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民國檔案(南京)1996年01期,第99-107頁
孟國祥
宗教是群眾性、民族性和國際性的現象。它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類在一定曆史時期產生的，對支配自己命運的客觀世界的一種虛幻觀點，但卻發揮著深遠的影響。作為和某些特定民族的曆史文化、思想情感密切相關的宗教，它不僅涉及到其民族的社會生活、風俗習慣和心理狀態，而且與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麵有著密切的聯係，成為一種不可忽視的社會政治力量。特別在遭受異族入侵與內部壓迫時，宗教往往成為團結抗敵的神聖旗幟。正因為此。在抗日戰爭中，日本除使用軍事手段外，還千方百計地利用宗教從事對外擴張、毒化殖民地的活動，對中國抗戰造成嚴重的危害。
一、輸入日本宗教，效力侵華戰爭
日本有本土的神道、扶桑教，以及外來的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多種宗教。曆史上，佛教在日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當局始終沉湎於對中國侵略的迷夢之中。為了適應對外擴張的需要，日本政府有意識地強化和規範宗教的社會功能。特別在九·一八事變後，為納日本國民意識於一致對外擴張之中，日本當局便把神話天皇和崇尚“武運長久”的國家神道抬高到各宗教之首。1940年，日本“宗教團體法”再次確認國家神道的國教地位，並規定各宗教完全劃歸政府管轄，公然提出日本宗教教義要以適應軍國主義的思想為前提，“侵略戰爭是聖戰，所謂八紘一宇的思想成了國體教義的根本”(1)。
因此，戰時日本的宗教就不能不為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服務。而不少教徒不惜拋棄教旨，為之圓夢。如日本東本願寺教化研究院主持河本顯了述居然引經據典，撰寫《佛教經典戰爭觀》，把侵略殺人說成是“聖戰”。誠如日本著名佛學家道端良秀所言，“戰時日本佛教，簡直好象發了瘋一般。”(2)。
移植宗教，對華傳教，是配合軍事侵略的政治圖謀。早在日俄戰爭後，日本就開始在中國東北建立宗教寺院。繼日本在《二十一條》中提出對華布教自由後，不少日僧就更加積極鼓吹。如1924年日本《中央佛教》第七號，就有數篇文章強調日本佛教必須對外擴張，廣植寺院。到1933年，日本佛教真言宗、淨土宗等佛教宗派在旅大就建立了寺院和布教所20多座。到七·七事變時，上海租界已有九所日本佛教寺院，天津租界有五座日本寺廟。據日本方麵1936年11月調查，僅哈爾濱一地，就有日本多種宗教的布教場所24處，其中佛寺九座。(3)全麵侵華後，日本宗教更是滲透華北與東南各省。僅日本東本願寺就在中國各地設立近40處布教所。日本神道除在東北偽都搞“建國神廟”外，還在我國東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據1945年統計，東北城鄉的大小日本神社就有295座。(4)日本侵略軍上海軍特務部，為了日本在華各派教徒能通力合作，於1939年2月，在虹口虯江路624號成立“中支宗教大同盟”。1943年6月，又在延安東路77弄1號成立“大東亞佛教總會”。
日本殖民主義者力圖通過日本宗教迷信，摧毀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如日軍在長春建立的“建國神廟”，供奉日本“天照大神”。日本侵略者和漢奸帶頭，天天向建國神廟行禮。強迫中國群眾也向它行禮，承認它的權威。偽“保安法”還規定，如對“建國神廟”有“不敬罪”者，要判處一至七年徒刑。把“天照大神”作為“建國神”供奉，表示偽滿的開始不是起始於清始祖，而是和日本一樣，始於“天照大神”，因此，東北人民要與日本“精神如一體”、“一心一德”。這也為將東北分裂出去找到了宗教的依據。日本在華佛教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軟化中國人民的鬥誌，使“日、滿、華親善”。哈爾濱極樂寺的日本佛教徒的這一活動，因其成績顯著而受到日本方麵讚揚，並鼓勵“日本佛教各派都必須融合到滿人中去”，(5)“要提倡日本佛教徒超越職業意識，竭力向滿洲擴張。”
