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間”科技經濟成果是因文革而取得的嗎？
—— 兼答中思網楊明華等先生
原子彈、氫彈、導彈、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南京長江大橋這些我國具有標誌性的科技、經濟建設成果（包括其它一些產生於“文革期間”的科技經濟成果、“數據”），這些是一些堅持認為不應當徹底否定文革或讚美文革的人經常拿來作為佐證的論據，因為它們是產生於“文革期間”的，楊明華先生說，要否定文革就要拿出證據來“否定文革期間的所有一切”——中思網楊明華先生就是這樣“辯證地、有聯係地、全麵地看待曆史”的。
楊先生明知當年毛澤東起草的有關文革正式文件中對文革的明確定性和要達到的目的，但他堅持用“辯證的有聯係的、全麵的”觀點認定“文革”是為了發展經濟、科技而發動的，其“著名”觀點是：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所以“推理”得出文革必然是為了發展經濟與科技事業而發動的，楊先生說“把文革期間的發展成就與文革本身分離開來，從而對文革做簡單的否定，是肯定說不通的”——而且斷言如果不這樣認為就是犯了“孤立地、片麵地”看待曆史的錯誤。楊先生還說：“你要全部否定文革，你就得舉證出文革期間的所有一切都是錯誤的”。楊先生還說：“建議應先生先讀讀我的《建國以來毛澤東的偉大成就——再和劉新科教授“杠”一次》以及《文革中的建設成就——文革十年大事記》，你就應該知道，文革期間是不是該全部否定。”
——其實此話真的差矣，有一點語文常識的人都會明確：“文革期間”這一偏正詞組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時間段的概念，在這個時間段裏怎麽可能“所有一切”都是錯誤的呢？在這一時間段裏，如同在其它曆史時間段裏一樣，適齡青年結了婚、婦女生了孩子、農民如往年一樣播種並收獲糧食、一些工人在上班製造一些產品，邊防軍履行著守衛邊疆的職責等等等等，這些大概既不能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自然也不可能是什麽“錯誤”而遭否定——嗚呼，於是據此便不能徹底否定作為曆史概念有著特定政治內涵的“文革”，而在這一時間段裏如果科技、經濟取得了什麽成果，那倒肯定是文革使然了，因為發生在“文革期間”，我們又無法否認那些確實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這便是楊明華等一些肯定文革者的邏輯。
楊明華等先生們的觀點和思維邏輯方麵的問題涉及的因素較多，說起來有點紛繁，讀者也未必有閑情耐性看下去，所以本文暫不過多討論楊先生的觀點和邏輯問題。本文隻想以某些事實來說明，作為曆史概念而非時間概念的“文化大革命”其實與我國在那段時間所取得的一些引以為豪的科技經濟成果不僅沒有直接因果關係，而且恰恰是一些人抵製了文革的幹擾才取得的。雖不能囊括“文革期間”的“所有一切”，但列舉法也是研究的方法之一，何況本文所列舉的應當都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史實，是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的。
一、一個常常被錯誤地拿來作為論據的事實
文革的某些擁護者常常用我國原子彈的試製成功來作為事實佐證之一。但這實在是一個錯誤，如果不是出於粗心或無知，便是別有用心地渾水摸魚，貪天之功為“文革”所有——因為原子彈是1964年10月16日試驗成功的，將近兩年後文革才開始，如何與“文革”扯上關係？這太離譜了，不作評論。不過這反過來卻恰恰可以論證，沒有文革，我國照樣取得了令世界震驚的尖端科技成果。下麵的事實會使我們看到，如果沒有文革，我國這方麵的發展將會更快。
二、除了時間搭邊——氫彈、導彈的試製成功基本與“文革”無關
1967年6月，我國氫彈成功試爆。但是眾所周知，沒有原子彈的試驗成功，氫彈的成功是不可能的。1966年5月文革開始，一年後氫彈爆炸成功。僅從時間來說，僅一年，我們能說氫彈是文革的“偉大勝利”嗎？沒有文革，我國氫彈就不能試製成功嗎？誠如是，我們如何解釋原子彈成功研製於文革前兩年呢？事實是，早在我國研製第一枚原子彈尚未成功的1960年，有關部門就做出部署，要求氫彈的理論探索先行一步；因為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氘、氚等輕核的自持聚變反應，瞬間釋放巨大能量，又稱聚變彈或熱核彈，理論先行，可以在原子彈成功後更快地完成氫彈的試驗。（見《於敏：中國“氫彈之父”》）
