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年早春，風行了幾個月的中國異議運動開始大難臨頭。起先支持異議運動的中共領導層進一步分化轉向，反對的聲音越來越高，搖頭的人越來越多。上海二·五臥軌事件，終於使陳雲、李先念等人同意彭真的意見，站出來反對民間異議運動，其中陳雲是掛帥人物。在講究資曆的中共黨內，陳雲比鄧小平的資曆還高，是文革後黨內資曆最高的。一九三四年，陳雲就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在建政後的曆次運動和曆次黨內路線鬥爭中，陳雲又是中央領導人中最幹淨的。一九五七年，陳雲就和毛澤東離心離德，對毛的路線作無聲的抵製。毛澤東對陳的結論是“老右”，但又曾經在中共七大時肯定陳的才能，說：“陳雲同誌比較公道，比較穩當，看問題比較尖銳，容易抓住要點，他很有能力。”陳雲他們的意見，可以歸納為三點：一是對毛澤東的態度，雖然毛澤東文革有罪，但是毛澤東思想這麵中國革命的旗子還不能丟，否則以前的曆史講不通，今後的事也麻煩。二是共產黨的領導，文革時期，踢開黨委鬧革命，鬧出一場什麽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不能再這樣鬧。三是無級階級專政問題，對於一切反社會主義的人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他們還說，我們已經獲得了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這是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不可少的條件和保證，現在擔負領導責任的同誌，應該十分注意珍惜和維護這個政治局麵。三月十四日，陳雲、李先念就財經工作向中央寫信。十五日，他倆和鄧小平會麵，當麵談了他們對時局的看法，鄧表示完全讚同。同日，彭真向鄧小平送交了公安部關於異議運動的情況匯報，以及對魏京生立案調查的報告。
魏京生是北京異議運動的一個活耀分子，主辦了一份以激烈著稱的刊物《探索》。其父是四十年代的中共黨員，曾經在解放軍和民航局做過事，五十年代後在北京建工局所屬一家公司工作。其母曾做過一個鞋廠的黨支部書記。在北京公安局搞的一大迭材料中，魏的主要罪行是：七九年二月二十日，中越戰爭的第四天，魏京生向西方記者提供了我國參戰部隊的指揮員姓名，出兵、增兵數目，戰鬥進展和傷亡人數，以及軍委會議日期等軍事情報。彭真還說魏參加過“聯動”，是個品質惡劣的紅衛兵。鄧小平最恨的就是文革中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他的大兒子就是在文革初期跳樓而成終身殘疾的。
魏京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是初中三年級學生。他屬於最凶惡的紅衛兵，參加了抄家和打砸搶各種犯罪。六七年，魏參加了“老兵合唱團”，那是個紅衛兵的流氓團體，無惡不作。他們盜竊了二十多萬的現金、存折和黃金，主犯被捕，其它從犯，包括魏京生都漏網了。北京的紅衛兵早期造反，抄家，寫大字報，虐待教師，膩煩了就開始抓附近地區所謂的地痞流氓，瘋狂地打人殺人
。那個時期被打死的平民最多，一個中學被打死或虐待致死十幾人並不希奇。到了六七年，那些紅衛兵開始分化。高官子弟回到家裏，基層幹部和一般黨員的孩子則散在社會上，遊手好閑。其中一些家教不好又不管束的，象魏京生那樣，慢慢地和地痞流氓合在一起。他們每天逗留街頭，惹事生非，聚眾打架，藉以發泄自己失落的情緒。一方麵他們看不起老百姓，因為他們的父母是中共黨員，說起來是幹部，還有各種相對於老百姓的特權，可以走門路，講關係。另一方麵他們又嫉恨那些中共高官子弟，因為那些人根本看不起他們。