在華日本寺院成了日軍侵華的前哨據點。不少日僧為對華心理戰出謀劃策，為軍方傳令，或充當間諜，直接為侵華戰爭效力。如為日軍進攻上海尋找借口，1932年1月18日，日本駐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和女特務川島芳子唆使日蓮宗和尚無崎啟升、水上秀雄等五人，以舉行“寒中修行”為名，到上海雙陽路三友實業社門前挑釁，釀成流血事件，嫁禍中方。而披著宗教外衣，進行特務間諜活動之事，更是屢見不鮮。早在1903年日俄戰爭前夕，為偵察沙俄軍隊在東北情況，日本特工江木少佐、土井大尉就是化名覺然、悟省，獲得北京禪宗本山的度諜而潛入東北的。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青海的塔爾寺和佑寧寺，就有幾個化裝成喇嘛的日本人潛伏在那裏，指使漢奸阮誌賢化裝成商民，在西寧活動。18歲的福田隆化裝成朝聖者於1940年1月15日抵達塔爾寺，返回張家口後向參謀本部提交詳細報告。1940年11月，“華北交通”(日特機關)的牧野秀之進，裝扮成喇嘛，經百靈廟、中公旗，穿越騰格裏沙漠，到達青海的夏宗寺，後返北平。戰時，未經允許，外國人嚴禁入藏，但對蒙古族朝聖者卻不加禁止。為插足西藏，野本甚藏、木村肥佐生與西川一三等人，化裝成“地道的”蒙古族喇嘛教僧人而混入西藏(6)。
二、充當宗教扒手 阻撓國際援華
抗日戰爭爆發後，與我相鄰的東南亞友好國家積極支持中國抗戰。由於佛教、回教在東南亞諸國流傳甚廣，緬甸還將佛教定為國教。為遏製東南亞人民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日本便大造輿論，說“中國赤禍蔓延，共產黨毀滅宗教”，日本對華戰爭是“弘揚佛教的聖戰”。日本給人們造成這樣一種信念，戰爭似乎隻存在信教與非信教之分，而沒有侵略與非侵略之分。
眾所周知，中國佛教曆史悠久，東漢起取經印度，梁朝後傳日本，影響甚遠。東南亞人民自然不會輕易受騙。於是，日本又把自己打扮成佛教事業的代表者。老牌特務造謠專家土肥原在《為創造新文化而戰爭》一文中大言不慚地吹噓，“東洋文化之代表佛教，支那文化代表儒教，十分維持實行於國民生活中者，不在印度，不在支那，實在我日本帝國。”為了表示日本尊重“東方文化”，1934年在東京連忙拚湊了“東亞佛教會”、“佛教興亞會”、“國際佛教協會”等組織。“東亞佛教會”的宗旨也定為“發揚佛教真理，團結佛教信徒，鏟除共產邪說，恢複東方文化”(7)。“大亞細亞主義”的製造者磯部美氏還向東亞一切佛教民族侈談對華戰爭可以建立“新摩揭陀帝國”。他們說“佛教發源印度，而殘存於錫蘭、緬甸、泰國、越南、爪哇、中國，最後東漸日本，今日惟緬甸、泰越、日本保有餘榮，如緬、泰、越加入形成一聯邦國，構成亞洲南部之一防堤，則亞洲佛教興旺置於磐石之上”，並許以“泰國為這一聯邦的盟主”。與此同時，日本廣派特務到各國遊說，以引起東南亞人民對中國的惡感。尤其在廣州淪陷後，中國隻有西南滇緬公路保持對外交通，這時日本特務加緊了在緬甸的造謠，竭力宣傳誣詆中國政府摧殘佛教、逐僧毀寺，日本“為保中國佛教，故與中國作戰”，煽動以佛教為國教的緬甸反對開放滇緬公路。(8)而當時泰國居然有一小部分自名為“激進派”的人物，羨慕當“新摩揭陀帝國的盟主”，也跟在日本後麵鼓噪。
