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勿忘曆史的教訓》

李新 2008-05-27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對於這句話做為一名中國人應該都不會陌生。此話出自張之洞《勸學篇》那個時代正是中國是一個動蕩不堪，內外交困時代。王朝的末路帶來是風雨飄搖的國家命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檢驗了在中國轟轟烈烈推動三十年自強運動（洋務運動），失敗的教訓是國人茫然不知所措。中國應該怎麽辦？中國走向何方？為什麽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兩個國家，所推動的改革開放的結果，出現了不同的答案。帶著諸多疑問，中國當時的一批仁人誌士為了國家民族的命運，當時國人在接受西方現代民主憲政思想，用全新思想推動清王朝最後一次和平改革的機遇，政治體製改革。這段充滿血與淚的曆史也拉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中西政體的大衝撞。100多年後今天中國的執政者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對於西方記者提出關於一係列中國社會存在的問題。今天執政者用決不會照搬西方現代化政治製度在中國實行改革做為回答。而這些問題卻在100多年前的中國曾經發生過，麵對這樣的回答也給我更多的思考，也不由是我想起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句話至今仍然被今天中國的執政者，做為中國社會轉型時期標準來運用。為什麽一個國際主流趨勢在古老的中國難以推行和生根發芽呢？打開那段充滿血淚的曆史，也許我們能夠找到答案。

1840年是近代中國與傳統中國一個重要分界線，代表西方工業化強權打敗傳統農業國家的一個重要的標誌。中國遭遇到千年未有之變局,數千年未有之強敵。正如李鴻章在奏折所說：曆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客主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裏;軍器機器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製，又為數千年未有之強敵”。麵對如此強敵早期改良派曾提出“主以中學，輔以西學”的口號，那時的國人也許對於西方畢竟了解不多，天朝大國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並沒有改變。1860年圓明園慘痛教訓，終於是當時一些開明人士

開始清醒，開始向西方學習，反對頑固守舊。拉開自強運動的序幕，然而改革結果是三十年自強運動是打不過罪爾小國日本。一些改革維新派人士在反複思考終於掀起政治改革的風暴，認為中國不但應當學習西方國家的科學技術，更要效仿它們的議院製，改革君主專製製度。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下詔變法百日維新開始，當守舊勢力和改革勢力激烈對抗之時候。張之洞以《勸學篇》中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張。從表麵上看是“新舊兼學”，實際上是站在舊學、中學一邊，反對接受西方現代民主憲政製度學說。其主要內容，“中學為體”是強調以中國的綱常名教作為決定國家社會命運的根本，以孔孟之道為核心，維護三綱五常的儒家學說。“西學”隻能為“中體”服務。“西學為用”，是主張采用西方民主憲政國家的近代科學技術，效仿西方國家在教育、賦稅、武備、律例等方麵的一些具體措施，舉辦洋務新政，張之洞強調“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就政治法律製度來說，西方的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三權分立、天賦人權等都與“中體”相違，都應予以摒棄；要堅持維護綱常名教為本的舊法律、堅持寬猛相濟、剛柔結合；用不變質的方法整頓舊法律。揪其原因本人認為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此舉是在扼殺改革維新思潮，視民權無一益而有百害。維護特權利益集團。

而在今天世界主流趨勢發展，中國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製約中國走向強勝的原因。

一個難題如何看待“中學”（一）

西方現代化文文明帶來的，自由、法治、民主、人權、三權分立新政治觀念。為何始終無法進入古老的中國。在經曆了100多年西方現代文明無論是何種方式，至今無法喚醒今日依然在昏睡的中國人，是中國始終無法融入國際主流社會。

