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的曆史責任及本來麵目(ZT)
董玉振
推薦者按：這是一篇以事實為依據、以理性對待事物的好文章。如果你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處於公心，不帶任何偏見，讀後，你一定會對我國所謂的改革有一個新的、正確的認識。
本文多處以鄧小平及其事業作比較，無意否定鄧的一生為中國所作的巨大貢獻，更無意對改革開放的正確性提出置疑， 隻是為了在比較中能更清楚地看毛對中國發展所作的貢獻，及其所犯錯誤的曆史必然性。對過去過分貶毛、過高抬鄧的做法予以糾正，部分地還曆史真麵目。當然， 鄧小平是近二十年來瘋狂反毛的罪魁禍首，也是作者不得不作一比較的重要原因。
一九八零年初，學校曾組織我們高中一年級的學生看鄧小平七九年訪美的記錄影片。在歡迎鄧的音樂會上，當一群美國小學生用中文演唱“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來表示對客人的尊重和歡迎時，鏡頭在鄧的臉上停留了五秒鍾;鄧僵硬的、沒有半點喜色的臉給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一定讓美國主人感到奇怪。過於早熟的政治意識使作者強烈地感覺到一場反毛運動將很快來臨，而以鄧小平為首的“文革”受害者們將在“實事求是”的外衣下不可避免地摻入個人的意誌和報複的欲望。
八一年，《決議》在鄧小平的主持下獲得中共中央的通過，拉開了批毛反毛的序幕。《決議》除對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前的七年予以肯定外，毛澤東領導下的其餘二十年被全盤否定。在全黨學習《決議》的過程中，各界掀起了檢討毛澤東過錯的聲浪。文藝界更不甘落後，通過電視等一切手段否定建國以來的成就。當打開國門，看到外國的發達時，更全民埋怨毛;似乎要不是毛的錯誤，中國就應該如何發達，人民就應如何富有。他們無視其它和中國建國時有相近國情、而已遠比中國落後的國家(如印度)的存在;隻看到發達國家的富有，而不看中國薄弱的基礎和發展環境的惡劣;“實事求是”變成了反毛 的專用借口。毛的語錄被刷掉，畫像被撕毀，塑像被推倒，家裏的石膏像被扔進垃圾箱。讓當時年青的作者感到一絲安慰的還是在農村。農民們將毛主席畫像保留，或擔心犯政治錯誤而象春節後送神像般燒掉，將石膏像悄悄藏起;在這些土氣的鄉下人身上，總算保留了整個民族的一份良心。
在毛逝世後,知識分子從檢討毛的錯誤迅速上升到檢討共產黨的錯誤、馬列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製度的錯誤，這是必然的發展邏輯。鄧慌忙推出了“四個堅持”，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製度、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 當然不忘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鄧試圖將毛澤東和共產黨、社會主義製度割裂開來的作法顯然是短見和幼稚的，他似乎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和整個中共的曆史、社會主義製度、人民解放軍已熔為一體，沒有毛的中共還是中共嗎?沒有毛的社會主義還是這樣的社會主義嗎?沒有毛軍事思想的解放軍還是人民子弟兵嗎?隨著時間的推移，鄧小 平、周恩來等人的得失可遊離於共產黨之外而作為個體予以評價，但毛任何時候不可能和中共及社會主義製度分離，和人民軍隊分離。
“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頗為滑稽的集體撈功之舉。打開和毛一齊革命的政治家如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鄧小平等的文集，然後再讀毛澤東雄文四卷，能強烈感覺到他們和毛根本不在一個哪怕是接近的思維層麵上。奠定中共革命理論基礎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 報告》等大作完成時，其他領袖們還沒搞清楚該幹什麽呢;而鄧當時要麽在法國勤工儉學，要麽在中央作個小書記。沒有上述領袖們參與革命，毛澤東身邊肯定會有 其他人參與並取得革命成功;但沒有毛澤東參與，上述領袖們根本找不到革命成功的道路並名垂青史。當然，正如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們的助手也為科學發現做了不少 工作，其他領袖們並沒有無所事事，但他們的貢獻還沒到有資格強調“集體智慧”的地步。“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是長期的、成功與失敗的無數次反複實踐中得出的正確結論，“集體結晶論”無疑是對此結論的歪曲。
流行海內外、將鄧和毛相提並論的作法更是奇怪無比。如果說毛開辟了中國發展的新紀元，那麽鄧則是在新紀元裏開始了一個新階段。毛對中國的影響將是長期的甚至永久的，鄧隻可能是暫時的。鄧比之於毛，如月亮比之於太陽;當鄧試圖因太陽黑子而遮住太陽的光芒時，自己也失 去了光亮。
目前中共一個有趣的結論是“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這一結論大有值得商榷之處。“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表明了毛是新中國得以成立的必要條件，是“無數次成敗反複”證明了的;那麽鄧是否是今日新生活的必要條件哪?換了別人是否就不行了呢?是否經曆過“無數次成敗反複”證明了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鄧對中國的發展方向並沒像毛那樣製定係統的指導理論，和其它人“摸著石頭過河”是他的選擇。實際上，經曆 毛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後,轉向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主的輕工業優先戰略是自然的轉換，國際環境許可下對外開放也是曆史的必然，將基於計劃的人本經濟轉向市 場經濟也是大勢所趨。趙ziyang任總理時曾講“沒有‘文革’的失誤就不會有現在的大徹大悟”，部分說明了改革開放的必然趨勢。沒有鄧，其他領導人最終都會走改革 開放的道路，都會“摸著石頭過河”。林彪的五七一紀要中的內容比鄧更早提出改革的思想.