至於導彈，根據解密檔案且載於中學教材中的內容表明：我國早在1959年就用導彈擊落了美製高空偵查機器——RB-57D在北京通縣上空爆炸（見2008.9.16《淮海晚報》：我國何時有了可用於實戰的導彈？）——不論那是自製的還是購買引進的。而我國可用於實戰的導彈核武器則是在1966年10月成功試爆的。那時文革才開始幾個月——僅就時間而言，這難道能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三、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與文化大革命有何關係？
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在1968年，當時正值文革如火如荼之時，自然是被稱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的。但是我們一些人想過嗎？南京長江大橋是哪一年開工的？1960年1月18日正式動工的！曆經8年建設，隻是最後兩年即建橋的四分之一時間落在了“文革期間”這一時間段的，於是我們就要說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嗎？沒有文革南京長江大橋就建不起來嗎？
而事實是，正是在建橋的最後兩年，南京城裏文革如火如荼，武鬥的槍炮聲陣陣傳來。在南京市檔案館，存有一份南京市軍管會生產委員會在1967年8月提交給江蘇省軍管會的報告，題目叫《南京長江大橋工程情況及今後意見的報告》，行文間滿是無奈。報告說，“文革”開始以後，南京長江大橋建設工地上近6000名大橋局二四處的職工逐漸形成兩大派:一派屬於新工總係統，一派屬八·二七係統。或是要參加“武鬥”或是要避開“武鬥”，很多工人離開工地。“到6月23日，大橋局四處一場較大‘武鬥’後，職工群眾因人身安全沒有保證而大批離開工地回家或在南京外單位活動，整個工程幾乎全部陷於停頓。”一直在大橋工地的大橋局副總工程師王序森也被迫返回武漢。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於是派了工程兵四個連進駐大橋工地，明確規定部隊有三項任務：宣傳毛澤東思想、協助施工、保證安全……（見2009年9月7日《南方都市報》報道《南京長江大橋：遠去的政治符號 不朽的國家榮光》）我們能說文革是為了經濟的發展而發動的？我們能說文革是間接促進經濟的發展？我們能說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和成果”？事實難道不正說明了如果不是文革的幹擾，南京長江大橋完全是可以提前建成的？
四、“東方紅一號衛星”：在文革幹擾和抗幹擾中艱難誕生
我國的研製人造衛星是早在1957年就提出來的，1958年正式列為重點攻關項目，1970年發射成功，曆經12年，其中最後4年處在“文革期間”。沒有前八年的努力，文革中這4年能夠完成衛星研製並成功發射嗎？
而曆史事實告訴我們，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強烈幹擾，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桎梏，使得日本生生搶在我國人造衛星發射前一年升空（見央視探索發現“東方紅一號”衛星傳奇/視頻）。而研製衛星的主要科學家和眾多科技人員的遭遇卻更能說明文革對於我國衛星研製的嚴重幹擾和破壞。
趙九章——中國研製人造衛星的“581小組”副組長，後為我國“651”衛星設計院院長，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文革一開始，他因為是國民黨特務頭子戴季陶的外甥，便首先被掛起來“靠邊站”了；1967年，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開始奪權，趙九章自然首當其衝。他所有的權利統統被剝奪殆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他帶來的，除了沒完沒了的“學習班”，便是白天夜晚沒完沒了的充滿野蠻與瘋狂的批判和鬥爭，每天胸前掛著十幾公斤重的牌子，勞動、挨批鬥遭侮辱。由於中科院的許多“海歸”科學家大多解放前家境較好或有國民黨背景，所以文革中大多均有“特嫌”而遭到衝擊或批鬥。趙九章當年的同事回憶說：文革那陣，趙九章常常“長久地望著天上的星星一動不動，一望就是好幾個小時。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一邊望著天上的星星，臉上還一邊流著長長的淚水……”