六八年左右，魏京生和他的弟弟都淪為三裏河地區的地痞惡霸。魏曾偷了北航附中王某的自行車，被抓住了還耍無頼。六九年魏京生到安徽老家插隊落戶。以後，魏家又通過關係，讓他當了兵。複員後，又開後門，分在北京動物園當電工。中共幹部領頭找關係開後門，謀取不當利益是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是中國平民最嫉恨的一件事。魏京生於七八年底曾經在西單牆貼過一張大字報，其中寫道：“為民主的鬥爭是中國人民的目標嗎？文化革命是他們第一次顯示自己的力量，一切反對勢力都在它的麵前發抖了。”這說明魏京生當時對文化大革命還是肯定和留戀的。魏還認為文化革命是民主的試驗，與民主有關，或者說，魏所說的民主就是文化大革命。
鄧小平決心對北京西單牆和上海人民廣場同時實行收的政策。從各方麵來講，這一次鄧小平不能不聽陳雲。不僅一年前鄧小平的複出有陳雲的功勞，而且陳雲的實力和威望還在那裏擺著。全黨都知道，不是陳雲不能當這個家，是不想當。現在陳雲，再加上李先念和彭真，三人的共同意見是任何人不能不重視的。雖然葉劍英已經有意退出政壇，如真要表態，他會站在主張穩定社會秩序的陳雲一邊。這個國家不能再亂了，鄧小平也是這樣想的。三月十六日，鄧小平在黨內的一次高級會議上，列數了北京和上海兩地異議運動情況和存在的一係列問題，特別談到了有人向外國人出賣情報，並表示要逮捕一些人，以此整頓社會秩序。鄧小平再也不說西單牆和人民廣場“好的很”一類話，而是麵有慍色，話中帶火。整個會場是一種嚴肅、沉重，甚至有點臨戰的氣氛。魏聽說了鄧的黨內講話，他馬上想到鄧所說“向外國人出賣情報”的就是指的他，這意味著將被逮捕的第一個人就是他。魏的心情立刻變得煩燥不安，他知道這次他逃不過了。三月二十五日，北京西單牆又出現了魏京生的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矛頭針對鄧小平。“人民必須警愓鄧小平蛻化為獨裁者。”“他的行為已表明他要搞的不是民主，他所擁護的也不再是人民的利益，他正在走的是一條騙取人民信任後實行獨裁的道路。”魏曾經把他的那篇文章拿到西單牆的“聯席會議”上，說要“舉行大規模的抗議集會，發表聯合聲明，旗幟鮮明針對鄧小平，戳穿這個忘恩負義的獨裁者”，卻遭到幾乎所有人的反對。劉青曾問過魏，你有沒有做過違法的事，魏矢口否認。
魏的大字報一出，把鄧小平氣昏了頭。他不但下令逮捕魏，而且把氣出在理論務虛會和整個異議運動的頭上。三月三十日他在理論務虛會上發表講話，原先理論務虛會為他準備的稿子不用，改用了胡喬木的稿子。他談到上海人民廣場的一些問題，說：上海有個所謂“民主討論會”，其中有些人誹謗毛澤東同誌，打出大幅反革命標語，鼓吹“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要“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因此中國現在不是搞四個現代化的問題，而是應當實行他們的所謂“社會改革”，也就是搞資本主義那一套。他們公開聲言，他們的任務就是要解決“四人幫”沒有解決的那些“走資派”。他們中間有的人要求到外國去“政治避難”，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蔣特機構發生聯係，策劃破壞活動。這些大部分都是事實，但這不是人民廣場異議運動的主流。其中所謂“與台灣機構聯係，策劃破壞活動”，更非確鑿。楊周雖然收到一封來曆不明的信，但根本沒有作出響應。如果說台灣方麵想搞破壞活動，那也是台灣方麵的事。台灣搞破壞能有什麽好處？所以不能排除上海警方設局的可能性，以促使鄧小平下決心。
鄧小平還說，“另一方麵，社會上有極少數人正在散布懷疑或反對這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而黨內也有個別同誌不但不承認這種思潮的危險，甚至直接間接地加以某種程度的支持。
