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建國之後，到1956年，經濟真的搞得不錯；剛才有同學提到論十大關係，裏麵還是有不少幹貨的，不過那個主要是對經濟情況和裏麵的問題的總結，還沒有達到對經濟總體分析的哲學高度。
看當年美國的建國，也可以看到，打江山建立國家的人，和運作國家的人，是不一樣的，美國當年的幸運，是因為出了個天才，叫做漢密爾頓，而華盛頓這個軍頭，當然權威還在，基本上就是全部按照漢密爾頓的意見治理國家。
中國剛建國當時的情況，其實就是大部分都是打江山的，懂得管理的人才及其缺乏，當然陳雲，是一個有經濟哲學思維的人，他的鳥籠經濟理論是非常有見地的，但是具體操作的人，還是缺乏。
比較有能力管理國家的，估計首推是高崗，其次就是鄧小平、饒漱石、習仲勳。
但是之前的情況，就是公私合營的形式，基本上，就是國家的經濟活力，是靠私人企業家們來推動的，但是為了解決無序競爭，是靠中央，或者各大區的有限的計劃來補充的，當時的情況，就是工商業企業裏麵，有私人老板的大頭，有工人們的股份，有政府的部分股份，這個在今天，就叫做混合型經濟體製。
十八屆三中全會，推出的東東，其實就是要回到那個時代的樣子。
我寫“毛澤東時代經濟”，就是寫到了，薄一波這個稅務局長，因為私人工商業的稅收上不來了（有的被搞跨了，有的背國企馬甲逃稅了），就要收國企的稅。
結果就被地方諸侯，告狀到了毛主席那裏，而這個變化，其實當時是沒有通報毛主席和上麵的政治局常委，是周恩來的政務院一手經營的，這個事件導致了地方的逼宮，要把老周給幹掉，當時各部想搞蘇聯的部長聯席會議形式，取消政務院，其實這裏就是後來出現的中央地方博弈的白熱化的開端。
在1956年之前，因為外敵壓境，內患未除，所以新政權還沒有能力自己獨攬大權，實施自己的新經濟政策，政府係統，仍然任命了大批的舊政府的公務員在中低級，高級官員，還有不少打醬油的民主黨派的統一戰線同學，自然在經濟上，依賴資本家的力量也比較厲害。
這個時候，黨內對經濟路線的發展還是有相當分歧的。
比如國家主席劉同學，就娶了大資本家的女兒，聯姻了哈，結果他扮演的角色，就相當於民國政府的宋子文的角色，就是為工商界資本家代言；還有就是榮毅仁同學，在上海金融戰上幫了陳雲和陳毅一把，也在新政府裏麵有很大發言權。
這個時候，因為分歧大了，最後妥協的結果，反而是比較優化的。
但是可以說，當時全黨的同學，都是被馬克思同學給忽悠糊塗了。
應該是社會主義改造進行得太快，違背了當年要多少多少年才可以完成的原定計劃，這裏，主要是一幫決策人的主要錯誤，就是用了政治運動的方法，來搞經濟，所謂抓革命，促生產。
其實，這個是中國傳統儒家的弊病之一，就是認為隻要搞好了道德，修身養性，無所不利，但是問題在於這種想法，忽略了普通人民物質的欲望。
因為大部分人，是要過好日子，更多的錢，更多的享受，才會努力去促生產的。
當然，你有鄧稼先，你有焦裕祿，你有王進喜，這些是模範，是人類道德的典範，你可以要求大家去學習，但是不要指望大家可以趕得上。
但是問題是，如果你不學習，趕不上模範，就要批鬥你，來個靈魂深處鬧革命，就不像話了。
最後就是抓革命之後，大家就利用革命的口號，把毛主席當大殺器祭出來，中央各部門鬥爭，中央和地方鬥爭，地方各勢力鬥爭，群眾內部，也趁機上綱上線，打擊報複，結果兩個人搶女朋友，搶輸了，結果也抬著毛主席神像，到你們家踢門了。
所以泛政治化，泛道德化，是要不得的。
看到大家爭論對曆史的評價，也是看到這種泛政治化，泛道德化，在吵架的雙方身上都存在。
大同社會，按照孔子的看法，是永遠不會出現的，對人類道德水平的要求太高，所以隻有小康社會，是現實中可以達到的。
因為社會的很多科技進步，不是某發明家特別有道德和愛心，很可能是該同學特別貪財，想發財。道德學家，永遠解決不了的問題，就是人性被道德化了，就沒有人性了。
你不能要求全世界的人，都是道德完人，當然沒有部分道德高尚的人，整個人類可能就沉淪了，就是所謂度的問題，或者說，就是人類生活的悖論。
你說，大家都有老婆了，看到美女也一樣起淫念，流口水。這個就是人性，有很多的人性，是沒法用道德給抹殺的，你玩成歐洲的中世紀，現在的穆斯林，中國過去的文革，都是靈魂深處鬧革命的東東，也是違背人性的東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