與趙九章同時遭到殘酷折磨的還有中國極其優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藝技術專家姚桐斌，他在一次殘酷的批鬥中被活活打死。姚桐斌的死訊傳來時，趙九章一顆本已傷痕累累的心，仿佛又被人猛地紮了一刀！1968年10月10日晚，他吞下整把安眠藥，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含恨死去，抽屜裏留下的是他工工整整書寫的最後一份“檢查交代”材料……當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周恩來聽到這一消息時，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老淚縱橫！
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如果統計全國範圍自殺的科學家、知識分子，那該是怎樣的數字？！而他們難道也是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也正是在這之後，周總理不顧一切擬定了一份《重點保護的科學家名單》並報呈毛澤東——這才使得我國的另一些科學家免遭劫難，才使得一些重要的尖端科研少受文革的衝擊和影響。（資料來源：李鳴生《趙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匯報》）
而文革對衛星研究的幹擾還很多。比如當年為國人自豪和振奮的我們的衛星能在太空奏響《東方紅》樂曲，而當我們現在來看看央視“探索發現”頻道《東方紅一號衛星傳奇》便可得知，為了這個沒有什麽實際價值純屬個人崇拜的“文革”特色之舉，為了這個與衛星本身的意義毫不相幹的“構思”，我們的科研人員費了多少周折，耽誤了多少時間！而到最後，有人提出要在衛星上鑲嵌金屬浮雕的毛澤東頭像以表忠心，為此又耽誤了多少時間！因為衛星的重量每增加一點點，都將對設計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而我國當時的能力尚難達到，且我們的衛星已經有100公斤了——明知鑲嵌毛頭像沒有實際必要，但在文革肆虐的當時誰也不敢提出異議。最後還是後接任衛星總體設計工作的國防部導彈總體設計部副主任孫家棟鬥膽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了這個問題，總理既明確又含蓄地要科學家們“從實際出發”對待這個問題，這才使科技人員放棄了在衛星上鑲嵌毛澤東金屬頭像的“設計構想”……
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雖然比日本晚了一年，但畢竟為中國博得了作為一個大國的自豪與尊嚴。然而，我們為此嘔心瀝血的中國航天人在哪裏呢？孫家棟後來也因出身問題竟然“靠邊站”了，而趙九章、姚桐斌兩位先生已含恨而死，錢驥等不少前期參加了衛星工程的科學家們則是在“牛棚”裏聽著衛星奏響的《東方紅》音樂……而他們難道也是黨內的“走資派”？是要搞所謂修正主義的“走資派”？天曉得！！（資料來源：中華網《艱難的起飛：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的背後》）
試問：“文化大革命”是為了促進科技、經濟的發展而發動的嗎？客觀上，文化大革命促進了科技、經濟事業的發展了嗎？以原子彈、導彈的研製成就來看，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幹擾，我國的科技、軍事難道不會發展得更快更好嗎？國家如此尖端科技工作都遭到文革這樣的衝擊，其它一般科技經濟工作遭到了文革怎樣的幹擾和衝擊這還需要一一細述嗎？我們可以如楊明華先生那樣簡單、機械地從概念到概念地理解所謂“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嗎？（其實這也僅僅是有關“政治”概念諸多定義中的一條而已；關於“政治”的界定其實並不統一）。