雖然這幾種人在黨內外都是極少數，但是不能因為他們是極少數而忽視他們的作用。”事先他看了公安部部長趙蒼璧呈交的材料，其中提到嚴家其。但是他把嚴劃為值得警愓的另一類，並且在理論務虛會上大講特講，卻違反了他自己一再強調的實事求是的原則，甚至是不分青紅皂白。嚴家其的確支持過民主牆。一個原因正是因為鄧先公開肯定並讚揚了民主牆。嚴剛剛成為中共候補黨員，他的榮譽都是文革後得到的，文革的荒唐和殘暴不可能使他滿意，無論為公為私，他當時都沒有理由做任何不利於鄧小平和破壞四項基本原則的事。理論務虛的其它與會者，是比嚴家其資格更老的共產黨員，處世為人更加謹慎的知識分子。會議上比較活耀的是王若水、蘇紹智和李洪林。王若水講的題目是反對個人迷信，他提出，必須對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蘇紹智就社會主義社會階段問題和另一位研究者作了聯合發言，他們認為，“我國還沒有建立社會主義社會，隻能說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李洪林談的是領袖和人民的關係，他說，“不是人民應該忠於領袖，而是領袖應該忠於人民。不是領袖締造了黨，而是黨產生了領袖，領袖是可以批評的，批評領袖不是反黨。”還有些人特別強調民主製度和法律製度的重要性，他們提出“法律大還是黨委大？當然是法律大，任何一級黨委，包括黨中央都應一體遵行法律。”這些理論會上最激烈的言論，都可以在中共以往的政治理論中找到根據，也都是文明社會的政治常識。雖然在提法上和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報告有些出入，但他們的本意都不是要對抗鄧小平和四項基本原則，這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的。他們都是長期吃中共這碗飯的，何必要砸這個飯碗呢？
鄧小平講話等於潑了一盆冷水，四月三日，理論務虛會就草草收場了。明白人都清楚，魏京生得罪了鄧，鄧就把西單牆和人民廣場的全體異議者都陪綁了，理論務虛會也受株連。本來，會議還安排胡耀邦做一次總結報告，胡耀邦說﹕“大會不開了，我也不講話了。”但是胡還是有信心的，他在閉幕會上說：“現在某些人說，收了，反右了……這兩年半，總結這麽多曆史經驗，錯劃右派加以改正，能糊裏胡塗，匆匆忙忙再搞反右鬥爭嗎？現在不存在收和反右鬥爭的問題。”一方麵胡耀邦要安定人心，另一方麵也是說給鄧小平聽。理論務虛會至少在策略上也不讚成魏京生對鄧小平的批評。李洪林說：“這種事情如果發在民主生活正常的國度，本不足為奇，一個公民批評政府領導人是很普通的事情。問題是中國經過多年專製之後，民主剛剛前來敲門。三中全會隻是要求加強民主，而怎樣建立民主機製，根本還沒有提上日程。更重要的是當時中國正在鄧小平領導下為擺脫毛澤東的路而奮鬥。以他為首呼喚改革的中共領導人，剛剛在和“兩個凡是”的較量中贏得一個回合，在這個時候，不是支持他反左，而是反過來批判他，這實際上是從右邊幫了左派的忙。”王若水和郭羅基也持同樣看法。
魏京生的被捕引起了美國政府的反應。四月七日，卡特總統發表關於魏京生被捕的講話，稱中國的人權問題已成為美中外交關係的一個問題，這個情況和蘇聯相似。他還說他認為人民有權批評政府和領導人。因鄧小平訪美升溫的中美關係開始冷卻和破裂。顯然美國人的情報認為魏京生的被捕主要是因為魏批評了鄧小平，這種看法迅速地變成全世界的共同看法。彭真沒有作出合理的解釋，鄧小平隻是生悶氣，埋怨美國人太過份，中國政府抓一個人美國都要說三道四。“我們把美國當朋友，美國把我們當朋友嗎？”這個疑問開始在鄧小平的頭腦中出現，距離鄧小平興致勃勃地訪美僅僅二個月多幾天。其實如果中國領導人懂得依法辦事的話，事情原本不會惡化。
十月十六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過幾個月的準備，終於開庭審理魏京生的案子。