中國人慣於在字麵上做文章，語言含混模糊，無論什麽中學、西學、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釋。直到今天的執政黨對於西方現代帶來的改革無論是什麽樣的價值觀依然可以做出相違背的解釋，我想這也須正是中​​國人正常思辯方式。何為“中學”本人以為儒家學說三綱五常、聖人之道、權謀之術、……。可以說是“中學”中學的基礎。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把專製社會等級製度、政治秩序神聖化為宇宙的根本法。堅持五常之道，就能維持社會的穩定和人際和諧的關係。董仲舒言專製皇權來源於天，鼓吹皇帝代表“天意”的絕對權威，宣揚君權神授與皇帝至尊，從神學上證明君權高於一切，主張統治和教化等一切權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裏。儒學由與專製有著密切的聯係，主要表現在：主張“君權天授”、“君權神授”，維護專製權力來源的合理性；宣揚等級論，宣導不平等論，維護等級製度，扼殺平等；主張“天道不變”，維護專製統治秩序的永久性；奉行思想霸道，扼殺思想自由。儒學從不懷疑、挑戰專製權力來源，而是對之由衷地認同，宣導、支持與​​捍衛。為帝王君主的統治地位辯護，主張“尊卑貴賤”、“上下有別”、“君臣各位”。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更是對專製等級的明確闡述與規定。成為專製度合理化、神聖化、絕對化說明。論證人類社會等級結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最終鞏固、強化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政治、經濟等各方麵的不平等，從而維護等級森嚴、毫無平等可言的專製社會，保證專製統治的穩定、長久。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開篇，所用口氣寫下“臣光曰”和中國第一個皇帝秦始皇使用的“傳國璽”上麵刻著八個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可謂抓住了中學傳統文化的要害。從這裏也能看出天命、天子、天下、成為了專製皇權安身立命的基礎，也是天朝王國合法性的根源。延續千年的專製文化認為能夠保持中國穩定的社會結構是，天、子、三公、諸侯、卿、大夫、士、庶人，這樣的等級分布如同一個金字塔有上而下。而這座金字塔始終是自上而下的灌輸無論是在思想和行政命令。。。。。。等等社會的運行方式始終未能改變。每當天下大亂時候金字塔模式的結構就會完全破壞掉，而高高在上統治者喪失他們的地位與特權。細究天下大亂的緣故，卻又由於這權力帶來利益實在太誘人了。近代共和革命先驅孫中山在麵對西方現代化文明和中國文化對比後更是用幾十個文字說出中國文化弊端之處：“四書荼毒生靈，五經鈍化人心；三綱生產奴才，五常捆綁性情。這是文化之病。普天下之大眾，食不能裹腹，衣不能暖身，而王爺大官驕奢淫逸，盤剝不止。這是經濟之病。所有這些病症都是一個總病根，那就是政治之病：華夏四千年的封建專製之病。”孫中山說，他一開始就主張共和，用西方民主憲政方式來結束延續千年的改朝換代的曆史規律，徹底打破一個專製思想文化。孫中山在對當時對國人講解他的三民主義就說過：“民族主義就是民有主義，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所可獨占；民權主義就是民治主義，天下者人人皆有治之之責，亦應負治之之責；民生主義就是民享主義，天下既為人人所共有，那天下之利權，亦自當人人所共用；最終目的就是用至公至正的三民主義去戰勝至歪至私的專製主義。”

從孔老夫子開創的儒家學說後，經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宋代程朱理學將儒家文化異化。通過一代代教育讓人們自覺地去維護這個專製製度。這種教育不限於老師給學生講課，已滲透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各個方麵，包括日常生活中，可謂無所不在，而其效果是顯著的，能使人潛移默化地在精神上成為奴才，孫中山先生曾經形容到：“大清國人人有病，愚昧之病。被奴役著卻以為自由著，從來不知道平等為何物，不知自愛且不懂愛人，一句話，奴才不知道自己是奴才。”這也充分表明了中國人在這種專製政權文化薰陶下已經喪失了獨立思考的精神。能在不管受到如何不公正的待遇時，仍能安分守己，逆來順受…… 當居於底層一無所有連生存都成問題的時候，就剩下一條命的時候，也會起來舍得拚死一撥，正所謂逼上梁山。兩千年前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當百姓連死都不怕的時候，那麽金字塔模式的結構從下到上變革就會發生。而這種變革就演變成了革命，敢把專製（皇權）政權掀反。但馬上又會有專製（皇權）政權，各個台階上又是那樣一級控製一級，雖然會換上些新麵孔，但這個金字塔的運行的格局並沒有改變，高高站在金字塔上的仍隻是少數人。因此在轟轟烈烈折騰了一番後，人們才發現絕大多數人或已成成功的枯骨，或者還是隻能鋪墊在底層。但是誰也沒有想到去打碎金字塔模式。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大凡一個朝代建立時候，上上下下都是朝氣蓬勃，顯出一片奮發進取的精神和氣象。到後來，就慢慢衰頹下去，問題越積越多，知道這個王朝滅亡。這是因為中國舊王朝領導者是家族世襲的，一個家族代代掌握政權，而家族成員除了開國的一兩代外，從沒有經曆過風雨，見過世麵，不了解社會，其代代退化是必然的；而專製王朝的官員隻接受上對下的控製，不接受社會的監督，他越來越糟糕就是自然的。專製王朝自己無法從內部更新，這也是它的體製決定的，所以中國沒有王朝能夠長命百歲。到了再也無法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時候，非要打碎這個舊王朝，將官場徹底更新，這樣的局麵才有根本的變化，但新的王朝沒有改變根本的製度，於是又沿著舊王朝的老路走下去。由此看來在古代的中國人不知民主為何物，以為舍此君主集權別無他法，寧願失去自由以換得社會的穩定與自己的生存。也不難看出中學無所不在。