日本早已注意到世界伊斯蘭教，為拉攏亞洲和中近東阿拉伯各國，日本原本沒有一個回教徒。1937年前，日本連一座清真寺也沒有。為扶持親日勢力，日本趕忙修建清真寺，翻譯《古蘭經》，集合東方各國回教徒。1938年5月12日，在東京建成清真寺時，日本特意組織44回教國代表去參加，成立“伊斯蘭文化協會”，搞了“大東亞回教圈展覽”，偽稱日本有回教徒50萬，好象日本是回教的發祥地一樣，並把大會拍成電影，向世界廣為宣傳。(9)這時，日本又成了回教的代表者，以複興回教自居。宇垣一成在東京發表“皇風萬裏”的文章，內載:“現在亞細亞有二萬萬伊斯蘭教徒，據最近的傳聞，他們眼看著亞細亞的更生，也奮起企圖與日本提攜，以從事亞細亞成為我等之亞細亞”。日本對我國曆史上存在的一些民族隔閡和矛盾，以及個別有辱回教的言論肆意誇大，廣為宣傳，惡意中傷。如1938年，日本派4人冒充中國回民代表，到麥加向朝覲的十餘萬各國回教徒作蠱惑性宣傳，旨在阻止各國對華的援助。
為揭破日本的欺騙行徑，1939年10月，中國政府授意太虛法師組織中國佛教國際訪問團對越南、緬甸、南洋群島等國進行曆時7個月的訪問。為同樣的目的，以樂觀法師為首的“中國佛教國際步行宣傳隊”於1940年10月赴緬甸作長期宣傳。該隊把日軍轟炸中國各地寺院以及對中國佛教徒施暴的證據收集匯編，用中、英、緬文對照，印了一本特刊，沿途散發，用參與戰地救護的親身經曆證明了日軍暴行，從而緬甸僧俗斷然拒絕了日本誘其參加戰時舉行的東亞佛教大會之邀。中國回教救國會也組織了兩次近東訪問和一次南洋訪問。1940年南洋回教訪問團的代表馬達五在歸國後的報告中指出。“此行最大成功，在使馬來亞人一反以前信任暴日之錯誤觀念，而重視中國消息”。(10)出訪近東各國的中國回教代表團，也在伊拉克報紙發表宣言，揭露日本外交機關在各回教國家施行的反華詭計。由此可見，日本的確一度蒙蔽了不少人，對中國抗戰帶來不利的影響。
三、運作信仰差異 圖謀分裂中國
中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宗教信仰不一。利用民族宗教差異，分裂中國，分而治之，也是日本侵華的慣用伎倆。
日方圖謀蒙古由來已久。辛亥革命後，為粉碎日本借佛教拉攏蒙古王公的陰謀，中國僧俗太虛、胡瑞霖等籌建中國五旗佛教聯合會，溝通漢藏文化，弘揚藏傳密法以對抗日本密宗僧人在華布教。九·一八事變前，日本無力侵略全蒙，遂將蒙古分成東蒙、西蒙兩部分，在東蒙建立特務機關。九·一八後，西侵東蒙，改稱“興安省”，統轄於偽滿洲國內。緊接著，又策動西蒙親日派“自治”，並以東蒙、西蒙合並“大元帝國”、“大蒙古國”為誘餌，分化我民族團結。(11)
在蒙古，寺院、宗教對政治的影響很大，“沒有一所寺院不對社會發生影響”。對此，1935年7月25日，關東軍製定的《對內蒙措施要領(絕密)》指出，“關東軍首先設法擴大和加強內蒙的親日滿區域，隨著華北工作的進展，而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在實現上述方針，“為收攬內蒙人心起見，努力籠絡王侯和人民，特別是力求通過有勢力的喇嘛，貫徹日滿兩國政策的本意，進行各種工作”，“重視尊重喇嘛教的習慣，借此努力收攬人心。為此，進行以下工作:修複必要的喇嘛廟，或使有勢力的喇嘛的生活安定下來。對於喇嘛教，逐漸加以改良，不使人心發生激烈的衝動”(12)。基於內蒙古戰略地位的重要，以及喇嘛教對蒙古王公政治的特殊影響，日本在拉緊和喇嘛教的關係、培植親日勢力方麵，紮紮實實地做了幾件事:不斷邀請喇嘛和蒙古佛教團訪問日本，增強日本佛教對蒙古佛教的影響；日本東京的本願寺和京都的知恩寺都專門設立蒙古青年喇嘛講習班；向蒙古寺院派遣許多所謂的“日本喇嘛”充當各種“顧問”，他們“白天很規矩地參加各種法儀經會，一到晚間，他們總是很忙的寫東西，可能全心全意在作諜報工作”。這些“日本喇嘛”許多是日本軍人充任。如“喇嘛印務處”的幽徑，他是一名日本和尚，又是一名日本軍人。這些“顧問”因操攬事務，幹涉內政，而被稱之為“過問”(13)。
