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知青運動研究（1800萬知青下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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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學”集大成專著——潘鳴嘯先生《失落的一代》

原載《二十一世紀》(香港)2010年十月號

一、再演敦煌故事

知青運動遠去，知青研究漸熱。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先生的《失落的一代》（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年中譯本），厚厚一本40萬字的集大成式專著，本人知青出身（八年鄉齡），讀之感慨萬千。知青研究居然再演“敦煌故事”（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知青運動在中國，知青學在國外。從《失》著所附參考文獻上，外文也比中文熱鬧。

今年乃知青運動爆發40周年，內地知青自我紀念再掀高潮，一些報刊也開始關注知青話題。按說40年的時間應該使研究者有了充足的時日積累，有了研究客觀化足夠的時空間隔，應該湧現“知青學”專家與集大成式專著。然而，由於上山下鄉運動不僅栓係著文革，而且鉤掛著中共意識形態，牽扯著赤左學說的價值大方向，因此隻要馬列之旗還是中國上空的唯一之旗，隻要知青運動肇始者還享有“三七開”的政治豁免權，“知青學”就和所有赤左胎兒一樣，無法在寰內得到真正有深度的剖析，就一天無法“轉正”——由民間入廟堂。此外，盡管知青運動結束已30年，但1800萬知青垂而未老，不僅“人還在，心不死”，而且大部仍值盛年，社會能量甚巨。精於意識形態管理的中共，當然明白還必須為某些曆史遮醜。如此這般，知青學自然“宜粗不宜細”，隻能與文革一樣“淡化處理”。迄今為止，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深遠的上山下鄉運動，居然從未躋身國家課題。不是沒人報，而是不肯批——“穩定壓倒一切”。因此，這一重大當代史課題，白白“讓”與人家老外。潘鳴嘯先生《失落的一代》，生逢其辰，覷著其時。

“知青學”在國外，當然不是我們這些知青學人不自愛，不知此山有璧，而是人家老外更有條件比我們關心“知青”。不僅經費、時間投入存在巨差，最要命的是思想自由。綜因合之，老外學者的研究熱情遠比我們易燃，學術興趣也遠比寰內學子更熱烈更持久。盡管事實如此，無論如何，我還是為這一“集大成”課題流失國外而汗顏，為中國而感慨。

說起來，大陸“知青學”並非毫無進展，也出現一些台階性研究成果。如鄧賢《中國知青夢》（1993）、劉小萌、定宜莊等人《中國知青事典》（1995）、顧洪章、劉夢章等人的《中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始末》（1996）、金大陸的《世運與命運——關於老三屆人的生存與發展》（1998）、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68）》（1998）、劉小萌的《中國知青口述史》（2004）。但這些成果均屬初級階段的資料性歸掃，雖然十分重要，提供了積微言細的原始資料，但由於是民間行為（除金大陸為上海巿級課題），所錄資料大多為知青親曆，局限於下層個體親曆，即便涉及宏觀整體，亦受到“必須克製”的局限，尤其必須麵對出版那道嚴審雄關，多少資料由作者本人就“自覺”過濾掉了。失去資料等於失去準確判斷的前提，誰都明白信息封閉的厲害。

二、學術貢獻

《失落的一代》之所以集大成，首先在於它是一本嚴肅的學術化專著，對大量散落的原始資料進行了全麵係統地歸納梳扒，整體考察，取精用宏，立樁深固。就資料而言，可謂一冊在手，“知青”可知。為全麵概要了解上山下鄉運動及知青一代，提供了迄今為止最合適的綜述性讀本。

