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曾回到湖北家鄉，所見所聞，與上述戰時景象真乃一般不二。走在路上，行人稀少不說，極難碰到青壯年。各村各戶，基本見不到50歲以下的男人和青年女性。在田地裏勞作的，是青一色的老人。有的老人在耕田種地的時候，田埂地頭還放著一兩個幼小的孩子。入夜之後，村落裏一片沉寂，隻有偶爾傳出的狗叫。

原有的河、塘、渠、堰等水利灌溉設施大都毀壞，水土流失造成了大量旱地和稻田的廢棄。老家所在的村（過去的生產大隊）的250餘口水塘，曾是蓄水、養魚、澆園、保稻田的主要命脈，現在竟然全部被淤積垮壩而無人修複。有位親戚告訴我，別說修塘了，現在誰家死了人都很難找人抬出去。

今年8月，國際經濟研究局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學院院長傑夫瑞．薩克斯教授一行開始中國扶貧之旅，來到寧夏農村調研。

令他吃驚的是，這裏的農民仍然十分貧窮，村子裏也沒有文化衛生服務設施。他特別感到震憾的是，在一些農村，出現了隻在戰爭年代才會發生的情景：村裏隻有老人、婦女和兒童；由於貧窮落後，外出打工的男人大都和家裏失去了聯係。作為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先生的扶貧顧問，他在寧夏與安南進行了通話，並提到了他的驚人發現。

寒鴉飛數點，汙水繞孤村；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其實，不僅僅是本文筆者賴某人，也不僅僅是上麵這位世界知名經濟學家，隻要到過我們一些農村並留意觀察過農村和農民的其他朋友，你肯定都能發現這種不正常的戰時景象、戰爭狀態。

因為它是和平時期沒有戰爭的戰時景象，所以它才最具有可悲的“中國特色”！

為什麽和平時期會出現戰時景象？這種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現象，決不是緣於中國的農民喜歡外出流浪，更不是起源於所謂的“農村勞力過剩”，而是緣於人類兩大災難（戰爭與貧窮）中的貧窮。對於農村的貧困、農民的貧窮，活生生的現實就擺在那裏，我們不必刻意掩飾（我們的官方宣傳和媒體報道常常刻意掩飾）。隻是為了擺脫困境，甚至隻是為了求得生存，或者是因為種不起田地，億萬農民才背井離鄉，遠赴外地打工謀生。

“不外出打工就沒有出路，不外出打工就沒有生路”。正是由所謂“勞力過剩”變成了“勞力貧乏”，農村便出現了異常的戰時景象。據不久前舉行的中國人口問題研討會透露：我國有1．2億農民常年在外務工，由此產生了2000萬少年兒童留守家中。在家耕種田地和帶養留守兒童的，基本都是爺爺、奶奶等老年人。

我國非戰爭年代下的農村戰爭景象，決不是一個正常現象。表麵上看，這是青壯年都外出打工形成的現象，實際上則是“三農”（農村、農業、農民）問題的另一種顯象。其實，我國農民自古具有安土觀念，倘若在農村就能衣食無憂，他們一般都不願背井離鄉去做事。按照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李炳坤所說，我國農民收入存在三大特點：絕對額比較低，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過大，農民收入在地區之間很不平衡。

農村戰時景象的背後，是一係列嚴重的社會問題。據統計，農村留守兒童比例高達65.17％。由於隔代監護，造成家庭教育父母之愛的缺位，這些兒童的心理容易出現危機，導致性格冷漠、自卑、孤獨和自我封閉，甚至出現道德滑坡和行為失範；留守的中老年婦女則麵臨勞動強度高、精神負擔重、安全感缺乏等三重壓力；留守老人中，82％以上的老人必須堅持幹農活，90％的老人要照看孫輩，89％的老人沒有任何積蓄，他們生病後大多無人照料。


另外，由於農村缺少中青年勞力，農民要賴以生存和生活的水利、道路、房屋等基礎設施經久失修，損毀嚴重；一些田地無人耕種，或者拋荒，或者土壤退化，必將埋下糧食安全的禍患；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無法推廣，先進的文化和生活方式難以普及；落後的經濟基礎和落後的生產生活方式及習慣難以改變。這樣，農村的落後，會因此繼續落後下去；死氣沉沉、毫無生機的農村，將會因此繼續死氣沉沉、沒有生機。

這種戰時景象，無疑給中央和各級政府敲響了警鍾，不能不引起各級領導同誌的思考。問題是，領導者能否正視它，執政者如何改變它。讓廣大農民安居樂業其實並不複雜，我們的祖先早就講過極為淺顯的道理：“倉稟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安民之術，在於豐財”。


中央提出建設新農村，是一個非常正確的決策。但綜上所述，本人認為，要建設新農村，農村必須留人（留下充足的青壯年），要盡快改變目前那種不正常的“戰時景象”。



附文：

院空屋空心更空

 