圖謀建立“會教國”，擾亂我抗戰後方。中國西北五省，地位重要，是抗戰的後方基地，信奉回教的近四千萬人。“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達到它滅亡中國的目的，久已穿著提倡回教的偽裝，捧出‘大回回國’的旗幟，在回族間進行挑撥分立的活動。化裝成回教徒的日本奸細，從民國三年即已深入甘、寧、青各地”(14)。遠在1900年，日本黑龍會與浪人會就策劃搞所謂的回教運動。1914年，日人濤秀雄即化名馬成龍在甘肅組織“黑龍會”，從事挑撥回漢關係的活動。1917年，川村乙麻假入教為名，在寧夏實行誘惑工作，當時被馬福祥逮送張家口日領署。川村乙麻又改名川村狂堂，在東北、平津做回民特務工作。佐元間貞，化名左東山，於1923年在上海辦了《回光》雜誌，用筆名發表文章，以倡導回民取得政權為主旨，進行輿論煽動。“九·一八”日寇強占東北，川村狂堂率領回奸張子文、張子岐等組織偽“伊斯蘭學會”。而村田則率兵強占沈陽清真寺，自為阿訇，派人到西北活動(15)。沈陽回教中文校長張子文，曾奉命前往西北對回族軍閥馬鴻奎執行拉攏任務，奉天市小西區區長兼回教協會支部長的楊進文，也曾到西北對回族軍閥進行拉攏策反。華北事變後，阿桂善、額濟納、寧夏、武威、西寧等地，均有以回教信徒名義掩護的日本特務機關。
抗戰爆發後，日本高舉“回回國”的旗幟，大肆散布和策動“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國”。為分化西北，1938年5月，日本有計劃地在東京召開伊斯蘭大會，成立“回教圈研究會”。強迫中國淪陷區阿訇赴會，聲言中國西北回教國家業已成立(16)。偽“回教總會”的刊物《回教》，在日本授意下，發表了《回族與西北》等煽動分裂的文章，稱西北五省(陝、甘、寧、青、新)，“是回教民族的根據地”，在描述清朝幾次所謂“平回亂”之後，赤裸裸地提出“準備一切，在信賴友邦(即日本)支援下，援例滿蒙建立回族政權”(17)。戰時，偽“回聯”的夏某等人被指派到西北等地遊說，企圖拉攏西北地區有一定影響的回族上層人物，為侵略我國西北鋪平道路。對中國最邊遠的省份新疆，日本也不放過。早在1931年，日本駐阿富汗公使北田正平，就與大土耳其主義者頻繁接觸，介紹他們去日本研究文化與宗教。東京出版的《新日本通訊》大量刊載蠱惑新疆人民背叛祖國的通訊和文章。1932年，日本培養的軍官馬仲英帶軍隊進入新疆，企圖建立一個所謂的“會教國”，與英國爭奪新疆。日本“回教政策”的發明家，自稱穆斯林的若林半，一語道出日本上述活動的實質，“日本的回教政策，是皇家經略亞細亞的根幹，於膨脹日本的發展上，在政治與經濟方麵有著不便明言的重要性”(18)。
四、扶植偽化宗教 蓄意“以華製華”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便在東北建立偽滿洲國佛教總會、伊斯蘭學會等偽宗教組織。全麵侵華以後，中國有正義感的宗教領袖和組織恥與日寇為伍，紛紛轉入內地。日寇為實現“以華製華”的陰謀，便拉攏和脅迫宗教界少數上層分子和失意政客，在淪陷區成立各種偽宗教組織。
1937年8月和10月，天津和北平相繼成立了以馬良和王瑞蘭為首的“天津回教會”和“北京回教會”。1938年2月，又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成立了所謂的“中國回教總聯合會”。“滿洲陸軍少將”劉錦標任“谘議”，主要負責者原為喜多誠一少將，後為茂川秀和大佐。另有小池與三穀亨任“顧問”。“回教總會”名為宗教團體，實為日本特務機關控製動用的外圍群眾組織。該地還在河北、河南、山東、山西各地廣設分會。
佛教在我國流傳很廣，漢、蒙古、藏、傣等民族廣泛信仰佛教。為利用佛教為侵華服務，1934年7月，日本東京成立了日華佛教研究會。1938年，日本以弘揚佛教為借口，策動一些漢奸在天津組織“中華佛教會”，以代替我國原有的中國佛教會，並在淪陷區各地設立分支機構。靳雲鵬、高淩蔚、王揖唐、陸宗輿等19人為執行委員，古井芳純、王克敏、湯爾和、齊燮元等出任最高顧問。他們並不是受過三皈五戒的佛教徒，而隻是攀附權貴、跳梁求榮。
