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理群 發布時間：2014-01-02
我是文革的積極參加者，而且從頭參加到尾，沒有當過一天逍遙派，知識界恐怕很少有人像我這樣的。我之所以積極投入，一個重要原因是，文革對我來說並不突然，文革前，懵懵懂懂中，我就有一種預感。
這是由我當時的經曆與處境決定的。我那時在安順衛生學校教書，可以說多是非常認真地在教書，因此在學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但就是和領導搞不好關 係。有一天，我們的一個校長到我們教研室來，為一件事我們有不同意見，就爭論起來。那個校長是個很老的幹部，因為黨內鬥爭與省委書記發生衝突被貶到我們學 校，當然就不把我這樣的小小語文教員看在眼裏，還要擺出馬列主義者、老革命的架子，引經據典把我訓了一頓。偏偏我年輕氣盛，也讀了很多馬克思、恩格斯的 書，自然不服氣。不服氣不說，還跑到寢室拿來一大堆馬克思主義經典原著，和這位校長據理力爭。他當然辯不過我，下不了台，就利用權勢來整我。當時我們教工 團支部正在評選五好團員，本來我的呼聲很高，校長一幹預，自然就沒有選上。這還不說，他還布置同教研室的另一位語文老師來監視我，說錢理群家庭出身反動， 你們要注意他的一言一行。這位老師為人非常正直，就把這件事向我透露了。所以我直到現在都和這位老師保持良好的關係，在那樣的環境中他能這樣做，是很不容 易的。
這是我第一次和權力者、權勢發生衝突。我當然不服氣，而且因為我是學新聞的，政治上很敏感，那時已是文革前夕了，我就覺得形勢 要發生變化了，可能有我這樣的平民老百姓說話的機會。於是，我決定和這位當權者鬥爭，既然你布置人監視我，我就準備整你的“黑材料”，這位校長每次講話， 隻要我覺得有問題我就記下來，我認定這樣的校長盡管自認老革命，卻利用權勢整群眾，其實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就在我和這位校長暗中鬥爭的時候，學校來了一位新的黨支部書記，來了沒多久，就和這位校長發生了矛盾，聽說我反對校長，就找我談話，說黨是理解 你，支持你的。當時我真是激動萬分：終於得到黨的支持了!但很快我又和這個支部書記發生了衝突。我這個人的性格大概有點毛病，一輩子總是不斷地和領導和權 勢者發生衝突。我和領導的關係一般有三部曲：第一部，總是得到領導賞識，因為我確實能力比較強，做事也認真。第二部，因為我什麽事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喜 歡提意見，動不動就頂撞領導。把領導得罪了，於是必然有第三部：被領導整。我幾乎逃脫不了這樣一個命運。當時校黨支部準備發展一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 子”入黨，這位老師有點假，比如他在一次學雷鋒的講用會上說，他像雷鋒那樣學習毛主席著作，眼睛亮了，在黑暗中都能看得很遠了，其實他是個近視眼，這完全 是文學的誇張，老師們都在背後當笑話說。但黨支部卻要發展這樣的人入黨，還要開會征求群眾意見，誰都明白這不過是走過場。就我不知天高地厚，發言反對。我 一開炮，所有的老師，包括黨員都支持我，弄得支部書記很狼狽，暗地裏把我恨死了，我還蒙在鼓裏，以為他是支持我的。
就在這時候，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也是湊巧，當時我因為到農村勞動，得了傳染病，住在醫院裏，正發著高燒。我在報上看見毛主席肯定了北大聶元梓他 們的大字報，號召群眾起來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立刻準備寫那位校長的大字報。結果我的大字報還沒有貼出來，那位校長就先組織寫大字報，公布 我的檔案材料，把我這個“國民黨反動派的孝子賢孫”(因為我的家庭出身)、“漏網右派”(反右運動時我被內定為“中右”)揪了出來。而且很快發生了我在前 一講提到的那位女學生因為同情我而被迫自殺的事情。而在我被揪出來沒多久，校長又被揪出來了，因為他當年得罪的省委書記也趁文化大革命之機下令再度把他打 下去，和他本來有矛盾的支部書記自然也借機對他下手了。
文化大革命前和一開始發生在貴州小城的這些與我有關的事情，今天回過頭來看，其實還是有某種典型意義的。它至少說明，文革的發生，是與當時的社 會問題和黨內關係的緊張相關的。我曾經說過，在討論文革的時候，有一個事實是不能回避的，就是文革是一場全民參加的運動，所有的人，億萬人，都卷入了，這 到底是怎麽回事，是必須做出解釋的。在我看來，各種人從不同動機、不同目的、不同原因卷入文化大革命，情況非常複雜，要做具體研究，具體分析。就我的體驗，處於底層的知識分子、普通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卷入文革，是因為他們感受到當時的一些問題，觸及他們的切身利益，這與上層的卷入，是不一樣的。