五、文革期間為何還能取得一些科技、經濟成果？
這是一些讚美文革或認為文革不應當徹底否定的人常常使用的詰問。我們就有必要回答這樣的詰問。
正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對祖國的赤誠之愛、對科學事業的執著和癡迷、對共產黨、新中國、毛澤東的愛戴和信賴，使他們在文革的困惑、痛苦中仍然頑強地進行著研究，他們舍棄國外優裕生活、研究條件而投入新中國懷抱的實際行動早已經證明了他們的赤誠之心。正因為此，他們才在“文革期間”飽受折磨和屈辱之時，仍然為取得那些成果發揮著絕對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貢獻出他們的全部才華。
而他們因在國外求學的經曆以及他們無法改變的出身，卻使他們恰恰成了文革以及其它政治運動中被懷疑、被鬥爭、被整肅的對象。這難道不是一種極大的滑稽和嘲諷？所謂“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正破壞了黨和這個政權在那些對祖國赤誠有加的歸國科學家心中的美好形象？早已開始研究而最後產生於“文革期間”的那些成果與作為曆史和政治概念的“文革”有何關係？事實證明，文革對此產生的負麵幹擾和影響大約倒是罄竹難書的！！
文革期間我們還能取得一些科技、經濟的成果，我們不可忘記如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張愛萍等以及一些有良心和正義感未泯的省部級領導幹部，他們為了祖國的強盛，在盡可能的範圍內運用他們尚可運用的部分權力冒著某種危險保護了如錢學森等一批科學家、知識分子，保護了我國的科技事業，使他們盡可能少地受到文革的衝擊，這倒是真正算得上促進了我國科技、經濟事業發展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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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革”這一有特定含義的曆史概念偷換成“文革期間”這一時間概念以及“文革期間的所有一切”這一事件概念，不論從曆史學的角度還是從語義學的角度，都是荒謬的常識性錯誤，是行不通的；用所謂“辯證法”（即所謂有聯係地、全麵地看待……）來混淆“政治”與“經濟”的不同概念也是荒謬的思維方法——從宏觀來說，雖然有《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雖然政治固然與經濟有著內在聯係，但畢竟政治是政治；從宏觀來說，經濟往往也和政治分不開，但經濟畢竟是經濟——正如經濟體製改革並不是政治體製改革一樣。正如：共產黨的最高宗旨是實現共產主義，但土地革命的目標就是達到地主土豪，讓農民耕者有其田，而非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抗日戰爭的目標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而非發展生產；解放戰爭的目標就是奪取全國政權，而非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發展重工業……為了肯定文革便硬要將發動文革的出發點或曰初衷說成是為了促進科技、經濟事業的發展，這難度也實在太大了點啊！
倒是文革後的“後30年”，我國主要進行的是“經濟體製改革”，所以經濟、科技事業飛速發展，人民生活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這一切令世人矚目，為“前30年”不可比；而政治體製改革嚴重滯後，這才出現了許多令筆者和一些欲肯定文革者同樣焦慮乃至憤怒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分歧。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麵告訴我們：政治畢竟是政治，經濟畢竟是經濟；二者雖然聯係緊密，但它們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