為使中日佛教一體化，1938年11月，中國淪陷區建立日華佛教研究會分會。在日本佛教界某些人的策劃下，在中國還建立了日本佛教協會，由中國僧界敗類鐵禪任會長，成為臭名昭著的偽佛教組織。在北京，1938年12月由王揖唐等出麵成立了同願會。日本興亞院華北聯絡部等機構也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麵予以支援，認為這對日本侵略國策有很大貢獻。在上海，聞蘭亭等也參與創立得到日本支持的佛教團體。“日華佛教聯盟南京總會”設於南京利濟巷知恩別院內，日本佛教淨土宗僧勝田圓成等任理事長。揚州、鎮江、上海、無錫、常熟、南通、九江、蕪湖、蚌埠、合肥皆有分會。偽南京佛教會作為日華佛教協會的支柱，其惡劣影響則更大。日本在進占杭州的第三天，就組織了“日華佛教會”，1938年開辦日語講經研究班。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東亞佛教聯合會”又在中國淪陷區廣設分會。1943年秋，“大東亞佛教聯合會杭州分會”應運而生，日本和尚阿部法繩任副會長。
日本對中國土生土長的傳統道教也絕不放過利用的機會。1941年，由日本興亞院命令成立“華北道教總會”。日本原擬由老牌漢奸下台官僚陸宗輿任會長，臨開會時陸病住院，隻好改由前國務總理靳雲鵬充任。“華北道教總會”要接受東京道教組織“大學院”的指導。1942年由“大學院”指令，以“大東亞共榮”為名在天津等地設立分會，並無恥要求中國道教徒學習日本的“王道”(19)。
為了更好地體會日本宗教的“真諦”，在興亞院的授意下，戰時日本不斷組織中國淪陷區宗教團體訪問日本，到東京等地參觀寺廟。僅北平的“佛教同願會”就組織了4次華北佛教代表訪日。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1943年春，華北、華中、華南、偽滿洲國等地的佛教團同時訪日。領隊中頭銜最高的是內蒙喇嘛甘珠爾瓦·呼圖克圖(呼圖克圖意即活佛)。“回教訪問團”、“道教訪問團”也都光顧過日本。在日本除開辦“佛教青年講經訓練班”外，1941年，又讓偽“回教總會”派“回教青年團”去日本“留學”。
日本利用這些組織，幹了許多破壞中國抗戰的罪惡勾當。如1937年冬季，日寇用“北京回教會”的名義，先後向冀中各清真寺投寄勸降信和宣傳品，郵袋裝有日本旗幟和《告伊斯蘭同胞書》，挑撥回漢關係，說什麽“抗戰是為了漢人”，日本要“維護回教”，實現“回民自決獨立”。日本的勸降信還詭稱:“皇軍到了，回民都到清真寺去，打上日本國旗，皇軍一定給予保護”。日本侵略者企圖通過分化政策讓廣大穆斯林群眾當溫順的亡國奴。戰時偽回教總會除散布所謂“中日滿提攜”、“日華親善”、“團結擁教”、“擁護新政府(即偽政權)”及“反對共產黨”的漢奸言論外，還要各清真寺以行動支持日軍的活動，為日本“獻銅獻鐵”、“增產糧食”。1941年左右，日本為搜刮中國財富，要從華北大肆招收勞工，去東北“勤勞奉仕”，於是，“回教總會”在日本顧問的建議和監督之下，組織回教青年去東北服勞役。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戰，使日本侵略者傷透腦筋。對此，1938年7月12日，日本製定了“適應時局的對華謀略”，其中規定“推進回教工作，在西北地區建立回教組成的防共地帶”(20)。偽“回聯”不斷派人到西北進行拉攏策反活動。日本侵略行徑也遭到中國回族同胞的奮勇抗擊。如馬本齋領導的回民支隊令敵人聞風喪膽。於是侵華日軍又玩弄“以回製回”的把戲，在1938年組織“中國回教青年團”，建立“回教軍”，由日本軍官訓練，充當日本的炮灰(21)。為撲滅淪陷區人民反抗侵略的怒火，日本也通過佛教組織勸導中國老百姓:“觀音菩薩是慈善的，是我們東方固有的道德”，在中國人民對敵人慈愛、忍讓，心甘情願地接受日本的殖民統治。為煽惑人心和爭取佛教徒的支持，日本侵略者一會兒謊稱青海佛教聖地塔爾寺大禪師阿嘉活佛到北平祝賀偽臨時政府的成立，一會兒又強迫五台山的和尚到電台講經。各地廟會，也是日偽利用的場所。如1942年，敵人又抬出了五台山的“六月廟會”，山西偽省長也多次表示要親自“朝台”。為吸引附近民眾前往，日軍還指示偽區公所賤價拋賣掠來的糧食衣服。日本通過這些活動，以向中國佛教徒表示，日本是一個極虔誠的佛教國家，日本對華戰爭，是為了“弘揚佛教的聖戰”，要中國佛教徒“保教不保國”，為日軍侵華出力。於是，杭州靈隱寺的和尚被迫使為到廟中求佛保佑的日本士兵書寫“武運長久”的條幅。關東軍也利用佛教在長白山區開展“宣撫”活動。由於東北抗日聯軍以長白山為根據地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頑強的鬥爭，1938年夏，日本關東軍和偽滿當局共同策劃，把長白、撫鬆等地方
