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說文革使中國經濟瀕臨崩潰？
由於黨內健康力量對文革的各種形式的抵製，由於全國人民、黨員、解放軍戰士堅守崗位，努力奮鬥，在一定程序上減少了文革破壞，使我國在文革十年期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這些成績決不是文革的功勞。
文革“踢開黨委鬧革命”，各級黨組織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處於癱瘓狀態，隻剩下領袖個人的領導。王洪文公然提出“要派不要黨”。張春橋宣布“造反派就是黨支部，隊員就是支委”。為了把幫派骨幹塞進領導班子，王洪文說“一切都要根據需要，叛徒有什麽關係，就是真正的叛徒，隻要江青相信就行”。1968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居然有一名石家莊國棉一廠的非黨員工人參加，公然指著朱德、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鼻子大聲嗬斥。
十年動亂的症結之一，就是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黨的領導實際上被受到重用的中央文革所取代，中央文革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而實際上把持中央文革、後來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緩的江青，當時卻連中央候補委員也不是。
文革中，國家政權被削弱，各級政權機關被奪了權，人民解放軍被搞亂，公檢法專政工具被砸爛，本來就很薄弱的民主和法製幾乎蕩然無存；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隨意逮捕、違法關押、任意抄家的現象極為普遍；社會秩序混亂，人民生命財產失去保障。而且一度在一些地方發生包圍、衝擊、占據、破壞、搶劫銀行、電台、監獄、倉庫、港口等事件，以致不得不派軍隊來保衛這些場所，同時發生炸毀鐵路、橋梁，武裝搶劫客運列車，綁架乘務員，搶走槍支等事件。
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重提四個現代化目標，卻被四人幫攻擊為“資本主義化”、“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鄧小平複出後，對鐵路運輸等各方麵工作進行整頓，使全國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四人幫卻鼓動“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也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不為錯誤路線生產”，“不為資產階級上台作嫁衣裳”。
由於經濟建設遭到巨大破壞，文革十年間，人民生活非但沒有提高，而且有所下降。
從吃的方麵來看，糧食人均消費量1966年為381斤、1976年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409斤分別減少了28斤和26斤；食油人均消費量1966年為3.5斤、1976年為3.2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5.1斤分別減少了1.6斤和1.9斤。
從穿的方麵來看，棉布人均消費量1966年為20尺、1976年為23尺，比最高的1959年的29.2尺分別減少了9.2尺和5.5尺；1968年平均每人隻發9尺布票。
從住的方麵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住宅建設投資占非生產性投資的9.1％，而在文革頭五年的三五期間隻占4％，在後五年的四五期間隻占5.7％。人口大幅增多，住宅建設投資卻大幅減少，造成城市居民住房十分擁護的嚴重狀況。
由於工人人數增加，文革十年中職工平均工資降低了4.9％。
文革使國民經濟主要比例嚴重失調。1966年到1976年，重工業從32％上升到38.9％，農業卻從35.9％下降到30.4％，輕工業從31.4％下降到30.7％。在農業內部，由於過於強調以糧為綱，經濟作物和林牧副漁各業受到排擠，雖糧食產量有所增加，但整個農業收入減少，而且大搞伐林造田、圍湖造田之類，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
“到1979年，全國有1.4億人（約占總人口14.4％）的全年口糧不足280斤，有四分之一的生產隊（2億人口，約占總人口20.1％）每個社員年均收入在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他們實際處於半饑餓狀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大潮新起——鄧小平南巡前前後後》，1992年7月北京第1版，第40頁）
工農業生產與交通運輸的比例關係也不相適應。工業總產量在文革十年中增長了1.25倍，而鐵路貨運周轉量隻增加28.2％，以致物資積壓，流通不暢。同時，經濟管理體製更加混亂，經濟效益全麵下降，投入不斷增多，產出日趨減少。
經濟狀況，不能僅用一個年增幅（假定7％）來評價，還要考慮達到這個年增幅所必需的成本開銷，或者說每百元投資能創造多少國民收入。如果國家必需有7％的經濟年增幅才能運轉下去，但已經接近於無力支付達到這個增幅所需的資金了，那麽，雖然年增幅依然暫時維持在7％左右，也已經瀕臨崩潰邊緣了。