就我所感受到的，或者說我看到的，有三大問題。一個是以家庭出身來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價值所造成的不平等。這一點我可以說是深有體會。你們 看，無論是那位校長在文革前整我，還是文革一開始把我揪出來，都是抓住我出身不好這一條。其實在日常工作中，我也是受歧視的。舉一個例子：因為我跟學生關 係太好了，所以學生都要求我當班主任，我自己也很想當班主任，但就不讓我當。後來我提出申請也不予理睬。到文革時這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狀，說錢理群處心積慮 要和黨爭奪青年，不讓你當班主任你搶著當。這些事情今天都很難理解：現在是沒有人願意當班主任，而那時當班主任也是組織對你的信任，是一種權利，我這樣的 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沒有資格當班主任的。連談戀愛都很困難。因為家庭出身是要連累到後代的，當時什麽事情都要查三代，這種情況下，有誰願意和我這樣 的父親是國民黨的高官，又跑到台灣去了的人結婚呢?一般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夾著尾巴過日子，我卻偏偏不安分守己，還愛鬧事，人們都認為錢理群是很危險的，是 一個不可接觸的人。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卷入文化大革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反抗這樣的由出身造成的社會不平等。
前麵說過，我曾經和學生實行“三同”，即同吃同睡同勞動，我那個班當時有個很奇怪的名字，叫“社來社去班”。他們都是從人民公社招來的，畢業後 再回到人民公社去。這些學生全部是貧下中農子女，出身都比較好，但他們卻感受到另一種不平等，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對農民、農村人口的歧 視：一個人的價值與社會地位、經濟待遇，取決於你出生在什麽地方：城市還是農村?所以我的這些學生，盡管家庭出身很好，但他們也卷入文化大革命，因為他們 感受到另一種形態的不平等：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差別。
還有一類人，他們喜歡獨立思考，不是領導怎麽講他就相信什麽，還要自己想一想。而且這樣的人，能力都比較強，或許還有點狂妄，不大瞧得起基層領 導，常常和領導發生衝突。而在1957年反右運動劃右派就有一條標準，就是：凡反對黨的基層領導，就是反對基層黨組織，就是反對黨，就是右派。因此，這些 頂撞基層領導的人，都被看作是右派，或者有右派傾向的人。我與校長發生爭論，校長敢於派人監視我，就是根據這樣的邏輯。而我當時和校長辯論，還犯了一個大 忌，就是我也來引經據典談馬克思主義。因為那時馬克思主義也是被壟斷的，解釋權隻屬於黨員領導，像我這樣的小小教員怎麽可以隨意亂談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 解，何況我還要引用馬克思的話來反駁領導的意見?這本身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當時類似我這樣的有點獨立性，因而被基層領導視為異端或不好管教的人，是 很多的，幾乎各單位都有，他們平時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經常被領導“穿小鞋”，文革一來，他們的卷入，幾乎是必然的。當然，更多的是被“逼上梁山”的：文 革開始，被領導拋了出來，打成“反革命”，就隻能鋌而走險，也起來“造反”。
因此，我們這些人在文革一開始，是作為領導眼中的“右派”被揪鬥的。而這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某些人的思想：他們試圖將文化大革命理解成一場新的“反右運動”。毛 澤東卻認為這是“幹擾了運動的大方向”，因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要整“各級黨組織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解決“大大小小的赫魯曉夫”的 問題。於是，就有了毛澤東的那張著名的大字報：“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 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 的誌氣，又何其毒也!”今天看來，毛澤東寫這張大字報的目的，顯然是要發動群眾，特別是受壓製的多少有些反抗思想的基層群眾，即他命名的“革命派”，來衝 擊他所認為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但傳達到並不知道鬥爭背景的基層，就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因此，我對毛澤東的大字報的第一個直覺反應 是，我獲得了一次解放!後來，我也果真獲得了“平反”，從“反革命”變成了“革命群眾”，獲得了參加“革命群眾組織”的權利。隨後開展的對“資產階級反動 路線”的批判，特別是對“馴服工具論”的批判，“造反有理”及“真理有時掌握在少數人手裏”等理念的強調，對我來說，是對自己長期以來心存疑惑的許多問題 的一個解答。大概是1966年11月、12月，由於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批判，地方各級黨組織全麵癱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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