弄成一片沒有人跡的“真空地帶”，來切斷人民群眾對東北抗聯的支援。於是決定在出動幾十架飛機擲投大量燒夷彈，把長白山林海地帶和全部居民區化為焦土的同時，組織“宣撫班”，動員當地居民搬遷。偽滿協和會中央本部規定佛教總會、道德總會、大同佛教會、紅萬字會等團體，選派效忠日本、身強力壯、“靈敏機警”的佛教徒共60人受訓。佛教總會選定戒空和印空“布教師”前往參加，他們以“宗教”、“慈悲”為幌子，甜言蜜語的說什麽“這是皇軍的政策，非這不可。遷到其它地方撥給好地，發給安家費”。戒空還刺探東北抗聯的情況，然後向日本關東軍匯報。因其有功，日軍後來還發給戒空一枚銀盾，以資“獎勵”(22)。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深入敵後，開辟根據地，使日本侵略者傷透腦筋。為配合軍事掃蕩，日軍除利用佛教、道教、回教等偽化組織反共外，還十分注意創造和利用封建道會門或秘密宗教組織，培植漢奸，破壞中共敵後抗戰。戰時敵後淪陷區被日寇利用的宗教會的組織很多。僅舉幾例，如在山東，敵人創造，由漢奸掌握的會門道德會、協合會、大同會、新生會有十數種之多，改造的會門一貫道、提籃會等有20多種，被利用的會門如鐵板道、歸一道、天主教、紅槍會計20餘種。據統計，山東共有70餘種道會門，隻有十餘種未為敵所用。當中共組織民眾抗日團體時，這些會徒造謠說“推背圖”(天書)上寫著:“單看龍蛇跨馬，五洋大鬧中華；西方佛子回去，胡兒對對還家”，意思說五洋各國進攻中華是天命，是“氣數”，非得等到“西方”的“佛子”回去以後，鬼子自然就出去了。那麽，當然也無須什麽抗日了(23)。華北敵占區的長毛道，請日本顧問“朝記”專駐天津指導，所謂“白陽世界”、“上登佛天”等等，都是他們反對抗戰，進行漢奸活動的護身符，還說什麽“日本過去是中國人，現在是回家送印來了”，“它保咱，咱保它，暫叫日本人替咱打天下”。在沁縣被槍決的道徒王明川，還受命打進銅川遊擊隊進行刺探和分化工作。總部設北平的萬國道德會，是日偽操縱下的漢奸外圍組織，居然在淮北，蘇北地區都有市場。它們散布謠言，擾亂民心，暗殺投毒，從事間諜活動，反對減租減息。太行地區的“離卦道”和“六離會”，還聚眾進行反對中共敵後抗日政權的反革命暴亂。在陝甘寧邊區，1937年至1939年，邊區就破獲過兩起宗教團體進行漢奸活動的案件。當時有稱“佛教會”、“一心會”的團體，假神教名義，宣揚“加入一心會、佛教會，日本來了能保障安居樂業；給日本當兵每月可得餉銀30元”，叫人們不要參加抗戰(24)。凡此種種，對中共敵後抗戰造成很大威脅。因此，戰時各中共敵後抗日根據地政府，都發布告示，采取行動，嚴厲取締和打擊反動道會門及秘密宗教團體靦顏事敵、助紂為虐的漢奸活動。
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統製宗教、壓迫中國人民方麵，可以說是煞費苦心。以東北為例，偽滿洲國民生部掌管的宗教事務，由日人佐藤一手操攬。日偽方麵組織禮教科和警務廳特高科，定期對東北全境的宗教團體進行全麵係統的調查或典型局部抽查。從1937年、1944年滿洲情報所編製的《宗教調查報告》、《滿洲的宗教》等報告書可見，調查幾乎涉及了東北所有教派團體、及它們的規模、性質、習慣、布教場所(寺院)、政治傾向，並提出具體的對付辦法。如報告指出，九台縣的普濟佛教會“實際上則假宗教的名義策劃反日活動，被探知抱有反滿抗日的密謀後”，被勒令解散。