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自有其曆史的必然性。十年文革動亂，導致中國國民經濟至崩潰邊緣，科學技術遠落後於西方世界。當時終結文革的中國領袖們知道，隻有內部改革，方能改變極左意識形態及其官僚結構；隻有對外開放，方能引進資金和技術，以實現“四個現代化”之目標。故當年“改革開放”之啟，已是強國富民之必然選擇。
觀中國自七十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多年之發展，成就斐然，如經濟騰飛，太空漫步，奧運生輝，諸多成就令世人矚目，此得也。於此視而不見，無異於有目無珠。而與此同時，弊端兼生，如環境汙染，貧富不公，貪吏肆行，信仰喪失，此失也。於此矢口否認，無異於良心泯滅。
然則總評改革開放之舉，得也？失也？是也？非也？近代文人魯迅先生作為一位深刻的觀察家如是說，“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是。”言下之意，此類是非得失之評判並無意義，不過利益之爭罷了。以此觀之，則不難理解在改革開發中失落者何以懷念過去，他們將諸多現時弊端歸咎於鄧小平不守“永不翻案”之諾言，而幾乎全麵複辟資本主義；得益而發達者，自然誠心擁護讚頌改革；尚未如願者，則呼籲更大改革，激進者更囂然叫喊全盤西化。故若從個人或團體自身利益出發，則改革開放之是非得失之論，無非各說其理，是是非非，莫若以明。
古人雲：發達者而失德失義，雖得必失，雖盛必衰；貧困者積德累行，雖弱必強，雖窮必達。個人事業如此，國家發展亦然。一個國家之國德，乃民族之信仰與精神及其與之相應的民族心理特征及固有行為方式。中國乃大國，大國若無大德大義，縱有暫時之“崛起”，也若海濱沙塔，遇雨則坍。故吾不談“得失”，而論“德”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 ，自有“德”得，而似乎更多“德”失。
“德”失之一，乃失之於“共產主義道德”。現在不少年齡稍大的中國人，頗為懷念文革以前的毛澤東時代。不可否認，那時的政府較為廉潔，在“共產主義道德”的教育下，人民的道德素質普遍較高，社會一度“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雷鋒即是當時的典範。隨著否定文革，改革開放和前蘇聯的解體，共產主義運動的式微已不可逆轉，“共產主義道德”的意識形態，已經無法與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中國當權者雖不斷有以文革前之“革命傳統”來教育民眾的嚐試，但在市場經濟的新環境下，此舉若改帆船而行於高速公路，必不勝任矣。故此“德”之失不可避免，倒也甚合馬氏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理。於是中國出現了信仰真空，而政府幾乎無能為力。記得當年各種氣功（包括所謂特異功能）流行甚廣，其實是民間人士對這一真空的彌補。作為一個務實的政治家，鄧小平在理論上也是實用主義者，從“白貓黑貓”論發展到“摸石論”、“先富論”、“不爭論”和“向前看”，無一對中國人新的信仰和道德有所建樹，以至最後形成全民“向錢看”的庸俗主流意識。當他意識到“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是教育的失誤”時，已為時晚矣。
“德”失之二，乃失之於中國傳統道德。十年文革浩劫，雖然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其宗教信仰產生巨大破壞，但以作者的觀察，此破壞之程度物質方麵大於精神方麵。在思想上，知識分子並未心服，普通群眾未必領情。故廟宇雖毀，精神尚存。比如，底層民眾對學問和知識分子的尊重並無大損。七七年恢複高考時，一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知識分子馬上吃香，師道尊嚴立即恢複。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度出現“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科研人士和教師的社會地位大為下降。後來知識分子的經濟收入雖明顯提高，但大多已墮落為市場經濟的掙錢“精英”或政府的幫閑，而失去了孔孟傳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道德楷模作用。在信仰層次方麵，中國政府雖逐步恢複和擴大傳統宗教的自由和活動以適當彌補道德真空，但又恐其坐大失控，而不敢大力提倡。曆史上強盛之朝代必有品德大成之宗教家，如唐朝有玄奘，宋朝有陳摶，明朝有張三豐，等等。而近年來媒體上熱鬧的，有善於經營的和尚，販賣養生的道士，空談老莊的教授，不知政府之道德導向何指？“共產主義道德”既不能再令人信服，又懼於傳統道德之 “封建思想死灰複燃”，則政府進退失據矣。