筆者作為漸入秋暮的當年知青，30年來一路總還算關心知青研究，但《失》中所輯資料仍聞所未聞，30多年前的舊聞對我來說仍是新聞，捧讀此書才真正認識這場運動，一路發歎“原來如此！原來如此！”發現自己不僅當年被蒙鼓裏，40年後仍然不知就裏。若非讀到《失落的一代》，終身都將不了解這場運動的全局性資訊。如從1956年起上山下鄉就和解決失業“結合”起來了；1963年周恩來計劃18年內動員3500萬知青下鄉。（頁61）上山下鄉乃是中共政府在實踐中摸索出來的解決失業之策——借助紅色意識形態，將工業疲軟無法解決的失業大包袱甩給農村。如此這般，既維持中共無所不能的意識形態神話（最高指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隻要有了人，一切人間奇跡都可創造出來。）又遮了大麵積失業之醜。至於將青年精英送往農村——工業化的相反方向，會造成怎樣的曆史後果，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似乎從未考慮過。因為，他們來不及慮及，亦毋須慮及，反正他們怎麽做都是“偉光正”。

從《失》中，我得知一係列秘聞：

——中央之所以迅速對雲南知青作出讓步，可能與1979年初已決定的“對越自衛反擊”有關，“如果在此邊境地區發生大規模社會衝突，就很不利於開展反擊戰鬥。” （頁142）上山下鄉在1980年被最後終結，並非中央主動認錯，而是“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抵製與抗爭在1979年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就促使了政府最終放棄了這場運動。” 包括農民的消極抵製。（頁163、166）

——宣傳幹事、教師、生產隊長等當年混得不錯的“積極分子”，居然也非法偷渡香港，奔向“萬惡的殖民地”，因為連他們也無法在農村農場“展望自己的未來”。（頁300）廣州動物園某職員因賣虎糞給知青而被捕，因為虎糞可使知青在偷渡香港時嚇退追捕警犬。（頁367）

——得知那些知青英雄後來的故事，如張鐵生、吳獻忠、柴春澤、朱克家、蔡立堅、侯雋、董加耕。（頁159～160）李慶霖的三改刑期——從無期到八年。（頁160）認識真正的知青英雄——上海赴疆知青歐陽璉（阿克蘇知青領袖）因帶頭鬧返城被判刑四年。

——女知青普遍遭強奸之證據，黑龍江全省百餘農場，每個農場都上報過好幾起，有時是幾十起。（頁285）《南京之歌》（我至今會哼唱）作者任毅差點被槍斃，後判十年徒刑，蹲足九年。（頁339）一位老媒婆因介紹城裏女知青給郊區小夥，獲罪“破壞上山下鄉”，吃了槍斃！（頁211）

—— 1974年10月23日廣州十萬青年自發聚集白雲山，放了幾百隻風箏，風箏飄語：“順風順水到尖沙咀！” （頁377）1974年4月，南京爆發遊行示威。（頁379）1984年，1．7萬上海知青勸返新疆。（頁189）民主牆時期，上海知青王輔臣在人民廣場張貼大字報：“大黨閥、大軍閥、大獨裁者——毛澤東，上海人民決不會饒恕你。”（頁408）1980年10月29日，插隊山西的北京知青王誌剛自爆事件——10死81傷。（頁196）

——1978年底～1979年初，各地知青運動風起雲湧。京滬寧杭渝及南昌、合肥都鬧了，上海知青以臥軌“擴大影響”，遊行、絕食、請願，持續一月，提出口號：“要工作！要吃飯！要戶口！”“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反動！”滬青民運領袖滕滬生被捕。大多數農場這一期間都出現自殺事件。（頁144～147）甚至讀到“反動至極”的請願語：“勞改犯服刑期滿就可以回到北京安排工作，我們反而不如勞改犯，這麽長時間了還不允許我們返回北京！” （頁197）