“之所以能探知這些情況，是因為當局警察化名打入教會而偵察到的”；在哈爾濱地區，“這裏屬於舊軍閥馬占山的地盤，與東部一帶的救國軍一樣，他們都在通過這種宗教團體來進行反滿抗日的活動，企圖收複東北失地，有必要提高警惕”。在分析秘密結社家裏教後，報告建議“我們希望對家裏教或是采取斷然的鎮壓政策，或是讓其成為合法團體，將其置於警察的監視之下，妥善地由國家引導”。擁有數十萬教徒的家裏教、萬國道德會最終被改造利用了。調查報告還指出，有193位日本人參加，每年日偽出資50萬—80萬元組織的協和會，其工作重心要對民眾強化宗教信仰教育。“在滿洲這樣一個文化程度很低的地方，要把教育和宗教完全分割開來是不可能的，有必要把二者結合起來。若想獲得治安秩序上的好轉，也必須從這一點出發”。對歐美在東北的宗教，也一一詳加研究，認為天主教是日本的朋友。報告還提出了考察宗教的兩個標準，即“(1)要符合滿洲國的建國精神；(2)從日滿不可分的原則看，和日本思想融合、有聯係”。日本統製宗教之用心，由此昭然若揭。據1940年12月統計，除日本的宗教之外，偽滿有佛教寺廟3912座，喇嘛教寺廟1009個，道教寺院2329個，回教寺廟243個。日本竭力藉此來控製和麻痹中國人。
五、驅逐西方教會勢力 炮製東洋宗教
日本侵華期間，在華的基督教等西洋宗教，均為英美控製，且影響很大。由於英美等國在一定程度上同情和支持中國抗戰，所以日本就千方百計攫取對基督教的領導權。九·一八事變時，擔任日本東京基督教長老會長老的日匹信亮就叫喊，“從來，大陸的基督教都是歐美化的，有依存歐美的思想，這是有害無益的。日本人必須將歐美化的勢力驅逐出去，以日本化的日本基督教代替之”。於是，在“東洋人掌著東洋人的宗教”的口號下，驅逐英美勢力，製造日本式的基督教、天主教。
日軍占領沈陽後，利用東北軍糧秣廠的大量餅幹，成立了“中日基督徒救濟會”，以收攬人心。1933年9月，日本用軍刀和宗教特務活動，成立了“滿洲基督教會”。1935年秋，以“反滿抗日”罪名，大肆逮捕親西方的基督教上層人士。西方教會機構凡“不服從滿洲建國精神，勒令停辦”。某些西方教會，為求得生存，保住一角陣地，也與日本勢力相勾結。1936年，由日本特工山下一手包辦，在沈陽成立“滿洲基督教聯合會”(25)。七·七事變後，日本想控製關內基督教會的努力遭到英美等國的抵製。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將東北的傳教士悉數關進沈陽的集中營，用武力把華北、華中、華南的英美傳教士分別送進山東濰縣、上海海防路和廣州的集中營。教堂被封閉，殘殺西方傳教士的血案不斷發生。如山西長治荷蘭籍傳教士2人被殺，屯留境內的傳教士被殺十餘人，在望都、蚌埠等地的丹麥、挪威傳教士也慘遭殺害。日本特務機關、偽政府和日本教團不斷向中國教會施加壓力，結果於1942年10月在北平成立“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日本牧師村正治、紹田金雄為特邀委員。1942年在上海成立“華中基督教同盟”，日本的阿部義宗任會長。1943年，誘逼杭州、蘇州等地的中國教會分別與日本教會聯合組織“中日基督教協議會”。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雨宮在成立會上明確表示，此舉“為求民心安定及反共起見，在宗教立場上，向大東亞共榮圈之確立邁進”。1944年，日本派出以賀川彥等“大布道家”組成宣撫團來華，到日本占領區講演，要求中日信徒“彼此相愛、和睦共處”(27)。在日本的指使下，各地教團脅迫會眾為日本的節日或侵華頭目的生辰慶祝，搞“和平祈禱”，參加“獻銅獻鐵”、“增產保國”、“儲蓄報國”、“必勝防空體製確立”運動，以支援“大東亞戰爭”。