太多的教訓國人何時醒來（二）

在鴉片戰爭中領教了西​​方現代化工業文明帶來的威力後，中國人當然不肯束手就擒。中國當時一些有識之士要求發奮圖強，積極回應西方列強。但是當時國人對於西方之強大仍停留在物質文明，認為它不過是先進製造工藝和科學技術帶來的巨大變化。

當時清政府在麵對內有人民造反外有列強局麵下，終於提出富國強軍口號。於是一場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迅速在古老的中國發展起來。洋務派大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張之洞等先後創辦第一批現代化工業，安慶軍械所（1861）、江南製造局（1865）、福州船廠（1866）、同文館（1868）、招商局（1872）、磁州煤鐵礦（1875年）、開平煤礦(1875)、興國煤礦（1876年）、廣濟煤礦（1876年）、開平礦務局（1877年）、上海機器織布局（1878年）、嶧縣煤礦（1880年）、天津電報總局（1880年）、唐胥鐵路（1881年）、上海電報總局（1884年）、津沽鐵路（1887年）、漠河金礦（1887年）、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1887年）、漢陽鐵廠(1890)、華盛紡織總廠（1894年）等一係列民用軍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軍事裝備等各行各業。與此同時，派遣留學，翻譯西方各類書籍。1868-1907年間江南製造局共譯出159種1075卷，其中半數以上是工程技術、軍事和自然科學方麵的。由此來看，基本翻譯書籍沒有西方現代政治體製的書籍。這也充分表現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應該來說當時中國人通過翻譯西方現代化書籍所獲得的工業、科技、工程技術、等物質文明生產力，進行改變中國命運可謂是嘔心瀝血。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開始，也曾派人到中國購買翻譯成中文的西方書籍。這也充分說明當時中國人對於西方認識不完，回應西方的行動也不遲。也表明當時中國興建這些現代化工業所取得成就在當時應該來說在亞洲是首屈一指。1865年徐壽造出中國第一艘小輪船，取名“黃鵠號”當時西方報紙記載，小輪船重二十五噸，長五十五華尺，長江試航順流時速二十八節，逆流時速十六節，雖不大，但這是中國也是東亞第一次造出的輪船。1868年江南製造局，造出了第一艘鐵甲輪船惠安號，載重600噸，1870年江南製造局造出載重量為1,000噸的威靖號，隨後又造成兩艘2800噸級的戰艦海安號和馭遠號。福州船廠在1869年造成第一艘輪船，到1880年，累計造出9艘載重1000噸以上的戰艦。而日本唯一的海軍造船廠橫須賀造船所，到1871年才造出鐵甲輪船，載重量740噸，直到1900年日本造船的總量是5,000噸。１８９０年，兩廣總督張之洞開工興建漢陽鐵廠，至１８９３年全部竣工，年產生鐵140,000噸的能力，是當時亞洲最大的鋼鐵廠,該廠設備先進，所生產的鐵除了供應本國外，還曾出口到美日等國。而日本是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得到中國的賠款，才於1897年開始大型鋼鐵企業八幡製作所的建設，1900年的生鐵產量是19,000噸。這些可以說明當時中國和日本是在同一起跑線上，有些方麵起步還要​​早一些。三十年的經濟改革(自強運動)。中國近代礦業已開始用機器采煤。１８８５年，各省都架設了電線，總長度達到一萬數千裏，連福建和台灣之間都架設了海底電纜。輕工業也在此期間得到大力發展。１８８０年，左宗棠創辦蘭州織呢局，成為中國近代紡織工業的鼻祖。同年，李鴻章也派人創辦了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近代紡織業從上海、寧波、鎮江、武昌等地向全國蔓延開來。近代化的機器繅絲、軋花、造紙、印刷、製藥、玻璃製造等民用工業和軍用工業都得到了迅速發展。

