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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鵬：台灣的主人 |
我流竄台灣，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我兩眼放光，因為又發現一件好玩的事情：每天傍晚七點左右，我住的小酒店旁邊那個巷口就會準時湧出不少男女，拎著製式相近的袋子站在路邊，秩序井然、蔚成建製，仿佛在等待一件重大的事……等我吃完便當返回街口，人們退潮般忽又不見了。訓練有素、每天如此。我一度在“快閃行動”和“傳銷組織”中做著大膽選項。後來才明白，這其實是居民們在排隊倒垃圾。
這就是著名的“垃圾不落地運動”。我曾很奇怪台北街道很幹淨，為什麽卻看不到什麽垃圾桶？原來，台灣不僅隨地扔垃圾被人鄙夷，每個人也必須是垃圾的第一個處理環節，台北規定市民須用專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類，分“可回收”“不可回收”“廚餘垃圾”……在指定地點、時間直接交給垃圾車收運，連馬英九都親自上陣示範。由於垃圾袋需付費，更由於民眾已建立減少垃圾製造的自覺意識，僅台北就由上世紀90年代中期每日掩埋2501噸減少到現在的每日掩埋55噸。垃圾焚燒量大大減少，空氣質量大為好轉。
想像2300萬人口的台灣，每天傍晚固定時間，成千上萬的居民在路口整齊劃一分類和運送垃圾，風雨無阻，這畫麵實在有些震撼。差不多同一時段，不少的大陸居民正守看療傷節目，或大跳廣場秧歌，罵環境汙染，然後一地垃圾……也挺震撼。
肯定有人要誇台灣民眾就是素質高。可是，大量的曆史圖片和文本記憶表明，過去的台灣也垃圾遍地、蠅蚊成群。你要是批評餐館老板亂扔廚房垃圾，他還會瞪眼睛。又有人歸功於台灣保留了中華傳統文化和美德。也許吧。就在大陸發動“文化大革命”時，蔣介石針鋒相對地發起“中華文化複興運動”，大力宣揚傳統道德文化，每一間教室都掛上了“禮義廉恥”。可是如果你不那麽詩意化，就會發現這項運動推行了一、二十年之久，台灣仍舊肮髒不堪，官商勾結、警匪沆瀣一氣。人們互不信任，對公共利益漠不關心。
為什麽傳統文化和美德二十年不顯靈，忽就大放異彩？我問過很多台灣人。他們也莫衷一是，有的甚至奇怪地看著我，反問：愛護環境不好嗎，待人禮貌不好嗎。當生活已習以為常，置身其中的人們倒忘了最初的原因。
一名台灣學者說：解嚴之前，政府也投入過上億巨資治理汙染，但效果不佳。1996年，台灣第一次開始直接民選總統；1997年，全民參與的垃圾不落地行動，大獲成功。另一名曾因上了國民黨“黑名單”十年被禁止回台灣的教授說：過去台灣人也凶巴巴的，1990年我回國以後發現，人們忽然變得講禮了，製度變了、人心就會變。
對於他們的答案，我沒有答案，我甚至懷疑這太偏於政治詮注。民主並不能直接帶來美德，南非打劫、印度輪奸的事也並不少見。我不得要領，仍然每天看到人們拎著大包小包在路口等待垃圾車響起那標誌性的音樂，低聲交談、鄰裏融洽的樣子。有一天，我忽然有個陰暗想法，忍不住問一名賣“麵線”的攤主：“既然專用垃圾袋需求量這麽大，有沒有商家生產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商家賺錢、居民省錢，反正收運垃圾的人員也不會仔細檢查是否正版垃圾袋。”他顯然沒準備充分，眼神直直地看著我，想了一會才說：“這袋子賣的錢用來做環保的，我們買假冒商家的，政府怎麽有錢做環保。”我又問：“政府又不是什麽好東西，你悄悄得點好處就可以了。”他看著我，有些惱怒地說：“要什麽好處，這裏就是我的家，這樣子做對不起自己啦。”
“這裏就是我的家”，我曾訪問過的方荷生也這麽說過。我被觸動到了什麽……台灣過去垃圾遍地，也許他們並沒有意識到這裏就是他們的家；現在台灣全民參與垃圾不落地，其實是在參與一場每天進行的社會管理。
當台灣在獨裁時代，即使獨裁者真心誠意進行道德建設、呼籲社會責任，但一切由獨裁者決定，民眾不會認為這是他們的家園，他們無權參與管理社會，也就無意公共道德。垃圾遍地、同流合汙成為常態……當台灣轉型，哪怕並不十全十美，可這裏就是他們的家園，他們主動配合，其實是保護自己的權益。人性就是這樣，參與度是與道德感成正比的，無權利、無義務，無參與，也就無責任。
我本還想問那攤主一句：“不怕那些垃圾袋的錢被官員貪汙了嗎？”但是沒問。我想起那天在台北市議會，我問“有沒有市民跑來告官。”工作人員帶我到一間大辦公室，說：“這就是告官的地方，議員接到投訴就可以發動質詢。”想不到台灣也有上訪辦，聯想到於建嶸先生的經曆……