當局指控魏的罪行分兩部分，一部分是政治性言論，另一部分是軍事情報問題。政治性言論部分事實清楚。軍事情報問題部分，根據當時的庭審錄音，參照魏京生的庭上自辯發言，以及控方和辯方的意見，事實基本是這樣的：魏京生在七九年一月認識了英國記者麥肯奇和美國記者韋德，以及翻譯郭力等人。雖然魏不知他主辦的刊物能否長期辦下去，但他讓那些記者付一年的預定款，每份二十元，有十多個外國人付了錢。魏的《探索》共出了三期和一期號外，印數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之間，有時他們以五角一份的價格銷售雜誌，而號外每份售價是一角。再加上外國人的預付款，應該說，和其它民刊相比，魏賺了不少錢。麥肯奇曾對魏說，“今後，你有什麽消息首先應該告訴我，咱們建立密切的聯係。”
接下來就發生了二月二十日的事，在這四天前，中越戰爭爆發。魏在民族飯店郭力的房間，告訴了麥肯奇有關戰爭的一些情況，涉及中國的指揮員姓名、出兵數目、增兵情況、戰爭進展和傷亡人數。郭力當時錄了音。事隔一個星期左右，麥肯奇表示要給魏三百英磅，當時約合一千五百人民幣，相當於魏四年的工資。這可以理解是對魏的報酬和鼓勵。另外，七九年一月份，魏讓楊光把一份中共北京市委的文件交給美國記者韋德。二月，又讓楊光把班禪要結婚的消息告訴另一個記者戴恩德。這些事實，魏在法庭上是認可的。他對楊光的證言表示：“基本屬實”。至於這些行為的性質，魏在法庭的說法自相矛盾。他說：“我不認為這是一個罪，這是一種錯誤。”但又承認說，“‥‥‥我覺得有一些可能危害前線戰士‥‥‥”“‥‥‥也許可能泄露過機密，所以通過這樣的方式泄漏出去，可能是不好。”也就是說，魏承認曾經做過一些可能危害前線戰士的行為，但他認為不是罪，而是錯。
魏京生在法庭自辯時提出他為什麽不承認是罪的理由。第一條理由是：“起訴書上說向外國人送給我國軍事情報，犯反革命罪，但刑法是指向敵人提供情報算作叛國罪，檢察員是否把英法兩國的記者當作敵人呢？”這是有道理的。第二條理由是：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機密概念不明確。隨便什麽事情都算機密是不合情理的。“公民有保守機密的義務，它的前提是公民必須要知道保守的是什麽機密，也就是說，這個機密必須事先就向他明確了，標明是國家機密或軍事機密，他才負有保守它的義務。這也是有道理的。第三條理由是：消息來源是小道消息，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文件。這是沒有道理的。魏在法庭上拒不交代消息來源，這是藐視法庭、妨礙司法的行為。魏是記得從誰那裏得到這些消息的，庭上出示的魏和麥肯奇交談的錄音記錄中有一段話是他們談論消息提供者的家庭情況，以判斷這些消息的可靠程度。當魏不交代消息來源的時候，當局的態度也就故意不追究，以保護那些可能泄密的中共高幹或他們的子女。“小道消息”是個非正式的用辭，魏以此來掩蓋自己刺探、傳遞情報和其它人泄密的罪行。第四條理由是：我的消息不會給前線局勢帶來有害影響。魏說，“例如我談到前線總指揮的姓名，誰聽說過有靠不公布指揮員的姓名而打了勝仗，誰又說過因對方知道了指揮員的姓名而打了敗仗呢？都沒有。”但是魏京生無法否認“出兵、增兵數字，以及傷亡情況”的軍事情報性質。
向不是敵人的一方提供軍事情況的行為是不是有罪？平民刺探軍事情報有沒有罪？中國當時的刑法既然沒有針對性的條文，那麽根據“非法律明文規定則不為罪”的原則，對魏不能定罪。但是這不表明魏是清白的，隻說明中國法律的缺陷，中國司法的恥辱。如果這事發生在其它法製健全的國家，魏肯定會被判以重罪嚴刑。其次，即使魏與麥肯奇的談話因為沒有相應刑律不能定罪，魏指使楊光把他非法取得的市委文件交給外國記者總可以入罪。
這事有確實證據，魏本人也承認，市委文件不會不是機密。但是，法庭卻輕輕放過了，他們抓住了魏有理，證據不確實，法律不適用的一頭，卻放過了魏無理，證據明確，法律適用的一頭。幾十年來，中國司法一直是中共專製政治的附庸，隻講權勢，不講法理。有罪的魏京生在他們麵前並不覺得理虧膽怯，實在是因為他們與魏京生相比，已經不是觸犯某一條法律的問題。