1894年中日戰爭爆發，兩個具有相同經曆的國家（都是被西方列強武力打開國門）同時學習西方物質文明後，進行了一次較量。交戰的結果是三十年中國改革運動付之東流，這說明單就物質條件講，中國任何一個條件比日本優厚許多。麵對這樣失敗的教訓我們可以總結許多出來，但是我想隻有一條可以解釋出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失敗的根源。因為當物質文明改變後一在拒絕政治改革，必將導致社會一係列問題。1875年美國《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更是直接說明中國自強運動由於在沒有一個政體變革前提下進行其結果必然是失敗告終。其中諸多失敗原因本文隻論述其中之一：“現代化的武器裝備、防禦工事以及鐵路的引進一夜之間給大清國的官員們帶來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機會。隻要外國的公司引誘他們或者對他們進行賄賂的話，再怎麽老掉牙的槍支或再怎麽陳舊的彈藥他們都會購買。”而同時操辦洋務運動官員在沒有政治改革前提下由於體製原因造成改革無法進行時也發出諸多無奈的聲音。正如李鴻章感慨說道：“惟中國政體，官與民，內與外，均難合一……可悲也。日本蓋自其君主持，而民一心並力，則財與才勝而不窮；中土則一二外臣持之，朝議夕遷，（早作晚輟)，固不敢量所其終極也。”鄭觀應在《盛行危言序》說的更清楚，“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育才於學堂，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此其體也；輪船、火、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帶來的災難，漢陽鐵廠是被精通中學張之洞一手創辦的，在當時外國人眼中張之洞腦子裏充滿了東方人的智慧。而它的失敗便很能說明問題。在興辦漢陽鐵廠前曾經有人提出要先化驗礦石、勘察、仔細論證等等，讓而自大的張之洞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何所不有。沒有接受友人的建議，於是張之洞這位具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和崇高的民族感情湖廣總督，做了讓我們每個愛國者都感到揚眉吐氣的決定。而正是這個愚蠢的決定是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漢陽附近鐵礦石含磷多，本應用堿法煉鋼設備，卻買來了酸法煉鋼的設備。同時焦炭隻好遠到開平乃至英國去買，而價格比英國自用的高了三倍。1893年工廠大體建成，1894年5月開始出鐵，但高爐吃不飽，兩個隻開了一個；吃飽了也不行，因為成本太高，生產得越多越虧。看起來這些事情是因為具體分工沒有加細造成的，但如追起原因來，就是拿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標準造成的讓一個，沒有現代化科學頭腦人建設了亞洲第一鐵廠。自大和愚昧無知帶來的災難直到今天不依然在發生麽？

在這個方針下，即使有的人學掌握了“西學”，也不能展其所長，因為他沒有得聖人之道，所以嚴複在英國學習回來，就不的不去參加了科舉考試。怪不得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為嚴複這位在英國留學的同窗遭遇感到惋惜。1905年12月21日清廷立憲考察團到達日本，伊藤博文在於清廷立憲考察團交談時曾感慨說道：“我國之開放較之貴國為晚，我國大興教育汲汲然全盤西化，保留我打日本武士道精神。更重要的是我們當即就實現君主立憲，所有法律必須經過國會決議。君主裁定，然後公布。總之我國是一個法，是立憲明君之法；貴國是一個君，專製主義之君；其不同乃爾，我國不讚成“中學”“西學”的提法，認為誰學到誰就能改變民族國家命運，何必計較是學誰的呢。這與貴國一些人開頭反對學西方，抗不住了便貶低它為形而下者，隻當作技藝來學。故甲午之戰我國戰勝貴國乃必然之勢。”由此來看，對待西學不同態度和認知，必然造成兩個不同的結果一個走到王朝的末路，一個走向了帝國的強大。

一條難以逾越鴻溝(三)