——文革結束時，中共發現如不說謊就不能維持“安定團結”。1978年李先念已說：“國家花了70億，買了四個不滿意。”——青年不滿意、家長不滿意、社隊不滿意、國家也不滿意。（鄧小平也認可）對上山下鄉的荒謬性一清二楚，但仍不能承認這是一項錯誤政策，在宣傳上還得讓知青認為在廣闊天地得到“寶貴的再教育”。副總理紀登奎明確表述高層共識：“我們的指導思想是宣傳下，做到不下。不宣傳上山下鄉就不能安定，就要亂套。”[1] 必須對已認識到的錯誤進行反向宣傳，迫使國人接受這種“政治潛規則”，誰不接受誰就是“政治上不成熟”。這就是我們知青一代成長的社會環境。（頁131）這種“殺傷力”強大的資料，自然不會討官方歡喜，不能在大陸媒體得到傳播。

——某台灣學者1972年對上山下鄉大聲喝彩，將這場運動稱為“理性而大膽的”實驗。（頁44）1967年秋，法國共青團幾位負責人訪華後，受知識分子必須與群眾相結合的毛氏理論啟迪，發起“插入運動”，影響數百法國青年放棄學業，在城市“插廠”。（頁434）1970年代初，法國數千名青年再掀“回歸土地”運動，堅持七八年，最後吃癟。（頁255）在柬埔寨，“高棉人用鮮血寫就的曆史正像毛澤東主義的恐怖寫照，特別是下鄉運動時期提出來的某些指示。”（頁432）幾則隔岸“新聞”使我陣陣驚悚，再一次直觀感受赤左學說的欺蒙之力。

《失》還提供了一係列數據，使全書論述站在實證的地基上。如80萬知青被永遠留在“廣闊天地”。（頁202）1980年仍有15．5萬知青下鄉、與農民結婚的知青總數43萬。（頁168）得到下鄉豁免權中，幹部子弟42%，工人出身31%，普通家庭4%，出身不佳1%。（頁213）文革十年，大學生減少100多萬，技校生減少200多萬，整個中學教育停頓，有的地區因初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高中。（頁411）列示數據，結論自明。文革對國家的傷害、對教育的摧毀，可謂一目了然。

再如知青運動完全違反經濟規律與客觀現實，硬將知青送往不需要勞力的地方充當勞力，還讓知青硬幹類似西西弗斯的活兒。1957～77年間，全國可耕麵積減少11%，人口卻增加47%；1978年中國人均耕地麵積僅0．3公頃，日本0．7公頃，印度一公頃，美國48公頃。國家投資46億辦農場，結果虧損32億。（頁399）

最悲劇性的是知青運動的宏觀投入與產出。為安置知青，國家在每位知青身上投資500元，去農村178～303元/人，去農場690～1119元/人。（頁61）內蒙昭盟知青，所送城市每年得為知青投入人均千元，相當中級幹部的年收入，但知青卻根本做不到自給。（頁160）四川某農場安置一名知青需1900元，而安置社隊工廠1300元，安置鄉鎮企業僅需500元，知青下鄉成了比辦廠還昂貴的事兒。（頁166）還買來四個不滿意，尤其包括對政府的怨恨，引發對“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懷疑，普遍出現“三信危機”——對馬列主義的信仰危機、對中共的信任危機、對社會主義的信心危機。這一代青年的崇拜對象用馬基雅弗利（Machiavel）、達爾文（Darwin）、於連（Julien Sorel）換下孔子、雷鋒。（頁348）於民大怨，於國大害，於己大損；裏外兩傷，損人不利己；何苦？何苦！為何！為何？歪謬之屋一定建立於某一歪謬地基，一定有一歪謬的價值支撐，今人當然都認清了那枚封建臀章——權爭。為了一己之權壞了一國之政，為了一己之欲壞了全國之益。

三、分析深刻

《失》著分析的深刻性，亦達知青學前沿。雖然分析知青運動難度不高，但大陸學者受製於“局限”，特別那位揮手肇始者的巨像還高高懸掛，知青研究就必須戴著鐐銬起舞，寰內學者就無法自由伸展思想之翅。《失》之深刻也就特別得到映襯，言我們所未言或不敢言：