最後，順便說一點題外話——楊明華先生還是承認文革中如大規模武鬥、隨意地亂批亂鬥人等是不對的。但楊先生說：“必須承認文革期間有很多做法是背離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意的，但是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嗚呼，退一萬步，即使承認楊先生所說是真，那麽文革的發動者、指揮者使文革出現了與其本意相背離的情況，出現了如本文所說以衛星設計院院長趙九章為代表的中科院20位一級研究員的自殺（此僅為典型而已）等等等等，諸如此類的責任該有誰來負？難道由那些無權發動和指揮這場“文革”的人來負？那麽我們可以假設：如果一場戰役出現了不應有的數萬士兵傷亡，甚至導致戰役失敗，隻要這位總指揮不是敵方“臥底”，這肯定是“違背”這位總指揮“原意”的——但難道僅因為戰役的失敗不是總指揮“原意”所以他就不要因此而承擔責任並接受處分嗎？誠如是，我們如何理解當今正在實施的“幹部問責製”？
—— 兼答中思網楊明華等先生
原子彈、氫彈、導彈、東方紅一號人造衛星、南京長江大橋這些我國具有標誌性的科技、經濟建設成果（包括其它一些產生於“文革期間”的科技經濟成果、“數據”），這些是一些堅持認為不應當徹底否定文革或讚美文革的人經常拿來作為佐證的論據，因為它們是產生於“文革期間”的，楊明華先生說，要否定文革就要拿出證據來“否定文革期間的所有一切”——中思網楊明華先生就是這樣“辯證地、有聯係地、全麵地看待曆史”的。
楊先生明知當年毛澤東起草的有關文革正式文件中對文革的明確定性和要達到的目的，但他堅持用“辯證的有聯係的、全麵的”觀點認定“文革”是為了發展經濟、科技而發動的，其“著名”觀點是：因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所以“推理”得出文革必然是為了發展經濟與科技事業而發動的，楊先生說“把文革期間的發展成就與文革本身分離開來，從而對文革做簡單的否定，是肯定說不通的”——而且斷言如果不這樣認為就是犯了“孤立地、片麵地”看待曆史的錯誤。楊先生還說：“你要全部否定文革，你就得舉證出文革期間的所有一切都是錯誤的”。楊先生還說：“建議應先生先讀讀我的《建國以來毛澤東的偉大成就——再和劉新科教授“杠”一次》以及《文革中的建設成就——文革十年大事記》，你就應該知道，文革期間是不是該全部否定。”
——其實此話真的差矣，有一點語文常識的人都會明確：“文革期間”這一偏正詞組是一個客觀存在的時間段的概念，在這個時間段裏怎麽可能“所有一切”都是錯誤的呢？在這一時間段裏，如同在其它曆史時間段裏一樣，適齡青年結了婚、婦女生了孩子、農民如往年一樣播種並收獲糧食、一些工人在上班製造一些產品，邊防軍履行著守衛邊疆的職責等等等等，這些大概既不能稱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自然也不可能是什麽“錯誤”而遭否定——嗚呼，於是據此便不能徹底否定作為曆史概念有著特定政治內涵的“文革”，而在這一時間段裏如果科技、經濟取得了什麽成果，那倒肯定是文革使然了，因為發生在“文革期間”，我們又無法否認那些確實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這便是楊明華等一些肯定文革者的邏輯。
楊明華等先生們的觀點和思維邏輯方麵的問題涉及的因素較多，說起來有點紛繁，讀者也未必有閑情耐性看下去，所以本文暫不過多討論楊先生的觀點和邏輯問題。本文隻想以某些事實來說明，作為曆史概念而非時間概念的“文化大革命”其實與我國在那段時間所取得的一些引以為豪的科技經濟成果不僅沒有直接因果關係，而且恰恰是一些人抵製了文革的幹擾才取得的。雖不能囊括“文革期間”的“所有一切”，但列舉法也是研究的方法之一，何況本文所列舉的應當都是具有典型意義的史實，是可以窺一斑而知全豹的。
一、一個常常被錯誤地拿來作為論據的事實
文革的某些擁護者常常用我國原子彈的試製成功來作為事實佐證之一。但這實在是一個錯誤，如果不是出於粗心或無知，便是別有用心地渾水摸魚，貪天之功為“文革”所有——因為原子彈是1964年10月16日試驗成功的，將近兩年後文革才開始，如何與“文革”扯上關係？這太離譜了，不作評論。不過這反過來卻恰恰可以論證，沒有文革，我國照樣取得了令世界震驚的尖端科技成果。下麵的事實會使我們看到，如果沒有文革，我國這方麵的發展將會更快。
二、除了時間搭邊——氫彈、導彈的試製成功基本與“文革”無關