我就問：“要是議員包庇官員怎麽辦？”他說：“怎麽會？議員巴不得有鬥官的機會呢。”我又問：“要是官員賄賂他，怎麽辦？”他說：“多少紅包能堵住他的嘴啊，下次選民就不選他當那個選區的議員了，他就虧了。”我繼續追問：“要是紅包大到讓他無法抵擋誘惑呢。”他耐心地解釋：“就算這名議員私結官員，民眾還可以找其他議員，那些議員正愁沒有出名的好機會呢。”我近乎耍賴地問：“要是這個官足夠大，把其他議員都買通了呢。”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說：“多大的官，陳水扁的官夠大了吧……”
這樣奇怪的眼神，我已很熟悉了。有一天逛馬路，我心血來潮地問陪同：“如果老人摔倒路邊，你們敢不敢扶起來？”她看了我一眼，回答“當然會快快扶起。”我追問：“如果老人說是你撞倒的怎麽辦？”她眼神震驚，問：“老人為什麽要這麽做？”我都覺得自己有些陰險了，但堅持問：“要是老人沒錢治病……”她斬釘截鐵回答：“不會啦，所有老人都有健保計劃，為什麽要誣賴別人。”
台灣的全民健保（也就是我們說的醫保），曾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稱為“台灣奇跡”。它獲得的盛譽就不用說了，總之它是以個人所得橫向轉移，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轉移，從而真正實現了社會共濟，很有點社會主義的味道。可是它也常被詬病。比如有的老婆婆沒病也要一個星期跑幾次醫院，有的人明明在美國工作，卻坐飛機回台灣看牙齒……由於政府補貼太多，台灣民眾就批評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在養懶人。
睹此現狀，大陸官員也憂心忡忡地指出：“台灣全民健保有種種弊端”。原來，這些年官員們一直在幫我們享受免費醫療的種種弊端。
體製內還是有好心的官員。我知道一個叫朱幼棣的人，曾任國務院研究院社會發展司司長，多年來一直堅持調查中國的醫改問題，仗義執言。退休後他寫了一本《大國醫改》，講過一些故事：有一天，他到北京腫瘤醫院附近的地下旅館采訪，那兒住滿了求醫的病人。他遇見一個窮困潦倒的癌症病人，因為工廠改製，醫藥費無處報銷，四處借來的錢也很快用盡，這個絕望的老工人將全部希望放在一塊170元、青白發亮的石頭上。朱幼棣問有用嗎。老工人說：“疼時按一按，痛苦似乎就減輕了”。相信石頭能治病……朱幼棣說，這一幕至今曆曆在目。
有一次在醫改會議上，朱幼棣提出政府是否應該為公眾提供一部分“免費藥”，讓底層患者得到一些必要救濟。社保部的專家當場就表示反對，他警覺地表示：“這樣搞，邊境上的農民就會排隊領取免費藥，然後倒賣到國外去”。
朱幼棣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告訴這位專家，與中國接壤的越南、泰國早已推行免費藥。就連同樣人口眾多的印度，都能為低收入群眾提供免費藥。
這個故事的悲傷，其實還不是民眾看不起病，而是有些官員和專家，習慣性把看不起病的民眾當賊看了。
不好意思跑題了。回到台灣健保，台灣民眾時時防賊一樣防著馬英九，他們說這個總統力挺健保，其實是為撈政治利益、攢民意。馬英九隻得解釋：過去五年世界動蕩、金融危機，但台灣的社會安全網之所以一直發揮效果，這與完備、低廉的健保有絕大關係。他重申，健保對“病”和“窮”的民眾，是很重要的保障。在台灣，民眾才是真正的主人。
說實話，台灣也問題多多，兩黨之爭影響效率，失業率上漲，在大陸這個巨大經濟體麵前，它那麽寒酸，一個項目的上馬得吵好多年。台灣轉型並不完美，可是走在街上，每個人長著一張從容不迫的臉，每雙眼睛裏都透有主人的尊嚴。他們配合“垃圾不落地”，這是他們的家園。他們不怕官，自己才是這座島最大的官。老婆婆不訛路人是因為她有“健保”，很多超市門口會有一個捐發票的愛心箱，人們買完東西就自覺把發票投進去，最大限度保證發票中獎的彩金能鎖定病窮群體……他們投票的動作一向這麽熟練，表明這已是生活的一部分。
傳統很容易消失，道德也不太靠得住，台灣人並不比大陸人更有道德，他們從容不迫地活著，隻是因為沒有被當賊，他們確知台灣不屬於藍也不屬於綠，確信自己才是家園的主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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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2013 postre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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