——下鄉屬於最具專製之列。這種強製性的放逐邊遠地區從事體力勞動無疑就是流放。……當權者擁有對人民的極大權力，而老百姓為保護自身幾乎走投無路，這一現實在運動中暴露無遺。（頁430）

——農村勞動力閑置不是很顯眼的事情，與城鎮失業相比，政治上的危險性也比較小，而知青混在農民群眾中也不會造成駭人聽聞的人口增長數字。……上山下鄉運動完全不是解決就業問題的辦法，而是掩蓋問題的辦法。它使人忽略了擴大就業的很多機會。（頁390～391）

——大多數情況下，越是呱呱大叫要紮根農村，就越有機會離開，等於公開鼓勵口是心非。（頁307）全麵打亂道德禁條，結果就是極大地削弱這些禁條對精神的控製力。知青們學會了把以前他們譴責的所作所為看成是正常的。（頁346）

——政治上根本不信任這一表現出有某種獨立精神的社會階層。仇視知識分子的政策造成了一片混亂，下鄉運動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下鄉運動與毛的有關教育培養青年的政策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政策，目的是防止在新一代中出現知識分子及滋長批判精神。……毛一向……認為鄉下人的道德精神遠高於城市人。（頁429）

——毛也善於耍弄陰謀詭計，在發動文化革命的過程中就暴露無遺了。他非常明白思想意識形態是他主要的政治賭注。假如中國政府變成一個注重經濟效益的理性政府，毛就會失去他實際權力的一部分。” （頁25）狠狠“運動”自己及周圍的一切，乃是極權主義者緊緊攫權必須乘坐的大車。（頁22～23）共產黨的宣傳工具，毫不猶豫地假借老百姓的嘴把要強加於民的思想說出來。（頁223）（農民）懷念集體化之前的日子，有的甚至還談到解放前。（頁227～228）

——任何人都不能以所謂“曆史使命”為名，君王式蔑視社會經濟利益而命令全體社會成員必須服從他的安排。（頁439）整整一代人就成了某種不公平的犧牲品。（頁412）

——老三屆從童年開始就被灌輸戰爭神聖偉大的思想。各類宣傳不斷向他們顯示戰爭是通往光榮的道路……知青們都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一打，起碼可以變一變。要死，死在戰場上，誰知道呀，當個英雄，總比憋死在這個破地方強。”一位海南知青：“我幻想著哪一天世界革命爆發，我們知青便可以告別農村，殺向歐美。” （頁364）

——下鄉運動遺禍久遠，它迫使政府當局從1978年起采取了與現代化高效率的經濟目標背道而馳的下下策，就是頂替製度（工人退休之時，其職位由其一子女自動頂上）和歸口包幹製度（年輕人的招聘由他們的父母所在單位負責）。必須指出，由此引致的職位世襲現象，不僅對保證勞動力質量及經濟生產效益是有損無益的，而且也是違背毛派們決意抑製社會不平等的代代相傳的願意的。（頁392）

對大陸知青研究者來說，提煉撮抓這些“親身感受”似應更方便更容易，他們當然更理解自己當年由皮肉得來的真理。如今，絕大多數國人也已認識到：任何整體利益不過是個體利益的集合，隻有尊重每一個體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是“人民政府”，才可能獲得執政的合法性。然而，就這些已在口邊的認識，絕大多數大陸學人莫要說“不敢放肆”，就算拎著膽子說出來，也沒有哪家刊物敢為你提供平台。

四、所得思考

依靠《失》所提供的全局資訊與宏觀數據，我終於明白自己當年的命運猶如一飄飛葉。1800萬知青、被呼“萬歲”的人民，不過是毛澤東這些“曆史巨人”掌中的“白老鼠”——文革犧牲品與四個現代化廢品。（頁155）當今青年很難想象：“回家”這樣一個最原始最初級的欲望，我們當年竟難如登天！