1967年6月，我國氫彈成功試爆。但是眾所周知，沒有原子彈的試驗成功，氫彈的成功是不可能的。1966年5月文革開始，一年後氫彈爆炸成功。僅從時間來說，僅一年，我們能說氫彈是文革的“偉大勝利”嗎？沒有文革，我國氫彈就不能試製成功嗎？誠如是，我們如何解釋原子彈成功研製於文革前兩年呢？事實是，早在我國研製第一枚原子彈尚未成功的1960年，有關部門就做出部署，要求氫彈的理論探索先行一步；因為氫彈是利用原子彈爆炸的能量點燃氘、氚等輕核的自持聚變反應，瞬間釋放巨大能量，又稱聚變彈或熱核彈，理論先行，可以在原子彈成功後更快地完成氫彈的試驗。（見《於敏：中國“氫彈之父”》）
至於導彈，根據解密檔案且載於中學教材中的內容表明：我國早在1959年就用導彈擊落了美製高空偵查機器——RB-57D在北京通縣上空爆炸（見2008.9.16《淮海晚報》：我國何時有了可用於實戰的導彈？）——不論那是自製的還是購買引進的。而我國可用於實戰的導彈核武器則是在1966年10月成功試爆的。那時文革才開始幾個月——僅就時間而言，這難道能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
三、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與文化大革命有何關係？
南京長江大橋建成通車在1968年，當時正值文革如火如荼之時，自然是被稱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的。但是我們一些人想過嗎？南京長江大橋是哪一年開工的？1960年1月18日正式動工的！曆經8年建設，隻是最後兩年即建橋的四分之一時間落在了“文革期間”這一時間段的，於是我們就要說它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嗎？沒有文革南京長江大橋就建不起來嗎？
而事實是，正是在建橋的最後兩年，南京城裏文革如火如荼，武鬥的槍炮聲陣陣傳來。在南京市檔案館，存有一份南京市軍管會生產委員會在1967年8月提交給江蘇省軍管會的報告，題目叫《南京長江大橋工程情況及今後意見的報告》，行文間滿是無奈。報告說，“文革”開始以後，南京長江大橋建設工地上近6000名大橋局二四處的職工逐漸形成兩大派:一派屬於新工總係統，一派屬八·二七係統。或是要參加“武鬥”或是要避開“武鬥”，很多工人離開工地。“到6月23日，大橋局四處一場較大‘武鬥’後，職工群眾因人身安全沒有保證而大批離開工地回家或在南京外單位活動，整個工程幾乎全部陷於停頓。”一直在大橋工地的大橋局副總工程師王序森也被迫返回武漢。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於是派了工程兵四個連進駐大橋工地，明確規定部隊有三項任務：宣傳毛澤東思想、協助施工、保證安全……（見2009年9月7日《南方都市報》報道《南京長江大橋：遠去的政治符號 不朽的國家榮光》）我們能說文革是為了經濟的發展而發動的？我們能說文革是間接促進經濟的發展？我們能說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和成果”？事實難道不正說明了如果不是文革的幹擾，南京長江大橋完全是可以提前建成的？
四、“東方紅一號衛星”：在文革幹擾和抗幹擾中艱難誕生
我國的研製人造衛星是早在1957年就提出來的，1958年正式列為重點攻關項目，1970年發射成功，曆經12年，其中最後4年處在“文革期間”。沒有前八年的努力，文革中這4年能夠完成衛星研製並成功發射嗎？
而曆史事實告訴我們，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強烈幹擾，個人崇拜個人迷信的桎梏，使得日本生生搶在我國人造衛星發射前一年升空（見央視探索發現“東方紅一號”衛星傳奇/視頻）。而研製衛星的主要科學家和眾多科技人員的遭遇卻更能說明文革對於我國衛星研製的嚴重幹擾和破壞。
趙九章——中國研製人造衛星的“581小組”副組長，後為我國“651”衛星設計院院長，中國人造衛星事業的倡導者和奠基人之一。文革一開始，他因為是國民黨特務頭子戴季陶的外甥，便首先被掛起來“靠邊站”了；1967年，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開始奪權，趙九章自然首當其衝。他所有的權利統統被剝奪殆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給他帶來的，除了沒完沒了的“學習班”，便是白天夜晚沒完沒了的充滿野蠻與瘋狂的批判和鬥爭，每天胸前掛著十幾公斤重的牌子，勞動、挨批鬥遭侮辱。由於中科院的許多“海歸”科學家大多解放前家境較好或有國民黨背景，所以文革中大多均有“特嫌”而遭到衝擊或批鬥。趙九章當年的同事回憶說：文革那陣，趙九章常常“長久地望著天上的星星一動不動，一望就是好幾個小時。有一次，我親眼看見，他一邊望著天上的星星，臉上還一邊流著長長的淚水……”