“德”失之三，乃失之於吸收西方之精神文明。此失與上述二失緊密相關。畏懼呼吸室外新鮮空氣者，必是中氣不足，故不能吐故納新。中國曆史上漢唐盛朝，無不兼學兼容外邦文化。此並非隻涉物質技術，亦含精神道德。作者不讚同所謂“全盤西化”，事實上也不可能。但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在大量引進資金技術之時，對西方精神文明基本采取防範態度，以防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基於一種誤解，以為西方精神文明主要是宗教信仰和政治製度，於是令中國傳統文化和現有製度的衛道士們不勝惶恐。但大量西方物質文化的湧入，民眾自然受其影響，而這種影響必然涉及精神道德方麵。令人遺憾的是，因缺乏政府的理性甄別與導向，民眾所自然接受的，似乎負麵東西多於正麵。其實西方可學之精神文明範圍甚廣，包括與市場經濟想適應的道德觀念，如尊重個人、商業誠信、服務客戶、反饋社會、敬業守法等等。隻引進市場經濟而不建立與之相適應之道德意識，猶如買一高科技產品而忽視其使用與維護規則，必不能發揮產品之應有功效而多生弊端。中國人有受西方侵略、割地賠款的曆史心節，所以有民族主義的“大國崛起”之夢。但以此拒外過甚，則恐蹈清朝覆轍。
“德”失之四，乃失之於官員之道德修養。“德”失有四，唯此為大。大國者，當有大國之國民素質，而領導大國者，必要有大能大德之人。儒家與道家都強調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故一個社會風氣若嚴重不正，必有從上至下的原因。聖人之治並非排斥法治，兩者皆為國家治理之手段，如陰陽之並存。若中國法治未健，聖人之治又衰，則是陰陽皆虛也。管理現代國家之“君”，非指一人，應是領導一層，尤其是所謂“高級幹部”與“黨和國家領導者”們。聖人之道德，細而例舉，當有過人之精力，卓越之智慧，博愛之胸懷，深邃之思想，淡寡之私欲，決斷之明智，外圓而內方等等。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雙軌並行，初期官員尚能自律，後則放任，於是乎多有利用職權而與民爭利者。官與民爭利，則民心必失。天下無道，謂居要位之人無大能大德，其必致佞臣當朝，小人為吏，於是上下相瞞，愚智相欺，似此而望民風清淳，如居爐室內而求涼風。封建官員尚有“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精神，西方官員多有服務選民之責任感，共產黨官員曾有“為人民服務”之品行。現代中國官員或能居其一，或能兼而有之乎？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財富驟增而其分配機製紊亂。於是曾幾何時，中國社會物欲橫流，笑貧睸娼，唯利是圖，誠信蕩然，朝野上下之道德積累如江河日下，泥石滑坡。胡溫執政後，始倡“和諧社會，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又宣“八恥八榮”，力圖挽狂瀾於既倒，雖未有根本改觀，但不失為良好之開端。中國若要大國崛起，中華民族必要上承古聖之智，外納西方之成，重塑道德信仰，方能再現漢唐輝煌。
觀中國自七十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多年之發展，成就斐然，如經濟騰飛，太空漫步，奧運生輝，諸多成就令世人矚目，此得也。於此視而不見，無異於有目無珠。而與此同時，弊端兼生，如環境汙染，貧富不公，貪吏肆行，信仰喪失，此失也。於此矢口否認，無異於良心泯滅。
然則總評改革開放之舉，得也？失也？是也？非也？近代文人魯迅先生作為一位深刻的觀察家如是說，“曾經闊氣的要複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大抵如是。”言下之意，此類是非得失之評判並無意義，不過利益之爭罷了。以此觀之，則不難理解在改革開發中失落者何以懷念過去，他們將諸多現時弊端歸咎於鄧小平不守“永不翻案”之諾言，而幾乎全麵複辟資本主義；得益而發達者，自然誠心擁護讚頌改革；尚未如願者，則呼籲更大改革，激進者更囂然叫喊全盤西化。故若從個人或團體自身利益出發，則改革開放之是非得失之論，無非各說其理，是是非非，莫若以明。
古人雲：發達者而失德失義，雖得必失，雖盛必衰；貧困者積德累行，雖弱必強，雖窮必達。個人事業如此，國家發展亦然。一個國家之國德，乃民族之信仰與精神及其與之相應的民族心理特征及固有行為方式。中國乃大國，大國若無大德大義，縱有暫時之“崛起”，也若海濱沙塔，遇雨則坍。故吾不談“得失”，而論“德”失。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 ，自有“德”得，而似乎更多“德”失。
“德”失之一，乃失之於“共產主義道德”。現在不少年齡稍大的中國人，頗為懷念文革以前的毛澤東時代。不可否認，那時的政府較為廉潔，在“共產主義道德”的教育下，人民的道德素質普遍較高，社會一度“路不拾遺，夜不閉戶”。雷鋒即是當時的典範。隨著否定文革，改革開放和前蘇聯的解體，共產主義運動的式微已不可逆轉，“共產主義道德”的意識形態，已經無法與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中國當權者雖不斷有以文革前之“革命傳統”來教育民眾的嚐試，但在市場經濟的新環境下，此舉若改帆船而行於高速公路，必不勝任矣。故此“德”之失不可避免，倒也甚合馬氏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之理。於是中國出現了信仰真空，而政府幾乎無能為力。記得當年各種氣功（包括所謂特異功能）流行甚廣，其實是民間人士對這一真空的彌補。作為一個務實的政治家，鄧小平在理論上也是實用主義者，從“白貓黑貓”論發展到“摸石論”、“先富論”、“不爭論”和“向前看”，無一對中國人新的信仰和道德有所建樹，以至最後形成全民“向錢看”的庸俗主流意識。當他意識到“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是教育的失誤”時，已為時晚矣。
