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災人禍中的日本

2011年3月11日，千年一遇的大地震、史無前例的大海嘯，以摧枯拉朽之力、排山倒海之勢，突襲櫻花漸次綻放的東日本。


天災雖可怕，人禍更堪憂。此次東日本大地震、海嘯，還引發了福島核電災變。這一積年人禍，不僅給日本造成了慘重的損失，而且還引起了世界性的恐慌。麵對 天災人禍的日本人，雖饑寒交迫但仍能守序領取一個小飯團、一口醬湯的堅忍淡定者有之，投身災區或以其他方式奉獻愛心者有之，但是，也不乏屯糧搶水者，甚至 是趁火打劫的盜竊和進行賑災捐款詐騙者。但不知諸多外國媒體是出於善意的同情和鼓勵，還是出於無知、蓄意的吹捧，以特意刊發社論誇讚日本的美國《華爾街日 報》、韓國《中央日報》為首，甚至包含部分中國媒體在內，大家都是樂此不疲地誇讚日本人的堅忍淡定，直至最近才有部分媒體發出了一點兒批判聲。


鑒於天災人禍中的日本人的表現，如果我們也依舊借用《風土》及《菊與刀》的悖論式句式，來概括日本人性格特點的話，那麽，我們似乎也可以說：天災人禍中 的日本人，既堅忍又脆弱，既淡定又恐慌，既富有愛心又極其歹毒了。不過，遺憾的是，僅作這樣的描述，顯然沒有多大意義，因為我們依舊難以理解，為何同為日 本人，卻會有如此不同的表現？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誰都不會否定地理、曆史環境與人的社會性格形成間的密切關係，但須提請注意的是， 《風土》裏講的日本人的雙重性格，概述的是同處於季風性風土中的不同地區的日本人的性格；《菊與刀》的概說也完全忽視了某種可能，即擁有“菊文化”的日本 人和擁有“刀文化”的日本人分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獨立階層，片麵關注其中的一個方麵，則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細心的讀者同時也會注意到，我們說天災人 禍中的日本人既堅忍又脆弱，既淡定又恐慌，雖然都是在描述日本人，但顯然“堅忍淡定”與“脆弱恐慌”所概述的也是不同情境下的日本人。因此，欲理解同為日 本人，為何會一方麵是掙紮於生死線上的災民的堅忍淡定，另一方麵卻是非災區日本人的救援無策和屯糧搶水風潮，甚至是趁火打劫的盜竊和賑災捐款詐騙，就不應 該僅止於對悖論式事例的籠統的羅列，而是要進一步剖析日本人的根深蒂固的社會行為心理。


日本作為唯一一個加入西方發達國家行列的亞洲 國家，盤踞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之位長達42年之久。但是，經濟的發達，雖然對日本人的外表進行了很雅致的包裝，但並未能從根本上改變日本人的社會性格，正如 源了圓、玉城哲等一些著名的日本思想史家曾經指出的那樣，“日本人的社會性格的基礎依舊是小農式的”，“日本的現代化過程，其實就是日本的農村社會，將日 本式的人及其行為模式持續植入都市和企業社會的過程”，“雖然實體的村莊無法搬遷，但是，卻實現了精神意義上的村的搬遷”。也就是說，所謂的現代日本國 民，雖然按照現代的稱呼，或者應該稱其為都民、道民、府民或某縣民、市民、町民，而不是什麽村民，但從其社會行為心理的角度來看，其不過都是在根深蒂固的 村民意識及其行為模式指引下的、由無數小村落統合在一起的略大一點的大和“村民”而已。


那麽，這種日本式的村民意識及其行為模式有哪 些特點呢？據玉城哲的研究，其主要特點大體可以歸納為如下四點：第一，“村”的成員為了避免被“村八分”（因違反村規而受到全體村民嚴酷排擠），皆對所屬 “村”集團擁有異常強烈的歸屬意識和忠誠心。第二，“村”社會是一個相互牽製、相互依存的社會，但絕不是非競爭社會。村內成員間遇事相互謙讓、堅忍守序， 但不同的“村”集團間的競爭，卻是極為慘烈的，沒有道德可言。第三，“村民”對其直接歸屬的夥伴性小集團的忠誠，遠遠超過對更大社會組織的歸屬和忠誠。第 四，“村”集團內部的個人積怨往往以謀求小集團整體利益的形式向外宣泄。


識者所見略同，此外也有很多學者，對日本人的社會性格得出了 與上述近乎同樣的研究結論。例如，源了圓指出：“在道德問題上，不是服從於某種普遍的法律和道德規範，而是尊重人際關係的倫理，這是大部分日本人的生活準 則。”再有，心理文化學創始人許烺光及對該理論進行了深化完善的尚會鵬、遊國龍，對日本人的基本人際狀態也有著頗為精細的研究。



玉城 哲還認為，日本人這種“村民”意識及行為模式，雖然有其缺點，但事實上又的確是因為它的存在，才維係了日本社會秩序的安定和國力的富強。玉城哲曾憂慮，歐 美的價值觀將銷蝕日本人的“村民”意識及行為模式，擔心常此以往會弱化日本工業的國際競爭力，破壞日本人精神上的平衡，使日本人難保內心的安寧。但是，至 少從此次天災人禍中的日本人的表現來看，與玉城哲有同樣擔憂的人可以放心了。既淡定又恐慌的大和“村民”們，從政府、東京電力公司，到災區及非災區民眾， 將這種“村民意識”展現得可謂是淋漓盡致。


有人還曾指出，福島核災變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東京電力公司對其原有的核電專業人員實施了 “村八分”造成的（參見《核電事故原因之一東電社內人事肅清核電專家的過去》，載《周刊POST》2011年4月8日號）；岩手縣大槌町的受災村落吉裏吉 裏地區的村民獨立有序的自救，令震災5天後才趕赴救援的自衛隊員和地方官們慨歎不已，稱“那裏的村民非常團結，簡直就像一個獨立國”（參見《東日本大震災 相依為命的吉裏吉裏人 依靠獨立精神複舊》，《每日新聞》4月14日報道）。這種例子很多，篇幅所限，僅此而止吧。


總之，這次天災 人禍中的日本人的言行舉止，使我們再次認識到，人的社會性格是一種類似某種文化基因的東西，經濟興衰亦難將其輕易改變。所謂的現代的發達國家——日本，盡 管對眾多的大小集團已經不再以“村”相稱，但從其社會心理來看，日本社會就宛若一幅大村套小村的曼陀羅圖案一般。此次慘重的天災人禍，雖然給日本的地理、 社會等造成了重創，但所謂江山易改，稟性難移，由於將諸多各行其是的小“村民意識”一統為一個大和村民意識的主要條件——作為各個小的“村”共同體統一象 征的天皇、通行的法製、同質的道文化等，並未受到任何損傷，所以其社會性格依舊不會輕易被改變。


積習難改的大和“村民”們，曾因向外 宣泄私欲，而招致了人類史上首次核打擊；而今又因追求私欲，導致了人類史上最大級別的核災變，使其成為人類史上唯一經曆了兩次核災難的人群。曆經此次天災 人禍，日本人將如何麵對瞬息萬變的世界？是徹底的痛定思痛，發揮“村民”思維方式及其行為模式的優點，再度創造災後複興的奇跡呢？還是偏執於“村民”思維 方式及其行為模式的缺點，招致萬劫不複呢？對此，值得世人謹慎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