與趙九章同時遭到殘酷折磨的還有中國極其優秀的火箭材料及工藝技術專家姚桐斌，他在一次殘酷的批鬥中被活活打死。姚桐斌的死訊傳來時，趙九章一顆本已傷痕累累的心，仿佛又被人猛地紮了一刀！1968年10月10日晚，他吞下整把安眠藥，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含恨死去，抽屜裏留下的是他工工整整書寫的最後一份“檢查交代”材料……當正在人民大會堂開會的周恩來聽到這一消息時，手中的茶杯竟掉在了地上，老淚縱橫！
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如果統計全國範圍自殺的科學家、知識分子，那該是怎樣的數字？！而他們難道也是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也正是在這之後，周總理不顧一切擬定了一份《重點保護的科學家名單》並報呈毛澤東——這才使得我國的另一些科學家免遭劫難，才使得一些重要的尖端科研少受文革的衝擊和影響。（資料來源：李鳴生《趙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匯報》）
而文革對衛星研究的幹擾還很多。比如當年為國人自豪和振奮的我們的衛星能在太空奏響《東方紅》樂曲，而當我們現在來看看央視“探索發現”頻道《東方紅一號衛星傳奇》便可得知，為了這個沒有什麽實際價值純屬個人崇拜的“文革”特色之舉，為了這個與衛星本身的意義毫不相幹的“構思”，我們的科研人員費了多少周折，耽誤了多少時間！而到最後，有人提出要在衛星上鑲嵌金屬浮雕的毛澤東頭像以表忠心，為此又耽誤了多少時間！因為衛星的重量每增加一點點，都將對設計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而我國當時的能力尚難達到，且我們的衛星已經有100公斤了——明知鑲嵌毛頭像沒有實際必要，但在文革肆虐的當時誰也不敢提出異議。最後還是後接任衛星總體設計工作的國防部導彈總體設計部副主任孫家棟鬥膽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了這個問題，總理既明確又含蓄地要科學家們“從實際出發”對待這個問題，這才使科技人員放棄了在衛星上鑲嵌毛澤東金屬頭像的“設計構想”……
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雖然比日本晚了一年，但畢竟為中國博得了作為一個大國的自豪與尊嚴。然而，我們為此嘔心瀝血的中國航天人在哪裏呢？孫家棟後來也因出身問題竟然“靠邊站”了，而趙九章、姚桐斌兩位先生已含恨而死，錢驥等不少前期參加了衛星工程的科學家們則是在“牛棚”裏聽著衛星奏響的《東方紅》音樂……而他們難道也是黨內的“走資派”？是要搞所謂修正主義的“走資派”？天曉得！！（資料來源：中華網《艱難的起飛：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的背後》）
試問：“文化大革命”是為了促進科技、經濟的發展而發動的嗎？客觀上，文化大革命促進了科技、經濟事業的發展了嗎？以原子彈、導彈的研製成就來看，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幹擾，我國的科技、軍事難道不會發展得更快更好嗎？國家如此尖端科技工作都遭到文革這樣的衝擊，其它一般科技經濟工作遭到了文革怎樣的幹擾和衝擊這還需要一一細述嗎？我們可以如楊明華先生那樣簡單、機械地從概念到概念地理解所謂“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嗎？（其實這也僅僅是有關“政治”概念諸多定義中的一條而已；關於“政治”的界定其實並不統一）。
五、文革期間為何還能取得一些科技、經濟成果？
這是一些讚美文革或認為文革不應當徹底否定的人常常使用的詰問。我們就有必要回答這樣的詰問。