 


　甘肅農民報記者 金鑫


“感覺很孤寂。”與記者閑聊中，62歲的“留守老人”王玉蘭道出了所謂的生活上的“困難”。


距離靜寧縣城25公裏的細巷鄉細巷村，連日的小雨，使得整個村莊顯得格外寧靜。村路不遠處一縷青煙徐徐升起，河道旁的大榆樹下，幾頭毛驢正不知疲倦地啃著青草。王玉蘭拉著小孫女張喜梅剛從村頭的小賣部回來。

 

　　在王玉蘭的家中，南北兩麵可以居住的土房門上，掛著她用碎布片拚接而成的門簾，門口零星擺放著沾滿泥巴的農具。小學放學，大孫子張昊昊背著書包跑進了屋裏。


王玉蘭的兒子和兒媳婦都在新疆打工，由於忙於生計，一年很難回一次家，有時候甚至幾年沒回過一次家，一連幾個月不與王玉蘭通一次電話，這讓王玉蘭感到非常孤寂。家裏的8畝地，也是她和63歲的老伴耕作，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過著田地—房屋“兩點一線”的生活，心中的蒼涼難以言說。

 

　　今年10歲的張昊昊，在剛結束的期中考試上，他的數學92分，全班第二名。但是他沒有給遠在新疆的爸媽報告這一“喜訊”。從去年3月份開始到現在，張昊昊就一直沒有機會見到他們，電話也是隔很長的時間打一次，每次除了說讓他聽奶奶的話再別無其他。

 


近年來，隨著大量青壯年農民進城務工，留在他們身後的“空心農村”已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其中，留守老人，由於子女外出打工經濟收入不穩定，生活上缺乏應有的保障，並承擔著家裏繁重的勞動，常常力不從心；留守婦女，麵臨生產和生活的雙重壓力，常常感到焦慮、無助；留守兒童，因長期缺乏親情的撫慰與關懷，缺少傾訴對象，缺乏安全感，心理抑鬱，性格內向孤僻，人際交往能力較差。

 

　　連日來，記者在我省部分地區采訪發現，大部分留守人員由於長期背負壓力、無人交心、缺乏關愛，心理健康狀況普遍較差，精神方麵的問題較為突出。對於村上到來的陌生人，表現出明顯的逃避感，害怕和陌生人說話。

記者所到之處，上百戶的村莊安安靜靜、冷冷清清，偌大的院落隻有隱隱約約電視節目發出的聲響。

 

五月初，莊浪縣南部山區大山深處的大莊鄉，昔日的炊煙繚繞、童聲喧鬧儼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老者小者困守村莊的孤獨。大莊鄉，已經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空巢村”。


楊局村，距離大莊鄉政府5裏路，是大莊鄉較大的一個村。順著村子裏的主幹道往上走，除了肩扛農具的老人，就是小孩子，大部分村民家的大門上掛著鐵鎖，很少能看到年輕人。一個有著360戶、1760人的村莊，顯得無比的安靜。而它周邊的王山村、南灣村、劉溝村、杜家村等，也因年輕人的外出打工而變得極為蕭索。

 

 大莊鄉鄉長楊甲鎖說，年一過完，當地的大部分年輕人便去往蘭州、銀川、新疆等地開始打工生活，“平均一戶就有一個”，直至年底部分年輕人才回來，有的甚至幾年不回家，耕地都是留守老人和婦女耕作。據了解，當地部分“留守老人”生病在家時，隻能由老伴照顧，老伴年紀又大，熬藥、喂藥等都很費力，幫患者翻身、擦洗等就更困難了。而獨身“空巢老人”生病後，則幾乎無人照料。今年50歲的楊局村村民楊滿代告訴記者，錢是永遠掙不夠的，希望兒子和女兒盡快回來，“安慰安慰我老漢的心”。

 

　　調查顯示，在我省農村“留守老人”中，常感到孤獨的達39.63%，感到無依無靠的占24.44%。在定西地區，80%的外出打工者靠電話來維係與孩子的聯係，一周內能與孩子聯係一次的父母不到1/3，15.7%的留守兒童對父母陌生，認為與父母聯係不聯係無所謂。


　“空巢村莊”的不斷出現，嚴重影響著新農村建設的進程，影響著地方經濟和基礎產業的發展。如何解決“空巢村”問題，已迫在眉睫。

　就此，記者采訪了省心理谘詢師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莫興邦。


莫興邦說，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農村剩餘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農村留守人員的問題，看似是家庭問題，但事實上超越了家庭的範疇。


莫興邦表示，農村留守人員的問題關係到城鄉穩定和社會協調發展，是一項社會工作，希望各方麵能相互合作，共同為此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