沉重的教訓必將推動造就新的革新思潮，但是改革目的如果依然是為了維護統治者自身的權與利，那麽也必將形成難以逾越的鴻溝。洋務派官員在經曆中日之間一場較量後，雖然輸的如此慘痛，但依然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宣導下光緒皇帝下詔變法，在百日維新中廢八股，辦學堂，練新軍，修鐵路，開礦藏，鼓勵民辦工商業，……提出許多設想，下過不少詔書，確在力求革新，以一種全新的政體來推動中國的前進。但是依然沒有擺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宣布變法明定國詔中依舊提出了“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作為變法的根本。當然我們不能說光緒還是一個為了維護專製政體和一既私利而變法的皇帝，畢竟光緒生活環境一出生就決定了他與外界的隔離，也決定了他的變法隻能跟著感覺走。但是他做了一件他的祖宗沒有一個人敢做的事，廢掉了祖宗王法，甚至可以說是打破延續幾千年專製皇權製度。試圖建立一種新的政治體製，仿造西方國家的政治製度。慈禧曾經誇獎光緒好學。那個時候，她也許沒有想到，正是這種好學的精神，是光緒在​​深宮中接觸了大量的新思想。光緒在親政後第一年，就向翁同和索要馮桂芬《抗議》一書。馮是第一個認識到中國政治製度落後的，第一個跳出中國傳統文化框架探求西方民主政治理想的人。隨後陳熾的《庸書》、湯震的《危言》等西方現代化思想帶來主張相續進入光緒書房。當時光緒不但仔細閱讀這些書籍，而且挑選其中經典裝訂成冊，題簽交閱。翁同和曾在本人的日記中寫下了，​​“足見留意講學，可喜”的文字。這些帶來的思想也成為日後光緒變法的基礎。

無論光緒，還是康有為、梁啟超在他們思想深處，對中國儒家學說依然欣賞的，他們認為中國的物質​​文明固然落後於西方，精神文明還高於西方呢。試圖通過儒家學說來強化國民意識，殊不知西方崛起恰恰是突破了這種傳統思想對於人的控製，是獨立的思想，人性的解放。而這些才是產生西方世界先進的科學文化與技術的基礎。正所謂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1898年，康有為在著名的公車上書中，雖也看出了“同此興作，並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並根據“先王之治天下，與民共之”的道理，提出為了上下溝通，建立議院形體備朝廷顧問的建議。但強調的還是“富國強軍”為其根本。所謂設議院建議實際是建立一個廣開言路、溝通上下之情的機構，與西方議會體製並不是一回事。這也說明光緒和康有為接受大量西方思想對與西方世界的了解還是沒能逃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框架。不容懷疑光緒，康有為、梁啟超他們所做的一切是為了推動中國進步的心情。但是在沒有透徹了解西方近代強大原因基礎上，而盲目進行改革，即便其變法成功，然其命運最終注定也是失敗噩運。據說康有為很讚賞被稱為鐵血宰相的俾士麥，也許當時的中國實在是國事太弱了，也許是病急亂投醫吧。我們不能怪光緒，怪康有為、梁啟超他們，試想如果他們不打起中學的大旗，托古以求改製，他的變法設想，何以能到廟堂之上。再著他從中學中孕育出來，能跨出這前人未曾走過的一步，已屬非凡，怎能對他們要求的太高。孫中山曾經說過：“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我想今天的國人應該更能感受到這句話的含義。不管怎麽說，康有為能有治天下與民共之的思想，是比洋務派進了一大步。但麵對一群利欲薰心，不能正確把握國際和國內形勢的專製者的怠慢和抵抗下，最後還是未趕上孫中山主導的革命步伐，而被革命的炮火埋葬了。這應怪罪誰？革命者嗎？不。因為革命也是要犧牲生命的，除非迫不得已，是不會被民眾支持和采用的，既然專製者自私到連改良這種雙贏的做法都不能接受，那麽民眾為了生活得象個人樣，也就隻好出此下策了。所以，戊戌變法失敗的最大的責任還是要歸罪於保守的專製者。