自然，外國在華宗教中的親日勢力，日本也是願意利用的。抗戰期間，中國各地的一些反蘇反共的白俄分子和日寇勾結，以東正教為掩護，破壞中國抗戰。北平東正教府為日軍組織“華北鐵道護路隊”，布列德等人替日軍刺探情報。1943年駐華東正教代表團將教堂供日本作集中營，於是北平東正教總會內出現教徒與解押抗日誌士的日本憲兵同出一門的諷刺場麵。主教也因助日有功，而被日本特務機關授予一等“東亞圈勳章”一枚。天主教與日偽的關係較側重於合作，在有抗日活動的地區，天主教士指使教徒從事反共間諜活動。天津教區的法國主教文貴廷禁止教徒參加抗日活動，散發反動宣傳品，說日本侵華是“受到共產黨威脅的防禦戰爭”，鼓吹日本侵華“符合公教教義和道德原則”。南斯拉夫籍的傳教士葉利普還脅迫教徒列隊歡迎日軍占領鹽山縣城，為日本侵華大唱頌歌。
由上可見，日本在華的宗教活動，已遠遠超出了文化侵略的範疇，宗教隻是日本侵華活動的補充。日本並不真心要保護宗教，中國宗教也無須日本來保護。日本隻是利用宗教作為侵華戰爭的掩飾和配合。特別當他們利用宗教侵華的企圖破產時，就撕下偽裝，公然血腥屠殺富於反抗精神的教民，拆焚毀劫寺廟教堂，上演了一出出毀滅中國宗教文化的醜劇。
注釋:
(1)[日]村上重良:《國家神道》第71頁，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2)[日]道端良秀:《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第166頁，轉引鄧子美著《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5)(22)(25)[日]大穀湖峰:《宗教調查報告書》，參見《長春文史資料》1988年第4輯。
(4)薑念東等著:《偽滿洲國史》第468頁，大連出版社1991年版。
(6)《抗日戰爭研究》1994年第1期 第124頁。
(7)(18)肖魯:《日本對東方道德宗教的扒手行為》，《新華日報》1942年5月26日。/(8)《民國佛教篇》第258頁，轉引自史全生主編《中華民國文化史》。
(9)朱德:《日本法西斯的貪欲及其侵略方法》，《解放日報》1941年11月24日。
(10)《回教訪問團報告南洋訪問經過》，《新華日報》1941年5月1日。
(11)於鳴:《鞏固西北民族團結 增強抗日力量》，《群眾周刊》第2卷第17期。
(12)複旦大學曆史係日本組編:《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史料選編(1931—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
(13)《一位活佛的傳記》(台北)1986年版。
(14)《關於回民族問題的提綱》1940年4月，《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中央黨校出版社。
(15)《回回族問題》第84頁，延安民族問題研究會編1941年4月。
(16)《西北同胞的吼聲》《新華日報》1938年10月3日。
(17)《北京文史資料選輯》第32輯第107頁。
(19)張修華:《我和天後營》《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19輯。
(20)[日]堀場一雄:《日本對華戰爭指導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
(21)《日偽統治下的北平》第299頁，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22)山東省檔案館等編:《山東革命曆史檔案資料選編》第八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
(24)賈瑞梅等主編:《陝甘寧邊區民族宗教史料選編》第230頁，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6)《遼寧文史資料》第7輯第112頁。
(27)杭州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史料:《杭州淪陷時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進行侵略活動》