鄧小平似乎懂得民主和法製的關係，懂得兩手都要硬的道理。他說，“民主和法製，這兩個方麵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製。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製也是不行的。”但是，鄧小平並沒有講民主和法製的資格，他從心底裏並不尊重法律，隻是把法律當成中共統治的一個工具，一個奴婢，一件外衣。文革前的事固且不說，文革後他指示司法部門裝模作樣追究四人幫的罪責，卻放過了直接殺害數以萬計無辜平民、作惡多端的紅衛兵，包括魏京生。鄧知道許多高級官員的子女曾參與文革犯罪活動，如果深究下去，那些父母就會站到他的對立麵去。至於他自己的孩子是否也在文革初期參與一些犯罪活動，沒有人說得清。文革中罄竹難書的罪責由誰來承擔？當局的回答是由四人幫來承擔，或者是由製度和曆史來承擔。這個回答本身就是欺騙和犯罪，而不是依法辦事。四人幫和製度、曆史都和這些犯罪有關，但法律追究的僅僅是當事人的具體責任。
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三年。其中所謂的“出賣軍事情報罪”判十二年，所謂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了三年。這是鄧小平的決定，當時有人勸鄧判魏死刑，殺一儆百，也有人勸鄧放了魏，以示寬厚，鄧最後決定來個折衷判魏十五年。以後這成了一個規定，因涉及異議運動的事最多判三年。異議人士最多判刑不超過十五年。
最早對魏案判決作出反應的是徐文立。雖然徐文立一直和魏的關係不是很好，魏曾在西單牆的一篇文章裏，不指名地批評徐。但是徐認為要對這一事件表態，幫幫魏。為什麽要幫魏？徐認為，搞政治要把大義放在前麵，把私誼放在後麵。對當局的每一個攻撀都必須作出反應。每一個人都會有錯誤給共產黨抓住，如果我們不出來維護，以後其它人再給抓住，就一個個給搞掉了。什麽是“大義”？在徐看來，“大義”就是認清西安和延安。這個觀點是毛澤東在抗戰初期提出來的，當時中共在延安，國民黨在西安，兩者的關係是又鬥爭又合作的複雜關係。中共承認國民黨政府的合法地位，卻又暗中擴張自己勢力，進而企圖暴力推翻國民黨政權。毛用這個比喻告誡黨人，敵我陣線必須分明，國共兩黨水火不容。這一思想是中共的傳統思想，也是中共曆來搞政治陰謀的理論基礎。當中共安撫異議人士的時候，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僅僅是認為剿殺的時機還沒有到。這一思想也滲透到人民廣場和西單牆許多異議人士的骨子裏。他們口頭上表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為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製度而奮鬥，心裏卻在懷疑這一切，進而否定這一切。
中共稱之為“打著紅旗反紅旗”。打著紅旗反紅旗，是有點陰謀詭計，光明正大，但卻是專製政權下唯一存在的生活方式。異議人士打著紅旗反紅旗，是被迫的，不打著紅旗非但不能反紅旗，甚至不能生活。絕大多數中國人的真實思想既不是打著紅旗，也不是反紅旗，而是非此非彼的中間狀態──懷疑紅旗；既不是西安，也不是延安，而是西安和延安之間的灰色區域。這就是中國的秘密。但在中共的皇法裏，懷疑紅旗就是反紅旗，於是逼著民眾走上了打著紅旗反紅旗的道路。當年國民黨政權也是這樣無意中培養了自己的敵人。曆史的吊詭在於所謂國民黨的敵人，後來不知不覺地成為國民黨的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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