通過這些說明，隻要中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存在於廣大人群的頭腦中，金字塔的結構自上而下運行結構沒有改變，盡管沒有皇帝了，中國社會還會按傳統專製秩序運作，就不難理解“無皇帝之名但得皇帝之實，”這句話的含義了。看下今天的中國，張之洞等等洋務派官員比比皆是依然在試圖通過經濟改革來挽救王朝的命運。有人曾經說過清王朝不是亡於腐敗，而是亡與激進改革。看到這裏我不禁的想笑，難道100多年我們先賢梁啟超的對於當權的警世是他們忘記了沉痛的教訓。梁啟超曾經精辟的總結了清王朝滅亡的根本，“革命黨何以生，生與政治腐敗”而政治腐敗恰恰是從經濟腐敗中滋生的。而另一個方麵不是亡與激進改革，而是亡與改革的目的不對，因為改革者還是套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基礎進行改革。還是李鴻章看的更透徹些，因為在經曆甲午戰爭失敗後，李鴻章終於走出國門去西方了解其強大的原因，給他帶來全新的思考。也許正是這種全新的思維，是這位被西方稱作東方俾士麥的李鴻章。在即將步入已知天命之年的時候，麵對自己的命運感慨對梁啟超說出：“一代人隻能做一代人的事情。”我想今天的國人對於李鴻章這句話感受頗深，這句話不但包含著，為後人鋪路種樹含義，更寄托著後人能夠超越他，超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帶來的框框架架改變中國命運的心情。也許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引用梁啟超編寫的《李鴻章傳》裏的評語則更能說明問題——對於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敗而論，自是伊藤勝於李鴻章；然以個人而論，李鴻章優於伊藤博文也。高才高論，洞若觀火。其高論，正在'假如二人易地以處'這八個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駐足日本之地，此乃立憲之國，且舉國人才輩出；李鴻章大才，然何其不幸，為政於中國之地，乃絕對專製之地，故而有才而化無才，舉國之人才，一遇專製俱為奴才。李中堂若讀德此論，當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敗於無才，豈非又死不冥目？直到今天好像在也沒一個日本領導人如此尊敬中國領導人，李鴻章可謂第一人。也許真的也是最後一個。因為李鴻章創造的輝煌成就，同時也成後人難於逾越的鴻溝，而造成這樣的事情恰恰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這樣框架裏邊任何人也無法在創造一個奇跡出來，因為李鴻章已經把它發揮到了最高水準。思想的僵化與改革行為的製約，已經是後人在無法在創造一個新的奇跡。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何不能融合(四)

中國傳統文化為何與西方現代物質文明難於融合，清朝末年進行的自強運動為什麽學習西方物質文明為什麽不能夠像西方那樣走向帝國的強大。揪其原因在於政治體製阻礙原始資本主義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中國的很多工業技術在自強運動發展，很多仍然停留在胚胎階段。清朝末年（自強運動）的中國，政府壟斷了一切大規模有組織的活動，包括政治，軍事，企業，大型工商業，技術發明鹽，鐵，火柴等大型生產活動都被政府壟斷，中國不但沒有結社自由，也沒有自由企業。任何大型生產活動是不可能在沒有與官府的特殊關係及批準，和監護下發展起來的。特別是官府由於對反政府的地下政治活動的敏感，嚴格禁止自由結社，也影響到自由企業的發展。而自由企業的發展恰恰是現代化技術革新和創造的前提而在西方國家自由企業製度不但可以發展還可以獲得政府獎勵，個人創造意識，人性的解放，自由結社，大大發展是其能夠，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通過一些例子可以說明在中學西用，是中國近代變革最大的障礙。