1977～79屆，隻有43．9萬知青進入大學，加上其他渠道進入“上層建築”的知青，估計總數不會超過百萬。1/18的成才率，既是1700萬知青的個人不幸，也是整個國家的災難。全社會最優秀的青年精英被流放到毋須任何文化知識的“世界盡頭”，各行政機構充斥低能幹部。（頁184）意識形態的價值錯位直接造成如此觸目的賢愚倒置。隨著文化被文盲嘲笑，知識被愚昧扼殺，民主也被暴君徹底坐壓。走向民主的五四繞了一個大彎竟走到這兒，從五四走來的中共，竟托起毛澤東這位紅色大帝，實在是全體中國士林（尤其延安士子）的集體恥辱。從走向民主自由的起點，最後竟拐入比滿清還暴虐的專製，難道不是20世紀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集體失職麽？理性哪去了？文化的過濾功能哪去了？怎麽會讓封建專製如此整體還魂？難道一句“曆史造成的”，能夠避開文化追責嗎？為什麽會由我們東方人（包括東歐）為一項西方學說集體埋單？為什麽我們對赤左謬說隻能“實踐而後知”？

就知青運動而言，不僅僅整整一代人被耽擱，整個國家人力智力資源大浪費，而且做了比無用功更可怕的反作用功，留下一地赤左瓦礫，還是不易覺察的意識形態瓦礫。直至1978年，中央還在致力於“在全社會樹立以務農為榮的新思想”。（頁404）再如恢複高考後，天津市長發現大學新生中工農子弟比重降低，立即打報告揭發“新的招生製度使新生的階級成分改變”，若非鄧小平即刻回複“救國要緊”，還不知會折騰出什麽“革命行動”來。（頁412）

更使我心頭作痛是知青集體跪求的圖片。1979年2月，雲南猛臘農場千餘知青跪地向農墾總局局長哭求：“我們要回家！” （頁141）這樣一代依靠下跪維權的青年，能為他們身後更為孱弱的農民爭取站立的人權麽？如今大批老知青仍渾然不知上山下鄉運動“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仍在自娛自慰地高呼“青春無悔”，竭力為當年的苦難尋找價值與意義，仍在將“白白浪費”說成“無悔犧牲”。作家張承誌甚至宣稱：“我們是得天獨厚的一代，我們是幸福的人。”（頁424）稍感遺憾，《失落的一代》未對這一“老知青現象”展開深入論析。

當然，通過上山下鄉，知青根據皮肉糾正了思想，被迫學會接受此前絕對不能接受的“道理”，視原來認為的“極不正常”為“實屬正常”。他們通過認識農民而真正認識“與工農相結合”，通過嚐到“再教育”而意識到“再教育”的實質內涵——聽毛主席話，不要有自己的任何思想。事實上，上山下鄉是赤左學說在紅衛兵一代身上崩潰的起點。上山下鄉使他們走近現實，也就同時使他們認清什麽是反現實。

從宏觀上，知青下鄉完全與現代化背道而馳，愚蠢地停留於原始勞動。通過簡單的農業勞作怎麽可能進至科技化？揮鎬運鍬怎麽比得上電腦操控？下鄉運動走在曆史大倒退的錯誤路線上，我們的青春熱血完全給錯了地方，知青成傻青。對於國家來說，除了愚蠢地“浪費”一代人的智力，還支付了巨大的道德成本，動搖了“真實”這一社會之本。當人人戴著麵具才敢出門，當人人心裏運作著兩套價值邏輯，街上還能看見“真實”麽？