當然，今日“幸福生活”的內容如果僅指物質上的，那無疑比過去“幸福”許多;但信仰迷失、社會風氣敗壞、貪官汙吏橫行、少兒失學嚴重、百姓怨聲載道等，表明今日的生活並不那麽“幸福”，甚至比那信仰明確、為官清廉、民風樸實的年代更多了幾分愁苦。另外，將“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和“沒有鄧小平就沒有今日的幸福生活”相提並論，強烈暗示了毛澤東主要隻在建國之功，而將建國後的主要發展之功歸於鄧的名下，本文在“人本經濟的成功嚐試”、“計劃生育與農民”兩節裏已對此作了否定。這樣並列的口號不僅有違“實事求是”精神，甚至具有歪曲曆史、抹殺二十八年中幾代人無私貢獻的反動性質。
《決議》的通過造成了八十年代中國人思想的空前大混亂，“六·四”事件是十年來思想混亂的必然結果。至今還有不少人大罵“共產黨當政以來沒幹多少好事”，能怪他們嗎?在中共自己的文件《決議》中已清楚表明了這一點。“六·四”後鄧小平沉痛地總結道：“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在教育”。很遺憾，鄧至死都沒有認識到禍根在哪裏。國際間存在明爭暗鬥、利益爭奪本是非常自然的事，外國搞“和平演變”也屬正常，“必自毀，而 人毀之”。
“文革”表麵上的混亂並沒有從根本上動搖中共建立起來的堅實政治基礎和社會基礎，人民對執政黨和其社會製度的信賴並沒有改變。在華國鋒時代，中國人思想上還基本保持毛澤東時代的純樸和堅定信仰，如果鄧小平能抱更寬闊的胸懷，更高瞻遠矚，采取溫和漸進方式對建國以來所犯錯誤進行黨的集體反思，對建國二十八年曆史指出失誤的同時肯定進步和發展事實，用個案處理兼說服教育的方式對冤假錯案一次性處理，在不損害毛光輝形象 的情況下在領導層麵上對毛進行保護性批評，用三、五年時間內實現毛澤東時代的“軟著陸”是完全可能的。“文革”在毛逝世後即自動結束，高考恢複、科技大會 召開，人民的思想覺悟和勞動熱情繼續高昂;如能善加利用和引導，對過去采取辯證的揚棄方法論，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更加順利，今日中國的很多弊端也不會這樣 嚴重。
多年來，每當作者想及中共通過《決議》這種疾風暴雨方式結束毛澤東時代，並放任政界文藝界對毛肆意攻擊和報複時，總深感惋惜。為國家失去毛澤東時代建立起來的堅固社會和政治基礎而心痛萬分。頭腦中總有一個揮之不去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概念。這一概念隨著研究的深入而越來越明晰：原來，鄧小平正是毛澤東一直擔心的“中國的赫魯曉夫”;《決議》除了“毛澤東同誌的功績是主要的，錯誤是次要的”這一毫無意義的二分遮羞 布外，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異曲同工。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開創了蘇聯和東歐曆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時代，培養了導致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的一代領 導人和人民。鄧小平及其《決議》開啟了新中國曆史上思想空前混亂的八十年代，並影響了一代人。
蒼天有眼，當我中華民族在東方崛起。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發生及時，讓中國知識分子猛醒，給中國人民上了生動的一課，初步結束了持續十多年的思想混亂。這即是執政黨的幸運，也是我中華之福。毛澤東時代還不太遙遠，那時的人還在。知識分子們重新購回已扔掉多年的《毛澤東選集》，掀起了全國性的、自發的“尋回毛澤東”的高潮。他們在《毛選》裏看到了對現實世界的精辟分析，開始用“矛盾的、鬥爭的方法”辨別這個本來就很複 雜的世界。當克林頓訪華，向中國的大學生們兜售“民主自由”時，學生們非但沒有照單全收，反而送上了“湖南的紅辣椒”。
毛澤東時代培養的年輕人已成功地肩負起當今中國的領導責任，今日的中國青年也完全有能力肩負起這個強國未來的重任，雖然當今教育方法和幹部選拔製度弊端甚多。這是毛澤東幾十年致力於民族教育和改造的結果，決不是什麽“集體智慧的結晶”;沒有鄧的“集體智慧”，“結 晶”也許會更美。
與受惠於毛澤東思想的大陸知識分子相對照，港台部分知識分子在看待國內國際政治問題、中英關係、中美關係、中日關係等方麵還停留在“六·四”之前大陸知識分子的思維層麵上。
至此，誰還能說毛澤東建國後一係列政治運動完全錯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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