清朝自強運動特點是官方對大工業的壟斷，也表現為亦官亦商，官商勾結。商人成功的首要條件是與官府搞好關係和得到庇護官商合辦，官督商辦是沒有嚴格定義的概念，就李鴻章的輪船招商局，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而言李鴻章作為官員是企業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從私商籌到資本，任命有捐納的官銜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經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權或控製權的企業。這類企業的最大問題就是老板既是製定遊戲規則的政府官員，又是參加遊戲的主要成員，其雙重地位造成的利益衝突使得國家機會主義製度化，公平和健全的市場秩序不可能建立，私人企業不能發展起來。官督商辦企業有官僚機構的所有弊病，裙帶風盛行，官員濫用資金，貪汙成風。幾個私營鐵路公司的例子都很能說明問題，政府一直保留撤換這些所謂私人公眾公司的總辦，及其它幹涉的權力，這些幹涉加上公司治理經驗不足導致問題時，政府又借機實行國有化。其特點是政府利用其政治壟斷特權追求其私利，不惜損害社會利益。政府利用手中特權與民爭利。沒有成立私人企業的自動注冊製，私人企業需要有權官負的監護，批準，政府也利用其任意侵犯私人企業財產的特權從與官府勾結的商人處索取各種利益。這種官商勾結是原始資本主義無法向工業資本主義發展，這種現象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公，整個經濟主要是為官府和特權階級生產，列如清末稅收的非製度化，不透明，及事實上的累退稅收製(越富和有權勢的人交的稅率越低，製度化的貪汙，行賄及官商勾結盛行)。清朝成立企業需要官府特許的製度，及官商關係和政府對一些經濟活動的壟斷，它有效地扼殺了地方和人民的創意，就政策層麵而言，中國是個政治製度極不發達，政府能力極低的國家。清朝政府能力低下，還表現在地方政府沒有良好的製度化的稅收和公開的政府財政檢查機構，地方官員及辦事人員主要靠製度化的貪汙和受賄維持生計，其中包稅製和各種陋規就是不健全的稅製與貪汙的一個混合體。由於政府權力沒有民意支持的合法性，所以隻能奉行所有成功的專製政府執行的薄斌輕徭政策，這個運動是在政治法律製度意識形態不能根本變革的約束下進行的，因此以堅持清朝政府的政治壟斷，沒有司法獨立和保護私人企業的法律製度為基礎。清朝末年落後是政府的機會主義行為造成的。而造成這樣情況恰恰表現了，傳統的中國社會體製的運行。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這場自強運動（洋務運動）改革中清政府做為改革推動者，還是既得利益者，又是改革帶來物質享受最大受益者，長此以往在缺少製約和監督情況下就會形成特權利益集團高於國家利益，至國家民族利益與國民利益與不顧。而這些運行的模式也正是金字塔從上向下運行的模式。中國自強運動改革，清王朝以政治權力壟斷拒絕分權和權力製衡提法，因為王朝的權力合法性來源於上天，而不是來自契約和被治者的同意，沒有關與國人參與國家社會運行模式。沒有給出國人怎麽參與並同意執行某個影響深遠的目標的指示。這就產生了關與中國權力的合法性問題。所有國人權利是由專製皇權給與的，清王朝對權力的壟斷來自上天，“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成為意識形態，而不需要正當的理由。而同時代的日本的改革不但拋棄了許多自身許多的弊病，全盤接受西方理論，當即實現君主立憲，在其憲法中規定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並且全麵模仿英國，德國的政治，法律，經濟製度，除了在人民不知企業為何物時，辦過幾個模範工廠外，基本上不辦國營企業。因此政府可以發揮公平司法，執法的第三者仲裁功能，私人企業得以蓬勃發展起來。加上日本模仿專利法，公司法，使得私人企業可以利用剩餘權保護推廣西方專利的收益，所以西方的技術得以廣泛在日本發展，日本人開始利用專利製度大量發明創造新技術，這使成功技術通過私人企業的剩餘權，經由購買專利的公司很快變成大規模商業化生產。不恥效人，不輕舍己。成為日本改革的開始。

在一個幾千年專製文化下，試圖與西方文明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專製政權有太多了國家機會主義，而作為權力的擁有者有沒有製約和監督控製，必將導致為所欲為，是的國家利益變成個人利益。

正如1905年清王朝立憲考察團在考察世界民主憲政國家後載澤針對朝廷內部反對立憲的言論上密折陳述更是一針見血指出：“立憲之行，利於國，利於民，而獨不利於官。憲法即立，在外各督撫，在內諸大臣，其其權不如往日之重，其利必不如往日之憂，於是設為疑似之詞，故作異同之論，以阻擾與形。彼其心有所與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權而已，護一己之私利而已。”而這個模式如同是座金字塔而中國的運行規律是自上而下，西方也是一個金字塔而運行自下而上。兩種不同的模式從根本上來看就是一個難以融合的。總之，從心理結構到行為方式，甚至外貌神態幾乎方方麵麵都表現出互為不同的性格特征，形成如此巨大的差異。而產生了荒誕不經，不可理喻的矛盾衝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許真的是永遠無法融合的。