“德”失之二，乃失之於中國傳統道德。十年文革浩劫，雖然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其宗教信仰產生巨大破壞，但以作者的觀察，此破壞之程度物質方麵大於精神方麵。在思想上，知識分子並未心服，普通群眾未必領情。故廟宇雖毀，精神尚存。比如，底層民眾對學問和知識分子的尊重並無大損。七七年恢複高考時，一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知識分子馬上吃香，師道尊嚴立即恢複。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度出現“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科研人士和教師的社會地位大為下降。後來知識分子的經濟收入雖明顯提高，但大多已墮落為市場經濟的掙錢“精英”或政府的幫閑，而失去了孔孟傳統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道德楷模作用。在信仰層次方麵，中國政府雖逐步恢複和擴大傳統宗教的自由和活動以適當彌補道德真空，但又恐其坐大失控，而不敢大力提倡。曆史上強盛之朝代必有品德大成之宗教家，如唐朝有玄奘，宋朝有陳摶，明朝有張三豐，等等。而近年來媒體上熱鬧的，有善於經營的和尚，販賣養生的道士，空談老莊的教授，不知政府之道德導向何指？“共產主義道德”既不能再令人信服，又懼於傳統道德之 “封建思想死灰複燃”，則政府進退失據矣。
“德”失之三，乃失之於吸收西方之精神文明。此失與上述二失緊密相關。畏懼呼吸室外新鮮空氣者，必是中氣不足，故不能吐故納新。中國曆史上漢唐盛朝，無不兼學兼容外邦文化。此並非隻涉物質技術，亦含精神道德。作者不讚同所謂“全盤西化”，事實上也不可能。但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在大量引進資金技術之時，對西方精神文明基本采取防範態度，以防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基於一種誤解，以為西方精神文明主要是宗教信仰和政治製度，於是令中國傳統文化和現有製度的衛道士們不勝惶恐。但大量西方物質文化的湧入，民眾自然受其影響，而這種影響必然涉及精神道德方麵。令人遺憾的是，因缺乏政府的理性甄別與導向，民眾所自然接受的，似乎負麵東西多於正麵。其實西方可學之精神文明範圍甚廣，包括與市場經濟想適應的道德觀念，如尊重個人、商業誠信、服務客戶、反饋社會、敬業守法等等。隻引進市場經濟而不建立與之相適應之道德意識，猶如買一高科技產品而忽視其使用與維護規則，必不能發揮產品之應有功效而多生弊端。中國人有受西方侵略、割地賠款的曆史心節，所以有民族主義的“大國崛起”之夢。但以此拒外過甚，則恐蹈清朝覆轍。
“德”失之四，乃失之於官員之道德修養。“德”失有四，唯此為大。大國者，當有大國之國民素質，而領導大國者，必要有大能大德之人。儒家與道家都強調聖人之治。老子曰：“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故一個社會風氣若嚴重不正，必有從上至下的原因。聖人之治並非排斥法治，兩者皆為國家治理之手段，如陰陽之並存。若中國法治未健，聖人之治又衰，則是陰陽皆虛也。管理現代國家之“君”，非指一人，應是領導一層，尤其是所謂“高級幹部”與“黨和國家領導者”們。聖人之道德，細而例舉，當有過人之精力，卓越之智慧，博愛之胸懷，深邃之思想，淡寡之私欲，決斷之明智，外圓而內方等等。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雙軌並行，初期官員尚能自律，後則放任，於是乎多有利用職權而與民爭利者。官與民爭利，則民心必失。天下無道，謂居要位之人無大能大德，其必致佞臣當朝，小人為吏，於是上下相瞞，愚智相欺，似此而望民風清淳，如居爐室內而求涼風。封建官員尚有“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精神，西方官員多有服務選民之責任感，共產黨官員曾有“為人民服務”之品行。現代中國官員或能居其一，或能兼而有之乎？
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財富驟增而其分配機製紊亂。於是曾幾何時，中國社會物欲橫流，笑貧睸娼，唯利是圖，誠信蕩然，朝野上下之道德積累如江河日下，泥石滑坡。胡溫執政後，始倡“和諧社會，科學發展，以人為本”，又宣“八恥八榮”，力圖挽狂瀾於既倒，雖未有根本改觀，但不失為良好之開端。中國若要大國崛起，中華民族必要上承古聖之智，外納西方之成，重塑道德信仰，方能再現漢唐輝煌。
若退／201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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