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我猶在生——從胡傑紀錄片新作《我雖死去》說起

2006年，獨立紀錄片工作者胡傑扛著攝影機，走進四十年前的北京師大女附中校園（現為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就在這裏開始了《我雖死去》的拍攝。
《我雖死去》以記錄王晶垚老人的回憶為主線，借助其他當事人口述，圖片、文字資料和實物等旁證，講述了王晶垚老人的妻子——前北京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在文革初期被紅衛兵折磨致死的往事。
卞仲耘死時五十歲，卒於1966年8月5日。然而《我雖死去》告訴我們，一切遠遠不始於這個日期，同時，也不該且不能僅畢於這個日期。

    沒有動工的紀念館
四十年前的夏天，一個普通的早晨。王晶垚醒來，看到自文革伊始便飽受批鬥的妻子正站在床頭注視著他。也許出於某種預感，他們不約而同地伸出手，默默地握了一下。
這一握便成訣別。當日晚九時，王晶垚接到學校通知，馬上帶領三個孩子趕去郵電醫院。當長女王學隨即趕去與他們會合後，一家人看到的是卞仲耘傷痕累累的屍體。醫院出示的死亡書為“死因不明”。
在影片中，卞仲耘的前同事、現年已九十歲的林莽老人回憶了他當日所目擊種種：下午二時，卞仲耘等五位學校領導跪在操場大台上，開始接受批鬥；隨後，在全副武裝（軍裝，釘頭皮帶，釘有釘子的短棍，牛皮靴）的紅衛兵看押下遊行，遊行時臉塗黑墨，手提簸箕，並喊口號，聲音稍小便遭棒打腳揣，挨打最多的卞仲耘被踢倒在地，被罵裝死，又遭群踢直到紅衛兵疲倦；紅衛兵休息時，卞仲耘等人接受勞動改造，內容為搬磚挑土運砂子；最後卞仲耘被帶至宿舍被勒令清掃廁所，未及開始卞仲耘便已倒地不起，隨之再次被罵裝死並淋冷水。
林莽在片中口述，他最後一次見到卞仲耘時她“仰麵躺在正門台階上，眼珠向上翻，口吐白沫，渾身是水，抽搐不止”。卞仲耘最後死在她工作了十七年的校園中，“身上蓋滿大字報，大字報上壓著一把大竹掃帚”。
妻子慘死的第二天，王晶垚購買了一部照相機。拍下了妻子屍體的照片、家中四處可見的大字報的照片和遺體火化時焚屍爐中冒出的一縷青煙。回憶起四十年前的那一天，王晶垚說，他曾勸妻子離開北京，而卞仲耘回答：“我是清白的”。她去學校之前，仔細地洗淨了自己的身體。四十年後的今天，通過胡傑的鏡頭，卞仲耘身上的血跡仍曆曆在目：“一具中年女屍，淩亂的灰發，浮腫的麵龐，鼻梁上一道青痕，口角殘留著溢出物，右肩和上臂布滿紮傷血痕，雙腿大麵積淤傷，雙腿和兩足浮腫[1]”。
在文革中死亡的教育工作者，卞仲耘是“1”。接踵而來的是卞仲耘夫婦的好友，中共中央宣傳部國際處職員劉克林，1966年8月6日跳樓自殺。飽受迫害的林莽與其老母試圖觸電自殺，未遂。影片中王晶垚提到的女三中校長沙坪和八中黨總支書記華錦，分別於1966年8月19日和20日被毒打致死。
還有《我雖死去》片尾長達五分鍾的““北京市教育係統部分文革受難者名單”。
年逾八旬的王晶垚在《我雖死去》中說：“我這四十年來，我是在幫著扛著十字架，我現在還扛著……這是我不可推卸的責任。”文革結束至今，他一直試圖通過司法和政治途徑為卞仲耘申訴，從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直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至今未立案。
2007年12月22日，王晶垚在《觀察》上發表《給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校長袁愛俊的公開信》，強烈抗議校方將“知名校友”的稱號授予卞仲耘之死的主要責任人。
王晶垚說，他要在自己的骨灰盒上寫下“生於夢想，死於夢想”。
出現在《我雖死去》中的照片、血衣、停在三點四十分被打壞了的鋼製手表、徽章、信件、大字報等遺物，王晶垚老人說，他要獻給“中國文革紀念館”。
在現實中，這是一個尚未也不知何時能夠動工的紀念館。