正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對祖國的赤誠之愛、對科學事業的執著和癡迷、對共產黨、新中國、毛澤東的愛戴和信賴，使他們在文革的困惑、痛苦中仍然頑強地進行著研究，他們舍棄國外優裕生活、研究條件而投入新中國懷抱的實際行動早已經證明了他們的赤誠之心。正因為此，他們才在“文革期間”飽受折磨和屈辱之時，仍然為取得那些成果發揮著絕對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貢獻出他們的全部才華。
而他們因在國外求學的經曆以及他們無法改變的出身，卻使他們恰恰成了文革以及其它政治運動中被懷疑、被鬥爭、被整肅的對象。這難道不是一種極大的滑稽和嘲諷？所謂“文化大革命”難道不正破壞了黨和這個政權在那些對祖國赤誠有加的歸國科學家心中的美好形象？早已開始研究而最後產生於“文革期間”的那些成果與作為曆史和政治概念的“文革”有何關係？事實證明，文革對此產生的負麵幹擾和影響大約倒是罄竹難書的！！
文革期間我們還能取得一些科技、經濟的成果，我們不可忘記如周恩來總理、聶榮臻、張愛萍等以及一些有良心和正義感未泯的省部級領導幹部，他們為了祖國的強盛，在盡可能的範圍內運用他們尚可運用的部分權力冒著某種危險保護了如錢學森等一批科學家、知識分子，保護了我國的科技事業，使他們盡可能少地受到文革的衝擊，這倒是真正算得上促進了我國科技、經濟事業發展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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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文革”這一有特定含義的曆史概念偷換成“文革期間”這一時間概念以及“文革期間的所有一切”這一事件概念，不論從曆史學的角度還是從語義學的角度，都是荒謬的常識性錯誤，是行不通的；用所謂“辯證法”（即所謂有聯係地、全麵地看待……）來混淆“政治”與“經濟”的不同概念也是荒謬的思維方法——從宏觀來說，雖然有《政治經濟學》這門學科，雖然政治固然與經濟有著內在聯係，但畢竟政治是政治；從宏觀來說，經濟往往也和政治分不開，但經濟畢竟是經濟——正如經濟體製改革並不是政治體製改革一樣。正如：共產黨的最高宗旨是實現共產主義，但土地革命的目標就是達到地主土豪，讓農民耕者有其田，而非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抗日戰爭的目標就是把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而非發展生產；解放戰爭的目標就是奪取全國政權，而非後來的社會主義改造和發展重工業……為了肯定文革便硬要將發動文革的出發點或曰初衷說成是為了促進科技、經濟事業的發展，這難度也實在太大了點啊！
倒是文革後的“後30年”，我國主要進行的是“經濟體製改革”，所以經濟、科技事業飛速發展，人民生活較以往有了很大改善，這一切令世人矚目，為“前30年”不可比；而政治體製改革嚴重滯後，這才出現了許多令筆者和一些欲肯定文革者同樣焦慮乃至憤怒的事情。在這一點上我們沒有分歧。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麵告訴我們：政治畢竟是政治，經濟畢竟是經濟；二者雖然聯係緊密，但它們是兩回事，不是一回事。
最後，順便說一點題外話——楊明華先生還是承認文革中如大規模武鬥、隨意地亂批亂鬥人等是不對的。但楊先生說：“必須承認文革期間有很多做法是背離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意的，但是造成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嗚呼，退一萬步，即使承認楊先生所說是真，那麽文革的發動者、指揮者使文革出現了與其本意相背離的情況，出現了如本文所說以衛星設計院院長趙九章為代表的中科院20位一級研究員的自殺（此僅為典型而已）等等等等，諸如此類的責任該有誰來負？難道由那些無權發動和指揮這場“文革”的人來負？那麽我們可以假設：如果一場戰役出現了不應有的數萬士兵傷亡，甚至導致戰役失敗，隻要這位總指揮不是敵方“臥底”，這肯定是“違背”這位總指揮“原意”的——但難道僅因為戰役的失敗不是總指揮“原意”所以他就不要因此而承擔責任並接受處分嗎？誠如是，我們如何理解當今正在實施的“幹部問責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