按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入計算，一五期間為35元，三五期間降到26元，四五期間跌到16元。工業每百元資金利潤，1966年為34.5元，到1976年下降為19.8元。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計算，文革十年經濟損失達5000億元，超過建國30年工業、農業、建築業、運輸郵電、商業、城市公用事業的全部國營企業固定資產總值。因此，從總體看，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文革十年間，廣大知識分子和專業幹部的業務被荒廢，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教學被長期中斷，使我國少培養大學畢業生100多萬、中專畢業生200萬。在我國科學技術隊伍的組成上，出現一個長達十年以上的空白。
青少年一代的學習被耽誤，舊的文盲未掃除，新的文盲又大量產生。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大陸文盲和半文盲多達2.3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文革增加的。
許多科研單位停止工作，有些甚至被解散。基礎科學理論被扣上脫離政治、脫離生產、脫離實際的帽子，受到歧視和打擊，嚴重損害了整個科研事業的基礎和隊伍，雖在科研的某些方麵也有比較突出的成就，但就整體水平來說，拉大了同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在飛速發展的世界科技潮流中嚴重落伍。
文革中，各級黨政幹部幾乎全被打倒或曾被打倒，人們眼見那些開國元勳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家們，一個個被指控為走資派、反革命、大叛徒、大軍閥，而僅有的幾位戴著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耀眼桂冠、被封為接班人、助手或學生的人，不久也一個個醜態畢現，被相繼打倒，這就在人們心中形成了一種共產黨內難覓好人、總出壞人的感覺，使黨在群眾中的威望和信譽大大下降，造成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機。
文革也嚴重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威信，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抹了黑。
文革作為一場特殊的政治運動，作為一次全局性的長時期的左傾錯誤，不但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且使中國社會主義麵臨崩潰。對於文革造成的極其嚴重的災難性後果，必須給予充分正視。隻有這樣，才能正確吸取教訓，以免在今後重犯類似錯誤。
主要資料來源：席宣、金春明《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月第3版
席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金春明：曆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黨史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
由於黨內健康力量對文革的各種形式的抵製，由於全國人民、黨員、解放軍戰士堅守崗位，努力奮鬥，在一定程序上減少了文革破壞，使我國在文革十年期間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這些成績決不是文革的功勞。
文革“踢開黨委鬧革命”，各級黨組織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處於癱瘓狀態，隻剩下領袖個人的領導。王洪文公然提出“要派不要黨”。張春橋宣布“造反派就是黨支部，隊員就是支委”。為了把幫派骨幹塞進領導班子，王洪文說“一切都要根據需要，叛徒有什麽關係，就是真正的叛徒，隻要江青相信就行”。1968年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居然有一名石家莊國棉一廠的非黨員工人參加，公然指著朱德、李先念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鼻子大聲嗬斥。
十年動亂的症結之一，就是在一定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黨的領導實際上被受到重用的中央文革所取代，中央文革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之上，而實際上把持中央文革、後來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緩的江青，當時卻連中央候補委員也不是。
文革中，國家政權被削弱，各級政權機關被奪了權，人民解放軍被搞亂，公檢法專政工具被砸爛，本來就很薄弱的民主和法製幾乎蕩然無存；私設公堂、刑訊逼供、隨意逮捕、違法關押、任意抄家的現象極為普遍；社會秩序混亂，人民生命財產失去保障。而且一度在一些地方發生包圍、衝擊、占據、破壞、搶劫銀行、電台、監獄、倉庫、港口等事件，以致不得不派軍隊來保衛這些場所，同時發生炸毀鐵路、橋梁，武裝搶劫客運列車，綁架乘務員，搶走槍支等事件。
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重提四個現代化目標，卻被四人幫攻擊為“資本主義化”、“衛星上天，紅旗落地”。鄧小平複出後，對鐵路運輸等各方麵工作進行整頓，使全國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四人幫卻鼓動“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也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不為錯誤路線生產”，“不為資產階級上台作嫁衣裳”。