    記錄震撼的人
《我雖死去》是獨立紀錄片工作者胡傑第二部文革題材的影片。與第一部《尋找林昭的靈魂》命運相似，至今未經允許正式發行。
從畫家走上紀錄片工作者的路，胡傑自道，出於十分偶然的契機。他說：“活動的影像比固定畫麵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加符合我的表達訴求”。其實，在這個緩慢而不乏痛楚的過程中，胡傑從一名注重個體感觸的藝術家轉換為飽含責任感的“紀錄片勞作者、悲憫而平等的記錄者[2]”，其本身也堪為紀錄片題材之一。從貼近底層勞動人民的《遠山》，《在海邊》到充滿人文關懷的《平原上的歌聲》和《媒婆》，直到關注文革的《尋找林昭的靈魂》和《我雖死去》，胡傑的視角始終深沉而極少評判。在題材選擇上，胡傑既沒有刻意回避也沒有刻意突出，正如他在《遠山》拍攝手記中所說：“我不是在記錄苦難。不是。我隻是在記錄震撼。”
《悲憫而平等的記錄者：胡傑》中寫道：“全國範圍內以獨立紀錄片製作人為職業的不過數十人，雖然他們的作品並非完美……但他們所呈現出的影像卻是他人無法也無力觸及的，那不但是對一段生活和一段曆史的真實的紀錄，更是對創作者的人格及其意誌的考驗。”誠如斯言。作為最不受市場影響的影音藝術形式，紀錄片在給予創作者更大的非功利空間的同時，也要求他們有更為強韌的承受力。究其根本，一部優秀的紀錄片所需不是技術，而是作者的品質與胸懷。在很多人承受不住巨大的現實壓力而放棄的時候胡傑仍在堅持，我輩有幸。
為就此文，筆者在互聯網上搜索“胡傑紀錄片”、“胡傑我雖死去”等詞條，絕大多數鏈接無法打開。
《我雖死去》本擬在2007年4月的雲之南紀錄影像展上播放，不知何故在播放之前，整個影像展被腰斬。
1993年,南非攝影師凱文·卡特在蘇丹北部邊界的灌木叢中拍下了那張著名的《即將餓斃的蘇丹女孩》。按下快門之後，他趕走禿鷹，看著女孩離開，然後坐在樹下點起一支煙，念著上帝的名字放聲慟哭。1994年，那張照片榮獲普利策最佳新聞攝影獎。凱文·卡特在兩個月後自殺身亡。
“追求真實的人，隻有去死。”凱文·卡特如是說。
胡傑說，在紀錄片的製作過程中，他曾經難以忍耐，以至於半夜驚醒，淚流滿麵。
——但願這些血淚凝就的震撼能讓更多的人試圖去觸摸真相，哪怕真相永遠遙不可及。

    你已死去 何人承載
王容芬曾這樣寫：“《我雖死去》中有被打死的校長，卻沒有打她的學生的鏡頭。鐵證如山，言之鑿鑿，凶手卻自始至終不露麵……那一代人闕如，無論作為凶手反省，還是作為目擊者作證，沒有人出鏡，是這部傑出影片明顯的缺憾。”
沒有人出鏡，也許，起碼不僅僅是這部影片的缺憾，而是這個時代的缺憾。卞仲耘死於亂棒之下，沒有人知道是誰打出了致命的一擊，因而在這場集體謀殺中，所有的凶手都聲稱自己無罪——甚至，沒有人認為自己有被拷問的必要。
《我雖死去》中，王晶垚老人僅提出了一名卞仲耘慘死的直接負責人：袁淑娥。片中沒有鏡頭。而另一名重要人物宋彬彬則在胡傑插入的史料鏡頭中出現，觀眾們可以看到她在天安門上為毛澤東帶上紅衛兵像章，接受毛的鼓勵：“要武嘛。”
實際上，當時的北師大附中堪稱“皇家”女中。所有紅衛兵都是未滿或剛滿十八歲的花季少女。她們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家世煊赫。四十年後的今天，她們想必正是社會中堅。不知她們其中會有多少人能夠看到這部影片，又有多少人能在那些筆跡分明的大字報中認出自己的手筆：
——“豎起你的豬耳朵聽著，你再敢胡作非為，千刀萬剮了你！師大女附中中四三。”
——“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就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扒你的狗皮，砍你的狗頭！告訴你，現在是勞動人民的天下，你他媽的敢動勞動人民一根毫毛，我們就宰了你！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等等等等。
這些詞章被王晶垚老師記錄在終將褪色的照片中，又被胡傑記錄在終將退磁的磁帶中。在四十年後攜手話哀榮的校友會上，無人過問。而那些圍毆女校長至死的花季少女們如今也該早為人母，當她們回首青春之時，但願如胡傑所言：“陽光絕不燦爛”。
寬恕虛設，懺悔等不來。所有的罪被歸於瘋狂的時代，可怕的集體主義煽動和龐大的獨裁者皮袍下壓榨出的小小的個體的惡；當凶手已被習慣性地形而上化，被害者隻能對永遠缺席的被告控訴，證據確鑿，審判無期。
比自認純潔的法官和檢察官，以及集體犬儒的證人席更可怕的是，太多的人正在擠向原告席，以被利用和被壓榨的姿態向曆史撒嬌。
毋庸再問，是的，喪鍾就是為你而鳴，鮮血就是為你而流。沒人能夠自稱無罪，哪怕他們死時我還未生。當德國總理跪在華沙猶太人殉難者紀念碑前，中華民族仍高傲地站立著，麵對自己。而現在，如同所有的光榮與夢想一樣，這悲痛與沉重的苦杯也已然滿溢，需要每個人都伸出幹淨的雙手來，分一杯飲。
28/03/08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