結束“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有些曆史現象的出現，看起來是偶然的，但並非可用偶然來解釋。就像曆史事件固然不會簡單重複一樣，但是往事卻真的很難如煙。假如慈禧沒有拿海軍軍費用去修頤和園，甲午戰爭的結局就將改觀；假如戊戌變法成功；假如清末專製統治者君主立憲式真心的，不是繼續糊弄國人；太多的假如就像北洋艦隊失敗後丁汝昌發出的感慨一樣，中國豈不是另一種局麵。實際上還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體，出現的曆史場麵或有不同，而中國對日本的失敗是必然的。

要變革這中國祖傳的聖賢之道，確是一種痛苦抉擇，因為那是拋棄祖宗。昔日漢唐盛世，康幹盛世帶給中國太多的榮耀。天朝上國的架子世界中心的思想，已經牢牢的占據中國人大思想，成為人們心理上的沉重負擔。不肯正視外部的世界的變化的表現，不斷展現出來，從乾隆朝英國時節馬戛爾尼訪華，清朝官方對其稱呼為蠻夷和堅持跪拜禮節，不難看出這種思想的表現，直到今日這樣事情不也在發生沒？雖然沒有了蠻夷的稱呼和跪拜禮節，但是從骨子裏中國人自大的表現，依然不斷的展現出來。承認西方現代化文明創造的新技術的優越性，肯去學習是難得了，現在要承認人家也有形而上的道，並比我們的高明，更是難矣哉。日本的改革沒有像中國那樣背負曆史包袱，所以跑得比我們快，跑到我們的前麵。但是也不能說已完全擺脫了過去的影響，日本專製強權出現帶給亞洲災難，就與他們的曆史文化背景有關。德國的俾士麥，自然是德國人推崇的人物，而這種推崇潮流也讓德國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世紀中葉中國所麵對的西方國家，已經不再是中世紀那樣被看成是由上帝設立並由皇帝和教會維持的製度，也不再是專製主義時代那樣，被看成是統治者手中的一件工具，甚至不在是啟蒙運動時期那樣，被看成是通過自由人的自願聯合而產生符合目標、代表某個特定地區居民多數利益的法治組織------民族國家，而是在經曆工業革命之後，產生的超越民族國家範疇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的新形勢。麵對這樣一個局麵無論清王朝采取何種對策，都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本身存在的合法危機；如果正視現實，承認外部世界，勇敢地接受西方的挑戰，那無疑等於放棄自己存在的基礎，其結果必然引發全麵的危機。如果逃避現實，拒絕承認外部世界，竭力躲開西方的挑戰------事實上，清廷也正是這樣做的----結果仍然會爆發全麵的合法性危機。因為外部世界不僅是客觀存在的，並且已不再世各守一方，而是形成了巨大的現代化世界潮流，任何一方都不可避免地最終卷入這一巨大潮流中。正如天演論中說的那樣，天地之間，萬物競爭。優勝者生存，國家民族也如此。今我中華民族若不奮起，將為人類曆史所淘汰…… 正如今天國人說的那樣我改變不了社會，我必須適應這個社會。孫中山先生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關鍵這個潮流是什麽，經濟一體化是潮流，現代憲政民主也是潮流…… 毛澤東更說過：“曆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如果我們不拋棄中學西用的方式，那麽我們依然要輸的更慘，曆史的教訓是不會簡單的重複。

100多年的走向共和曆程，我們交的學費太多了。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框架我們始終未能打破。中國要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我們必須打破傳統文化的束縛，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和好的一麵，經過現代科學的審視觀，必將得到發揚光大，普及世界。而其中不可忽略其中專製思想異化，經過改頭換麵，仍然可以堂而皇之的存在。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是走過了二十多年的曆程。然而是否還應該“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卻一直在無休止的爭論。甚至為了它的合法存在尋找諸多借口，而這些維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也正是在維護一已之私利。而這樣的結果就是埋下了炸彈。清王朝在轟轟烈烈推動了46年的改革後，而結果是社會矛盾與王朝合法存在的危機不斷加深，四川一場轟轟烈烈的護路運動，直接點燃了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今天改革開放的道路如果還是不能超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也許100多年前結局，會再次上演。

俄國思想家赫爾琴曾經說過，向後看就是為了更好的向前看。回顧曆史就是為了更好的向前看。同時曆史也是一部記述特權利益集團很少主動放棄其特權利益，最終演變成說不盡的悲慘故事。曆史的教訓已經證明，我們也應該醒來了。告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要忘記我們先賢曾經走過的艱難道路。因為我們已經跌到過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