由於經濟建設遭到巨大破壞，文革十年間，人民生活非但沒有提高，而且有所下降。
從吃的方麵來看，糧食人均消費量1966年為381斤、1976年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409斤分別減少了28斤和26斤；食油人均消費量1966年為3.5斤、1976年為3.2斤，比最高的1956年的5.1斤分別減少了1.6斤和1.9斤。
從穿的方麵來看，棉布人均消費量1966年為20尺、1976年為23尺，比最高的1959年的29.2尺分別減少了9.2尺和5.5尺；1968年平均每人隻發9尺布票。
從住的方麵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住宅建設投資占非生產性投資的9.1％，而在文革頭五年的三五期間隻占4％，在後五年的四五期間隻占5.7％。人口大幅增多，住宅建設投資卻大幅減少，造成城市居民住房十分擁護的嚴重狀況。
由於工人人數增加，文革十年中職工平均工資降低了4.9％。
文革使國民經濟主要比例嚴重失調。1966年到1976年，重工業從32％上升到38.9％，農業卻從35.9％下降到30.4％，輕工業從31.4％下降到30.7％。在農業內部，由於過於強調以糧為綱，經濟作物和林牧副漁各業受到排擠，雖糧食產量有所增加，但整個農業收入減少，而且大搞伐林造田、圍湖造田之類，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
“到1979年，全國有1.4億人（約占總人口14.4％）的全年口糧不足280斤，有四分之一的生產隊（2億人口，約占總人口20.1％）每個社員年均收入在40元以下，每人每天不足0.11元。他們實際處於半饑餓狀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大潮新起——鄧小平南巡前前後後》，1992年7月北京第1版，第40頁）
工農業生產與交通運輸的比例關係也不相適應。工業總產量在文革十年中增長了1.25倍，而鐵路貨運周轉量隻增加28.2％，以致物資積壓，流通不暢。同時，經濟管理體製更加混亂，經濟效益全麵下降，投入不斷增多，產出日趨減少。
經濟狀況，不能僅用一個年增幅（假定7％）來評價，還要考慮達到這個年增幅所必需的成本開銷，或者說每百元投資能創造多少國民收入。如果國家必需有7％的經濟年增幅才能運轉下去，但已經接近於無力支付達到這個增幅所需的資金了，那麽，雖然年增幅依然暫時維持在7％左右，也已經瀕臨崩潰邊緣了。
按每百元積累所增加的國民收入計算，一五期間為35元，三五期間降到26元，四五期間跌到16元。工業每百元資金利潤，1966年為34.5元，到1976年下降為19.8元。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資的應增效益計算，文革十年經濟損失達5000億元，超過建國30年工業、農業、建築業、運輸郵電、商業、城市公用事業的全部國營企業固定資產總值。因此，從總體看，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文革十年間，廣大知識分子和專業幹部的業務被荒廢，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教學被長期中斷，使我國少培養大學畢業生100多萬、中專畢業生200萬。在我國科學技術隊伍的組成上，出現一個長達十年以上的空白。
青少年一代的學習被耽誤，舊的文盲未掃除，新的文盲又大量產生。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統計，大陸文盲和半文盲多達2.3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文革增加的。
許多科研單位停止工作，有些甚至被解散。基礎科學理論被扣上脫離政治、脫離生產、脫離實際的帽子，受到歧視和打擊，嚴重損害了整個科研事業的基礎和隊伍，雖在科研的某些方麵也有比較突出的成就，但就整體水平來說，拉大了同世界科技水平的差距，在飛速發展的世界科技潮流中嚴重落伍。
文革中，各級黨政幹部幾乎全被打倒或曾被打倒，人們眼見那些開國元勳們、在戰爭年代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家們，一個個被指控為走資派、反革命、大叛徒、大軍閥，而僅有的幾位戴著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耀眼桂冠、被封為接班人、助手或學生的人，不久也一個個醜態畢現，被相繼打倒，這就在人們心中形成了一種共產黨內難覓好人、總出壞人的感覺，使黨在群眾中的威望和信譽大大下降，造成人們特別是青少年的信仰危機。
文革也嚴重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在全世界人民心中的威信，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抹了黑。
文革作為一場特殊的政治運動，作為一次全局性的長時期的左傾錯誤，不但使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且使中國社會主義麵臨崩潰。對於文革造成的極其嚴重的災難性後果，必須給予充分正視。隻有這樣，才能正確吸取教訓，以免在今後重犯類似錯誤。
主要資料來源：席宣、金春明《簡史[增訂新版]》，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月第3版
席宣：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金春明：曆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黨史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
注意：是瀕臨崩潰，不是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