自覺地遵守企業生產經營所必須的規章製度。鞍鋼憲法的實質，就是要工人們當家作主，使工人們意識到，所有社會主義工廠企業，都不再是資本家用來牟取利潤的手段，而是成為給所有的工人們提供生活和福利的基礎。鞍鋼憲法從而激發工人內在的生產、革新的主動積極性和創造性，自覺地遵守各項合理的規章製度。工人們的積極主動性和創造性，就會像孟泰、王崇倫、王進喜、郝建秀等勞動英模一樣地發揮出來，從而創造出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來。所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不是鞍鋼憲法的本質，而是鞍鋼憲法得到實行後所必然產生的結果。
“三結合”是在開展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上，由領導幹部、技術人員和工人群眾一起合作來推進。這一點與前兩點同樣是對工業企業的社會主義創新。在較早的資本主義工廠中，生產必須依靠技術工人。在產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工人們在技術研發上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他們還組織自己的數學研究協會，可以說那時還沒有工程師與工人之間的分工。但是到了20世紀初之後，在福特製的現代化的生產方式下，資方刻意把工人手中的生產技術奪走。因此，在現代化的資本主義大企業中，工人不參與任何有關技術的改革。任何的技術改革都完全操縱在企業主及其管理層的手裏。像福特汽車和通用汽車，都在遠離工廠的地方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泰勒主義就是故意把生產分隔成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兩部分，由資方完全控製腦力勞動部分。泰勒認為，這樣工人就會像一個木偶一樣，完全聽從資方的支配。但是作為人，就是不要被當作木偶，決不甘心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就是為什麽泰勒主義從開始就是注定要失敗的。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就是要逐步消除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廢除由腦力勞動者來指揮、控製體力勞動者的壓迫製度。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絕然分開的社會，就會變成孔老夫子的：“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的黑暗社會。
“三結合”的技術研發，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可以促進科技的發展和生產工具的改進。從表麵看，好像所有的科學技術都是沒有階級性的，而從本質上看，事實正好相反。所有的技術都打下了階級的烙印。像福特研究的流水線操作技術，就是專門為了對付工人的。要求工人參與研究的技術，就是要剔除那種專門對付工人的技術。此外，“三結合”還有更重要的意義，那就是要逐步消除工廠內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分工。在工廠內如此，在社會中也是如此。一個理想的社會，必然是要求能夠促使人全麵發展的、具有最大潛力的社會，必然要求使每個人都有獨立思考的能力。一個理想的社會，決不容許一批專門用腦的人來策劃、指使、壓迫被他們認為沒有腦子的、愚蠢的人。
很顯然，鞍鋼憲法的實施，必然會遭受持有資產階級偏見的人們的強烈抵製和反抗。因此，鞍鋼憲法首先要求社會主義企業的工人和幹部，努力提高政治覺悟，堅持政治掛帥和以階級鬥爭為綱。隻有在社會主義公有製的前提下，鞍鋼憲法才有可能得到推行；也隻有遵照鞍鋼憲法的要求，不斷改革企業裏的不合理規章製度，逐漸取消生產指揮者與生產勞動者之間得區分，鞍鋼憲法才能夠得到切實的推行。
慶祝鞍鋼憲法誕生50周年的重大意義
今天，我們重新來認識鞍鋼憲法時，決不可把鞍鋼憲法看成隻是一套狹義的工廠管理方法。鞍鋼憲法有它更為廣泛深遠的意義。確立鞍鋼憲法，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個重要的環節。隻有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製普遍建立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普遍推行鞍鋼憲法，也隻有在鞍鋼憲法能普遍推行時，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比較鞏固和健全的社會主義公有製企業。鞍鋼憲法的誕生，表示中國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上踏出關鍵性的一步。在中國社會主義的實踐中，證實了堅持走社會主義的人必須堅持與修正主義鬥爭。鞍鋼憲法是同主張物質刺激、反對政治掛帥，主張一長製、主張采用臨時工、反對職工終身製、極力要求砸毀職工“鐵飯碗”等資本主義傾向的政策進行鬥爭的結果。鞍鋼憲法誕生後，這種鬥爭仍在繼續，直到今天也沒有停止過鬥爭。
鞍鋼憲法是毛主席領導的社會主義改革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毛主席領導的所有的社會主義改革都是創新的，都是在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嚐試過的，鞍鋼憲法也不例外，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任何國家在工廠裏做過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嚐試。因此，鞍鋼憲法和其它社會主義革命一樣，都是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此，我們能在鞍鋼憲法宣布50周年後，不但慶祝它的誕生，並且再度討論它，使它發揚光大，是極為有意義的事。
目前資本主義正在經曆著前所未有的、嚴重的、並且將會持續很久的危機。這次危機不僅是經濟上的，在美、歐、日國家內也正在經曆著政治的和社會的危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資本主義大國借“全球化”之名，加強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將它們的危機加速地轉嫁給經濟發展落後的國家。在這30年中，落後國家的人民受盡了一次次危機的襲擊和曆次危機帶來的苦難。落後國家的廣大人民進一步認識到，他們的苦難來自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本國統治階級的壓迫。他們看到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世界上將會經曆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決戰，在這個決戰過程中，落後國家的廣大勞動人民和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是取得社會主義勝利的主要力量。這將使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又一次改革，包括鞍鋼憲法將被普遍推行，將再度大放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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