五、商榷與探討

潘先生認為“經濟問題不是上山下鄉的主要動因”，他在2009年5月28日《社會科學報》（上海）再次重申這一結論。對此觀點，筆者認為需要商榷。因為，從表麵上，確實是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主導了這場大運動，但從根子上則離不開經濟因素，即扔甩失業包袱。當然，之所以會產生失業包袱，最終原因還是政治問題，即中共從1950年代中期就發現無法按自己的設計對社會進行各項安排，“美好設計”無法貫徹於實踐，尤其公有製並未分泌出“巨大生產力”，經濟無可避免地滑向疲軟，這才不得不借政治高調裹經濟失敗的肉身。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各地工廠緊著向中央討要青年員工，而且是需要一定文化知識的青年員工，相信任何一位政治領導人都不會也不敢發動這場城鄉勞力大對流的知青運動——1800萬城鎮知青下鄉，800萬農村青年進城。（頁37）更不用說還要冒巨大政治風險：植恨於千萬城鎮知青家庭。一場如此大規模的社會運動，當然是政治經濟及時勢等諸因之合，單因釋源難免顧此失彼。

盡管政治原因在所有共產國家永遠是第一位的，但具體到知青下鄉運動，乃是意識形態造成經濟疲軟萎縮，從而合成這一紅色怪胎。筆者認為：意識形態使中共自封萬能救世主，決不能容忍存在失業，一旦出現失業不是麵對而是習慣性掩蓋。三年文革，全國隻抓革命不促生產，政府財力日蹙，應付“吃飯財政”尚不及，不可能通過投資擴大內需提供職崗。同時，大學停辦，高中縮招，而三屆積壓的大中專畢業生嗷嗷待崗，必須安置，必須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情急之下，毛澤東隻能利用“領袖魅力”先送他們下鄉“就業”，既顧了政治上的麵子，延續意識形態神話，也顧了經濟上的裏子——遮掩無法安置就業之實。

潘先生說：“我們得到的有關70年代城鎮招聘及人口的正式數據都清楚地表明，以城鎮就業和人口壓力問題為理由是不可能說明為什麽要發起下鄉運動的。”（頁394）從結果來看，當然如此。不過，這可是事後總結，後見之明，毛澤東與他的戰友們當時可沒有想到“毋須如此”，更不可能想到下鄉運動會招致中國共運徹底失去“後來人”。更要緊的是：一貫的“偉光正”使他們不必想得這麽深遠，他們隻須不斷出新招表示“不斷革命”就足夠了。至於這些新招的後果與責任，從來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破壞”是革命的主旋律，毋須論證，永遠正確。同時，專製暴虐之下，更無人敢於向毛敲邊提醒，連個海瑞都沒有了。

不過，有始必有終，凡是曆史必有結果。知青下鄉乃是標準的顧頭不顧腳的飲鳩止渴，全國知青及他們的家長由此真正認清了毛澤東思想的“價值方向”，知青成為結束文革的主力軍。1978年底。各地知青返城請願成為最大的“社會不安定因素”，迫使中共“認清”不發展經濟必然帶來的政治後果，從而推動中共“工作重心的轉移”。

六、結語

從規模上，中國知青下鄉運動乃是國際共運的孤本，也是當代世界史一道獨異的“人文風景”，凝聚著種種不可複製的“曆史特色”，加上千萬知青與他們的同齡人還有一段生命期，老知青們還會不斷出新聞。中共政府至今仍需為這場運動埋單，如兩萬上海援疆老知青仍在為退休後的“同等待遇”請願，“知青現象”還在延續。此外，知青下鄉運動所必然附帶的一係列後續效應，如教育普遍不足所造成的對後代的文化輸氧偏低、由文化低弱對無知的下意識崇拜、對暴力的下意識認同……與之相伴，“知青學”可望在今後二三十年間持續走熱。尤其對國內知青一代學人來說，總不能再自我“淡化”，總不能再自我“冷處理”。再不抓緊時間搶救性搜集這場運動的第一手資料，再不深化研究這場“帶著體溫”的運動，實在有點對不起自己無謂支付的青春。

一個隔著千山萬水的法國人（盡管是中國女婿），比我們還“熱愛”知青，還了解知青運動，走在我們前麵，終究讓我們有點撐不住。畢竟，知青學是我們的“門前雪”嗬！

2009年5月29日～6月6日於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